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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学科理论基础辨

作者: 王永环 发布时间:2010-09-29 10:17:00 来源:
  摘要:认识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对传播研究、对传播学学科性质的理解意义极大。然而,学界对此有着诸多不同看法。本文根据美国学者Ernest G. Bormann提出的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四个层面,从解释传播实践;提出理论指导;形成理论体系,以及对传播的哲学与史学思考等方面,认为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应为系统科学、心理与行为科学以及语言与符号理论。其基础作用体现在形成、构建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与对传播知识体系的系统思维;解释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内在的心理动机与外在的行为表现;以及分析传播过程中,对信息的认知、加工与处理等方面。

  关键词:  传播学   学科基础   传播理论研究

   

  传播学是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当为不争之事实。但对传播学究竟是哪些学科交叉的结果,其学科理论基础究竟有哪些,国内外诸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内,有的学者间接提出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认为,应“从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对传播学进行综合探索以找寻到一个出发点,一个研究的方向与范畴。”[①]有的则明确提出,“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主要是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政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统计学、符号学等等。”[②]还有学者认为,构成传播学理论基础的有两个学科群,提出“……奠定其理论基础的学科如次:

  1. 行为科学(群)——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宣传学、新闻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等。

  2. 信息科学(群)——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学、统计学等。” [③]

  在国外,亦有学者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很多学科都应是传播的基础,都应纳入传播的范畴。W. Phillips Davison 与Frederick T. C. Yu的话,就很好地反映了人们这样一种认识:“要建构一个学科领域,人们须后退几步,直至将整个领域纳入视野。传播领域极为巨大,要看清其整个领域,我们不得不将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所有方方面面都囊括其中,以至于要达到专业唯我主义的地步,除传播之外,万事皆非真实:人的个性、是传播的产物;人类文化以及所有社会机制都是传播的产物。”[④]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传播学学科基础的认识,反映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盖因认识一个学科的学科基础对认识这一学科的本质,极具意义。鉴于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很有必要。                          

  要讨论传播学的学科基础,须首先认识传播研究的范畴。传播学究竟研究什么?哪些东西应当是其研究的对象?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传播学所研究的主要有:人的自我形象;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劝服与被劝服;人际联系的建立;群体与组织中的协作;社会实践、规范与价值观的表达、维持与改变等。总之,研究的是人的基本传播活动,与人的心理活动与语言行为密不可分。故此,笔者认为,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在于三个方面:

  (1)系统科学;

  (2)心理与行为科学;

  (3)语言与符号理论;

  这些学科的基础作用主要体现在:形成、构建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与对传播知识体系的系统思维;解释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内在的心理动机与外在的行为表现;以及分析传播过程中,对信息的认知、加工与处理等方面。笔者不揣简陋,拟就这一问题就教于大家。

   一 

  美国学者Ernest G. Bormann在Communication Theory一书中,对自然科学理论与研究和传播理论与研究作了一番比较,提出传播理论与研究表现为四个层面[⑤]

  按照Bormann的看法,在第一个层面上,传播理论与研究所探讨的,是人类传播的自然现象及其认定的社会真实,如,社会交往过程中,两个关系一般的人,会任何交谈以及应当任何交谈;在第二个层面上,传播理论与研究探讨实践某一特定的传播方式,某种具体的传播行为,以期找到特定的理论来解释这种行为,指导这类实践活动,或是展开批判。如,新闻报道为何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其依据何在?以此,我们如何来评价具体一则新闻报道手法的优劣;第三个层面的传播研究,则是对传播知识体系的学术性分析,如,受众选择性心理对“使用与满足”之类“有限效果理论”的解释与分析作用,受众在接受信息时,选择性心理机制的基础等;而第四个层面的研究,则是对传播理论与研究在哲学与史学上的探讨,如,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传播的伦理问题;传播、科学与价值三者间的关系等等。笔者认为,Bormann对传播研究的看法有相当的道理。然而,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层次并非有着如此明确的界限,绝对分明。例如,由F. Heider的“平衡理论”,C. E. Osgood的“一致性理论”以及L.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所构成的“态度改变理论”知识体系,即可在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解释Bormann从第一层面到第三层面的传播行为。加上其他一些理论,如,K. Lewin的“心理动力理论”,C. I. Hovland的劝服研究,可形成更大的知识系统,使我们对这一方面传播行为的解释更具理论深度与广度。如此,窃以为,传播学的学科知识实为一连续统,从最具操作性的传播实践活动,到纯理论的哲学思考,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均为这一连续统上的“点”(当然并非纯粹的点,而应是这一连续统上的一段范围)。会写一篇好文章,可欣赏一部好作品,能拍摄一张好照片、一段视频录像资料,处于连续统上操作、实践性一端;探讨、认识传播的价值,则靠近纯理论性一端。在这一连续统上,实践性一端的研究为理论性一端的研究提供实例、基础,而理论性一端的研究又为实践一端的研究提供指导。诚如是,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当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判断传播学这一连续统上可能的点,能够为我们对这些点提供解释与分析的理论知识。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找到那些更为接近具体操作性一端的点加以解释,因为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这样更为简化。“简化方法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简单化、理想化,其实质就是科学抽象。科学抽象是指舍弃客体的非本质方面而抽取其本质方面的过程,通过抓住事物主要因素、主要关系、主要矛盾、主要过程,舍弃次要关系、次要矛盾、次要过程,从而更加突现事物的本质。”[⑥]传播学是解释人的传播行为的科学,其本质是解释人的传播行为,指导人们的传播实践。故此,倘若Bormann对传播理论与研究四个层面的分析合理(笔者认为这一分析是合理的),则我们自然可以认为传播学学科的理论基础主要应体现在这些层面上,尤其是第一、二个层面上。这样,我们也就抓住了事物的主要因素、主要关系、主要矛盾与主要过程。

  传播理论与研究林林总总,可谓汗牛充栋。哪些是这一连续统上的点呢?笔者试以Brent D. Ruben 在《传播与人类行为》 一书中,对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传播类图书所作的分类统计,结合Ithiel de Sola Pool, Wilbur Schramm与Nathan Maccoby编辑的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⑦]以及Carroll C. Arnold与John Waite Bowers编辑的Handbook of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⑧]两本工具书中所入选的相关内容,来厘清传播研究中的这些点。这两本工具书虽名为“手册”,但其权威性毋庸置疑。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的撰稿人不乏Pool, Schramm, Maccoby, W. J. McGuire, E. D. Parker以及E. Katz这样的传播大家。而Handbook of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全书不下五十万言是部大型工具书,从着手编撰到付梓用去十年之久,足见且严谨性。该书采用百科全书式的编撰方法,对每种类型理论的产生、发展与现状均有详细的介绍,极具史料价值。编者在前言中称,该书的编撰意在使之成为“每个严肃的修辞学者与传播学者的核心资料来源与参考书。”顺便提一下,两书均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目录。

  Ruben的图书分类统计自1501年起至1976年,是时,美国的传播理论研究已经大成。

  ……(此处有删节) 

  从Ruben的统计分类来看,新闻(主要是新闻采写与编辑)、演讲与劝服等属于传播技巧类的东西,实践性较强,当属传播理论与研究中第一、二层面,在连续统上靠近实践性一端;人类传播(偏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媒体与大众传播应偏重理论解释与分析,当属第二、三层面,处于连续统上中间位置;信息理论、系统分析、语言与符号研究则处于第三、四层面,不少内容偏重哲学与史学思考。从Ruben的分类统计数字中不难看出,西方传播理论家研究的兴趣、重点在连续统上表现相当。在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与Handbook of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两书中,靠近操作性实践活动一端的有:劝服、谈判、人际联系、群体的形成、维持与表现等。处于中间位置的有:人的传播规则、制约与策略;人类传播的发展、维持与自我改变等。而靠近纯理论一端的则有:传播与公众价值观念的关系;传播自由与控制等。至此,我们不难理清,传播研究接近操作性一端的主要有新闻实践、演讲技巧与修辞方法、谈判、宣传、劝服与非言语传播等活动。盖因这些研究为人们的传播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可帮助人们掌握具体的传播手段与方法,人们也可以借助这些理论来赏析、评判某些具体的传播行为;在接近纯理论性一端的主要有传播与社会的发展、传播与人的价值观念的关系等;而处于这一连续统中间,由偏实践性到偏理论性,在Handbook of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一书中,主要有传播的态度改变与满足功能、知觉与意义的研究、信息理论、语义研究与符号学方法、系统分析等。这些研究构成了传播理论的知识体系主体,在连续统中起到无缝连接两端的作用。由于这些研究的内容主要针对人的语言等符号行为与传播过程中的心理因素,因此,解释理论自然多为心理学与语言符号理论。诚如是,我们把系统科学、心理与行为科学、语言与符号理论视为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就顺理成章了。因为,人的操作性传播行为离不开人对信息传播的认知心理活动,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对信息所作的处理,这一切都需要由心理理论、行为科学研究语言、符号理论来解释。而系统科学则为我们分析传播系统提供了依据,据此,我们方能得以分解传播过程中的各个要素,认识这些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我们对传播的研究系统化,更具理论深度。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这三者并非各自独立地支撑传播学的某个方面,而是相互渗透、交叉,使之建立的传播学基础更为稳固。如,语言符号与心理学的交叉,形成的语言心理学与心理语言学,对解释人的言语行为更为合理,而用系统理论来认识符号的传播意义,则使我们对知觉过程中符号的传播功能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也许读者诸君要提出质疑,在上述统计以及两书的章节目录中,亦有与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相关的传播研究,凭什么说这些学科就不是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不是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呢?从方法论来看,科学研究方法有简化一说。简化除上文提到的简单化、理想化外,尚包括“还原方法”。还原方法可指两门学科之间的还原,“如果一门学科的理论、规律可以用另一门学科的理论、规律说明,那么前一门科学可以还原为后一门科学。”[⑨]还原方法虽不具备普适性,但在满足了“可推导性条件”与“可连接性条件”的情况下,对科学研究而言,极为适用。所谓推导性条件指被还原的理论、规律可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规律推导;可连接性条件则指学科陈述均可用语言结构分析,这一结构可按照隐含,或者明确的构造规则用最基本的表述方式构造出来。对解释传播活动而言,上述几个学科的理论、规律与方法都可用系统科学、心理与行为科学以及语言与符号理论来加以推导。比如,新闻采写要新的原则,可以从“新”、“奇”的东西“对人具有吸引力”这一心理学规律推导出来。而学科的陈述连接性也是如此。比如,Robert Park在陈述人的自我观念时,有如下表述:“有关自我的观念,看来除了有赖于他们自己的职业,一般还有赖于其生活的社区和在社区群体中所力图扮演的角色,同时还有赖于社会给予各种角色的认定和地位。”[⑩]在社会学向心理学的还原过程中,这一陈述就把两者联系到了一起,因为社会学的社区与社区群体中的角色问题与心理学的角色观念是联系的。

  社会学本身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上述三个方面,其理论与规律几乎都可在系统科学、心理与行为科学以及语言、符号理论中找到依据[11],如果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涉及到社会学的某些规律,也无疑可以还原为这三者。事实上,笔者认为,传播学与社会学是两个平行的学科,传播学研究的是人的传播行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也是人的传播行为,只不过两者研究的角度不同而已。因此,绝对谈不上社会学是传播学的学科基础。

  ……(此处有删节) 

     

  倘若系统学科、心理与行为科学以及语言与符号理论可以为传播学提供学科基础,则我们接下来是要认识这些学科具体为传播学提供了哪些理论基础。由于传播理论与研究极为庞杂,我们的讨论只能是管中窥豹。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系统科学的作用。系统科学不仅限于“三论”,尚应包括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混沌理论等新的非线性、动态系统科学观,我们不妨称前者为一般系统理论,后者为系统新科学观。系统科学对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作用大致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一般系统理论为传播学建立了学科体系基础。一般系统理论的核心在于系统的多元性、相关性与整体性,也就是说,一个系统必须具备三个特点:(1)要有多个元素;(2)各元素间须有一定的相互关系;以及(3)每个元素都是实现系统目标必不可少的。借助一般系统理论的这一核心思想,我们可以分解一般传播过程,“我们视传播过程为一系统。”[13]从而认识整个传播过程中,传者、信息、媒介以及受者等传播元素;分析这些元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解释这些元素各自在实现系统目标上(完成某一传播过程,或达成某种传播目标)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正是借助一般系统理论,传播理论家构建了传播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传播研究中的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与效果分析,以及诸多传播模式的提出,无一不是建立在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之上。除了Bertalanffy提出的这一核心思想之外,Shannon的信息论与Wiener的控制论对一般系统理论的贡献亦巨,对传播学的系统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基础作用极大。这种作用与影响相信从事传播研究的人都极为清楚,毋庸笔者在此饶舌。正是由于有了一般系统理论,使得我们能够理清传播过程中各个元素的关系,从而使得W. P. Davison 与F. T. C. Yu能够声称:“我们已提出了传播领域的学科结构,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已相当清晰。同时,我们也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可以填补我们现有知识的空白。”[14]

  第二,系统新科学观的系统思维观念揭示了传播系统非线性与开放性,从而向我们展现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实质。一般系统理论揭示了传播过程中的各个元素及要元素间的关系,对我们认识诸如传者、信息、媒介、受者等元素对传播的意义极具启发。然而,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传播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元素间的关系也变化不拘。一味地用一般系统理论来分析传播过程,在人们的传播实践中肯定力有不逮。如此,在理论上运用混沌理论、整体论、动态理论以及其它一些全新的科学理论观对科学地理解系统紊乱、行为模式、自组织、熵以及刚性结构的耗散现象,具有重要意义。运用这些不断涌现的科学观念来理解系统也使人们有机会以全新观点来认识整个传播体系。注重运用这种新的系统概念、系统价值观以及系统思维方法来认识传播过程,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在认识传播理论中多方面的基础价值作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系统新科学观对传播理论的基础作用,我们有必要大致地认识一下系统新科学观的主要代表思想——混沌理论。混沌理论是由美国学者E. N. Lorenz提出来的。Lorenz在用计算机来求解一组描述天气的非线性微分方程数据时,发现与头一天的运算结果相去甚远。后来经多次分析研究,Lorenz第一次揭示了确定性系统中,存在随机的不规则现象(混沌现象),表明确定性理论描述的系统行为会表现出不确定性,从而使系统行为不可重复,不可预测。混沌体现了系统的非线性特点,表明系统运行对初始条件有极大的敏感性与依赖性。这种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说是一只北京的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一个月后引起了纽约的大风暴。可以说,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是混沌理论的核心。是解释系统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混沌理论只是说明系统并非线性的观点之一,另外,分形、分岔、奇怪吸引子(孤立子)等概念的建立,使得非线性系统理论更为完善。非线性并非意味系统无序,系统行为完全不可预测。非线性系统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Prigogine认为,一个系统只有不断地从外部引入负熵,即可在递归状态下维持系统的稳定。Prigogine认为,但这要满足三个条件:①系统须具开放性;②系统须远离平衡态;③系统中须具有某些非线性动力机制,如,正负反馈等。混沌理论等非线性系统科学观的提出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打开了一个窗口,也为我们认识人类的传播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视野,要求我们:

  ● 在因某一传播系统元素的预期变化,导致其它元素作出必要变化,以达到理想的整体效果时,对系统各元素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依赖的再认识;

  ● 对传播系统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依赖性的再认识。

  如此,笔者认为,非线性系统科学观对我们认识传播过程至少有如下两项重大意义:

  1. 揭示了传播系统的非线性、开放性;

  不论简单还是复杂,传播过程均涉及诸多因素、种种关系,这些因素、关系有的是心理的,有的是社会的。这些心理、社会因素与关系在传播过程中,会因为时机、场合等方面的差异对传播产生种种影响,此时,系统若要维持、发展,则须表现出“系统递归状态下的稳定”,“以远离平衡态”。这是线性系统理论难以解释的。此外,系统的非线性动力机制使得传播系统与外部世界的交换成为可能,从而体现出系统的开放性。如此,我们用混沌理论中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来认识、分析马莱茨克的传播模式,一定会有种全新感受。

  2. 揭示了传播知识体系的不良结构实质。

  知识可分为两类,良性结构的与不良结构的。人们把概念清楚,定义明确的知识称为良性知识;对那些概念含浑,定义不明确的知识称之为不良构知识(亦有人称不良结构知识为劣构知识)。以良构知识来认识、解决问题有固有的模式(方程),且答案具唯一性。与之相反,不良结构知识在认识、解决问题时,没有固有的模式,答案也非唯一的。传播知识体系就是这样一种不良结构的知识。“传播”有如此之多的定义,有如此之多的模式,即为传播知识体系实为这种不良结构的表现。传播系统的动态发展,使得系统元素间的关系变得难以界定,系统新科学观是这一结构实质的最好解释。让我们用Donald Schön在其著名的高原与沼泽评论中所表达的如下观点,来结束系统科学对传播学基础作用的讨论。Schön的评论让我们看到了像传播知识体系这类不良结构的知识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从而也让我们看到了系统科学对传播学的意义:

   在学科实践的各种地貌中,既有坚实的高原,又有低洼的沼泽。在高原上,各种可控制的问题为研究基础与技术的应用提供了解决的机会。而在低洼的沼泽,乱成一团的诸多问题在挑战技术手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论人们对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的兴趣有多大,高原上的问题对人们或者社会而言,往往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而沼泽中的问题则是对人们至关重要。[15]

   其次,我们要讨论心理与行为科学在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作用。在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来作个界定,本文的心理与行为科学指的是对人的内在心理机制与外在行为表现研究所提出来的理论、规律,而不仅仅是心理学中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与思想观点。心理学是受19世纪自然学科影响最早的学科,对传播学的影响甚巨。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传播研究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始终将传播效果作为研究的重中之重。而要取得传播效果离不开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分析。

  从Ruben的图书统计分类与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和Handbook of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两书的目录来看,心理与行为科学对传播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知觉与意义关系的认识,以及对态度的形成、维持与改变等的解释,如,人类传播涉及到对信息的知觉,传播与学习需认知理论的解释,劝服涉及态度改变理论。这些传播活动主要与认知心理有关(当然,还要有语言、符号理论的参与)。其中,态度改变(以及维持)理论研究在传播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态度包括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种因素,在态度的形成过程中,认知导致情感认同,情感认同导致行为倾向,显然,这三者中,认知是态度形成(还有改变与维持)的关键,抓住了认知,就抓住了态度问题的实质;二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分析,如,人类传播(人际传播)、人际联系、群体的形成、维系与表现、受众心理等。这些主要与社会心理有关。“传播总是与个体的价值观念、情感紧密相联,这些价值观念与情感决定了对自己、对他人行为的态度,与文化所界定的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16]当然,在传播过程中,认知心理与社会心理(还有其他心理活动)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常常表现为共同作用。鉴于此,心理与行为科学对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作用,我们也可大致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揭示了人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事物认知的心理机制。认知心理研究的主要包括感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思维和言语等心理过程,以信息加工理论观点来认识人的认知活动。由于受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心理研究长期关注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或者神经机制,如,经典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研究即为一例。“认知心理倡导信息加工观点,实际上是在高于生理机制的水平上来研究心理活动,也就是立足于心理机制,研究信息加工过程”。[17]认知心理的核心是揭示认知过程的内部心理机制,即信息的获得、储存、加工、提取与使用,故此,笔者认为,特别适合解释人的信息传播行为。认知心理加上其他理论,如,格式塔心理学派,内容心理学派等心理理论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信息处理的解码、编码过程,使得传播理论与研究分析更为接近人类传播的实际活动。格式塔心理学派强调综合,有助于整体认识传播的意义。如,我们在听人说话的过程中,不但会听说话人所说话语的字面意义,还会考虑到诸如话语的情境、说话人的个性特征、传播双方的人际关系等,以此,来整体地把握对信息的认知。显然,对这种现象,我们自然可以用认知心理与格式塔学派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内容心理学派注重实证,使心理学测量方法广泛地用于传播研究,帮助解释人的日常传播行为。自G. T. Fechner开创了物理心理学,认为心理可以测量,提出感觉强度与刺激强度间的关系公式以来,心理学研究走上了一条注重科学数据的经验主义道路,极大地影响了内容心理学派的研究,进而影响传播过程中的认知研究。如,Osgood的语义差分析技术当为此类。Osgood根据语义差技术设计、制作的量表来测量人们对事物的态度等认知,是传播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

  认知心理将注意作为信息加工的重要机制。N. Moray认为,注意有选择、集中、搜寻、激活、定势与警觉等特征。[18]但认知心理尤其强调选择性这一内在机制。英国学者Broadbent在《知觉与传播》一书中,提出“过滤器模型”来解释注意的选择性,认为人的信息加工能力有限,在大量信息涌入的情形下,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为避免出现“瓶颈效应”,需要加以调节,选择部分信息进入高级分析阶段。这种选择作用并非随机的,而是受到一定因素的制约,新奇的、刺激性强的、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刺激易于通过过滤器,Broadbent称这类刺激符合人的预期,因而容易引起人的注意。[19]这对传播研究的意义极为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传播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信息的“功能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的意义。从功能性因素来看,选择性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①信息内容要对受众“有利”,因之对人具有生物学意义,符合人的预期;②信息内容对受者而言要有“趣”,因之具有“新奇性”、“刺激性”。从结构性因素来看,选择性理论也使得我们理解,传播过程中要重视:①信息的重复;②信息的强度;③信息呈现的位置;④信息形式的变化;⑤信息的对比。因为具有这些结构特点的信息容易引起人的选择性注意。因此,选择性理论不仅解释了具体的传播实践行为,指导实践活动,而且,可以为更高层面上的理论体系,或部分理论系统提供依据。如,对新闻理论中,新闻须“新”这一观念,选择性理论就是极好的解释。此外,在理解传播对态度的改变方面,选择性理论“不仅能解释传播改变态度的方式,也能解释抗拒改变态度的原因。”[20]从而,使得传播的态度改变的系统理论更具说服力。如若将选择性心理与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等一致性理论结合到一起,可以更好地解释传播中的态度改变理论,指导相关的传播实践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认知心理以信息加工观点来研究人的认知活动,而信息加工则强调操纵符号与符号系统,认为不论是计算机还是人,作为信息加工系统都是由接受器,效应器、贮存器以及加工器组成。这一解释不但揭示了人的自我传播过程的结构与机制,[21]而且将认知心理与符号理论联系到了一起,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符号与符号系统在人的认知方面的作用。

  第二,解释了人际关系的建立、维系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传播的实质就是建立、维持一定的人际关系,形成并发展社会心理。对传播的这一作用Arthur P. Bochner在撰写《人类传播的人际联系功能》时,说得极为清楚:“人们通常认为,传播当中的问题是人与人产生摩擦的主要根源。直接、‘坦诚的’传播方能产生良好的人际关系。”[22]

  通过文献研究,Bochner分析了人际联系的实质、类型与主要手段,得出两点重要结论:

  ①    人际联系表现出习惯性思维(行为)。换言之,信息结果为特有方式,若没有意外,一定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可能的反应;

  ②  所有人际传播的最普通功能在于影响及/或表达情感。

  让我们先来看看人际联系所表现出来的习惯性思维(行为)问题在传播研究中的意义。美国学者Timothy Leary及其研究小组在一项长达十几年(从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研究中,试图找到可能的途径来理解人的个性,从而找到解释人的普遍传播行为的理论。Leary认为,人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人的个性因素:传播活动、意识层面、私下表现、非预期行为以及价值观念。其中,传播活动(外显行为)的意义最为重大。而在Leary看来,传播活动的核心就是“人际联系的习惯性思维”,Leary称之为“个性中最为重要的单一因素”将其界定为“人际行为的效用性功能单元……是对人际传播情境的自动,且通常是无意识地反应,往往反映了传播内容的超然性。”[23]在评价Leary的研究时,Bochner认为,至少有五个理由,可以称之为20世纪行为科学所取得的杰出成果:①是根据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献来解释一个重要理论;②对经验性单元均作了功能分类,如,行为根据其社会影响来编码,并通过强调人际判断的功能作用,早在人们普遍接受之前,Leary就把人际行为等同于人际传播;③将人际行为分为两个维度十六种类型,合理、明确。在支配/顺从维度,行为意义表现为影响与控制;而在敌意/友善维度,行为则具有情感性因素。Leary的研究策略建立了一种人际关系的二因素框架,为后来人们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探索模式;④Leary将研究变量首尾连接依次排列,从而易于与研究数字对照;⑤Leary强调从多个层面收集、积累个性数据,认为传播(外显)行为最为关键,自我意识报告亦有信息价值,充分认识客观数据与主观资料重要性。[24]

  根据Bochner对人际联系的实质、类型与主要手段,得出的两点重要结论,以及对Leary研究所作的评价,笔者认为,我们不难认同人际联系的实质就是人际关系,而人际联系取决于人的信息传播行为,取决于对信息传播内容所具有的超然性。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行为科学对传播理论与研究的意义,不难认识行为科学对传播学的基础作用。

  最后,让我们讨论语言与符号理论在传播学学科基础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已为人们所共识,比如,只要对传播知识略有所知,均了解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在传播学的意义,我们似乎不必在这一问题上过多地费什么神思。

  符号代表事物,在人的认知过程中,具有取代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作用。在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看来,符号能够作为刺激因素,产生它所代表的事物所能产生的心理效果。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通过符号所构成的虚拟世界来认识我们这个真正的世界。按照上述Bormann的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层面,我们要做的只需讨论语言与符号理论在这些层面上,或者,在我们所说的连续统上,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了这种基础作用?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笔者认为,我们似有必要来认识一下作为传播学的学科理论基础,所需的是哪些语言与符号理论。在笔者看来,符号学恐怕是最为劣构的知识。这点从符号学界对符号研究的范畴、分类等有诸多歧义、极为庞杂[25]上可见一斑。鉴于太过劣构的知识在解释问题时难以取得较大程度的共识,因此,我们须稍事甄别,选择那些人们比较认同的理论观点,并以此来认识、理解进而解释传播行为。如此,方能避免陷入某些概念上的泥淖。如是,笔者拟就对符号的一般认识以及语言的话语理论与框架作用两个方面为例,来谈谈符号与语言理论对传播的基础作用。

  第一是对符号的一般认识。从众多文献来看,人们把很多英语单词,如, “sign”,“symptom”, “semiotics”, “symbol”, “index”, “icon”, 甚至 “signal”,[26]所具有的含义都归为汉语中“符号”一词对应的意义。李幼蒸先生在《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中,就将“记号”、“象征”、“信号”、“指号”、“肖似性记号”等,均归为符号一类。对这种乱象,吴文虎先生认为,是翻译处理时的技术问题所带来的结果:“由于翻译名称的不同,信号(signal)和符号(symbol)常合译为‘符号’;而‘记号’或‘征象’(sign)则常常译为‘信号’”。[27]故此,吴先生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在阅读传播学、信息论、符号学等著作时要特别仔细辨别。”这种状况使我们读者极为为难,对认识符号,对认识符号的本质无疑有害。

  对上述分类概念我们无意作出评论,我们只是要选择那些人们对符号比较认同的一般看法,再来看看这些看法能否用来解释传播行为,指导传播实践,形成传播理论体系。根据诸多学者的看法,笔者认为,符号的以下几点特性得到学界比较一致的认同:[28]①符号具有任意性,与其所代表的对象没有因果关系或逻辑关系;②符号与其所代表的对象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换言之,对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③符号具有抽象能力,可以在不同抽象层次上指代事物,表达概念。

  Gary Cronkhite从词源学角度考证了“符号”(symbol)一词。[29]据Cronkhite的考证,symbol源于希腊语δυμβόλου,意为“表示识别”,由δυμ-βάλλειυ“放到一起,比较”派生而来。而δυμ-βάλλειυ则是由δυμ,“一起”加上βάλλειυ,“丢于”合成。因此,symbol的意思是把两个不相干的东西置于一起,表示代表。Cronkhite亦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证了 “signal”, “symptom”, “sign”等词。根据从词源上考证,唯有symbol与之所代表的事物不相干。从“符号具有任意性,与其所代表的对象没有因果关系与逻辑关系”这点来看,惟有symbol应当称为符号。符号的任意性极具意义,对解释人类创造性地使用符号来代表事物,尤其是抽象概念提供了依据。其作用是那类一对一的“符号”所无法起到的。

  正是由于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一特性,解释了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对相同的一句话作出不同的理解。因为符号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句话“能”,而且“会”作出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人们对同一符号所作出的种种不同理解,即为一般符号理论中,符号学家,如,Saussure所称的“能指”,或者是Ogden-Richards所称的“指涉”,Peirce的“解释因素”,还有Frege的“含义”。总之,“能指”也好,“指涉”也罢,都是因为符号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的结果。这里顺便提一下,不少专著,包括教科书在内,提到什么是索绪尔符号理论中的能指时,均用索绪尔以玫瑰花代表爱情来举例说明:玫瑰花是符号,花所代表的爱情是所指,而玫瑰花能够代表爱情是能指。这种对能指的解释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笔者倒愿意将之看成是索氏的调侃。在笔者看来,“能指”当为符号所能代表的全部意义。如,符号“树”,其能指当为所有作为树的、具体的东西,比如,办公楼前的那棵樟树,屋后溪旁的那株柳树。而所指则为在植物学意义上的乔木,是那类有树干,有树根,带树冠的,抽象的东西。因此,符号-所指-能指关系,即可为:“树”-(植物学意义上的)乔木-松树、桃树、梨树等等(当然,这些松树、桃树等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也是所作)。符号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解释了人们对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说明了人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认知,对传播理论来说,意义不谓不大。

  而符号具有抽象能力的特性使得符号能够代表抽象事物,表现人的思想。同一符号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同一个词用在张三身上是赞赏,用在李四身上则是讽刺。这种性质可称为符号的性格。符号的性格不同于符号能指中所代表的不同意义,比如,某个词的不同意义。词汇意义可以从字典中找到,而性格则要通过传播情境方能体现。这就使得符号具有二重特点:符号的概念性与符号的表象性。符号的概念性反映客观事物的关系与性质,而符号的表象则是客观事物在我们大脑里面的心象或意象。借助符号的表象性,人的情感方能得到表现或者表露。故此,利用符号,人们可以反映自己对事物的认知与情感态度:利用符号的概念性,我们可以获取对客观事物的知识,建立认识客观世界的理论,是为认知行为;利用符号的表象性,我们可以反映对事物的情感与态度,体现人的思想,是为表象活动。朱光潜先生谈及对事物态度的一段话,可以极好地说明我们对符号的这一认识:“同是一棵梅花,可以引起三种不同的态度。看到梅花,你就想到它的名称,在植物分类学中属于某一门某一类,它的形状有哪些特征,它的生长需要哪些条件,经过哪些阶段,这里你取的是科学的态度。其次,看到梅花,你就想起它有什么实用,值多少钱,想拿它来做买卖或是赠送亲友,这里你所取的是实用态度。科学的态度只注重梅花的实质、特征和成因;除开实质、特征和成因梅花对科学家便无意义。实用的态度只注重梅花的效用,除开效用,梅花对于人便无意义。……比如见到梅花,把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一刀截断,把它的联想和意义一起忘去,使它只剩一个赤裸裸的孤立绝缘的形象存在那里,无所为而为地去观照它,赏玩它,这就是美感的态度了。”[30]正是由于符号具有认知性与表象性,使得传播双方能够借助符号进行思想的交流。

  第二是语言理论对传播的作用。上述符号的三个特性尤为特出地体现在语言上,使得语言成为最为完美的传播符号,使得人们能够完成米德的符号互动过程,实现人际交往。可以说,认识语言符号的这三个特性是理解符号互动,理解人际传播的基础。然而,在传播的知识体系这一连续统上,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处于较为接近实践性一端。人们在表达思想、构建对世界的认识方面,尚需要借助其他语言理论(当然,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手段),来理解、说明。这类理论可以是话语理论、框架理论。

  可称之为话语理论的观点极多,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讨论。这里,仅与的言语行为理论来作个说明。

  J. Searle根据J. L. Austin的基本思想,结合L. Wittgenstein的语言观,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人们说出来的话语包含有三种行为成分:言内行为、言外行为,以及言后行为。所谓言内行为即为话语所表达的概念或意义;言外行为则体现为说话人对话语所表达的事物的认知,如,对该事物的判断、描述、解释或意图等;而言后行为指听话的人对话语所作出的可能反应。在这里,话语行为突显了语言符号信息与人的心理活动有关。从言外行为来看,说话人通过对语言符号的选择来表达自己的判断,完成自己的解释或实现自己的意图;从听话人来看,通过自己对话语的知觉选择性,对符号信息作出自己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再作出进一步的反应。显然,通过话语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符号在表达思想、构建认知方面的作用。

  语言符号何以能够导致话语所包含的这三种成分?笔者认为,盖因符号具有的外延意义与内涵意义。Osgood认为,理论上,词语与其所代表的概念之间存在三个层面上的语意空间。这三个空间表现为词语的评价因素、效能因素以及活力因素。[31]按照Osgood的理论观点,我们不难理解,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对不同语言符号的选择,借助这些语言符号的内涵所具有评价性关系,利用语言的效能性与活力性因素,人们即可表达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言语行为理论揭示了语言符号传播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通过认识语言的框架理论,我们对语言与符号理论在传播学学科理论的基础作用的认识,定当更为自由。

  按照W. A. et al Gamson的观点,框架理论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框限’,指涉人们观察世界的镜头,代表观察事物的取材范围;一是指‘架构’,指涉人们由框架建构的内容。”[32]根据Gamson对框架的解释,我们可以认为,语言能够限定人们观察世界范围,并使之在该范围内认识世界。如此看来,框架理论有点大众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意思。议程设置不能让受众如何想,但可以引导受众想什么;而框架理论则是限定受众在某个范围内如何想了。从Entman对框架理论的解释来看,语言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语言文本能够将人们对事物“所认知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33]诚如是,则框架理论极好地解释语言左右人的认知的作用。这种理论观点对解释“重回归大众传播强效果理论”不无裨益。

  “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能够在物质王国与符号王国生存。”[34]Morlensen的这句话反映了符号与人类的关系,也反映了人对符号的高度依赖,而符号对传播的意义正是这种依赖的根源所在。

  结构主义理论家H. H. Price在谈到人的知觉问题时,指出:“一个对象的不同侧面可能显出极不相同的颜色……即使把有色眼镜那样的歪曲因素包括在内,人们也能根据逐渐的变化了解到什么是这个对象的最初性质。”[35]传播学正是这样一门色彩斑斓的学科,有的侧面绚丽多彩,有的侧面斑驳陆离,但不论其色彩任何变化,人们终归能够认识其“最初性质”。但传播学研究、解释人的各种传播行为,需要系统作出解释的心理、语言符号因素极多,绝非笔者的一支秃笔,一篇拙文所能完全做到。在此,愿借用Davison与Yu在《大众传播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未来方向》一书中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若我们的这一尝试能激发人们沿着这些方向作出进一步努力,则不虚此文了。”[36](作者单位:江西师大传播学院)

   

  注释:

  
[①] 见“明天传播学丛书编委会”为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传播学通论》所写的《序》;

  [②]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p. 8.

  [③] 吴文虎.传播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p. 28.

  [④] W. P. Davison, F. T. C. Yu,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jor Issuers and Future Direction, Praeger Publishers, p. 2.

  [⑤] Ernest G. Bormann, Communication Theor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0, p. 72.

  [⑥] 孙小礼主编.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王阳撰写.[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p. 169;

  [⑦] I. S. Pool, W. Schramm, & N. Maccoby,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⑧] C. C. Arnold & J. W. Bowers, Handbook of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Allyn and Bacon, Inc., 1984;

  [⑨] 孙小礼主编.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王阳撰写.[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p. 171.

  [⑩] Robert E. Park,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 285-286.转引自乔纳森·特勒.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1] 请参阅乔纳森·特勒.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2] I. S. Pool, W. Schramm, & N. Maccoby,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p. 748.

  [13] Frederick Williams, The New Communication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p. 5.

  [14] C. D. Morlensen,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p. 2.

  [15] D. Schön,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转引自Jerry Willis, The Maturing of Constructivist Instructional Design: Some Basic Principles That Can Guide Practic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00 (1-2). p. 7.

  [16] C. D. Morlensen.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p.6.

  [17] 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p. 4.

  [18] N. Moray, Attention, Selective Processes in Vision and Hear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9.

  [19] 请参阅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20] R. F. Hiebert, D. F. Ungurait, T. W. Bohn, Mass Media: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ommunication, David Me Kay Company, Inc., 1974. p. 46.

  [2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pp. 73-77.

  [22] C. C. Arnold, J. W. Bowers, Handbook of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Allyn and Bacon, Inc., p. 544.

  [23] T. F. Leary, Interpersonal Diagnosis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Ronald, 1957. p. 155.转引自Handbook of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p. 567.

  [24] 请参阅Handbook of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Allyn and Bacon, Inc., pp. 567-570.

  [25]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pp. 2-7.

  [26] 如,郭庆光先生就认为,符号(sign)可分为信号(signal)与象征符(symbol)两大类(《传播学教程》,p. 43.)。

  [27] 吴文虎.传播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p. 169.

  [28] 请参阅吴文虎、郭庆光等先生的大作。

  [29] Gary Cronkhite, Perception and Meaning, in Handbook of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p. 33.

  [30]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学出版社.1982. pp.13-14.

  [31] 请参阅李运林.传播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pp. 130-131.

  [32] W. A. Gamson, Media Imagin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 pp. 373-393

  [33] T. 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p. 33.

  [34] C. D. Morlensen,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p. 78.

  [35] 普赖斯.知觉.转因自托马斯·E·希尔.现代知识论.刘大椿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p.267.

  [36] W. Phillips. Davison, Frederick. T. C. Yu,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jor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 Praegers Publishers, 1974,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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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