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相对于其他经济领域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我们的版权贸易却逆差严重，这种版权贸易的严重逆差，和美英文化日益强势的拓展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本文从中国大陆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现状切入，运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和理论，从跨文化传播的模式、中西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差异，从心理因素、语言文字和交流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揭示了我国大陆地区版权贸易逆差的原因，并针对大陆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注重视觉表现形式、发掘海外汉学界翻译或者中外合译、定制编辑图书与加大人才培养，打造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团队四个对策。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版权贸易、图书出版
Abstract
In spite of the quic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antly improved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the new historical era, China’s copyright trade is still suffering from serious trade deficit which is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trade surplus for years in other economic spheres. This obvious trade deficit and the unstoppable expansion of American and British culture both function as a wake up call to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China. From the theories and angle of view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thesis demonstrates the reasons of trade deficit of mainland China’s copyright trade by analyzing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de and psychology, langu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ors a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world view, philosophy, valu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this thesis put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and elaborates on how to develop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visual features; seeking translation experts in Sinology to interpret the books or promoting co-translation by translators at home and abroad; customizing and editing books and improving the cultivation of people with ability in order to build a team for exporting our Chinese books.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pyright trade, book publishing
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版权贸易活动也日趋活跃。版权贸易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极大的，它可以提高版权作者创造的积极性，产生更多的版权作品；也可以增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了解，为多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但是，在出版领域尚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我国版权引进和输出逆差现象日益严重，西方强势文化对我国国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文化倒流。2006年中国大陆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例大致是5.3 ：1，相比过去十年内过去一直在说是10：1，现在情况有所改观。然而，实际上，我国整体的版权贸易状况还是很严峻的。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中国的图书“走出去”，但效果并不显著，这其中有着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的图书无法占领国外市场，这跟图书的内容高度相关，版权贸易本质属性是其文化属性，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而在版权贸易实践中，又是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即“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情境”[1]，因此，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仔细分析和探讨中国的版权贸易逆差现象有着及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中国大陆版权贸易逆差现状
当GDP位居世界第四的中国已经制造了全世界40%的袜子、65%的体育用品、80%的拖拉机与95%的纽扣时，中国文化的输出却无法与发达国家的文化扩张相抗衡。在2006年3月份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政协委员赵启正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与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赤字”[2]。
随着在各国“中国文化年”的举办和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加速设立，中国出版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加大影响力。2001年至2006年中国的版权引进和输出项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到2006年间，中国大陆的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约在6700~12000项之间，引进图书与输出图书的比例约在5.34：1~15.5：1之间，年度之间有起伏，这是一组非常惊人的数据，也引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的综合国力轻重不均，在科学、技术、文化等“软实力”方面尚有很大的差距，这不仅制约着版权产业的全面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出版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影响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
虽然2007年的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输出版权800多项，中国的图书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和欢迎。在2007年10月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出版又大放光彩，输出版权1900多项，外电给了很好的评价。中国出版业正在走向国际，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们也积极吸收其他国家文明成果，同时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以此为据认为我国出版业已经实现了图书版权贸易顺差。还应该进一步寻找内外两方面的原因。本文试图从跨文化理论出发，在中西方的文化对比中，寻找中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的文化因素。
2、从跨文化传播看版权贸易逆差的原因
2.1、从跨文化传播模式看
被学术界称之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之理论大师的英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制码/解码》（Encode/Decode）一文中提出了受众解读文化信息（书中以电视为例）时可能出现三种立场，它称之为“三个假想的解码立场”（又译“解码地位”），即著名的“霍尔模式”（Hall model）：一是“支配——霸权立场”，受众的解码立场与传者的“专业制码”立场完全一致，制码与解码两相和谐；二是“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这是大多数受众的立场，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传受双方处于充满矛盾的协商过程；三是“对立码立场”，受众能看出传者信息的“制码”，但选择的是自己的解码立场[4]。“霍尔模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意识形态被传送后并不等于被接受。传者的解释并不等于接受者的解释。阅读文本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观众（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有关民族志观众的研究从经验层面为“霍尔模式”提供了论证[5]。霍尔模式之所以有三种解码立场，就在于编码者和解码者都各有不尽相同的社会背景结构。国际版权贸易正是不同文化结构之间的交流，而且其传播过程有着特殊之处——二度编码。正因为信息的目标受众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所以版权贸易的目标就是要使多种文化在冲突中达到融合，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与并存。
版权贸易是由传者编码到目标受众主动解码的跨文化传播。
传者即图书版权出口国的作者，他依据本国的文化码本和程序进行创作，在版权贸易成功之后，将图书交给翻译，翻译根据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自己的解码和二次编码，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帮助翻译共同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身份：先是作为传者的受者，对传来的符号进行解码，这就是理解；然后又作为目标受众的传者，把从传者那里理解了的意义进行编码，编成目标受众可以接受、理解的符号，这就是表达。接下来，版权引进国的目标受众依据该国的文化码本和程序进行解读，获得知识或者形成自己的评论和见解。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与一般的传播过程不同，信息从传者最终到受者，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中间还夹着翻译和编辑的一次解码和二次编码，经过版权贸易的图书最终到达他国目标读者手里的时候，读者再进行二次解码，在两次解码和编码的过程中，经过了两种文化的转换和解读，因此，原著作者想要表达和传播的思想难免有所打折。对于中国来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经过翻译与编辑在不尽相同的社会背景结构下，选择的是自己的解码和编码立场，转换成异国文字的时候，异国的目标读者又按照本国的文化码本主动地解码，翻译者“生产”出来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完整再现原著所想要表达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多大程度上适合目标受众的胃口，给大陆图书版权贸易的效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版权贸易是同一文化内部不同亚文化的交流，这种跨文化传播有其特别之处——省去翻译二度编码的过程。
2.2、从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看
按照北大教授关世杰总结的定义：“思维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思维方式是指人们的思维习惯或思维的过程”[6]，由于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和哲学思想和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各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现有的人类学和跨文化传播理论绝大多数观点认为：“东西方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思维、直觉思维、具象思维与分析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7]。关世杰教授在《跨文化交流学》一书中，总结了中国人和英美人的思维方式差异，指出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英美人偏好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英美人偏好分析思维；中国人注重“统一”（unity），英美人注重“对立”(dichotomy)。总的来说，中国文化思维注重整体性、具象性、直觉性、相关性、主体性和归纳思维。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性、抽象性、逻辑性、二分法、客体性和演绎思维。
思维方式和语言紧密相关，思维依靠语言表达，而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中西思维方式不同，对同一主题的表达方式也不同，这种差异表现在图书写作上特别明显，对整部书的谋篇布局、对写作逻辑结构、对句法结构和对词汇层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汉语的篇章发展往往采用迂回的方式，不直接了当地阐述主题，而是以一种螺旋式的反复暗示逐步引出主题。这种“螺旋式”的逻辑使得中国人常利用间接的交流方式，在语言表达上，一般是首先叙述事情的背景，或罗列客观上的条件，或说明问题的原因，或摆出事实的证据，最后再做出结论，说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在英语中是一般特殊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使他们习惯于开门见山，先说明重点，表明态度，是“线性”的，他们往往采用直线推进的方式。除此之外，中国人的图书内容广泛运用形象类比的方法，把类比推理当作思维的基本方法，就可能得出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结论，抽象思维的不足，人们容易停留在经验阶段，容易造成西方人误解我们思维不够严密，对对象的认识模糊而不清晰。使用形象的词汇，翻译到英文之后，西方人则认为夸张，令人发笑。
中国人语言成分按照爱德华·霍尔的分类，属于高语境的语言，汉语是上下文制约度最高的语言，一句话的意思要靠上下文的意思才能确定，而英语是上下文制约程度最低的语言。因此英语文化中的读者常常很难明白中国文学中的“伏笔”；中国思维较少片面，但全面性建立在模糊和直观的基础上，只见森林而树木模糊。西方思维注重分析而疏于综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人思维方法对主客观不像西方人那样截然分开，因而中国人的文章被西方人看起来概念不清，而西方人思维习惯中有把一切事物分为两个相对立的方面的倾向。
因此，中国人写书写得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起承转合不可颠倒，注重结构的完整性，西方文学作品可以由任一局部开始，整体时空感不强，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写成的文章不一定适用于西方文化的读者。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造成了国外读者不习惯也不喜欢阅读翻译过去的中国文学作品。
2.3、从中西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差异上看
世界观的差异是影响跨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世界观和人生观以种种微妙的，常常不显示的形式，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每位交流者常常无意识地认为对方也是跟自己一样地观察世界”[8]。阅读图书的过程就是和作者交流的过程，如果甲读者发现作者有与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便常常加以反对，使得阅读过程难以顺利进行下去。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宗教对中国文化影响远不如西方人那么大，在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和人的本性善恶等世界观方面有着许多的差别，西方人相信来世，中国人注重现世。加上人生观具有阶级性的特点，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难免会有抵触的情绪，中国的图书无法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甚至还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重大的分歧，因此并不能受到西方的欢迎。
再从价值观方面看来，按照相对普适的霍夫斯泰尔德的价值观分类法：权力差距、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男性化——女性化与回避不确定性四个因素中，中西方价值观差异主要表现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力差距两个方面。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强调群体意识，加上大陆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强调集体主义思想，而西方强调个人主义，包括个人的身份、作用、独立性和自主选择。跨文化交流学者拉里·A·萨默瓦和理查德·E·波特说：“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文化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是首要的和肯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美国可能是主导一切的。”[9]
……（此处有删节）
2.4、从心理因素分析来看
2.4.1、刻板印象和偏见
对于大多数国外读者来说，他们很少有亲自能来中国，近距离了解中国，因此他们对我国的印象多数来自于媒体报道。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处于被妖魔化的地步，国际间存在着的对中国的质疑与观望使得中国的文化也被边缘化，直接导致了国外对中国书籍需求的不旺。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援引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的统计：1996到2000年，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负面报道与正面之比是30：1。《纽约时报》1993-1998年涉华报道共3930篇，其中负面2175篇占55%；中性报道1736篇，占总数44%；正面的仅19篇，不足0.5 %。兴奋点是人权、宗教、武器扩散、台湾、西藏等；最终向国外民众塑造的中国形象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异族文明+经济威胁。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带有严重负面形象的国家的书籍会受到西方发达国家读者的欢迎。这种由于社会化和大众传媒长期负面影响下形成的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虽然具有可变性，且近年来随着全球信息社会的发展有所减轻，但是更加具有顽固性，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因此，如果想要中国图书走进西方的家庭，还需要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的全面提高，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成见。
2.4.2、民族中心主义
西方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秀的，美国前商务部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毫不掩饰地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讯、安全质量标准，它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因此，大多数的西方人很容易自然地认为东方是落后的、不开化的地带，他们没必要接受或者欣赏来自落后地区的科技文化或文学作品。
2.5、从语言文字差别上看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语言差别是不同文化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同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流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跨文化交流中最大的障碍之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言本身，文化环境对其成员如何使用这种语言发挥着积极作用。语言作为一个整体与文化发生关系，文化会对语言产生影响，语言反过来也对感知产生影响。语言对文化的反作用使得图书即使在翻译之后也无法达到原来的效果，对于中英文互译来说，也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例如，在语音方面，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词汇，为中国文学和曲艺的某些特色提供了沃土。如人们戏称怕妻子的男人为“气管炎”，谐音就是“妻管严”的意思，这样的词汇即使翻译给西方人看，他们如果对汉语没有一点了解，也无法领会其中的乐趣。这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就暂且分析到这。
2.6、从交流者之间的关系上看
在阅读他国的图书过程中，即使语言信息能够沟通，但是由于甲方不了解乙方的母符号和文化，对某句话从A转换成B之后所形成的差一步了解，这样甲就误会乙的信息。因此图书的翻译不仅仅局限与文字的翻译，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翻译工作。
西方国家的一般读者对东方文化了解太少，主要来自电影，远不如我们对西方的了解；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的过度意识形态化，使得不少国外读者对中国的图书、期刊、报纸等怀着一种漠然置之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感兴趣。另外，由于优秀的版权代理人才的缺乏，在与国外出版公司进行版权贸易的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和西方人沟通欠佳。
2.7、小结
大象出版社资深编辑耿相新去英国考察了他们的出版业之后，告诉我们：“向西方销售版权，目前还是中国出版业界一个令人十分沮丧的话题，在英国人眼里，中国的作者知名度与影响力都有限，中国没有像罗琳、霍金等具有全球知名度的作者，那么你的图书也便不可能较大规模地进入西方市场。”[10]
由于以上分析的各类文化差异，目前大陆图书主要依靠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获得世界华人的认同，主要输出地区多年来仍然集中在港澳台这样的“华人圈”，中国图书并没有真正进入西方国家，给欧美国家带来普遍性的影响。中国本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仍然任重而道远。
3、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给出大陆版权贸易逆差的对策
当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中，上述中西方的差异势必会对所进入的文化造成深层次的阻碍。以此观之，有些在国内十分畅销的作品，在国际出版市场上却占不到一席之地，因此国内出版社亟需深度研究跨文化传播造成的障碍，建议可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
3.1、注重视觉表现形式
信息在传播中，由于语义空间不互通，文字书面语言是“冷媒体”，而视听媒体具有很强的直观理解性。当下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正向传统的语言文化符号传播传统提出挑战，视觉文化时代已经以不可阻止的汹涌之势向我们逼近。直观的视觉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替换传统的文字符号，成了单纯文字的替代品，这对汉语文字的输出不能说没有影响，因而可考虑在对外版权贸易中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图片、绘画、音乐、影视等形式作品的优势，也可以在图书中附带光盘资料，将版权输出的重点转向优势作品形式。
3.2、发掘海外汉学界翻译或者中外合译
翻译障碍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图书对外输出过程中最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当务之急是为中国文学图书找到最匹配的翻译人才，推动翻译质量的提高，明确海外汉学界是中国文学图书最重要的翻译资源，早年间中国向外赠送的图书，包括现在一些准备输出的图书， 都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大部分译作语言不够地道，甚至不伦不类，外国人没法看懂，有的最终只能沦为废纸。事实证明，由中国人单方担任翻译是最不明智的做法，极容易造成“返工重译”甚至更大的损失。请海外汉学家来翻译中国书的方式则不同，翻译中的目的语是海外汉学家的母语，同国内翻译人员相比，他们更熟悉自己国家的语言习惯，可以有效避免阅读障碍，这个道理同引进版的图书通常由中国人来翻译是一样的。同时，海外汉学家掌握汉语，研究中国文化，并且具备文学功底。因此，他们是翻译中国文学图书的最佳人选。当然，若想最大限度地减少语言转换对作品原貌造成的破坏，更好地诠释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还应该有中国翻译人员的介入，即所谓中外合译。无论如何，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 我们必须将翻译的主力确定在国外而不是国内，必须充分开掘海外汉学界这一中国文学图书最重要的翻译资源，不仅如此，还要追求译者风格同作品的风格相接近，才是保证翻译质量的稳妥办法[11]。
3.3、定制编辑图书
由于中西方有着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各方面的差异，因此仅仅将中国作家写作而成的图书翻译到国外，可能会有多个方面的阻碍，不受到广大国外读者的欢迎，要想进行完全成功的版权贸易，最好的办法是跟版权输入国的出版机构合作，依据本地的文化特色和图书运作方式，为当地的国民量身定制和编辑最适合他们的图书，这也是另一种的版权贸易合作方式。
3.4、加大人才培养，打造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团队
从版权贸易的系统来看，作者、编辑、翻译者，以及版权经纪人都是在从事“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的工作。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必须面向国外读者；编辑所从事的选题、对图书的编辑加工必须以国际标准来衡量;翻译者所翻译的书稿同样必须以面向国外读者。这些实质就是跨文化传播行为。鉴于此，打造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团队就是要培养跨文化传播型作者、跨文化传播型编辑、跨文化传播型翻译者，以及图书版权经纪人。
3.4.1、跨文化传播型作者
指所创造的作品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传播，应具备素质如下：第一，精通至少两个国家的文化；第二，能用双语创作；第三，具有国际化视野。在中国文学史上，林语堂、梁实秋可以说是跨文化传播型作者的典范。如何培养跨文化传播型作者呢?一是从现有人才挖掘跨文化传播型作者；二是从留学人才中培育跨文化传播型作者。国家应高度重视作者人才的培养，这样才能使诊释本国文化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3.4.2、跨文化传播型编辑
从事国际版权贸易活动的编辑，应该是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不但具有熟练的出版业务知识，还要掌握国际版权基本知识和法规；不但有一定的书业进出口贸易知识，还要对西方主要出版国家的出版业、图书发行业、印刷出版行情和读者需要有所了解；不但要有较强的社交活动能力，还要熟练掌握和运用国际贸易谈判技巧。与国外出版商谈判，许多场合实际上是出版业务知识和国际版权贸易知识功底的较量，如果只有外语水平，而缺少出版业务知识，则很难进入成功的谈判；如果没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就会给直接与外商谈判带来障碍，更无法直接阅读外商提供的外文版图书资料的介绍或直接浏览原版书，这同样会给国际版权贸易带来困难。另外，在引进图书过程中，编辑只看到出版的经济利益，而更要注重图书出版后的社会效益，对一些带有错误思想观点、西方拜金主义、妨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危言耸听的言论进行严格的“把关”。
3.4.3、跨文化传播型翻译者
不仅要通晓两国语言，还要通晓两国文化，能消除跨文化传播的隔阂，目前这种跨文化传播型翻译者奇缺，针对版权输出的翻译障碍，中国图书推广计划自“法国模式”以来，开始实施翻译资助政策，从只支持国外出版机构已调整为资助国外出版机构为主。另外，翻译资助只是一种“短期效应”，暂时缓减了“要输出”与“可输出”之间的矛盾。据此，解决图书版权输出的翻译瓶颈应从培养跨文化传播型翻译人才入手，可采取从现有翻译人才中挖掘、从高校人才中培养和从留学人才中培育三方面加大力度。
3.4.4、跨文化传播型版权代理人
版权代理人，也称文学代理人，最早出现在19世纪后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英美的版权代理人机制相当完善，具有很高的素质，如“‘懂得出版程序，了解千变万化的市场，具有强烈的信息意识和良好的信息能力，在出版界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书稿有敏税的判断力，了解版权、合同和经济的相关法律”[12]。图书出版代理人在出版业发达的国家中已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出版机制。国外大部分图书都是由出版代理人代理的，代理人不仅对图书市场非常了解、具备各种专业知识，并且拥有广泛的出版资源。反观我国版权代理人才现状，由于我国版权贸易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形成合理的版权代理人机制，跨文化传播型版权代理人已成为我国版权输出的梗桔是不争的事实。
4、结语
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模式出发，分析了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差异，从心理因素、语言文字和交流者之间的关系对我国大陆地区版权贸易逆差的原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注重视觉表现形式、发掘海外汉学界翻译或者中外合译、定制编辑图书和加大人才培养，打造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团队四个对策。
美国通用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曾说：“文化是属于这个时代最有挑战力的商人的最大蛋糕！[13]” 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19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20世纪是以经济，到21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出现文化单一化的局面是一种现实的危险。所以中国的文化产业走向世界势在必行，中国的版权贸易必须加大力度，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势经济与强势文化，扭转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实乃任重而道远。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版权贸易逆差的原因，找到内容问题的症结，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变革措施，解决当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中国就能将本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为全球文化多样性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国的图书版权产业将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图书版权的输出将不断传来声声捷报。（作者简介：周悦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硕士研究生）
注释：
[1] 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著，阂惠泉，王纬，徐培喜等译，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版权贸易逆差危局 外版图书中国市场持续性高烧，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http://www.zjol.com.cn/05cjr/system/2006/05/06/006605610.shtml，2006-6-12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官方网站提供数据制作[R] http://www.ncac.gov.cn/index.jsp，2007-09-11
[4]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p74
[6]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p94
[7]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8]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p174
[9] 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著，阂惠泉，王纬，徐培喜等译，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 耿相新，英美出版文化行记[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p234
[11] 常聪，中国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的文化视野[J]，编辑之友，2007.06
[12] 刘玲香，英语国家的版权代理人[J]，出版参考，2002.22
[13] 向勇，北大文化产业前沿报告[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1
参考文献
1) 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著，阂惠泉，王纬，徐培喜等译，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p74
3)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 耿相新，英美出版文化行记[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5)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 向勇，北大文化产业前沿报告[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1
7) 傅大伟，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原因初探[J]，中国出版，2001.11
8) 严奉强，中国版权贸易“逆差”：“走出去”面临的挑战和对策[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10
9) 陈秋云，我国版权贸易逆差问题探讨[J]，对外经贸实务，2006.11
10) 傅大伟，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原因初探[J]，中国出版，2001.11
11) 赵有广，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及其原因分析[J]，国际贸易，2006.10
12) 陈秋云，我国版权贸易逆差问题探讨[J]，对外经贸实务，2006.11
13) 兰月，图书版权贸易逆差成因及解决办法[J]，全国新书目，2006.11
14) 杨琳：2005“华文出版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综述[J]，大学出版，2005年3期
15) 赵有广，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及其原因分析[J]，国际贸易，2006.10
16) 兰月，图书版权贸易逆差成因及解决办法[J]，全国新书目，2006.11
17) 常聪，中国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的文化视野[J]，编辑之友，2007.06
18) 刘玲香，英语国家的版权代理人[J]，出版参考，2002.22
19) 张志林、张新华、陈丹、包蕴慧，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现象的理论探析[J]，学术交流，2006.03
20) 王卓，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探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21) 李小杰，我国对外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D]，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5
22) 赵洁，中国版权贸易逆差成因与治理[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23) 李新新，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的对策研究[D]，北京印刷学院硕士论文，2007
24) 吴亮芳，透析中国对外版权贸易逆差现象[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官方网站[EB/OL] http://www.ncac.gov.cn/index.jsp
26) 版权贸易逆差危局 外版图书中国市场持续性高烧，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http://www.zjol.com.cn/05cjr/system/2006/05/06/006605610.shtml，2006-6-12
27) 刘志屏，定位与定向：对“走出去”操作细节的感悟.中国图书商报，[EB/OL] http://www.cbbr.com.cn/info_6181.htm ，2006-09-15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