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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我国“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的综述——以2006年新闻传播类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入选学报发表的文章为对象

作者: 王婷婷 发布时间:2010-09-29 10:12:00 来源:
摘要:本文梳理了2006年公开发表的“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相关主题的论文的主要观点,并与该领域在国内外的发展脉络进行对照,试图勾勒出当下我国的“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面貌,这种面貌与西方传承至今的“发展传播研究”学统有何扬弃关系,以及与刚传入中国时我国的“发展传播研究”的关注主题和研究成果有何异同。

  关键词:发展传播研究 和谐社会 媒介功能

  “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经典研究领域,发展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并不是大众传播研究创立伊始就固有的研究领域,二战后随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凸显,“传播”才被与“发展”联系起来思考,并被寄予“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期望。我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当中,在社会科学对社会生活巨变和未来发展目标的思考当中,“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渐渐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近年来热议的主题[1]。

  本文以2006年全年新闻传播类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入选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梳理和归纳出这些论文的主要结论和观点,并与该领域在国内外的发展脉络进行对照,试图勾勒出当下我国的“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面貌,这种面貌与西方传承至今的“发展传播研究”学统有何扬弃关系,以及与刚传入中国时我国的“发展传播研究”的关注主题和研究成果有何异同。

  本研究经过对2006年发表在新闻传播类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入选学报上的学术论文进行了逐本翻阅、逐篇筛选,并通过中文期刊网以关键词“媒介”和“社会”进行主题搜索(期刊限定范围同上),用后一个结果对前一个结果进行补充,找到属于“发展传播研究”传统议题范畴,与该领域发展脉络和经典命题有所呼应的论文12篇,另有27篇论文是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目标讨论“传媒在宏观社会发展中的功能”的,本文将之归纳为“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下“发展传播研究”的新议题。因此,按照本文的界定,2006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关于“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论文共有39篇。

  一、“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由来

  以下的梳理,并非想要给“发展传播研究”或者“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划定一个边界,事实上笔者认为这个边界也是不可能划定的。梳理国内外研究主题和观点沿革的脉络,一是为了大致勾勒出本综述要选用论文的基本面貌,以便筛选时作为依据;二是为了厘清最新研究与学术传统之间的扬弃关系,以及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个领域今后发展的方向。

  1.“西方”发展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

  “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研究领域。狭义的发展研究,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广义的发展研究,则探讨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2]。20世纪中叶以拉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Daniel Lerner,1958)出版为标志,传播开始被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考虑[3]。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1982年得到国际传播协会的承认,被称为“发展传播研究”[4]。

  西方早期的发展传播研究主要以国家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国家为分析单位[5]。主要论及传播媒介在国家现代化中所担任的角色[6]。例如:拉纳的研究认为,“传播媒介可以创造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气氛,……传播媒介是其他变革的‘扩大器’(multiplier)。拉纳后来甚至认为媒介大大的促使低度开发国家‘加快历史脚步’。”[7]韦伯认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媒介可以提供关于国家发展的资讯,教导必需的技术,使民众透过媒介有机参与‘决策过程’,能发挥积极的动力。”[8]罗杰斯认为“大众传播是国家现代化的催化剂,媒介的积极功能可以促进移情能力的增强,创新性之扩充,政治知识之提高,成就动机的积极化,知识期望的提高,而至于促进国家整体的现代化。”[9]罗杰斯还描述了“创新扩散”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获知、说服、决定、实施和确认五个阶段。”“在创新扩散的过程中,大众媒介渠道和外地渠道在获知阶段相对来说更为重要,而人际渠道和本地渠道则在劝服阶段更为得力。”[10]这就是大众传播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研究中著名的“创新扩散”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研究者开始试图克服分析单位、层次方面的一个难题,即如何使大众媒介系统(宏观)分析与大众传播对个人影响(微观)分析衔接起来。”[11]或者说,如果把现代化分为个人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两个层面,这个时期学者们开始考虑传播媒介对个人的影响。

  “发展传播研究”最早曾局限于传播与经济发展的领域,不久就发展为经济社会综合取向[12]。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早期成果关心的主题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题。随着20世纪80年代媒介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来,新媒介的影响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西方学者认为,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信息社会。“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介与信息传播活动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性。”“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已达相当程度,以至于社会中的个人、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13]“大众传播的发展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基调得到进一步高扬。

  7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研究”随着大众传播自身的发展,特别是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出现了另一种研究取向,“发展传播研究”甚至对“发展”本身开始被反思。“在上一世纪70年代,明尼苏达研究小组倡导的经典的‘知识沟’假设认为,当大众媒介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不断增加时,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人将会比拥有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快的获得信息。”[14]此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崛起,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又聚焦于在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上,拥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之间存在着一条“数字鸿沟”[15]。

  2.“发展传播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发展传播的理论传入中国大陆,这个过程是从中国学者关注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的发展传播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把研究的对象即社会发展的主体框定于“农村”,这也是受到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以及我国大众传媒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影响;二是采取了微观和中观的分析层面;三是传播的一方主要考察的是新闻传播的内容造成的影响,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传播的信息和产生的效果研究上。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其具体视角基本上都是对媒介传播的信息进行研究。这个时期也正是我国新闻界引入信息概念的时期[16]。

  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发展传播研究”对于大众传播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基本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农业新技术的传播会促成农村社会变革,媒介对农民‘创新采纳’非常有效,对不同的农民,在‘创新——决策’的不同阶段,媒介具有不同的效果。”“大众传媒是影响不发达地区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广播电视在不发达地区是促进人的现代化的有效媒介。”“新闻传播在促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上的效果是有限的,主要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它的中介作用。”[17]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发展传播研究”的研究对象,除了乡村继续是主要对象之外,城市也进入其视野;除了一部分研究继续致力于探讨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之外,一些学者受西方研究影响,也开始采取“大众文化”和“知识分配(知识沟)”等批判的视角。另外对于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影响的探讨也越来越多。

  二、“发展传播研究”传统议题在中国大陆的研究现状

  2006年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探讨“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传统议题的论文共有12篇,这里的“传统议题”包括“国家发展”、“个人发展”和“知识分配”,而不包括“大众文化”[18]。

  1.大众媒介与国家和个人发展

  讨论大众媒介与国家和个人发展的论文主要有姚君喜[19]的《大众传媒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感》、段鹏[20]的《创新扩散理论的实证研究——关于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推广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实地调查》、冯芸、吴非[21]的《延安农村的媒体使用情况及媒体社会功能实证研究》和肖荣春[22]的《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对江西农村实地观察的报告》等四篇。

  姚君喜、段鹏和冯芸、吴非的研究都是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实施调查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10月至11月、2005年10月至12月以及不详,姚君喜的调查范围涉及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9个省27个市的81个居(镇/村)委会,段鹏的调查涉及湖南、四川、海南三省的6个县6个乡的20个村,以上两个都是随机抽样调查,冯芸、吴非的调查采取“非概率抽样的就近法”,范围主要是延安市的2个乡。三个研究都采取量化分析,样本量分别为2831、732和128。

  姚君喜的研究是关于大众传媒与人们幸福感构建,以及与人们的生活认知(社会信心、信任度和安全感)的关系,这个研究假设:1)大众传媒影响社会公众的情感平衡认知,包括积极的或消极的认知建构。2)大众传媒影响社会公众的生活认知评价(社会信心、信任度、安全感)。3)幸福感与社会公众的生活认知评价之间存在明确的互动关系。调查数据支持了他的假设,并进一步得出结论:1)目前中国公众对自己的生活评价基本取向满意。2)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以报纸为主的传统印刷媒体,对公众幸福感的认知评价有明显的建构和影响作用。3)幸福感的情感平衡评价与社会公众的社会生活认知(社会信息、信任度、安全感)之间具有明显的影响关系。但社会公众对社会信心评价较高,而对社会安全感评价较低。

  段鹏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描述新知识新观点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传播状况,他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众媒介在宣传推广过程的前期主要传播相关新技术、新知识的信息,使之迅速抵达广大受众;而主要的宣传工作应主要依靠本地信源及项目推广人员、项目参与者等人际传播渠道在实施地的成员间实现信息的双向交流,借助人际影响解决接收者对信息冷漠、误解、抵制的态度,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作者认为:新技术新知识在中国贫困地区传播的状况吻合罗杰斯对“创新—扩散”过程的描述。

  冯芸、吴非的研究要考察:对媒体社会功能的认可程度是否与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可程度有某种程度相关。她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接触大众媒体越频繁,对媒体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感受越明显,但对媒体内容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评价未必越强;延安地区农民媒体接触频率与其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有一定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总的来说,他们对国家和社会认同感相当强;延安地区农民对历史时期的媒体功能比对当前媒体的社会功能认可程度要高;媒体的娱乐功能越来越凸现,电视是接触频率最高的媒体,网络发挥作用还不明显。

  与以上三篇不同,肖荣春的研究采取了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与农村社会变迁互动关系,力图反映媒介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原生态。他的研究发现,媒介与农民需求错位,人际传播是首选渠道,媒介与日常生活的融合未完成,农民对媒介中的现实与自身现实进行比较套用,主体意识在觉醒,但媒介素养需提高。

  从大众媒介与国家个人发展的关系的角度,将以上四篇研究综合起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姚君喜的研究证明,以报纸为主的传统印刷媒体,对公众幸福感的认知评价有明显的建构和影响作用;冯芸、吴非的研究只证明了媒体接触频率与其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有一定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段鹏的研究结论则是大众媒介的作用只是使信息迅速抵达广大受众,而改变受众认知的宣传工作则由人际传播担当效果更好。以上三者对“大众媒介”能否改变受众“态度”可以说莫衷一是,肖荣春的研究则直接告诉我们:媒介与农民需求错位,媒介与农民日常生活的融合未完成。

  对于四个研究的结论不一致,从他们的研究方法中可以寻找到的一个解释是:姚君喜的研究对象是以城镇居民为主,其他三者的研究对象都是农村居民。在“以上四个研究方法论上不存在未告知的重要瑕疵”的假设前提下,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以上四个研究的结论:大众传播对城镇居民的“态度”具有较明显的建构作用,而对农村居民的“态度”则影响不大。

  2.影响“创新扩散”的因素

  ……(此处有删节)

  3.知识沟与数字鸿沟

  讨论大众媒介与知识分配关系的论文主要有3篇,这3篇论文的研究目的均与“知识沟”假设有关。分别是葛进平等[26]的《浙江省中学生“知沟”假设的实证研究》,李永健、王佳慧[27]的《从赵滩村信息传播渠道看“知沟”特点》和韦路、张明新[28]的《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

  葛进平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中学生与城市中学生之间不存在知沟,家庭经济状况不同的学生之间不存在知沟,媒介拥有量对获取知识不起决定性作用,接触动机才是关键因素。李永健、王佳慧的研究则发现,在我国沿海农村农民媒介接触仍处于“电视——广播——报纸”的序列模式,对主要媒体的接触频率受文化程度的影响不大。但沿海农村“知沟”依然存在,文化程度对于“知沟”的影响更多地呈现隐性。韦路、张明新的研究与前两个不同,不是在证明“知识沟”假设及描述“知识沟”特点的层面上展开,他们关注的是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上的鸿沟是否导致了人们知识上的鸿沟。因此他们假设:“互联网的接入差异”和“互联网的使用差异”都能预测“人们的政治知识获取”,并且前者能更佳地获取。调查结果支持了假设,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在各种影响知识沟的因素之中,新媒介技术成为一个显著影响和型塑知识沟的变量。“知识沟”成为第三道“数字鸿沟”。

  在方法上,葛进平等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从浙江省90个县级行政单位中,采用不等概率抽样方法(PPS),抽取23个样本县,再从每个县抽取11个班级的学生构成样本,研究对象的有效样本数为5923。李永健、王佳慧的研究也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以河北省乐亭赵滩社区20岁至40岁的务农人口为调查对象,进行随机抽样(根据作者描述,实际为偶遇抽样),得到样本,有效样本数为31。韦路、张明新的调查使用了美国“皮尤人民与媒介研究中心”[29](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press)调查数据,该数据得自2003年12月19日至2004年1月4日之间进行的电话访问调查,对象是全美1506位18岁及以上的成人公民。

  4.延伸的议题:社会分化与媒介民主

  ……(此处有删节)

  三、“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下“发展传播研究”的新议题(2006年)

  “发展传播研究”脱胎于“发展研究”,归根到底研究的是“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的变化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有其客观规律的[33]。“社会发展”是“社会形态变化”的一种形式,有其特殊规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活动,同样有其自身规律。在“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34]的主旨下,近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大,2002)、“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六届四中全会,2005)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六届五中全会,2006)等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目标新任务纳入了学术话语,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大量讨论。新闻传播学研究亦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之下的“发展传播研究”探讨的问题主要围绕“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展开。2006年新闻传播类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本主题的文章共有27篇,除了对大众媒介整体功能[35](7篇)的探讨外,还单独针对农村广播电视[36](2篇)、商业新闻[37](1篇)、舆论监督[38](2篇)、危机传播[39](2篇)、传媒制动[40](1篇)、新闻职业道德[41](2篇)、媒介组织[42](1篇)、媒介发展[43](3篇)、传播机制[44](1篇)、审美标准[45](1篇)、媒介社会责任[46](2篇)、新闻宣传[47](1篇)、舆论导向[48](1篇)等13个维度讨论了大众媒介的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

  而对于“社会发展”的框定,27篇论文分别设定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4篇)、“科学发展观”(2篇)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9篇)的语境下,讨论了基于这些社会发展目标,大众媒介能够发挥的功能和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功能。

  本文试图将这27篇文章的观点最大程度整合,以使分散的观点形成一种合力,帮助我们更全面理解大众传媒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功能,以及更审慎地观察在这个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本文将27篇文章中提出的大众传媒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功能归纳为如下25项。

  (1)人类决策的信息库。传媒的最大社会效益是让人了解社会世界,加速了人的社会化。传播为政治过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信息资源。媒体的经济信息加强了人和经济的联系,提高人的创造力,催化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刘行芳,刘建明,张昆)

  (2)是大力推进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激发积极的社会能量促进社会发展。协调社会全面且有序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工具。(庞跃辉,武中哲,罗以澄、詹绪武)

  (3)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丰厚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尹韵公)

  (4)新闻传播是达成和谐社会意识的重要途径。推进社会共识和认同。重塑道德。致力于社会道德建设。(庞跃辉,罗以澄、詹绪武,曹鹏,武中哲)

  (5)实施舆论监督,干预社会生活。积极开展舆论监督。以督导和督促为主的舆论督察作用。通过加强舆论监督,把社会利益的分配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从而使社会公正公平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在转型期加强社会监督促进社会整合。(丁柏铨,尹韵公,胡桂林,武中哲)

  (6)传播兼具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信息,以体现正确导向的新闻舆论引导社会公众舆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丁柏铨,高有祥,尹韵公)

  (7)心理疏导作用,宣传党和政府的决策、方针和政策,及时反映群众的意愿、要求和呼声,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双向汇流的态势。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舆论工具对包括党和政府在内的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同时,也是党和政府通过新闻舆论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反映社情民意,实施舆论监督。(常守柱,胡桂林,曹鹏)

  (8)传媒报道社会上的不法和不道德行为,能平衡人们心理,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对违法乱纪和违背社会道德规范行为进行公开批评。以揭露和批判为主的舆论鞭挞作用。(吕继红、周胜林,胡桂林,丁柏铨)

  (9)及时报道社会隐患,防患于未然。以预警和警世为主的舆论警示作用。进行社会预警,化解社会风险。危机传播建立舆论预警机制。(吕继红、周胜林,丁柏铨,武中哲,常守柱)

  (10)批评嫌贫爱富现象,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社会沟通的润滑剂。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传媒影响力消除和弥合贫富分化带来的负面心理。(吕继红、周胜林,刘行芳,许永,刘卫东、王娟)

  (11)是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释放消极的社会能量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正确处理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掌控减缓直至根除社会危机和矛盾。(庞跃辉,武中哲,庄莉红,刘卫东、王娟)

  (12)利益调整作用。加强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报道,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常守柱)

  (13)赋予和尊重受众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和免责权。赋予弱势群体话语权。(毕一鸣,刘卫东、王娟)

  (14)监督公权力,防止公权力异化。(陈堂发)

  (15)积极进行社会救助,加强社会关怀。关注弱势全体。(武中哲,刘卫东、王娟)

  (16)媒介对正确制定与执行政策具有建设性功能,媒介是政治参与、社会调试的有效手段。(陈堂发)

  (17)型塑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张昆)

  (18)调节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媒介宣传先进的思想,鼓舞他们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使社会发生根本的变革。(张昆,刘建明)

  (19)媒介系统本身就是政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是社会构成中的特殊资源。新闻传媒整合社会资源。(张昆,罗以澄、詹绪武,陈娜、马艺)

  (20)为最广大的基层民众提供廉价实用的教育资源。人民智慧的倍增器。(许永,刘行芳)

  (21)促成“人和”的社会氛围。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的形成。民族交往的主渠道。(毕一鸣,胡桂林,刘行芳)

  (22)广播电视的浅近、生动的教育手法和特性可以吸引农民接近广播电视,增长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吴灏鑫)

  (23)提供健康娱乐。(李正良、徐丽瑛)

  (24)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质能促成大众传媒自我和谐的实现。“和谐媒体”的内部(上下左右之间,各个部门之间)通过经常、及时、有效的协调,呈现为相对和谐的关系。(陈娜、马艺,丁柏铨)

  (25)媒介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在文化领域,媒介水平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经济领域,媒介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媒介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它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媒介发展水平的高低已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媒介发展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张志强、许建,张昆)

  以上25条,从信息传递、社会意识整合、舆论监督、舆论引导、预警、释放社会矛盾、社会教育、提供娱乐等角度,全面归纳了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目标和新任务下能够发挥的作为。

  这27篇文章还详细阐述了应注意什么问题才能使大众媒介的功能发挥得更好。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比较集中论及的有三个方面:第一,关于舆论监督要依法监督、有效监督,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媒体要从好的动机出发、积极改进方法,政府和企业也要赋予媒体一定的舆论监督空间。(丁柏铨,胡桂林,高有祥,毛峰)第二,还有不少研究论及正面宣传的问题,传媒应进行建设性报道,加强正面宣传,营造和谐环境,应在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正面宣传中正确的、有效的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陈力丹、陈俊妮,高有祥,丁柏铨,丁柏铨)第三,关于如何处理好弱势群体的利益,研究者认为新闻传播应结合农民认识观念,三农报道应从报道农民到给农民看的报道以增加弱势群体对媒体及信息的资源占有,表达渠道也要多元化。(高有祥,陈力丹、陈俊妮,刘卫东、王娟,曹鹏)

  四、总结和讨论

  讨论“发展传播研究”传统议题的12篇论文,除了姚君喜的《我国当代社会的传播分化》和赵丽芳的《放弃与干预——对农村传播问题的思考》采取规范研究之外,其余10篇均采取实证研究范式。这12个研究,基本围绕“大众媒介与国家和个人发展”、“影响‘创新扩散’的因素”、“知识沟与数字鸿沟”和“社会分化与媒介民主”四个议题展开,这些议题正符合了西方“发展传播研究”演进至今的一条线索。对比“发展传播研究”刚传入我国时研究者们做的大众媒介与农村发展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互联网的兴起”成为当下研究中对“大众媒介”力量考量的主要方面,这一点上与我国早期的研究存在明显区别。

  从知识积累的角度看,一方面,可以说“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这一学统中的各个经典议题,在2006年的新闻传播研究中继续得到关注,有的研究是以中国的实证材料为“创新扩散”、“知识沟”等经典理论增添更多的证据(如姚君喜、段鹏、冯芸等、肖荣春、王锡苓、葛进平、李永健等、李异平等的研究),还有的研究通过中国的实证材料试图对以上理论进行修正(如赵靳秋等和韦路等的研究),还有的研究试图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的理论概念(如姚君喜和赵丽芳的研究)。另一方面,以对经典理论进行验证的论文居多,这种格局似乎也显示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上力量显得薄弱,主动积极与理论进行对话、或者试图推进理论的风气还没有形成。

  其中10篇实证范式的论文,在方法上除肖荣春的1篇采用田野调查、李异平的1篇采用内容分析外,其他8篇(姚君喜、段鹏、冯芸等、王锡苓、葛进平、李永健等、赵靳秋等和韦路等的研究)均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资料(或直接使用他人的调查数据),分析单位都是采用“个人”,样本数从30余人至近6000人不等。从调查方法的规范性来看,由于大部分文章对调查方法、运算方法以及信度效度讨论的交代不甚详尽,因此无法逐一作出判断。笔者认为,研究方法的单一化,与研究议题的相近有关。上文提及的这些研究集中的四个议题,在我国地域差距较大的现实情况下,要求有较大范围调查数据支撑才能得到较可靠的回应,然而这样的调查需要的人力物力并不是大多数研究者能够承担的。

  从现有研究成果的情况看,无论从知识积累的程度,还是方法的易操作性与易推广性看,“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传统议题的研究,在我国属于较难从事的领域,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研究数量稀少的原因。

  讨论“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下“发展传播研究”的新议题的27篇论文,全部采用了规范研究的范式。

  从知识积累的角度看,本文将这27篇论文中论述的大众传媒在宏观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归纳为25条功能。虽然这些表述其实都没有跳出“传递信息、监督环境、传承知识、提供娱乐”四大功能的窠臼,但若以这些条目为基础,就可以形成一套使用于我国实际情况的衡量大众媒介功能发挥程度的指标体系,这样就能将将这些论文的成果形成合力,仍可成为该领域研究中重要的知识积累。

  从方法的角度看,这27篇文章几乎都是只有结论,没有交代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笔者认为,这也许与这部分研究是因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而刚刚兴起有关。讨论这些议题的研究者尚未在传播研究既有的领域中找到自身对学统的认同,因此还没有形成自觉遵守某类范式的学术规范的共同认识。本文试将这部分研究姑且纳入“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这个领域来进行比较,但并不希望这部分研究因此受到不必要的束缚。(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

  [1]任慧静、张晓锋(2006),传媒与和谐社会研究综述,新闻界,(6),pp.51-pp.52。

  [2]廖圣清,载于张国良主编《媒介与社会》(2001)。

  [3]同上。

  [4]徐晖明(2003),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状况,当代传播,(2)。

  [5]同注2。

  [6]罗浩(1996),转引自廖圣清(2001)文。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段鹏,创新扩散理论的实证研究——关于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推广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实地调查,现代传播,2006(3):140,pp.49-pp.53。

  [11]同注2。

  [12]同上。

  [13][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等(2002)著,熊澄宇译,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4]韦路、张明新(2006),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pp.43-pp.53。

  [15]同上。

  [16]李良荣(1997),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96页。

  [17]以上观点出自王怡红硕士论文《论农业新技术原理》、1987年至1988年中宣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发起对中国不发达地区广播电视事业进行的调查研究的报告之一《广播电视与观念更新》和张学洪1992年题为《新闻传播效力的一项实证分析》的研究报告,转引自廖圣清(2001)文。

  [18]参见陈世敏(1983),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台北:三民书局。

  [19]姚君喜,大众传媒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当代传播,2006(4),pp.10-pp.13。下同。

  [20]同注10。下同。

  [21]冯芸、吴非,延安农村的媒体使用情况及媒体社会功能实证研究,新闻知识,2006(2),pp.28-pp.31。下同。

  [22]肖荣春,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对江西农村实地观察的报告,中国传媒报告,2006(1):5,pp.110-pp.115。下同。

  [23]同注10。

  [24]赵靳秋、郝晓鸣,中国西部农村互联网技术的扩散模式:以甘肃为例,中国传媒报告,2006(3):5,pp.23-pp.32。下同。

  [25]王锡苓等,互联网在西北农村的应用研究:以“黄羊川模式”为个案,新闻大学,2006(1):87,pp.61-pp.65。下同。

  [26]葛进平、章洁、方建移、张芹,浙江省中学生“知沟”假设的实证研究,pp.54-pp.60。下同。

  [27]李永健、王佳慧,从赵滩村信息传播渠道看“知沟”特点,当代传播,2006(3),pp.9-pp.11。下同。

  [28]同注14。下同。

  [29]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是美国著名的非党派、公益性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皮尤人民与媒介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press)是其旗舰研究组织。详见韦路、张明新的研究。

  [30]李异平、李良荣,我国“媒介民主”的新实践:在建设农村和谐社会中维护农民权益——以《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为例,现代传播,2006(5):142,pp.51-pp.53。下同。

  [31]姚君喜,我国当代社会的传播分化,当代传播,2006(2),pp.18-pp.22。下同。

  [32]赵丽芳,放弃与干预——对农村传播问题的思考,新闻大学,2006(2):88,pp.47-pp.51。下同。

  [33]季明,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 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系列谈(五),《人民日报》 2004年02月15日 第一版。

  [34]胡锦涛同志2004年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的,转引自季明文,出处同注32。

  [35]分别是:

  陈力丹、陈俊妮,论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当代传播,2006(3),pp.4-pp.7。下同。

  刘行芳,“和谐社会”语境下媒介功能再认识,现代传播,2006(4):141,pp.17-pp.20。下同。

  毕一鸣,大众媒介的社会建设功能,当代传播,2006(2),pp.13-pp.15。下同。

  庞跃辉,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播的整合互动,当代传播,2006(1),pp.8-pp.10。下同。

  陈堂发,大众传媒与执政能力建设,当代传播,2006(2),pp.16-pp.17。下同。

  刘建明,传媒深度功能的多层互动,当代传播,2006(3),pp.2-pp.13。下同。

  曹鹏,构建和谐社会:新闻传媒的角色定位于任务,新闻记者,2006(11),pp.9-pp.10。下同。

  [36]分别是:

  高有祥,新农村建设中广播电视的使命与责任,电视研究,2006(?),pp.45-pp.47。下同。

  吴灏鑫,试论广播电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定位于策略,新闻知识,2006(11),pp.17-pp.18。下同。

  [37]吕继红、周胜林,论商业新闻与和谐社会,当代传播,2006(1),pp.1-pp.12。下同。

  [38]分别是:

  丁柏铨,论舆论监督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现代传播,2006(3):140,pp.32-pp.36。下同。

  胡桂林,舆论监督与和谐社会建设,新闻战线,2006(12),pp.27-pp.28。下同。

  [39]分别是:

  常守柱,新闻宣传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独特作用,新闻战线,2006(3),pp.34-pp.35。下同。

  庄莉红,构建和谐社会与危机传播管理,当代传播,2006(2),pp.11-pp.12。下同。

  [40]刘卫东、王娟,传媒制动:掌控社会危机的终端对策——论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使命,新闻知识,2006(7),pp.20-pp.23。下同。

  [41]分别是:

  王多,科学发展观与新闻报道的以人为本,新闻战线,2006(4),pp.9-pp.11。下同。

  陈娜、马艺,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构建,新闻知识,2006(11),pp.14-pp.15。下同。

  [42]丁柏铨,“和谐媒体”析,新闻记者,2006(6),pp.28-pp.30。下同。

  [43]分别是:

  张昆,媒介发展与政治文明,新闻大学,2006(3):89,pp.6-pp.13。下同。

  罗以澄、詹绪武,新闻传媒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当代传播,2006(1),pp.4-pp.8。下同。

  张志强、许建,中国媒介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媒介水平的国际比较,现代传播,2006(1):138,pp.54-pp.57。下同。

  [44]毛峰,变权力代言为道德代言:大众传播机制与社会和谐,北京师范大学学刊,2006(2):194,pp.69-pp.75。下同。

  [45]李正良、徐丽瑛,电视传媒社会责任的娱美量度,求索,2006(2),pp.190-pp.192。下同。

  [46]武中哲,论转型时期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120,pp.140-pp.143。下同。

  许永,阶层分化与媒介责任,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pp.63-pp.68。下同。

  [47]尹韵公,新闻宣传要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要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pp.5。下同。

  [48]贾广惠,科学消费观与舆论导向关系的思考,新闻知识,2006(2),pp.47-pp.49。下同。

  参考文献:

  [1] 陈世敏(1983),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台北:三民书局。

  [2] 李良荣(1997),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 张国良(2001)主编,媒介与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 [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等(2002)著,熊澄宇译,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5] 姚君喜,大众传媒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当代传播,2006(4),pp.10-pp.13。

  [6] 段鹏,创新扩散理论的实证研究——关于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推广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实地调查,现代传播,2006(3):140,pp.49-pp.53。

  [7] 冯芸、吴非,延安农村的媒体使用情况及媒体社会功能实证研究,新闻知识,2006(2),pp.28-pp.31。

  [8] 肖荣春,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对江西农村实地观察的报告,中国传媒报告,2006(1):5,pp.110-pp.115。

  [9] 王锡苓等,互联网在西北农村的应用研究:以“黄羊川模式”为个案,新闻大学,2006(1):87,pp.61-pp.65。

  [10] 赵靳秋、郝晓鸣,中国西部农村互联网技术的扩散模式:以甘肃为例,中国传媒报告,2006(3):5,pp.23-pp.32。

  [11] 葛进平、章洁、方建移、张芹,浙江省中学生“知沟”假设的实证研究,pp.54-pp.60。

  [12] 李永健、王佳慧,从赵滩村信息传播渠道看“知沟”特点,当代传播,2006(3),pp.9-pp.11。

  [13] 韦路、张明新,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pp.43-pp.53。

  [14] 李异平、李良荣,我国“媒介民主”的新实践:在建设农村和谐社会中维护农民权益——以《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为例,现代传播,2006(5):142,pp.51-pp.53。

  [15] 姚君喜,我国当代社会的传播分化,当代传播,2006(2),pp.18-pp.22。

  [16] 赵丽芳,放弃与干预——对农村传播问题的思考,新闻大学,2006(2):88,pp.47-pp.51。

  [17] 张昆,媒介发展与政治文明,新闻大学,2006(3):89,pp.6-pp.13。

  [18] 陈力丹、陈俊妮,论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当代传播,2006(3),pp.4-pp.7。

  [19] 吕继红、周胜林,论商业新闻与和谐社会,当代传播,2006(1),pp.1-pp.12。

  [20] 高有祥,新农村建设中广播电视的使命与责任,电视研究,2006(?),pp.45-pp.47。

  [21] 丁柏铨,论舆论监督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现代传播,2006(3):140,pp.32-pp.36。

  [22] 刘行芳,“和谐社会”语境下媒介功能再认识,现代传播,2006(4):141,pp.17-pp.20。

  [23] 毛峰,变权力代言为道德代言:大众传播机制与社会和谐,北京师范大学学刊,2006(2):194,pp.69-pp.75。

  [24] 毕一鸣,大众媒介的社会建设功能,当代传播,2006(2),pp.13-pp.15。

  [25] 李正良、徐丽瑛,电视传媒社会责任的娱美量度,求索,2006(2),pp.190-pp.192。

  [26] 庞跃辉,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播的整合互动,当代传播,2006(1),pp.8-pp.10。

  [27] 许永,阶层分化与媒介责任,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pp.63-pp.68。

  [28] 王多,科学发展观与新闻报道的以人为本,新闻战线,2006(4),pp.9-pp.11。

  [29] 贾广惠,科学消费观与舆论导向关系的思考,新闻知识,2006(2),pp.47-pp.49。

  [30] 武中哲,论转型时期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120,pp.140-pp.143。

  [31] 董兆卫,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农村舆论传播体系的重建,新闻知识,2006(8),pp.17-pp.19。

  [32] 罗以澄、詹绪武,新闻传媒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当代传播,2006(1),pp.4-pp.8。

  [33] 常守柱,新闻宣传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独特作用,新闻战线,2006(3),pp.34-pp.35。

  [34] 庄莉红,构建和谐社会与危机传播管理,当代传播,2006(2),pp.11-pp.12。

  [35] 胡桂林,舆论监督与和谐社会建设,新闻战线,2006(12),pp.27-pp.28。

  [36] 刘卫东、王娟,传媒制动:掌控社会危机的终端对策——论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使命,新闻知识,2006(7),pp.20-pp.23。

  [37] 吴灏鑫,试论广播电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定位于策略,新闻知识,2006(11),pp.17-pp.18。

  [38] 陈娜、马艺,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构建,新闻知识,2006(11),pp.14-pp.15。

  [39] 丁柏铨,“和谐媒体”析,新闻记者,2006(6),pp.28-pp.30。

  [40] 陈堂发,大众传媒与执政能力建设,当代传播,2006(2),pp.16-pp.17。

  [41] 刘建明,传媒深度功能的多层互动,当代传播,2006(3),pp.2-pp.13。

  [42] 曹鹏,构建和谐社会:新闻传媒的角色定位于任务,新闻记者,2006(11),pp.9-pp.10。

  [43] 张志强、许建,中国媒介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媒介水平的国际比较,现代传播,2006(1):138,pp.54-p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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