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的历史，以及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播概念从交流到大众交流的变迁。这种变迁是通过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新的传播技术应用的共同作用完成的。最后以信息、反馈等概念为核心的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为传播学学科内部整合提供了工具，使得传播学在新闻学、言语学、修辞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上整合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关键词：交流、战争、技术、信息
传播学自从1978年进入中国大陆，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同样也有很多困惑。最根本的困惑来自于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自我认同问题，在欧美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1997年美国的言语传播协会（SCR）改名为全国传播协会（NCA）引起的震动则是这一问题的体现。台湾传播学界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编辑出版了《台湾传播学的想象》一书。内地传播学界对于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探索。笔者认为，无论是传播学学科的自我认同，还是传播学的本土化都需要对传播学的发展做一次历史发展脉络的再旅行，即在传播学自身成长的土壤当中，重新观察他如何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破土而出。
一、什么是传播
“传播”的英文对应词是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在英文中有传输、沟通、交通、传输的内容以及传输或交通工具等意义。传播一般被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无处不在的行为。传播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根本特征在于：传播的目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形成共通的理解与意义。而这种共通的理解和意义对于人类共同体的形成与维护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传播的最核心内涵就是交流和沟通。人类在与新的交往环境互动过程中不断更新了交流的内涵，使人类的交流行动得以越过时间空间的限制不断地扩展。
有人的存在，就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流现象贯穿于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人类对交流的关注也是源远流长。在知识层面对人类的交流进行分析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西方的《修辞学》以及我国的《论语》都可看作这方面的著作。这一知识传统在近代也不断有学者做出回应。哲学家杜威、海德格尔、马丁·布伯、哈贝马斯，社会学家库利、帕克、米德等都曾对人与人的交流问题进行过相关论述。
哲学家对于传播的分析大多以人与人的交流、对话核心。以杜威为例，他在《经验与自然》中开篇就提出了传播的问题：“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最奇妙的莫过于传播了。”他认为，在common， community和 communication这三个词中存在一种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拼写上的。他们之间的深层联系就是共同体（community）通过传播（communication）形成共同的（common）“目标、信仰、渴望、知识”等（Carey，1989）。杜威对传播的期待还不止于此，他为传播赋予了实现民主的功能。他在《创造性的民主——我们面临的任务》中明确提出，民主是“一种私人的、个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在于能够自由接触、交流、交换意见（杜威，2006）。
与杜威不同，库利区分了物质传播和精神传播；帕克论述了通过报刊的传播实现乡村民主；米德在刺激与反应之中加入了沟通的因素；海德格尔和布伯都从自我与他人关系入手分析了传播的意义；哈贝马斯则把交流看成是一种交往性的行动，发展了批判的视角（彼得斯，2003）。
这些学者对于传播的分析都不是在传播学的框架内进行的，那时传播学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他们的论述为传播学提供了思想上的养料。传播学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施拉姆等整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传播研究的基础上才出现的。
二、两次世界大战对于传播的重新定义
对于传播的精当论述并没有自然而然地酝酿出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需要建构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而这些工作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传播学的经典研究——如四大奠基人关于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不是偶然的。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波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确立了总体战的战争模式，如此一来，战争从军事领域推进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方方面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宣传方面进一步精细化，心理战应运而生。两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冲突的最高形式在传播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国际关系学者都曾专门论述过人类冲突的功能。笔者认为，冲突具有加剧整合的功能。越是在冲突状态下，越需要高强度的内部整合以应对外部威胁。而这种整合的可能性取决于传播的效果如何。所以，冲突凸现了交流的意义，加深了人们对于传播的理解。在世界大战这样的高级冲突当中，对于人类交流形式的专门研究自然而然地取得了合法性。虽然此时的交流已经不同于以往哲学意义上的沟通、理解。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传播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效命于民族国家，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则交织在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之中（马特拉，2001）。战时的组织动员，首先需要对大众进行管理。早在1895年心理学家勒庞就曾对“乌合之众”的性质进行过研究。到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大战开始时，大众的概念已经不再仅仅是相对于少数精英而言的危险符号，他们成了被组织和动员的对象，同时也是战争动力的源泉。
大众之间的交流形成了舆论，这种舆论对于战争的成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现代战争。引导舆论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宣传。曾服务于纳粹的军事家鲁登道夫，对于一战中总体战模式的设计具有突出贡献。他对于宣传有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宣传应该导引政策，并通过宣传“塑造公众舆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舆论管理，拉斯韦尔在战后做了深入的分析。在战时宣传的认识基础上，他发展出了传播研究的5W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界定了整个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战争期间，民族国家内部的活动要服从于对外的军事目的。所以，对于食品、纺织品、燃料及其他日用品都要尽量节俭，以备战争之需。在二战期间，美国为了紧缩开支，号召家庭主妇购买混合粉粗面包、牛杂碎等平时不会放到餐桌上的食品，并进行了各种宣传（罗杰斯，2001）。以群体动力学研究著称的心理学家卢因针对这种宣传，设计了关于传播方式的研究。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把平民整合到战争框架之下，把他们凝成一个团结的整体。这种团结一致的集合体是民族国家赢得战争的坚实后盾。
除公众的舆论之外，军队的士气也是取胜的关键之所在。二战时，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心理学家霍夫兰都进行过相关的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室曾多次受命分析、评论关于战争的消息报道。霍夫兰则受聘于美国陆军总部心理实验室，研究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以及电影的运用对于提高军队士气的作用。这促进了说服传播研究的发展。对于当时的情况，麦奎尔说到：“20世纪40年代的战时紧急期间，政府的物质支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向有关通过说服传播来改变认识、态度和行为的社会影响的研究”（罗杰斯，2001）。
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战、心理战，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手段的介入，传播的核心内涵融入了组织动员的因素。这对于传播最显著的影响是，消弭了战争与日常的区别。传播的战时体制延伸到了战后的传播实践之中，佐藤卓己在梳理现代传媒历史的时候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佐藤卓己，2004）。这恰恰呼应了福柯的观察：“战争在战略上是政治的延续…政治作为防止国内动乱的基本手段，即使不是被严格地视为战争的延续，也至少是被视为军事模式的延续”（福柯，2002）。传播从此有了新的意义，即大众交流。在大众交流的状态下，传播被期望从中央装置向无数混沌的个体散发讯息。但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大众交流的笼罩之下，人际影响流总是在不停的暗暗涌动。有时人群之间的相互渗透甚至能够起到决定作用。不过，这也充其量表明了在大众交流的时代，人际互动依旧在生活中延续，而全新的大众交流时代的到来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种改变是共同体瓦解后，大众社会通过战争的动员形式重新组织的结果。正如拉斯韦尔所说，在原始部落里面，各种手舞足蹈的形式足以将各成员融合成一体。而宣传在现代社会“取得现在这样显著的地位是对改变了社会本质的环境变化综合体的回应”（拉斯韦尔，1971）。
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传播学诞生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之前也有过很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等，但是当时并没有出现集中的传播研究。所有的战争都需要军事动员，而且在十九世纪报纸已经发展成熟，新闻学也取得了长足地发展，但是这些都不能与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比，不仅仅是在战争规模上，还有新技术的因素。
三、传播技术的新发展及其背后的推动力
人类的传播历史走到二十世纪的时候，已经收获了铁路、邮政、报纸等重要的远距离传输方式。这些方式回应着人类进行远距离交流的古老梦想。人类早就想到要望得更远、听得更广，但是限于自身最原始的传播工具——人类的身体——所能触及的范围的有限性，人类只能开发利用工具以帮助人自身无法自由延展的感官。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是人身体的延伸。不同的传播媒介作为介质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媒介作用的感官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媒介是对人体的不同器官的延伸。
二十世纪取得发展的电影、无线广播、电视等，与以往传播媒介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他们都是电子媒介，传输的速度以及作用的方式都不同于以往的文字媒介。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媒介发展的实验场，验证了电子媒介在动员、宣传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电子媒介的出现在威廉姆斯（Frederick Williams）为媒介史所画的时钟上，仅仅是午夜之前几分钟的事情，但是它们却取得了“爆炸”性的效果（威廉姆斯，1983）。
媒介对社会的影响直接引导了传播研究的方向。电影和广播的飞速发展对应着媒介效果的“魔弹论”；电视普及的年代开始了对媒介“有限效果”的冷静思考；在录像机和计算机开始出现的时候媒介新的“强力效果”被发现（佐藤卓己，2004）。
媒介不会自动取得效果，传播学的产生也不是媒介的自行发展的结果。就连高呼“传播革命”的弗德里克·威廉姆斯也不得不承认，媒介技术“既不是变迁的原因，也不是结果，只是催化剂而已”（威廉姆斯，1983）。因为任何对于媒介过分乐观的机械决定论都可能遭到来自另一个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抨击，雷蒙德·威廉姆斯认为在人们心中早就存在关于发明新媒介的种种“意向”，可是这些“意向”变为现实必须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机缘配合。
对于传播的发展来说，新的媒介技术对人类交流进行重新组织整合背后存在一系列的历史变迁。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教育的普及等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只选取其中一个因素加以论述，即人口的增长与人口流动。
人口的增长与迁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突出现象。从1900年到2000年，世界人口从16亿人增长到近61亿人（联合国，2001）。从下表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人口变化的整体趋势。
人口的增长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这正是工业发展、城市扩张的结果。而在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看来，造成新传播科技的发展的首要原因就是“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的扩张”（威廉姆斯，1992）。内部体系的扩张与波动在人口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出来，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在帕克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比重。
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分析这一历史进程时，选取了劳工分工这一维度进行剖析。他从三种社会现象出发解释劳动分工，即社会量、社会物质密度和社会精神密度。社会量，指的是特定集体的个人数额；物质密度，就是一定土地面积上的个人数量；精神密度，则是个人间的交往和贸易的强度（阿隆，2005）。社会量与物质密度、精神密度结合起来才能解释社会劳动分工。同样，我们可以借用这三者来解释传播观念的变迁。人口增长引起社会量和物质密度的变化，同时个人之间的交往随之改变。原来人际间面对面的交往作为社会交往的潜流默默奔涌，而大众交流则成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交往方式。当然这一转变过程，借助了战争和传播技术的催化作用。
四、信息对传播现象的整合
二战之后，大众传播及其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大众传播学主要涉及到通过媒介机构进行的资讯沟通，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传播现象。传播学作为一个完整学科的出现，还有待于重新整合人类庞杂的传播现象。
施拉姆在分析传播过程的时候，列举了几个传播事件——查看公路路线图、警卫的叫喊、交通灯的变化、记者的提问、小伙子的求婚等（施拉姆，1984）。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情，却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都是传播行为，每种行为当中都存在着传播关系，而这种传播关系的确立是通过信息这一概念完成的。
信息概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本文中论述战争和技术的部分已经为它买下了伏笔。信息论的源头是贝尔实验室在战争期间的密码研究。当时的研究者没有想到的是，信息这一概念后来居然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对于人类日常司空见惯的现象，都可以从信息的角度加以解读。这正契合了人类一直以来，想要用一种科学图式“统一人类一切知识”的梦想（彼得斯，2003）。信息无法独自完成这一重任，还需要控制论、系统论的助力。
控制论最初的研究也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用于军事目的的自动控制装置理论是控制论最初的模型。控制论的核心在于对结果的控制，即满足一定的条件就会出现一定的结果。要实现这种控制需要反馈的协调，协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系统内部的稳定性。而系统的关键因素则在于，系统各部分与环境的关系。这其中蕴含了一种整体观，这一整体观体现了功能主义的隐喻。这对后来传播研究专注于失调、平衡、使用与满足的功力主义、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取向都有重要的影响。
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并不满足于解释自动制导装置和神经系统。三论的雄心正是要用整体性、不变性、系统性、噪声、信息、反馈等“不变的思维结构”统一人类经验和精神领域，贯通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拉兹洛，1987）。
信息概念被引入传播学之后，也发挥了同样的功用。通过对诸如新闻、消息、事实、意见、观念、思想等具体的传播内容进行抽象，使之高度概括信息，保证传播研究的理论色彩（李彬，1993）。信息使我们能够从更加一般的层次理解纷繁复杂的传播现象。作为传播的基本材料，信息的基本特性在于减少传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但是信息的这一性质后来也受到了帕洛阿尔托小组的质疑，毕竟传播过程中的很多内容如意义、情感本来是无需清晰的定型，而且很多传播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后来传播学自身认同危机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这种学科内部的不一致。不过，信息概念为传播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统一传播现象的基础，则是毋庸置疑的。有了这一基础，施拉姆才在大学原有言语学系和新闻系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了传播学系。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想考察为什么有学者开始研究习焉不察的传播现象，传播学为什么会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其中涉及到传播内涵的变迁。在本文开头，笔者提出传播的最核心内涵是交流和沟通。这与凯瑞和彼得斯对于传播概念的二分法不同——凯瑞把传播理解为传递和交往仪式两种内涵，彼得斯则把对话和撒播视为传播的两个传统。二者都是在发现了传播内涵背后的宗教因素之后，将两种不同的意义整合到了传播之下。本文并不是要专门梳理传播概念的变迁，只是想通过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的回顾，追踪传播学研究出现的轨迹。在传播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具有重要的作用。战争状态下的军事动员和整合把人类带入了大众交流的时代，而大众交流的真正出现需要媒介技术的引导。
动员模式和技术话语影响了后来的传播学研究的“效果传统”。这一传统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和社会学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效果传统”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尽管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发现了民众的力量，可是拉氏研究项目中的民众只是统计学层面的人。传播学研究缺失的是对人的意义的追寻。这需要我们不断反思、调整传播学的研究方向。也许凯瑞所说的“文化”的研究取向是一条出路。（作者简介：赵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1．陈卫星（2004）：《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
2．李彬（1993）：《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3．李金铨（1987）：《大众传播理论》，三民书局。
4．涂纪亮 编（2006）：《杜威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德）马丁·布伯（1992）：《人与人》，作家出版社。
6．（法）雷蒙·阿隆（2005）：《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7．（法）米歇尔·福柯（2002）：《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8．（法）阿芒·马特拉（2001）：《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
9．（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2000）：《麦克卢汉精粹》。
10．（加）哈罗德·伊尼斯（2003）：《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加）哈罗德·伊尼斯（2003）：《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美）彼得斯（2003）：《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华夏出版社。
1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2003）：《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美）欧文·拉兹洛（1987）：《系统．结构和经验》，上海译文出版社。
15．（美）E.M·罗杰斯（2001）：《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
16．（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1984）：《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
17．（美）弗德里克·威廉姆斯（1983）：《传播革命》，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8．（日）佐藤卓己（2004）：《现代传媒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英）雷蒙德·威廉姆斯（1992）：《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Carey, J. 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Unwin Hyman.
21．Giddens, A (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2．Habermas, J (1981),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3．Habermas, J (1984),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