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进化论是对二十世纪中国人思想和心灵影响巨大的现代性观念之一，对早期中国新闻业和新闻学同样影响深远。本文致力于研究现代中国新闻史中的进化论观念。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为代表的早期新闻史著作，在历史叙述中偏向经验主义进化史观，更多着眼于“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之“进”字的意义，亲和“进步”、“发达”、“发展”等进步主义话语和“渐变”式进化论。而发轫于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战时新闻学”、“斗争新闻学”有着内在联系的激进主义新闻学思想，更倾向于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竞”字的发挥，亲和“竞争”、“斗争”的“革命”话语和“突变”式进化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进步信仰，社会进化论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作为一种思想观点和历史观，进化论却是现代的基本“迷思”之一。
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视为传播学的三大欧洲起源之首，罗杰斯认为，达尔文虽然是一个生物学家，“但是他的进化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对于生物科学的影响。”[1]其实，就新闻传播学而言，进化论的影响远不只是从生物有机体到社会有机体的过渡这么简单，它与新闻传播学的现代性观念痛痒相关。进化论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和精神的纠结与联系，已为不少思想史学者关注研究，（汪晖，2004；张汝伦，2001；高瑞泉，2005）但进化论观念与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思想的关系，还未引起学界充分注意。
现代中国新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进化、进步的思维罗网中编织一套叙述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话语。今天，进化论仍然是新闻学研究，尤其是新闻史研究的支援性观念。可以说，不理解进化论及其所展开的“进步”观念，就无法理解现代性，也无法深刻理解所谓现代中国新闻思想。因为，“进步”、“发展”，乃至“革命”、“斗争”，这些观念无一不与进化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进化论的结果与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进化论观念进行一番穷源竟委，不仅是学术思想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还可能丰富、深化、反思新闻学的思想脉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现代”概念，在编年史的意义上使用，大体时间分界为1918至1949。也在现代性的意义上使用，与传统性作对照；“新闻史书写”则涉及史观等更宽泛意义上的新闻思想问题。
一、“天演”与“公例”：进化论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普遍进步图景
西方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认为，中国固有的思想脉络与问题，决定着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和对西方思想的选择与回应方式，“文化传播是一条双轨线，它同时取决于输入的观念的有效性和促成这种输入的内部刺激的广泛性。二者中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 [2]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我们在考察现代中国思想界对进化论的接纳时，既需要考虑中国思想传统的内在脉络对进化论选择的可能性，也需要探讨进化论本身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适应性，两者须臾不可分离。
进化论能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严复的系统翻译和引申阐发有大关系。严复在19世纪末对西方近代思想作了多方面的输入，其中，进化论是他用力最多的西学之一。尽管严复充分了解作为生物演化学说的进化论，即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一科学理论和知识的层面。这一点从他翻译《天演论》而非《物种起源》即可看出。而严复译书在品种选择上的反复踟蹰，早已为研究者揭示。在《天演论》的案语中，严复对斯宾塞推崇备至：“斯宾塞尔者，与达文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乌呼！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3]在《译〈天演论〉自序》中，严复同样毫不掩饰对斯宾塞之钦慕：“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4]
较之达尔文主要关注于自然领域的物种演化及其规律，斯宾塞将进化论更多运用于社会领域，强调竞争在社会进化和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思路，与严复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观点论证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历史必然性，显然比较合拍。由此可见，严复关注的并非进化论的科学内容，而是它普遍的社会意义和启蒙意义。后者同样是进化论在种种“科学理论”中被国人优先选择并广为传布的更深层原因。
《天演论》问世之后，不期然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的教科书。时人评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5]杜亚泉称，“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6]梁启超断言：“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如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7]“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8]鲁迅注意到无论新旧派人物皆言进化论，“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旧故者则病侪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9]胡适后来也回忆：“数年之间，许多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10]“适之”二字明显打下那个崇尚进化时代的烙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严复、梁启超、胡适，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都不同程度地崇奉过进化论。（张汝伦，2001）
在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中，进化论不仅为经验论的自由主义者接受，同时为唯物论的信奉者接受；不仅为改良主义者所接受，也为革命者所接受。进化论成为超越现代中国不同政治派别和思想流派的共同知识基础与价值预设。有学者发现，进化论所蕴含的核心观念是进步法则。而如何看待进步法则，有两种可能：“第一，如果把进步机制等同于达尔文进化论，那么社会进步是基于个体的进步，进步就必定是点滴改良式的；这种观点在社会组织原则上亲和西方自由主义。第二，如果把呈单线式进步机制视为普遍法则，社会制度的进步就不能依靠个体的进步和点滴改良，而是必须实现根本变化和革命。这种进化机制和物质世界观的结合就是唯物史观。”[11]
作为实证论者的胡适等学人所信奉的更多是实用主义的“渐变”式进化论。实用主义者接受达尔文进化是不断的观点，并把达尔文的几率多样性和自然选择理论拓宽去解释人的思想的作用及其形形色色的创造，认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处于一个不断适应其环境的过程中。观念是对付世界的工具，必须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检验来决定其价值。他们不关心抽象的思辨，而是关心科学方法、教育、法律等具体问题。[12]这种进化只能是一点一滴改良式的，在胡适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那里较有市场。
陈独秀也是一个进化论的执信者，只不过，他的进化观念是“突变”式，由“进化”始，以“革命”终：“人类社会之历史，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乃至有今日之组织及现象；其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最显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改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之所以称为神圣事业，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乃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13]在陈独秀等革命者那里，进化与革命密切相关，革命成为历史前进或进化的动力。
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是进步主义旗帜下的逻辑演进。在解释人类历史进化的规律时，唯物史观从人类社会自身的生产力发展来解释社会进化的原因，提出有别于生物进化的社会发展规律，比进化论更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但是，若没有进化论先期传入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支援和理论铺垫，唯物史观至少失去一个和中国社会广泛接榫的重要桥梁，也会影响其深入人心的速度与力量。
二、“进化”及“发达”：进化论与现代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进步主义观念
现代中国新闻学诞生之日，[14]正是进化论在中国“流行速于置邮传命”之时。1922年，有人描述了这样的景观：“我们放开眼光看一看，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15]伴随着进化论被中国人的广泛接受，“进步”信仰被提升为普遍的“天演哲学”。进化的普遍图景也为新闻事业历史的描述和价值的贞定，提供了世界观的支撑。在当时不多的新闻史叙事中，进化论成为描述历史的依据、方法和视野，同时也是改善未来的根据。
现代中国的新闻史著作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翘楚。这本任白涛评价为“绝非率尔操觚”，[16]鲁风认为“有得于心而言之有物”[17]的著作广受各方好评。它也是旧中国新闻学著作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著述。该书翻译者，日本学者小林保在序文中指出：“著者戈公振……就他的经历表明，他在中国是近代新闻界的第一人，作为实际家同时又作为新闻学的系统研究家，享有很高的声誉。”[18]四十年代末，恽逸群称，“到现在为止，中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著作不过数十种，真正有内容的数不出几种。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19]建国后，方汉奇先生将《中国报学史》视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第一个时期”的“开山之作”并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最高水平。[20]这些评价大体说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奠基地位得到学界公论。事实上，《中国报学史》中展现出的历史观念、思考框架和历史叙事方式多少对后来的新闻史书写构成“典范”的意义，成为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最早范式。因此，以《中国报学史》为切口[21]，探寻中国新闻史研究与进化论的关系，就是一个具有一定说服力和代表性的研究角度。在《中国报学史》中，进化论不仅是一种新闻史观，映现于历史分期、历史叙述等方面，更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隐现于以戈公振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新闻学者的新闻理想、研究目的和研究理念中。
首先看《中国报学史》的总体史观。本书《绪论》中，戈公振对报学史的定义是这样的：“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本书所讨论之范围，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故定名曰中国报学史。”[22]在戈公振“历史的眼光”中，所谓“报学史”即“报纸发达史”，书中多次出现“报纸之发达史”、报纸内容之“发生及发达”[23]等表述。本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总论》可以视为全书之总结，这篇《总论》曾以《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为题发表在1927年2月13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五号上。如果我们承认从一本著作的绪论和结语中能大体了解作者的逻辑起点及核心思想，那么，进化论就是戈公振新闻史研究最基本的立场，甚至是不言而喻的“前设”。在戈公振另一本著作《新闻学》中，也随处可见关于“报纸之发达”、“报纸之进化”的陈述。[24]“发达”与“进化”、“进步”在戈公振那里是同一个层面的意思，进化论历史观作为主导性框架或理路贯穿戈公振新闻史的始终。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人的观念中还没有进化、进步的信仰，中国传统史观表现为历史循环论甚至衰退论。深谙中西之“道”的严复这样比较中西观念之不同：“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25]到了二十世纪初，进化观念逐渐上升为“天演哲学”。由历史循环论到历史进化论的转化，标志着中国人拥有了线性时间的历史概念。不少学者都指出进化论对中国人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的贡献（李欧梵，汪晖，2004；张汝伦，2001；高瑞泉，2005），这是“现代中国世界观和传统中国世界观最根本的不同”，“从而产生了一个理解和解释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理解和解释自己的历史命运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最终成为这个民族现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26]
与进化相关的词汇，比如进步、发展、发达等，在时人的表述中经常被混用，即使在今天，这些词汇之间的边界也很含混。仅就当时新闻史和新闻学著作的目录或标题中出现的“进化史”、“发达史”、“发展史”就可一窥进化论历史观之影响。著作方面，有《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中国报刊的兴起》（汪英宾）、《美国新闻事业发达之原因》（汪英宾），《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胡道静），《近百年来中国报纸之发展及其趋势》（章丹枫）等。论文方面，有顾红叶的《新闻发展之新途径》[27],邵飘萍，《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28]，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29]，鲁风，《现代新闻事业之发展及其趋势》[30]等等。“发展”、“发达”、“进步”……这些概念的内在一致性，都指向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进化”观念的背后是进步主义的价值预设与价值取向。
其次，再看《中国报学史》的研究对象与目的。如前所述，戈公振对报学史的定义中还包含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即报学史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报纸之“发达历史”，也包括报纸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也即报纸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在《中国报学史•自序》中，戈公振认为提倡报学的第二个意义是：“报业之进步，虽与教育实业交通诸端有连带之关系，然吾人之从事此业者，决不能谓报学之进步，须坐待报业之进步；更不能谓报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也。盖二者互为因果，自有赖于吾人之努力，必人人皆有种此善因之决心，然后生生不已，而相互关系之善果乃见。”[31]报业、报学之进步与社会之进步相辅相成，研究报学自然有促进报业、乃至社会进步之目的。
概而言之，在戈公振那里，报纸进化与报纸如何促社会进化，是报学史研究的对象，而促进报业乃至社会进步是报学史研究的目的。前者是以进化史观考察和解释过去，后者是以进化史观放眼未来。有意思的是，邵飘萍也有非常近似的表述，“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与否，两者处于互为因果之地位，故每称新闻为社会之缩影。”“吾人既为中国之从事新闻业者，决不能谓新闻学之进步须坐待夫新闻业之进步。尤不能谓新闻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而始进步也。盖‘互为因果’云者，最初之因，自有赖于吾人之努力，必人人皆有种此善因之决心，然后生生不已，而相互之关系乃见。”[32]可见，报业进步与社会进步“互为因果”的思想在第一代新闻学研究者那里较具普遍性。
再次，进化论的思考框架也渗透在戈公振对报学史的理解和全书的历史分期中。在《中国报学史》第一章第三节“本书编辑之方法”中，戈公振提出：“凡稍研究报纸之共通历史者，必知有所谓口头报纸（spoken newspaper），手写报纸，木版印刷报纸，与活版印刷报纸之四类。我国报纸之进化，当然也循此阶段，惟口头报纸，颇不易得明确之材料，吾故存而勿论。”[33]在《新闻学》中，戈公振梳理西方报纸的演进史，认为西方现代报纸的发展经过了“君权时代”的报纸——“民报”——“政党报”——“商人报”——“公众的报纸”几个阶段。[34]这些阶段非西方国家也必然要经历。虽然戈公振不沿旧说，从中国报纸的产生、发展、变化特点出发，把中国报纸分为四个时期：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报纸营业时期，[35]但他的基本思考框架并未溢出进化论的历史观，或者说在进化论的观察视角和价值取向中划定中国报纸发展的历史阶段。
戈公振同时和之后的学者们依然沿袭这种进化的历史分期思路。汪英宾在《中国报刊的兴起中》把中国新闻史分为官报、外报、中国本国报刊、现代报刊四个时期。[36]蒋国珍在《中国新闻发达史》中将中国新闻事业之“发达”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官报时代，西人编报时代，中国报开创时代，中国报纸勃兴时代。[37]郭步陶将中国的新闻事业分为官府的新闻事业和民众的新闻事业两个并行的大类，前者发展时期为：原始时期、胚胎时期、形成时期、兴盛时期，后者则经历发动时期、酝酿时期、形体渐备时期、渐次兴盛时期、堕落时期。[38]黄天鹏认为，“从梁启超之《时务报》起，大凡新闻事业之进化，最初为政论本位，后来始为新闻本位。”[39]鲁风梳理西方报纸的发展阶段发现：“我们看报纸的演进史，最初报纸的发生，新闻报道为其骨干，其次又有了主观的舆论权威时代。最后，到资本主义的时代，报纸由于侧重经营方面的发展，广告和发行，也成了构成一张报纸的重心，于是，在新闻事业上，曾发生了所谓‘新闻本位’，‘舆论本位’，‘营业本位’的分野。”[40]
历史分期问题在历史书写中并不是一个小问题。新闻史写作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因为历史本身不可能自动呈现，历史书写或历史叙述就需要将经验组织成型，而历史分期就是“组织”过程之一。这种组织与历史叙述一样，都会受到“隐蔽目的”的引导和制约。抛开政治的因素，上述新闻史研究者对无论西方或中国的新闻史材料的“组织”都若隐若现地受到进化论历史观的支配。
最后，在论及新闻业发展趋势时，戈公振表露出明显的乐观主义情绪：“以我国报纸的运命而论，不论编辑、印刷、经营，任何方面，都不能不说逐年进步，去理想之境，虽然甚远，但是时势的需要，却是一种正直而有权威的理想报纸。理想既然是事实之母，所以我们对于中国报纸的运命，很可乐观。”[41]正因为进化论历史观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告诉人们今天比昨天好，明天又比今天好，很容易导向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包括戈公振在内的不少新闻学者都流露出这种寄希望于未来的乐观情绪。面对历史，戈公振注意到中国报业史发展的民族特征和独特性，但在放眼未来构想报纸运命时，戈公振提出“鉴往知来”比较法：“报纸的运命，究竟若何，……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用历史的眼光观察。换一句话，我们可以用鉴往知来的方法，预料报纸的运命。譬如欲知道我国报纸将来的运命，只要先将我国报纸与欧美日本先进的报纸比较，就可以预料若干不可避免的变化，一定会发生了。”[42] 在戈公振眼中，“欧美日本的报纸”是现代化的早熟者和新闻事业之“进化规律”的早期实践者。既然历史进化规律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报纸就一定会经历这些“先进报纸”的发展历程。时间发生有迟速，顺序阶段却不能躐等超越。
三、“工具”和“边界”：进化论与现代中国新闻史研究之迷思
戈公振的历史进化观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他对中国新闻史的分期之所以与西方新闻史有所不同，恰恰体现了达尔文进化论所呈现的自然选择的多样性和本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特点。在达尔文那里，自然选择的过程并非是一个有目的、有规律的过程，相反充满了偶然；进化也并非遵循一个单线的、固定不变的轨迹，而是与环境、气候、地域等因素密切相关。[43]戈公振虽然是一个历史进步论的信仰者，但他并没有给出进步的最终目标和“报纸运命”的最终结果，而是根据历史经验，随物赋形地叙述报刊自身一步一步的进化过程：如何由私函变为公信，又如何由公信而成为统治者的宣政工具继而产生官报，又由官报而转化为民报，民报又是怎样成为商业性报纸。[44]戈公振虽然提出以报学进步促报业进步，以报业进步促社会进步，但这种进步是循序渐进、点滴改良式的“渐进”而非天翻地覆的“突变”。以戈公振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第一代新闻学者，多有游学欧美日的经历，信奉报纸是“社会公共机关”的自由主义观念。如前所述，社会改良式进步主义者在社会组织原则上亲和西方自由主义。和戈公振同时代的汪英宾、胡道静等，大多持这一类进化观。在戈公振之后的许多现代新闻史著作中，虽然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历史陈述和分期各有不同，但认为新闻史发展遵循“进化大理”的进步主义理路却被承袭下来。尽管其中有时代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但《中国报学史》的“启蒙”与“示范”作用恐怕是不可忽视的。
与二十年代新闻史叙事中的经验主义范式形成对照的是三十年代以后新闻观念中的激进主义趋势。如果说，以戈公振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经验主义新闻学者对进化史观的承接更多着眼于“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之“进”字的意义，由此而衍生出“进步”、“发达”、“发展”等进步主义话语。那么，激进主义新闻思想与进化论的承接关系更偏向于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竞”字的发挥，“竞争”、“斗争”、“革命”等话语是其自然的逻辑延伸。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急遽变化，激进主义的新闻进化观念逐渐占据上风。“阶级斗争论”与“革命论”也渐渐从后台走上前台。
张友渔被学界认为是我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闻学者。[45]他认为：“新闻是社会的一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表现。所以说到新闻的性质和任务，也不外是以社会组织为基础，应社会实际的需要而产生的东西。人类社会，是采取着阶级对立之形态的；人类历史，是演着阶级斗争之进程的”。[46]“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之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之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之一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之阶级斗争的武器。”[47]需要注意的是，张友渔的这篇文章《新闻的性质和任务》是他的著作《日本新闻发达史》之《绪论》。[48]在“发达史”的名称下将“进化”解释为“阶级斗争”，将“竞争”理解为“阶级对立”，颇耐人寻味。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新闻也就成为阶级斗争之“表现”和“武器”。
任毕明也是以这样的思路来论证“新闻学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的，他认为“新闻学者，是研究新闻理论方法的学问也”，这种新闻学定义犯了“机械”和“含混”的毛病。“人类是政治底不断斗争的动物，社会是不断斗争的场合，历史是一部不断阶级斗争的记录，新闻学是和政治经济哲学诸社会科学一样的成立存在和发展的，它的根据，是社会的现实形态。因为社会事物的发展，新闻的对象越发扩大，在这复杂广大的社会中间，我们为要达到我们斗争底目的，我们就必须从纷乱的事象里加以分析，决定，选取我们需要的条件，配合时代进化的需要，而负起一种报道，批判，领导社会斗争的使命。因此，新闻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49]同样在这种思路下，杜绍文也在抗战时期提出了“新闻学同旁的学问一样，它是帮助人类去征服自然的，它是为增进人类的幸福而存在与发展的”，“它系政治斗争和思想锻炼的主要工具，亦系社会改造和各项建设的无上利器。”[50]
无论张友渔的“新闻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或任毕明的“新闻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们都不过是“新闻是社会进化的工具”的另一种表述而已。现代中国的“变动”、“革命”、“斗争”等概念和中国人所理解的进化论有着内在亲缘关系，这些概念实际上包含了进化论对于中国人所具有的一切主要涵义：“公例”、“公理”、“历史必然性”、“进步”、“文明”。既然社会进化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新闻与新闻学配合斗争的需要就是“配合时代进化的需要”。与这一最终使命相比，新闻的“本位”——报道事实，“新闻学”的本体——“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51]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虽然张友渔任毕明等人都将“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上升到历史规律的高度，虽然唯物史观已经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中产生很大影响，但是，1949年之前，几乎没有成型的体现这种观念的新闻史著作。新闻史研究不仅需要长期收集和积累资料，更需要经历新观念的接受和吸收过程，动荡年代无法给研究者提供沉心聚气的史学环境。真正意义上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的新闻史著作1949年以后方才诞生，其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闻史叙事成为中国新闻史写作的标准范式，甚至一度成为唯一范式。
在进化史观的支配下，当人们把进化的单线点滴进步过程理解为突变过程，把突变过程的推动力理解为斗争和革命时，进化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新闻和新闻事业不仅反映阶级斗争，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于是，新闻史以新闻事业服务革命和斗争的历史被书就，这样的历史观在四十年代初具轮廓。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虽收获甚丰，但多数著作的历史分期是依据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对报业之影响进行分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调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社会进化的关系，很容易把新闻业的发展过程强行纳入社会其它系统的发展阶段中，使新闻史、新闻事业史变成社会史、革命史、经济史的附庸。或者以外在的历史规定性、历史必然性来衡量新闻事业这样一种有自身特殊性的事物，令新闻史成为小号的社会发展史或社会进化史，新闻事业的主体性隐而不现。而新闻史叙述主体性欠缺的“原罪”，或许可以追溯到对进化论的信仰。
在新闻史和新闻学研究中，持进化论立场的研究者普遍相信：新闻业的价值取向首先要合乎进化之“道”，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新闻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戈公振邵飘萍等均有类似表述）。但是，什么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进步”和“发展”的目的又是什么？
“进步”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概念，有着明显的启蒙思想的烙印。这里所说的“进步”，不是指某个特殊状况的具体改善，而是指对历史发展总体的评估。那么，“发展”又是什么？在相当长时间里，发展在人们心目中常常特指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现代化。[52]如果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乃至政治现代化等就是“进步”、“发展”或“现代化”的全部内涵，新闻传播的目的就是服务于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乃至政治现代化，那么，新闻传播自然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或工具。但这恰恰是对“进步”、“发展”内涵的误读，也是对新闻传播根本目的的误读。社会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和前提的。以人为本，正是今天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要义。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当然要服务社会发展，但仅仅看到这个目的，容易遮蔽新闻学和新闻传播活动为“人”服务，甚至就是“人的交流活动本身”的本质。
所以，“推进社会的进化”只是新闻学研究的工具理性，而非终极关怀。正因为现代中国新闻学研究者们误把推动社会进化当作价值理性、终极关怀，认为只要达到这个正义的目的，手段的采用就无需“程序正义”的保障。只要目的正确，手段自然合法。在“推进社会进化”的旗帜下，“新闻学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新闻学是“政治斗争和思想锻炼的主要工具”、“新闻也得兵不厌诈”等提法似乎变得顺理成章。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离不开通过新闻传播等方式进行的自由交流。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管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53]如果新闻传播和新闻学是“工具”，它们是人类精神自由交往的工具，这是新闻传播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目的，也是新闻学的最高价值。马克思认为，对精神的钳制只能把人推向动物界。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化论支撑着几代中国新闻人和新闻学者的信念与梦想。 中国人选择接受进化理论之时，实质上也隐含着对进化理论的重新解释和命名。无论对历史规律论、历史必然性的崇拜，还是对“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信仰，都与民族危亡的刺激和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愿望分不开。今天，我们面对世纪初的新闻学研究与新闻史书写，除了敬重和理解，更重要的，或许是反思和超越。
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从严复等人的“天演哲学”，到戈公振等人的报业进化论，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战时新闻学”、“斗争新闻学”……我们能看到一个科学理论的“边界”被一步步打破并扩展。达尔文以后，“适者生存”、“发展”、“进步”、“斗争”，这些观念在自然以外的人类社会中广为使用，进化论似乎为这些观念提供了科学的正当性。但是，正如张汝伦先生所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进化论及其进步信仰有其历史合理性；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和历史观，它却是站不住脚的。[54]“社会进化论是现代人的基本迷思之一。”[55]因为社会进化论的根基并非科学，而是信仰。（作者姜红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副院长。此文为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成果之一。也是安徽省社科项目《科学与人文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新闻学科建构（1918-1949）》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AHSK05-06D20。）
注释：
[1]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墨子刻著，颜世安等译，《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3]王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1325页。
[4]王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1320页。
[5]《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二号，转引自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6]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7]梁启超，《论进步》，葛懋春，蒋俊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110页。
[8]梁启超，《史学界说》，葛懋春，蒋俊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105页。
[9]鲁迅，《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8页。
[10]胡适，《我的信仰》，《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92年版，90页。
[11]金观涛，刘青峰，《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12月，第46期。
[12]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7-8页。
[13]陈独秀，《革命与反革命》，《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02页。
[14]学界通常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新闻学的诞生标志，本文沿用这一标志。
[15]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民铎》，1922年3卷5号。
[16]任白涛，《综合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66页“注四”。
[17]鲁风，《新闻学•序言》，民国33年（1944年），新中国报社发行，第2页。
[18]转引自戈宝权，《谈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2辑，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10月。
[19]恽逸群，《新闻学讲话》，选自《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20]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选自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309页。
[21]因戈公振另一部著作《新闻学》的不少内容与《中国报学史》互为印证与补充，本文研究也兼及《新闻学》的相关论述。
[2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2页。
[2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4页。
[24]戈公振，《新闻学》，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版（1940年）。
[25]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1页。
[26]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3页。
[27]黄天鹏编，《新闻学刊全集》，光新书局，1930年版。
[28]黄天鹏编，《新闻学名论集》，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
[29]《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1924年3月。
[30]鲁风，《新闻学》之《附录》，新中国报社发行，1944年版。
[3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页。
[32]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1924年3月。
[3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21页。
[34]戈公振，《新闻学》，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版（1940年），第38-30页。
[3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22页。
[36]徐培汀，《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汪英宾著作在戈公振之前作为学位论文以英文发表，戈公振著作的历史分期似乎受到汪英宾的影响。
[37]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版，第13-46页。
[38]参阅郭步陶，《本国新闻事业》，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
[39]黄天鹏，《新闻文学概论》，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19页。
[40]鲁风，《新闻学》，民国33年（1944年），新中国报社发行，第32-33页。
[41]戈公振，《新闻学》，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版（1940年），第39页。
[42]戈公振，《新闻学》，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版（1940年），第34页。
[43]参见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4页。
[4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黄旦先生在《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春季号）中也提到，戈公振新闻史的叙述方式是反映报刊慢慢进化的过程。
[45]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46]张友渔，《新闻的性质和任务》，选自《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原刊于张友渔，《新闻之理论与现象》，太原中外语文学会，1936年版。
[47]张友渔，《新闻的性质和任务》，选自《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
[48]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
[49]任毕明，《战时新闻学》，汉口光明书局，1938年版，第3页。
[50]杜绍文，《中国报人之路》，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1939年版，第2页。
[51]徐宝璜，《新闻学纲要》，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页。
[52]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
[54]张汝伦，《从进化论到历史主义》，选自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56页。
[55]张汝伦，《从进化论到历史主义》，选自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51页。
参考书目：
（1）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2）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