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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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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

作者: 郑保卫 发布时间:2010-09-29 10:33:00 来源: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传播学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要实现科学发展,传播学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学术定位,要分清哪些是属于学科本身的,或与学科相关的,有联系的东西,哪些是不属于学科本身的,或与学科不相关的,没有联系的东西;同时需要在实现“本土化”和“个性化”上下功夫,一方面要注意立足于我国国情,要从满足我国传媒业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组织科研课题,开展学术研究,发表研究成果,要真正使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我国传媒业发展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真正为党和政府提高执政能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支持和咨询服务,另一方面需要积极提倡研究者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力求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及特色,鼓励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要用“个性化”的研究成果来替代那些毫无特点的“一般化”的东西;另外还需要处理好与新闻学的关系,要消除独行自顾和相轻相斥的做法,提倡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实现携手并进和双赢共荣。

  一、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

  西方传播学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之后,很快便以它那全新的知识框架、理论模式、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生动案例,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激发了不少新闻学者的学习冲动和研究热情,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了传播学的研究队伍之中。

  这是我国独有的一个奇特现象��最初研究传播学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新闻学者,而最早引介传播学的也是两位大学新闻系的老师��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先生。这和西方国家首先是由一批政治学者、心理学者、社会学者开展研究,并由他们进行传播学的学科理论创造是完全不同的。

  笔者本人接触传播学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时。记得后来我还有幸在人民日报社,听过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讲座。但真正去作研究则是在1987年。当年为参加在郑州召开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我撰写了一篇论文《新闻传播控制论系统探析》,尝试用传播学、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新闻传播中的控制现象。遗憾的是,那次研讨会后来未能举行,这篇论文只好投给了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办的《新闻传播》,在当年的秋、冬季号上连载发表[i]。

  进入90年代后,我国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成果在不断积累,社会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学科地位也在不断提升。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一道共同被国家确定为并列的一级学科,冠名为“新闻传播学”(其实这个冠名不够准确和贴切,它容易使人感觉新闻学只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果用“新闻与传播学”会更加规范)。

  仅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新闻学奋斗了数十年才争取到的学科发展目标,传播学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其学术魅力不可谓不大。

  传播学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多涉及社会共同性问题,社会适用性强,扩散力和影响力大,容易引起社会关注。而新闻学都却主要囿于本学科的专业范围之内,不易引起社会关注,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传播学研究队伍发展快,科研成果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渐成气候。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一批赴美国和欧洲学习和研修传播学的高层人员(多获得博士学位)在香港、台湾以及内地的一些新闻院系成为教学队伍的主体和骨干,使传播学的教学与科研队伍迅速扩大,影响力日盛。

  三是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学作为“老学科”(相比传播学而言),在学科创新和学术突破上难度较大,从而使得许多新闻学研究者纷纷转入传播学研究,这样一来,传播学的力量壮大了,新闻学的力量却相对弱化了。

  传播学快速发展而掀起的一股股“传播学热”,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它可以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带来机遇;“忧”的是,这一现象对其深入发展也可能会带来某些“隐患”和负面影响。

  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试图提出一些当前我国传播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中所存在的现象和问题,以引发传播学界朋友们的关注,并希望能对传播学今后的深入发展有所裨益。

  二、传播学的学术定位

  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其学科地位的提升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传播学的过度“膨胀”和盲目“扩张”。这些年出现了许多“怪现象”,弄得人们有时真不知道,到底应当怎样来看待和评价传播学,怎样来对其进行准确的学术与学科定位?

  1、“百货筐”?“汇贤堂”?

  “怪现象”之一,传播学似乎成了一个“百货筐”,好像什么都可以往里搁,往里装。

  近年来出现的“传播学热”,使得许多领域的研究者们都想往传播学上靠,希望借助传播学来拓展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于是乎,各个领域的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都被纳入了传播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各种各样的传播学“分支”不断涌现。什么“政治传播学”“文化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科技传播学”、 “军事传播学”、“体育传播学”、“卫生传播学”,等等,当然也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

  ……(此处有删节)

  2、“圈占地盘”?“固守疆土”?

  分析上述两种现象,其实很多情况并非出自传播学的自愿,而是其他学科出于学习和借鉴的需要,自己往传播学上“靠”的结果。不过有些情况似乎也像是传播学在主动“圈占地盘”。例如,前些年有的传播学者片面强调“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分支”,并提出要“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ii]的观点,就给人以这种感觉。

  ……(此处有删节)

  三、传播学的学科发展

  我国传播学要实现创新与发展,以笔者之见,关键需要在实现“本土化”和“个性化”两方面下功夫。

  1、国际化?本土化?

  自传播学引进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推介和评价国外传播学的成果,各种各样的传播学译著可谓琳琅满目;各类评介西方传播学的著作也是林林总总;一些传播学学者近年来纷纷走出国门,走上国际传播学学术会议的讲坛,发表论文和讲演。从这些方面看,可以说目前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在“国际化”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

  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如此众多的传播学成果中,真正出自我国传播学者的,能够体现其独自研究心得和创造性思维的东西相对较少,特别是能够结合我国国情,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解决我国新闻传播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我想,今后传播学要实现创新与发展,既需要继续在体现国际化方面下功夫,像跟踪国外传播学最新研究成果,加强同国际传播学界的交流与对话,参与国际传播学领域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的课题攻关,等等。但更重要的应当是立足于我国国情,要从满足我国传媒业改革与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组织科研课题,开展学术研究, 发表研究成果。要真正使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我国传媒业改革与发展,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真正为党和政府提高执政能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支持和咨询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传播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也才能真正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传播学”。

  2、一般化?个性化?

  我国传播学要在吸收和借鉴国外传播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减少“一般化”,实现“个性化”也是必然的选择。

  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一般化”现象较为突出,一是表现在推介国外传播学研究成果方面的大同小异,重复过多;二是表现在自身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题材、内容和方法上的雷同,缺乏创新及缺乏深度。总之,很多研究成果缺少新意,缺少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征,缺少“个性化”的东西。

  所谓“个性化”,说白了就是要减少和祛除“一般化”,要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够体现个人的思想风格和理论特点的东西。

  要达到和实现这种“个性化”,就需要提倡研究者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力求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及特色,鼓励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要用“个性化”的研究成果来替代那些毫无特点的“一般化”的东西。当然,也只有有了大量“个性化”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促进传播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实现。

  四、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协调发展

  在研究我国传播学发展历程的时候,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问题。两者之间到底是相轻相斥的关系,还是相依相存的关系?是特立独行的关系,还是携手并进的关系?这是需要传播学界和新闻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1、相轻相斥?相依相存?

  在对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认识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分支,传播学涵括了新闻学,有的人干脆提出要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是新闻学,传播学是传播学,两者相互排斥,难以相容共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互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应当是一种相依相存、合作共赢的关系。

  要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需要先从认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产生的过程谈起。

  国家有关部门把新闻学和传播学作为两个并列的二级学科,这本身就说明它们不是简单的谁涵括谁,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式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区别[iii]。

  另外,从两者所产生的时间上看,是先有新闻学,后有传播学。新闻学是传播学产生的基础,传播学是在新闻学的孕育及催助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历史,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最早的新闻学研究是在报业出现之后就开始的。随着报业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且渐成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当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体作为一种新闻传播手段出现以后,新闻学的研究领域迅速扩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领域,形成更加完整,成熟的学科体系。

  传播学是新闻事业发展到广播、电视媒体阶段,形成社会性的大众传播业之后出现的。最初它是以研究大众传播的过程及效果为内容的,其中尤以研究大众传播对人与社会的影响效果为重点,由此而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大众传播学。后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化,产生了理论层次更高,涉及传播行为的本质及其规律,而且领域更加宽阔的传播学。

  由此可以看出,传播学从其产生过程,到其研究内容,再到其研究成果,往往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离不开新闻现象,离不开人们的新闻传播活动。显然,传播学与新闻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当然相对来说,传播学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其外延也更加广泛,新闻学的有些内容是涵括在传播学之中的。但由此得出结论,说传播学可以替代新闻学,就有些脱离实际了,因为新闻学有很多内容是传播学所涵括不了的。

  “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前些年曾流行一时。当时有人认为国内传统新闻学已陷入“穷途末路”,应当由传播学来取代。其实,这种思想脱离了学科发展的实际,不但不利于新闻学的发展,对传播学自身的发展也没有好处。因为,先于传播学出现的新闻学,有其自身的学科优势,虽然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困难,但是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想取代它是办不到的。这已为近年来新闻学发展的现实所证明。相反,新闻学的繁荣与发展还会对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以笔者之见,今后传播学要想赢得更大发展,关键在于要提升自身内在的学术品质,拓展自身原有的学科内涵,增强自己对社会与公众的影响力,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总之,传播学与新闻学互有区别,但又相互联系,各有其特点和科学内涵,有其独特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特立独行?携手并进?

  既然传播学与新闻学互有区别,又相互联系,那么相轻相斥和特立独行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而是需要相互借鉴,携手并进,力求实现双赢共荣。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吸收了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原理和研究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很值得传统新闻学学习和借鉴。

  因此,新闻学应当开阔思路,不断创新,冲破传统束缚,转变陈旧观念,在借鉴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发展自己,建立起更加科学、系统的学科体系。

  例如新闻学可以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思路,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从更加宏观的范围和高度研究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影响,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以使新闻传播更好地体现为人类生活和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

  新闻学还可以借鉴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多采用一些定量分析方法、行为科学方法、过程与结构研究方法,来开阔自己的研究思路,增强研究的效果。

  而传播学也应当借鉴新闻学的学科理念及研究成果,要注意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研究的理论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巩固自身的学科地位。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尤其要注意加大本土化的步伐,要努力扩大能直接为我国新闻实践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研究层面及研究成果,使来自西方的传播学能更好地为我国新闻事业及其他社会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服务。

  传播学与新闻学共同被列为同一一级学科,原本就应当各扬其长,携手并进,实现合作双赢,协调发展,一道为人类与社会的发展服务。笔者相信,我国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发展都会是大有前途的。

  上述观点仅是笔者个人以一个新闻学者的视角,观察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粗浅看法,当属于一家之说,一孔之见。由于自己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不多且不深,因此认识上恐多有不妥乃至错讹之处,今以此文宣示于学界同仁,意在引发大家对传播学和新闻学发展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乞盼得到批评指教。(作者简介:郑保卫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i] 、郑保卫著,《新闻长思录》,第二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ii] 、参见唐远请博士论文《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

  [iii]、 参见郑保卫著《新闻长思录》,第二卷,第29-36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