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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古代的健康传播

作者: 张自力 发布时间:2010-09-28 16:55:00 来源:

摘要: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其中有关“健康传播史”方面的研究更是完全阙如。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依据传播方式、传播载体、传播主体等的不同,对我国古代大量存在的健康传播行为加以划分和归类,分别从“人际传播与文献传播”、“语言文字传播与非语言文字传播”、“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等几个不同的侧面对我国古代的健康传播历史展开论述,从而勾勒出一幅我国古代健康传播的历史画面。本文以不同于时下传播学界流行的“关注当下、关注实证”的现实主义研究取向,将研究目光投向大量的文献史料和前人的传播实践,开辟了从历史、人文的角度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传播学研究 历史研究 健康传播 中国

  引子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大文学家苏轼被贬官谪居黄州。期间,有一年当地瘟疫流行。听人说眉山(今四川眉州)有一位奇人巢谷,自创一方,名为“圣散子”,对瘟疫的治疗有奇效,于是苏轼专程前往眉山寻访巢谷。在苏轼的一再请求下,巢谷终于同意将药方传授给苏轼。回到黄州后,苏轼按照“圣散子”的配方抓药,在自家门前架起一口大锅“熬药济民”。由于使用了“圣散子方”,当年黄州的瘟疫流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日后,苏轼将《圣散子方》公之于众,并专门为其作序,记述了该方在瘟疫流行时的效用。由于苏轼在当时显赫的声名,《圣散子方》广为流传,成为许多地方瘟疫流行时人们纷纷效法的药方。

  ……(此处有删节)

  人际传播与文献传播

  由于古代传播技术条件的限制,人际传播和文献传播是两种最主要的健康传播方式,在古代的健康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眉山奇人巢谷将“圣散子方”传授于苏轼,苏轼用奇方治病,并撰文著序将“圣散子方”向世人公开,传授给更多的人。这一故事的经典之处,在于它恰好包含了这两种主要的传播方式。苏轼遍访医士、寻觅药方,巢谷将药方传于苏轼。这一过程符合“口耳相授”的特点,属于人际传播。苏轼为《圣散子方》撰文著序,通过文献的方式使《圣散子方》流传于世,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这一过程以文献为载体,将信息向不特定的大众人群传布,属于文献传播。文献传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大众传播。

  古代的人际健康传播依据传播者的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存在于民间百姓相互之间的、偶发的、自由散在的人际传播,以传闻、典故、习俗为主要的传播内容。如一些民间流传的谚语、俗话、民间故事等等。另一类是医患之间的人际传播。

  有关健康的谚语、俗话、传闻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甚广。诸如:“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寒从脚上起,病从口中入”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老话”,广泛流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谚语为例,按照其内容的不同,涉及防病治病、饮食起居、体育锻炼、精神心理等多个健康领域。

  民间传说、传闻故事是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内容,在古代传媒技术和信息渠道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故事内容涉及奇闻怪事、天上人间,可谓无所不包,疾病与健康自然也是其中的话题。苏轼获知眉山巢谷与“圣散子方”的消息,最早也是来自于传闻。不同的是,眉山巢谷确有其人,“圣散子方”确有其事,传闻故事是真实的。而更多的传闻故事和民间传说往往虚实掺杂,难以考据。在大量的民间故事中,专门以医药健康为主题的故事较少,较多见的情况是在其它主题的民间故事中穿插有医药健康的内容。虽不是主要内容,却也让听众在聆听故事的同时,获得了医药健康的知识。

  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断桥相会、水漫金山、雷峰塔倒等经典片段,已经成为典故,广为传颂。在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中,有一段“端午节白蛇现身”的精彩片段,就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医药知识,即:雄黄驱蛇。在我国的传统医药中,雄黄是一味重要的药物。据《本草纲目》记载,雄黄性味辛温、有毒,具有杀虫解毒、驱蛇、燥湿、祛风的功效。民间常以雄黄外用,治疗皮肤疥疮、顽癣[1]。而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论,雄黄的主要化学成分为硫化砷,有刺激性气味,蛇对硫的气味和药性非常敏感,所以一遇到雄黄就会躲得远远的。在火山周围等含硫量高的地方,常常找不到蛇的踪迹[2]。这也就难怪白娘子在喝了雄黄酒之后会现出原型了。

  在人际健康传播中,除了民间百姓相互之间“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之外,另一类是医患之间的人际健康传播。主要发生在患者请医生治病疗伤的过程中,传播者是医生(大夫、郎中)。在这一类人际健康传播中,健康信息传递的行为随同求医治病的行为一起发生,是一种伴随性的传播。相对于前一种以民间百姓之间“互为传播者”的人际健康传播类型而言,医患之间的人际健康传播在发生几率上更具有稳定性,同时具有权威性、单向性的传播特征,可信度和接受度均较高。

  在古代的健康传播中,与人际传播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另一个传播类型是文献传播。从甲骨文到布帛竹简,再到后来的纸张印刷,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文献传播在健康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出重要性。特别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和普及应用,使得文献传播成为古代健康传播的主要形式。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文献记载发挥着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作用,我们从大量的医药典籍和文献中了解到我国古代医药健康事业的发展情况,许多古代的医药知识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某一历史时期的横向角度看,文献记载在古代也是重要的传播形式,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文献传播不失为最主要的知识普及方式。

  与人际传播相仿,文献传播同样可以依据传播者的不同,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医学实践者或研究者为主要传播者的文献传播类型。奠定中医学基础的四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博采众长的《千金方》;集中药大成的《本草纲目》;将传染病的防治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的《温疫论》……等等[3],无不是堪称经典的医药学文献,在我国古代的健康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医学实践者或研究者为主要传播者的文献传播类型,其特点在于传播内容较为科学,权威性好、可信度高。但由于传播者大多是医药领域的专业人士,传播内容的专业性极强,知识结构上的落差使得传播内容很难被普通人理解和接受,往往仅在医药领域内部流传,普及程度较低。

  另一类文献传播是以一般文人、知识分子为主要传播者的文献健康传播。……(此处有删节)

  语言文字传播与非语言文字传播

  语言文字是信息的主要载体,绝大多数信息传播是通过语言文字完成的。健康传播也不例外。司南、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雕版印刷是主要的印刷技术。隋唐期间就有了雕版印刷的应用,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4]。当时,著名的三大雕版分别是浙雕、闽雕和蜀雕。以闽雕为例,福建建阳的雕版印刷是闽雕印刷中的精品,史学上将建阳出版的书叫做建本图书[5]。在历代印刷出版的大量建本图书中,医药书籍占了显著的比重。

  这些医学书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本草等等,可谓门类齐全。明朝时期出版的《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六卷、《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一卷、《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运气音释补遗》一卷、《名医类证医书大全》二十四卷、《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六卷、《伤寒运气全书》十卷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医学书籍。这些书籍在健康传播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

  由于印刷图书具有远距离运输便利的优点,因此也成为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载体。仍以建本图书为例: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繁,建本图书不仅在中国国内流传,而且远销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宋代外贸活动中,就有用建本图书换取新罗的人参和布匹的记载,其中也不乏中国的医药书籍。建本图书《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流传到朝鲜后,两次被翻印。宋慈的《洗冤集录》除了向朝鲜、日本输送外,甚至传入了波斯、阿拉伯一带[7]。对当时国际间的健康传播交流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语言文字的传播之外,一些非语言文字的形式,如形体运动、健身操等,也成为健康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华佗的五禽戏。

  五禽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国远古时代。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原大地江河泛滥,湿气弥漫,不少人患了“重膇之症”,即一种骨关节病。为此,人们创制了一些用以活动身体关节的舞蹈动作。这些具有“利导”作用的舞蹈动作,就是五禽戏的最初萌芽。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根据前人的记载,结合自己的临诊经验,创编了一套强体健身的形体操,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取名“五禽戏”。《后汉书·方术列传》中称:“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据说华佗的学生吴普,由于坚持锻炼,收到了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实效,“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8]。

  华佗每到一处行医,都亲自为百姓示范五禽戏,带动百姓共同习练。这种方式以形体示范为载体,无需过多的语言文字,非常适合文化水平较低的乡间百姓学习、采纳,利于发挥传播效果。可惜的是,华佗创编的五禽戏未能保存下来。南北朝时期,名医陶弘景根据民间流传,在其所著的《养性延命录》中最早用文字描述了五禽戏的具体动作。此后,明代周履靖的《夷门广牍·赤凤髓》、清代曹无极的《万寿仙书·导引篇》和席锡蕃的《五禽舞功法图说》等著作中,都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五禽戏的习练方法[9]。但是,各人的五禽戏记载都有所不同,形成众多派别,而哪一种才真正是华佗本人创编的五禽戏已经无从考证了。这也是我国古代健康传播的一个遗憾。

  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

  我国古代自秦王朝开始,建立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极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从最高统治者“圣上天子”到地方“九品芝麻官”形成了以官阶高低为等级划分的行政权力网络,是为官方。与此相对应的,是散在于市井乡间、在政治上缺乏行政权力、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广大民众所组成的日常生活空间,是为民间。在我国古代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官方与民间始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空间,尽管两者之间也存在渗透和融合,并且这种渗透和融合随着封建极权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加强,也在不断延伸和扩展,但总体上,官方与民间仍然是两个相对独立运转的空间,互为参照、互为他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健康传播也是如此。

  官方的健康传播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意志。根据不同统治者权力范围的大小,官方健康传播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和辐射面。效果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是由最高统治者皇上发起的健康传播。官方健康传播最主要的形式有两种:官颁医书和官方告示。

  官颁医书大多发生在“太平盛世”,国泰民安、衣食温饱,统治者通过颁布医书、普及健康防病的知识,以提高社会健康水平,从而在政绩上有更大的作为。……(此处有删节)

  及至唐代,官方又主持修订、并颂布了《新修本草》,使药物学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规范[10]。宋代的官颁医书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宋太宗赵光义在未登基前就留意医术,收藏有名方千余首。称帝后,赵光义发动医官将其收藏的医方编成方书100卷,赐名《太平圣惠方》,并亲自写序[11]。宋真宗、宋徽宗等也曾亲自为医书作序,宋徽宗甚至还以个人名义编写、颁行了医书《圣济经》[12]。在北宋167年的历史上,竟有10次大规模的中央官刻医书。每次都有一种或数种重要的医药专著流传于世[13]。此后,明清两代也多有官颁医书的做法,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可谓裨益良多。

  除了官颁医书外,另一种常见的官方健康传播形式是官方告示。与官颁医书不同,官方告示大多发生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如大灾大疫。官府通过颁布告示、广为张贴的方式,向民间传递信息,包括灾害疫情的流行蔓延、防治措施等等,提醒民众注意。官方告示大多张贴在人口密集、来往频繁的闹市街衢,最大限度地发挥传播效用。这种传播方式的特点是及时、灵活、广泛,既可以随着灾害疫情的变化随时更换内容,适应灾害疫情突发多变的特点,也易于引发民众的注意和普及。北宋弘治年间,吴中大疫。当地县令广征良方,“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14]。

  官方的健康传播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意志,民间的健康传播体现的是民众的智慧。民间健康传播的方式、种类繁多,如前述的谚语、俗话、民间故事的传播;民间自发编撰的医药文献的传播;民间告示、宣传单的使用;以及木刻、石刻等特殊载体的传播应用,等等。

  同样以告示为例,民间告示大致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递防病治病信息、或传递健康观念和防治措施、劝戒人们遵从效仿的;另一种是民间商业性的广告宣传。医史学家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刊布了一张由他本人收藏的清朝道光八年的民间健康告示,名曰《力劝普种痘花法》,撰写人是一个自诩为江南云峰居士的人。当时正值“牛痘免疫法”传入我国,一些官府官员纷纷效仿采纳,但民间百姓由于笃信我国传统的“人痘免疫法”,对国外传入的“牛痘免疫法”心存疑虑,不愿采纳。这张告示就是劝戒人们接种牛痘的:

  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若婴儿果能一生躲出此症,则已。既不能躲,与其听之天时自出,痘之轻重,则权不能自主;如能行种痘之法,痘之轻重,其权在人。有识之士,依法行之,则保全婴儿,良不少矣!

  ——摘自《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5]

  另一种较常见的民间健康告示,实际上是一种民间商业行为的结果。宋朝时期,药品属于专卖品,不允许民间自由买卖。制药坊均为官办,分为熟药所和卖药所,通称药局。待到明朝时期,药品管理开始松动,出现了民间的制药坊。伴随着当时中国民间资本主义的萌芽,医药领域出现了商业化的气息。一些民间的药铺,为了拓展经营,开始采用商业化广告宣传的手法,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张贴告示。这些医药告示不仅给药铺做了广告,促进了经营,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普及防病知识的健康传播作用。

  张贴告示易于传播,但不易于保存。为了能够长久的保存,人们除了采用编撰成书、以文献的方式流传之外,还采用木刻、石刻的方式,以达到更长时间的留存。南宋诗人陆游一生周游各地,搜集民间验方上百个,选择其中优秀的一部分,将其刻于江西仓司“民为心斋”,从而使药方得到较好的保存[16]。

  相对于木刻而言,石刻的保存时间更久远。据《宋史》记载:当时的戎州通判周湛刚刚到任时,戎州人“俗不知医,病者以祈禳巫祝为事,湛取古方书刻石教之,禁为巫者,自是人始用医药”[17]。记录了当时石刻传播的情况。位于广西桂林南溪山的刘仙岩上,书刻着宋代宣和年间,当地防治岚瘴之气时所用的药方《养气汤方》的来源、组方、煎制方法、服用方法与治疗效果,内容非常详尽。石崖上的字迹历经千年,依然清晰可辨。这些古代石刻传播的力作,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叫绝。而在众多的石刻传播作品中,最能体现民间健康传播的价值和作用的石刻作品,莫过于洛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

  龙门石窟是我国著名的石窟文化宝藏,龙门药方洞是龙门西山南段的一座大型石窟。药方洞沿洞壁南北及北侧洞内壁上镌刻了100余首药方,一般将其统称为“龙门药方”,该窟也因此被称为“药方洞”。龙门药方是现存最早的古代石刻药方,经专家考证,约刻于唐初高宗永徽元年至四年(公元650~653年),迄今已有1500多年。

  龙门药方处方独特,多由单味或二味药物组成,方便、效验、价廉、易得,多数药方至今仍有研究和应用价值。如黄瓜根治疗消渴,黑豆治疗遍身浮肿等。其他诸如炮制、用药时间、给药方法、剂型、针灸、本草学方面都对今天的中医药学有借鉴价值[18]。据丁明德、邵殿文等统计,药方洞中的药方共涉及40种疾病,总计140方,其中药物方剂117个,针灸方法23个[19]。而且每病不止一方,大多为三方或四方;每一药方又大多只是一味药或两味药,既经济实惠,又便于选择。这样的药方种类和组方特点,清晰地反映出镌刻者为普通百姓服务的良苦用心。唐朝时期,“龙门药方”甚至远渡重洋,传入日本,在异国他乡绽放异彩。龙门药方石刻可以“供众人拓印而无误流传”、以及“为普通百姓服务”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古代民间健康传播的不朽之作。(作者简介:张自力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360度》栏目编导,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客座助理研究员。)

  注释:

  [1] 《动植物的药性大全:雄黄的药性》,载自医药健康网,http://www.1kum.com

  [2] 《蛇为什么怕雄黄?》,载自《大科技·科学之谜》,2006年第12期。

  [3] 常存库主编:《中国医学史》,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年6月。

  [4] 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5] 陈国代:《建本图书与医学传播》,《中医文献杂志》,2003年第2期。

  [6] 陈国代:《建本图书与医学传播》,《中医文献杂志》,2003年第2期。

  [7] 刘建:《大潭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8] 宋天彬、刘元亮主编:《中医气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

  [9]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健身气功五禽戏》,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7月。

  [10] 《隋唐五代医学医事》,载自《中国医学史》,中国眼科网,http://www.chinaeye.org

  [11] 贺惟一、张起岩等:《宋史》(四百六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2] 郑金生:《宋代政府对医药学发展所起的作用》,载自《中华医史杂志》,1988年。

  [13] 刘理想:《我国古代医生社会地位变化及对医学发展的影响》,载自《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

  [14] 丹波元胤(日)编:《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

  [15]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

  [16] 陆游:《续集验方(跋)》,载自丹波元胤(日)编《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

  [17] 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载自《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8] 张瑞贤:《传世医学文物》,载自《龙门药方释疑》,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19] 丁明德:《洛阳龙门药方洞的石刻药方》,载自《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2月。

  邵殿文:《药方洞石刻药方考》,载自《中华医史杂志》,1993年第4期。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