图为研讨会现场

　　8月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中国新闻社联合举办的“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40余位传媒精英、高校专家应邀参加本次研讨会，就新形势下如何改进新闻文风，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展开讨论。

　　本次研讨会的下半场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唐绪军主持，中国外文局总编室主任李雅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等相继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唐绪军：我们今天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的下半场现在就开始了。“走转改”的活动成效、成绩体现在什么地方？主要还是在新闻作品里反映出来。“中新风格”既是60年新闻实践的结晶，同时也是近几年“走转改”活动的丰硕成果。今天我们在这里值中新社成立60周年邀请了业界的老总们、学界的教授们一起来对“中新风格”进行研讨，其目的也就在于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深入开展“走转改”活动，把“中新风格”能够继续发扬下去。

　　前半场除了领导致词以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已经把他们对中新风格的认识和体会作了一些简要阐述。下半场请各位专家学者、业界同仁，我们共同来交流怎么样能使“走转改”发挥长效机制，怎么样认识“中新风格”，怎么样发扬新闻界的优良传统。下半场我们是以自由发言的方式，各抒己见。当然一开始我会点几个名，先暖暖场，后面谁想发言的示意我，请举手。

　　1、中国外文局总编室主任李雅芳： “走转改”创新对外传播的方式和方法

　　中新风格确实是我高度认同的风格，多年来我们在做对德报道过程中有一个素材的选取，有很多的来源，但我自己来讲比较喜欢中新的稿件。因为中新的稿子没有浮躁的东西，有本着专业精神，近乎白描式的描写，这在生产外宣外文产品时能产生能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想利用中新社成立60周年的这个机会，向所有中新社前社长、现社长以及所有的中新人说一声谢谢。

　　今天我们是在总结“走转改”，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从中新社的对外传播还是中国外文局的对外传播来讲，“走转改”是新形势下我们创新对外宣传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是实现我们更好实现外宣的手段，同时也是我们打造外宣队伍富有成效的途径。因为“走转改”给我们这些从事外宣工作的媒体和年轻人提供一个深入了解国情的机会，只有这样一批懂国情并且懂国际传播规则的人做对外传播，我们才能真正达到对外传播的效果。

　　对于外宣媒体来讲，我们“走转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因为一直我们是这样做下来的，而且将来也会这样走下去。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国际对中国的关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所以面对比较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被外宣”，也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不说但别人在说。通过“走转改”这种方式，可以让外宣的媒体人紧紧地围绕着国际关切，用国际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

　　围绕着这个事情，中国外文局也是结合我们多语种的特点，打造了一个中外记者看中国和中外记者看东方的频道，我们借此希望能通过中国内涵国际表达向世界展示一个文明开放、进步的中国，把这个展现给世界。

　　中新社建社60周年，作为多年同行和多年并肩作战的邻居，我想代表中国外文局祝中新社风格永存、事业长虹，在对外宣传上再奏华章。

　　2、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要把老百姓搁在传播的中心位置

　　今天我们在这里借着中国新闻社成立60周年的平台来讨论关于文风改革的问题，探讨“中新风格”对中国传媒业的实践发展和重大意义，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讨论。

　　在国际传播当中，从传播效果角度来讲有所谓的文化“折扣现象”，也就是一种话语到另外一种文化领域的时候价值是会被打折的，很多东西会被埋没掉或销毁掉的。

　　“中新风格”决不是一个技术和技巧问题，它是一个新闻价值观念问题，是一个基本的新闻传播顶层设计的问题，它体现的是一种深层的价值逻辑。在我看来，我们不缺少有价值的东西，但缺少有魅力的东西，有吸引力的，有影响的东西。

　　当今世界传播业的基本趋势是传播的权力天平逐渐向草根倾斜，而这样一种权力在我们研究者看来无非就是传播过程当中的选择权、接近权和表达权。任何一种符合这样趋势和方向的传播模式的创新都会造成巨大的效果，而任何一种有违这种传播趋势的做法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我们要追求老百姓的认同，只有认同才能产生效果，我们做舆论工作的时候常常是依赖所谓的摆事实、讲道理，但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仅仅摆事实，仅仅讲道理已经不能说服社会，引导舆论了。为什么？因为在今天这样的多元化利益格局，文化群落日益碎片化的发展阶段，道理人人都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整个社会对道理的辩识要有一个前置性的基础，这个前置性的基础就是情感判断，关系判断。在情感判断，关系判断当中，人们首先需要在情感、关系上厘清你和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是同舟共济的伙伴，你的道理就能入脑、入耳、入心，如果我们是同路人，就可以在共同目标之下求大同，存小异。如果你是我的博弈方，对不起，你的任何道理都和我无关，甚至是我坚决反对的。所以，在讲任何道理，摆任何事实面前，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关系认同的营造意识，只有通过我们形成的传播，有温度、温情的传播，营造一种感情共振和关系认同，我们的道理才能真正说服大众。

　　这就是要把老百姓搁在传播的中心位置上，要尊重他们，要关切他们，这就是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今天传播价值的营造。比如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爆炸的时候，所有的镜头都对准着爆炸当中挑战者航天飞机的景象，但那仅仅是对事实的一种记录，并不表现为价值，或者表现极为低的价值。但美联社的记者却把镜头对准在场观众那种惊愕、惶恐以及痛惜的一个个脸庞，这就是把一个事件和老百姓的心理，老百姓的情感，老百姓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巨大的价值。我们离有魅力的传播其实距离并不远，只要把我们的逻辑做一个转身，我们就能够获得巨大的价值。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传播顶层设计是否把这样的逻辑有一个符合时代，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重新设计和转型。

　　3、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辑马为公：对外传播需要思考我们有没有读懂世界

　　首先作为同行，代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祝贺中国新闻社成立60周年。谈到“中新风格”，我们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刘北宪社长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致了开幕词，我们郭老社长用了几分钟时间讲了中新社的历史，我想这就是中新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短和快，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也是从事对外传播的，和世界对话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要读懂世界，当世界想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了解了世界。为什么中新社的稿件这么受我们的关注和欢迎，大家觉得它好，好在哪儿？我问我的同事，他们说因为它讲的是新闻故事，言之有物，告诉人们事实，让人家感到它很贴近。谈到“中新风格”，刚才专家学者发言的时候提到“舆论话语权”和“西强我弱”等等，这是我们说了很多年的情况，但我们是否了解世界怎么样。我曾经参加刘北宪、陈小川率领的中德媒体对话，中日媒体对话和其他国家的对话，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中非对话。最近我参加了中国和非洲媒体合作论坛，和非洲人对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非洲人早已被西方媒体的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并且在用西方媒体的价值观和中国对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对话的时候发现我们不在一个语境，我们就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读懂世界。

　　不久前刚刚结束伦敦奥运会，伦敦奥运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这次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从莎士比亚到披头士，从工业革命到万维网，从英国女王到007，再到憨豆先生，这是英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和对世界的影响，这还用多说吗？这就是最好外宣。

　　当我们在思考对外传播的时候有没有读懂这个世界，知不知道怎么样和世界对话，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中新风格”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中新风格”就是因为中新社的人、这个团队明白他们的受众是谁，他们读懂了世界，读懂了受众，所以才形成了自身的“中新风格”。

　　4、卫生部新闻中心宣传主任毛群安：希望媒体继续关注医疗保健这一民生重点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盛会，有机会见到这么多新闻宣传部门的领导，主流媒体的老总，传播研究教育界的权威。我在部门里做新闻宣传工作，既是你们的学生，也是帮扶对象，跌跌撞撞地几年做新闻宣传工作，应该说在工作接触过程中和中新社的领导和记者交流，也确实感受到中新社独特的作风。

　　借中新社提供的机会，也感谢各位老总多年来对我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特别希望听到更多学术界的专家、媒体老总们的真知灼见，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民生的重点——医疗保健。

　　5、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公民传播”的力量现在越来越显现出来

　　向中新社60年庆典表示祝贺，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合作。今天利用这样简短的机会讲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刚刚听到很多专家讲到“中新体”、“中新风格”对整个中国新闻语态变革起到典范的作用。我觉得今天的研讨会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把我们当前开展的“走转改”工作特别是走基层的报道转向外宣语境和全球传播的视野做延伸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球视野来看，“走基层”相似选题最近也成为国际新闻和同行业关注的对象，我自己做了统计，2007年—2011年期间，在英语世界出版的关于中国新闻纪实类书籍当中一半以上的选题是关于中国的基层和中国社会，这说明我们目前对外宣传报道当中基层人物和基层社会已经成为潜在增长点。

　　另一方面，外国媒体对我们这个题材的挖掘也在增加，因此，基层人物和基层社会作为新闻宣传点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我觉得这也体现了在目前整个软实力竞争当中新的趋向。在众声喧哗的微博时代，谁的故事更受欢迎成为了国与国之间政治角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提出，“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已经逐渐演变为围绕着形象和声誉而开展的竞争”。这样的形象和声誉竞争当中，借助公民的力量和所谓民间传播，也就是相对于我们中国比较强调的政府传播和美国其它西方国家强调的企业传播而言，“公民传播”的力量现在越来越显现出来。

　　约瑟夫•奈提出了两个观点，“最好的宣传就是不宣传”，“希望中国在对外宣传工作当中能够挖掘更多的公民英雄”，所以我觉得“中新体”开创的对于普通公民的关照，对草根的关注，开启了我们对外传播新的维度。通过讲好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来加强对外传播，这恰恰是把我们以内宣为指向的走基层的报道拓展到整个全球传播的广阔背景下的切入点所在。

　　最近美国的学者提出所谓“未来新闻共识”，我把它翻译为“未来新闻学”，它倡导的几个理念对我们中新社进一步发展，包括整个对外传播改革都有启示意义。其主要观点包括：一是媒体机构扁平化、二是新闻生产的全球化、三是管理机制的去中心化、四是社会共识的固化。

　　其实未来新闻学者倡导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来促进全球不同族群和社群之间的沟通，最终打造出一个理想状态和谐世界。他的这个理念和我们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也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觉得中新社倡导的对于草根阶层的关照应该代表了我们对外传播改革的方向。

　　我对中新社未来的发展也提出几个建议：

　　1、要紧紧把握住媒体全球化的趋势。中新社的使命当然是关照中国的社会和民众的诉求，但实际上现在我们草根阶层和民众阶层，全球的诉求正趋于一致化。因此我们在中国的报道当中应融入全球的理念，能够真实反映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现状和现实诉求，体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存智慧，挖掘凡人小事的不平凡之处，这也反映出我们对全球价值理念的回应，这样一种所谓的有人情味的报道，这样的诉求与我们整个全球传播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

　　2、中新社在今后发展当中还应该贯彻“公民新闻”的理念，刚才各位业界精英和老总都提到现在中国对外传播“走出去”工程确实令全世界很多媒体机构无比艳羡，但现有制度安排并没有完全考虑到新闻媒体的“公民化”和“全民化”的趋势。所以，我觉得日后中新社在改革中要充分利用未来“公民记者”的资源，能够把我们新闻“全民化”的趋向和中新风格的探索结合起来，牢牢把握新闻探索的专业品质和舆论领导权。

　　中新社应该把握全媒体的形式。刚才在中新社宣传片中看到，现在中新社确实在做全媒体的尝试，我觉得在日后探索当中，应该在新闻视觉化，新闻影像化以及新闻戏剧化方面做出新的尝试，能够把中新社打造成为多种媒体介质和全媒体的平台，成为我们中国新闻改革的旗舰。

　　作为最后的总结，在更为广阔的国际传播视野下，“走基层”报道应该成为我们通过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来发掘更多感动中国，感动世界的“公民英雄”来探索对外传播新模式和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 “走基层”的报道应该成为顺应我们以“全球、全民、全媒”为主轴的一个参与国际新闻理论界和实务界文明对话的切入点。

　　6、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潘堂林：美在“更新闻”

　　今天研究新闻文风改革和“中新风格”，我带来的题目是：美在“更新闻”。

　　因为传播对象的不同，中新社从它诞生之日起，是以对外传播的心态，以不同于国内传播的风格立足于中国新闻界。刚才说了很多“中新风格”的特点，如“官话民说，硬话软说，长话短说”，还有很多。

　　我个人感觉，“中新风格”不仅仅是文风问题，更涉及到新闻选择问题。我觉得要使中国的新闻“更新闻”，才是“走转改”的目的。我们走了、改了，最终新闻还不是新闻，新闻不能“更新闻”，那是白走、白转、白改。“更新闻”是中新风格，更是所有传播媒体的正道，谁的新闻“更新闻”，谁就会被受众接受。

　　“更新闻”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传播业发展和繁荣的正途，上世纪80年代晚报区别于各地党委机关报，风景这边独好，也在于80年代晚报比过去党委机关报“更新闻”。90年代诞生的都市报比80年代的晚报“更新闻”，所以都市报在一段时间里对传统的晚报形成重大冲击。

　　“更新闻”在不同的媒体生态下有不同的时代要求，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求“更新闻”，很容易做到。但今天到了网络传播，到了自媒体时代，“更新闻”有了更高的要求。整个新闻界借鉴“中新风格”，向着“更新闻”前行，是中国新闻传媒界面临的更大选题。

　　“更新闻”有什么路可选择？首先是以新闻专业精神不断拓展报道边界。中新社的成功就在于很多地方突破了国内媒体传播的边界，有一些在国内媒体看来不属于新闻的领域，都被中新社传播开来，这是边界突破的优势。以多元宽容的文化心态不断拓展视觉边界，视觉的边界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新闻，以亲和、平实的交流风格不断地拓展话语权。

　　我认为世界正在经历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国家的僵硬边界，世界正在从小缩到微小，中国主流媒体借鉴中新风格“更新闻”的追求，让主流声音被更多人接受，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是当今中国传媒人适应传媒生态变化的唯一选择。

　　7、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黄瑚：培养“一加一”专业记者

　　中新社成立60周年了，据我对中新社历史一些粗浅的了解，中新社在历史上有两个比较大的发展时期。一个在1952年成立后几年，当时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成为中新社的骨干，这个阶段是第一轮黄金时期，打开了世界中国的窗口。

　　第二次发展我觉得是从1982年开始的，当然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但真正中新社队伍的形成，是改革高考以后的大学生。1986年时，新华社都要谈中新社了。

　　这两个大的发展时期，也是中新社的两个辉煌时期，有一个政治背景，就是党和国家要重视国家形象。1952年是新中国形象，新中国政权已经巩固了，但是怎样向世界宣传中国？当时中新社服务对象是海外华侨华人，当然也和国家形象建设有关。1982年也是这样，文革之后的国家形象建设也很重要。现在到了60周年，最近两年我国非常重视国家形象的建设。从历史经验来说，每次在国家形象建设时，都是中新社大发展时期。

　　60年过去了，传媒环境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今天讨论“中新风格”和新闻文风改革的时候，首先要传承“空话不说”、“假话不说”，这些还要继续传承下去；讲故事当然还要讲下去。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在新的条件下要有变化。比如“长话短说”、“短平快”，我个人觉得，“微博时代”人人都是记者，短新闻不是专业记者的拿手好戏。所以，我认为应该要有点变化。比如继续要讲故事，但是故事要有思想、有观点，所以今天要写的报道不是短新闻，应该是深入报道。

　　中新社大发展可能要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要有一批新型人才。我来自大学，“90后”作为新的新闻工作者还需要一个培养过程。

　　今天的大学教育非常提倡产学研结合，在新闻传播工作来说，就是要强调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应该和新闻传播实际相结合。中新社包括中国传媒需要新型人才，新型人才首先要由大学培养，所以，希望能够加强大学和媒介的联系，或者说联合培养。当然今天，我就非常希望中新社和复旦新闻学院能够有更紧密的合作。

　　我非常简单汇报一下复旦新闻学院的几项改革。过去我们强调杂家，今天可能更需要专家。当然大学教育，最近也在学美国强调通识教育，但是新闻学在改革的时候，也说通识教育不是让学生闭着眼睛在复旦把所有学科都学一遍。最近在上半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了一项改革，今后我们的毕业生要求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新闻学专业，我们还是要当记者；二是要有其他的专业背景，通识教育继续在学，但是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你可以学音乐和绘画等。

　　我们在校领导支持下也要做一件事，今年9月份，新闻学今年有100多人进来，我们要把他们分到学校其他的专业，2012级的学生现在暂定分到经济学专业、社会学专业、电信工程与技术专业、中文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去。而且我们和这几个专业的领导和教授都商量好了，如把经济学的课程我就做成两年的课程，让新闻学先学两年，第三年再回到新闻学再学两年。就是希望“一加一”，有一个新闻专业，还要有第二专业，时间分配上是各一半。当然也达不到专家型的记者的要求，但至少是有某一个专业基础的记者，以后我们还要扩展。

　　这个做法我们还要征求业界和各方面的意见，所以今天向各位汇报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中新社的支持，这种学过新闻和经济的，希望能够到你们的经济新闻部门实习，希望和中新社能够再进一步交流合作。

　　8、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王咏赋：“众声喧哗”时代专业新闻机构如何取胜

　　中新社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最早的合作伙伴，也是我们的供稿商。海外版1985年创刊，因为是面向海外中文读者发行的一张“党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稿源匮乏，那时中新社的稿件、新华社对外部的稿件就成为海外版的重要稿件来源。也是在采用中新社稿件的过程中，我们逐渐的体会到了中新社稿件的特殊风格，也就是今天大家研讨的“中新风格”。在国内的媒体中，中新社确确实实很特殊，很有特色。

　　在目前的这个时代，传媒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内宣和外宣界限基本被打破了。原来中新社的稿子，出口主要是在海外，或者是海外版这样外宣的媒体，而在国内百姓中间很少能够看见。现在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中新网也是很火爆的一个新闻网站，国内的人完全可以看到中新社的报道。同样，国外的媒体，包括海外的中文媒体也可以非常自如的从国内其他来源获得国内的新闻，这样专做外宣的媒体，如果不解决好未来的方向问题，可能就处于尴尬的位置。原来我们是专门特供外方的，现在它可以自由来采购，甚至可能货物更丰富，那么作为一个通讯社来讲，将来怎么生存，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到来，新闻传播平台可以说是一种“泛在化”，人人可得，人人可用。作为一个新闻机构怎样在新闻竞争中取胜？我不光要提醒中新社的同志考虑，其实《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在考虑这些问题。我们要保持现有的优势地位甚至创造更大的优势，首先要把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牌子打造得更亮，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在“众声喧哗”当中，作为专业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它的可信度、权威性和信息灵敏度是个人不可取代的。最近《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上线，在短短一个月内达到了60万的粉丝，目前可能是90多万。大家都可以开博，但是作为“人民日报”，它说的话、它的份量、它的可信度，是其他的博主不能替代的。这是一个机构的力量，在传播中，机构的力量非常大。

　　中新社在这方面有非常好的条件，它有60年的历史，有一支专业做外宣的队伍。这支队伍对于受众的需求把握，那是个人不能替代的，是国内其他专做内宣的媒体学不来也做不了的。另外，长时间以来，中新社形成的信息灵通、感触敏感问题、信息发布及时、现在又加上了传媒手段的多样化、全媒体化，这都决定了在当下和未来的新闻竞争中，特别是对外传播的竞争中，中新社大有希望。我特别希望把“中新社”这三个字擦得更亮，让它在国内、国外知名度更高，可信度更强，这样中新社在未来的新闻传播格局里就会依然占据一个非常有利的、非常有前途的位置。

　　9、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振祥：“中新风格”致力于建构民间话语体系

　　首先我代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恭贺中新社走过60年的风雨历程。

　　关于“中新体”研究，我想这涉及到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应该是西方话语体系和中国话语体系的关系问题。西方的话语体系，包括它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等等，是个别推及总体的思维习惯，中国的话语体系和思维习惯是由一般推及个别。这两者各有优势，思维习惯各有各的长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觉得我们的国力还不够强大，传播力还不够强大，所以需要适应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思维习惯来传播我们的东西。在讨论“中新体”的时候可能要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体系的问题，涉及到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的问题，或者再进一步讲，是宣传性话语体系和新闻性话语体系的关系问题。西方新闻媒体的特点是讲故事。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当时王府井搞了一个大型的服装展，新华社也拍了一张照片，是站在高处拍了一个大全景。美联社也拍了一张照片，是拍了三个年轻的姑娘非常专注地看一件旗袍。后来业界在议论这两张照片，很难说谁优谁劣，但这是两种表达方式，美联社的这种方式是一种民间话语体系或者是新闻话语体系。

　　中新社的“中新体”和“中新风格”，若干年来一直致力于建构一种民间话语体系或者新闻界的话语体系，这在当下来说是提升传播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我甚至在想，倡导中新社的“中新风格”，和原来提倡的“三贴近”和“走转改”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

　　祝愿中新社在今后的时光里能够走得更好，希望有一天中新社能够成为和世界知名通讯社比肩、有同样影响力的通讯社，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10、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名誉会长闵大洪：受众对主流媒体的作用更加期待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去年报纸是1928种，期刊是9849种。根据广电总局的统计，到今年5月，有2594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但一直以来我们只有两家通讯社，不管报刊还是广播电视，都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通讯社只有两家。

　　相较于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中新社的地位、作用、服务对象和客户市场不同，必然形成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中新社的成功经验显得格外重要和宝贵。

　　60年来，中新社境内境外传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尤其是作为全球华文媒体总汇，不仅以多种渠道和手段，有力地向华人世界报道中国，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报道风格，我认为这就是：写作客观深入，态度平等亲和，角度新颖多样，文风生动活泼。

　　快速发展的传播技术已经改变、正在改变和今后必将继续改变以往的传播格局。就拿刚刚结束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来说，可以称为是一届移动终端奥运会、社交媒体奥运会和“大数据”奥运会。而这些今天已经得到广泛使用的新手段和新应用，在四年前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才刚露端倪，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在传播格局和传媒市场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主流新闻媒体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然也应该看到，在今天海量信息和信息迅速更替的状况下，受众其实对主流媒体应该发挥的作用有着更大的期待。如：对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不缺位、不失语，实时有力的舆论监督，阐述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关注弱势族群，凝聚社会共识等等，只有这样国内外的受众才可能更乐于倾听中国主流新闻媒体的声音。在业务层面，要坚守新闻必须真实、客观、准确、全面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运作，不断提升公信力和权威性，只有这样，国内外的受众才可能对中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更加信服。

　　在传播新技术、新手段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主流新闻媒体要实现自身的战略转型，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传播力，特别是国际传播力，在内容产品方面能够向用户和受众提供多样性的服务，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同时在内容中能够有效地融入拨动受众心弦的文化因素。对华文传播来说，还应该考虑语言文字、地域、多民族因素等，使报道更富贴近性和亲和力。

　　今年也是中新社成立60周年，最后我用一首诗来表示对中新社的一份真诚祝愿，《贺中新社60年》：“发稿六十载，享誉华人间。下笔见功夫，击键响乾坤。精神代代传，成就年年新。壮志展宏图，继续高歌行。”

　　11、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系主任邓炘炘：发扬中新社的优良传统和专业态度

　　六十岁一个甲子，对个人而言，这是退休的时刻；对于中新社，这是对未来充满期待和热忱的新起点。我曾在中新社专稿部工作三年，香港分社工作三年，那段经历和磨练，领导、前辈、师友和同事的帮助和鼓励，历久难忘。在此作为中新社的社友，衷心祝愿中新社生日快乐，前程灿烂如花！

　　中新稿的落地对象在境外，通稿、专稿、专版、图片以及其他服务等皆如此，用户采用不采用，全看质量；因此中新稿件要适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对象，还要有不同层次的政治色调和灵活视角。

　　当年在心里，经常拿中新社和新华社比，觉得新华稿落地，就像往天上抛铁球，直接落地的肯定性是相当大的；中新社发稿落地，好比航天工程，稿件要先上地球卫星轨道，经常转过大半个地球后，再重返大气层，最终分别准确地降落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点或者位置上，这困难可以想见。

　　但正是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激励和磨练了大家的新闻功底和专业自信，培育了不断努力进取的认真态度。诚心希望中新社的优良传统和专业态度在当下喧嚣繁闹中，仍能认真的传承、延续和发扬。

　　中新社是主体在中国大陆、以对外中文新闻服务为最主要功能的通讯社。几十年坚守新闻报道，其核心业务和运行主体始终没有偏离新闻报道主业，是国内新闻专业氛围和情结最浓的传媒机构之一，也是中新社之所以成其为中国新闻社的根本点。

　　中新社本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在国内外传媒业界中，恐怕难觅第二家。

　　时下，国内新闻传媒业界在行业基本框架不变并严把舆论导向的前提下，纷纷趋向商业化、网络化、视频化和跨业界化运作追求，特别在商业化运行方面步幅巨大。这里不论近期人民网的上市，仅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例。中央台2010年全年创收约为5亿多元，2011年超过10亿元，增长幅度翻倍，其中广告营收和其它方式大约各占一半。国内各中央级或地方强势媒体单位各有行业、政策、市场或地域等独占优势，中新社参与其间的空间和机会，远不如其他国内传媒那样广大。

　　目前，《中国新闻周刊》和中新网是中新社直接面向国内广大受众的两个窗口界面，影响口碑和可持续运转状态都相当好，但是它们能否成为中新社整体战略发展的新方向新支撑，还需要时间和观察，尤其是中新网目前还肩负着大力发展中新社新闻视频及多媒体网络传播业务的担子，任务重而路途尚远。

　　中新社不是中国的一家普通的传媒机构，大家希望它常葆生机和活力，顺利完成服务广大海外华人社会的传播使命，迎接它下一个，以及未来许多个六十周年纪念。

　　最后一个小建议：希望中新社能学习国内外大学院校的经验，像重视校友那样重视社友，视这一群体为本社可贵的财力、智力及影响力资源，发挥他们更多更大的正面和建设性效应。

　　12、中国新闻社原社长诸有钧：我对中新社“从一而终”

　　中新社已经有60年了，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到了中新社，退休的时候也在国务院侨办，等于还在中新社，所以我可以说是从一而终，在中新社工作前前后后有40年。

　　1982年中国新闻社成立30周年的时候，廖承志副委员长发来贺信，称中新社是我国新闻战线的奇兵。自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思考奇兵“奇”在什么地方。中新社成立是中央的决策，这个毋庸置疑，就是国家奇兵。由此决定了中新社所有对外报道和手段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利益，正面报道永远是中新社的指导方针。与此同时，为适应海外读者需求，中新社又在由海外熟悉的几十位知名人士组成的理事会指导下工作，这样中新社对外又有了民间通讯社的色彩。既是国家通讯社又具民间色彩，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中新社成立于1952年，当时新中国成立才3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中，广大海外华侨对新中国很不了解。如何对广大华侨华人进行宣传，把真实的中国情况告诉他们，成为广大中国新闻社员工思索的主要问题。

　　我曾听过廖承志同志的一次讲话，他说海外华侨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人是门上挂红旗，心中也挂红旗；第二种人是门上挂白旗，心中也挂白旗；第三种人是门上不挂旗，心中也没有旗。廖承志同志认为，对外宣传的重点是做第三种人的工作，因为这是海外华侨中的大多数，是我们宣传的主要对象。

　　海外华侨华人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新中国发生的大多数事情无法了解，于是解疑解惑很自然的成为中新社对外宣传中的主要着眼点，把新中国发生的各方面重大事情用海外读者听得懂的语言娓娓道来，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很长一段时间，中新社的专稿做得是相当给力的。

　　经过60年的摸索，中新社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报道手法。中新社的新闻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贵在一个“新”字。在事实准确的基础上，以最快的速度对外宣传，同西方舆论争分夺秒，在国内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中新社必须义不容辞地先发制人，抢在西方舆论的前面把事实报道出去，让西方对中国的造谣、中伤失去市场。

　　当然中新社的报道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除了要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外，还需要有高超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中新社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曾经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到东南亚某国访问，看到当地的华文报纸刊登了不少中新社的稿件，他高兴地说，不到国外真不知道中新社的作用。我想这是对我们中新社人的褒奖，也是对中新社报道风格的肯定。

　　现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也大大增强，我们对外宣传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但这并不等于中新社的对外报道可以随大流，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相反，我们应该积极认识到与西方意识文化、认识上的不同，要更深入地探讨中新社的报道风格，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使中新社更成为我国新闻报道的奇兵。

　　13、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在地化”提升媒体可信度

　　首先祝贺中新社成立60周年，祝中新社在下一甲子更上一层楼。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就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新社有它天生的优势，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新闻社。但如果要成为全球化的媒体，今天讲“走转改”，走基层这一点，可不可以把它转一转，叫做“在地化”。

　　新闻社怎样在地化？我有一个国家重点项目叫做“中国软实力”，其中谈到传媒的话语权问题，国家形象问题。研究发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媒体可信度和真实性的问题。在美国、欧洲，连海外的同胞甚至台湾对我国的媒体也不相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台湾任教，当时很少有大陆的人过去，我一去他们就问东问西，问大陆怎么样？四川怎么样？意思就是大陆人都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我说你们怎么不看报，不看电视呢。当时在台湾有中央四套，他们说，你们那是宣传。怎样让他们相信我们？可信度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

　　我觉得在地化是一条很好的路径。假如今后媒体首先让当地人感兴趣，觉得跟他们有关，然后再逐渐建立起一个可信度。可信度的瓶颈打破以后，我们的话语权、形象塑造、全球影响力，以及由中新社带起来的中国传媒的软实力将更强，这是我的新期待。

　　14、凤凰卫视公关副总监陈越：“中新风格”实际上是三种回归

　　凤凰卫视是一家新型媒体，从它诞生之日起，中新社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和朋友。我觉得凤凰的新闻传播理念，比如拉近全球华人距离，向世界发出华语媒体的声音，和中新社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是一个路子。

　　以我粗浅的认识，“中新风格”实际上是三种回归。一个是从官本位意识形态向以民为本回归；还有向新闻本身回归，就是体现新闻自身的价值；还有对市场规律的回归，这点对凤凰卫视这样的媒体来说更为明显，越来越多内地媒体也有这方面的体现。

　　我们和中新社有很多的合作，特别是两年一度的世界华文媒体论坛。我对中新社成立60周年表示祝贺，也希望凤凰和中新社有更多更好的合作。

　　15、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强月新：中新社是文风创新的标志性代表

　　我讲两点：一是谈点对新闻文风的看法，再谈一点对“中新风格”的看法。

　　新闻文风是一种文章报道的形式，但多数人认为它是和内容相关的形式，我觉得它是包含了内容的新闻报道的外显形式。在碎片化、新闻快餐化生产的当下，文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在这个变化的时代，是文风要创新的时候。呼之欲出的文风创新，是有背景的。现有的文风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所以要创新。包括现在的“走转改”，领导也讲核心是“改文风”，这几天听了很多，过去它不突出，现在非常突出。

　　中新社因为有独特的优势，天生的优势，成为文风创新的一个标志性代表，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实践证明，中新社的文风创新形成了“中新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在外宣工作中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内宣工作同样需要，因为我们面临着越来越相同的传播语境，这里不展开了。

　　中新社的文风到底有什么内核呢？我觉得中新社的新闻有三条：内容上是中国的话题，它都是讲中国的故事。但是主要寻求那种具有普世性的话题，要相信人有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报道用的是民间话语，这是很独特的风景，平等、平实、平民的视角。

　　16、中国新闻社原副总编辑田惠明：从“中新风格”到“中新风骨”

　　中新社60年不是花甲老人，因为文革中撤销并入新华社13年，60减去13是47岁，正当年。

　　中新风格的形成是几代中新社人努力的结果，中新风格的形成是博采众长——在座的和不在座的这些新闻单位，包括新闻院校给我们输送了人才，是博采众长的成果。

　　中新风格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我们遵循了三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有这三点我们就往前闯。

　　中新社60年我赶上后30年，悟出来 “中新风格”就三个字——“短、快、活”，现在“中新风格”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你说它短，短不过微博100多字；你说它快，快不过网络，现在重大事情的发生都是第一时间在网上，不是主流媒体，不是官媒，是网媒；你说它活，大家说这个体那个体的，它活得过这些体吗？所以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更为严峻，毫不客气地说，现在的文风问题，为什么要“走转改”？说明文风有问题了，假话、大话、空话；官话、套话、废话，还有狠话、硬话，有的时候还无话，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坚持，还要讲白话，还要讲真话，还要讲人话，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相信中新社人有这种胆气和骨气，希望大家70年的时候再来聚会。再谈中新风格，我建议改一个字，中新风骨。

　　17、结束语：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唐绪军 数往知来 共赴未来

　　现在讨论基本告一段落。总结一下今天上午本次研讨会的情况，我有三点感想：

　　第一，数往知来。我们今天是借中新社成立60周年来讨论“中新风格”，“中新风格”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原因和传承。在新的条件下怎么样发展“中新风格”？本次研讨会大家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和观点。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要通过研讨来获得收益，继承和发展优良传统。

　　第二，学业共话。这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我们学界和业界在这里借“走转改”这个大的题目探讨“中新风格”这个微观话题，共同切磋。第二层意思，学业是无止境的，学界和业界要互动，在互动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才能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第三，共赴未来。目前不管是新闻一线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实践单位，还是我们学界、研究机构、大学院校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传播的形式在变，我们也必须跟着变，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共同研究传播现实给我们提出的挑战，以利于我们业界和学界共同进步。

　　这是我今天听了这场研讨会的三点粗浅感受。结束的时间已经到了，希望我们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大家一起来继续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也预祝中新社在未来发展中越走越好。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研讨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