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艾森伯格“平衡创造性与约束”的组织传播理论，分析了农民工称谓的创造性与约束性内涵特质与表现形式，探讨了农民工称谓产生演变的动力机制与过程，阐明了农民工称谓的平衡创造性与约束的实质，并从农民工称谓符号所蕴含的伦理意蕴视角，讨论了农民工群体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身份伦理向契约伦理转型的历史走向。
关键词：组织传播 农民工称谓 创造性 约束 平衡
农民工是中国当今社会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在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被建构为一个重要的组织角色。近年关于农民工称谓也引发了热烈争议，有人认为“农民工”称谓准确地表达了一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从语言学角度看，也符合现代汉语词汇特点和语用规律；而有人坚持认为“农民工”称谓是一种不平等表现，带有歧视成分；还有人从法理角度认为“农民工”称谓不符合法律语言的正义原则，应当废除使用。1
事实上，称谓问题涉及的是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地位及其他复杂的社会关系问题，很难用一种单向思维或单一性质评判所能阐明，不同的理论建构则能提供一些新的启发与思考。本文站在组织传播的视角，以农民工称谓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对农民工称谓内涵的探讨，揭示农民工称谓产生演变的真正动因与内在规律，并进一步诠释农民工称谓的本质属性及其伦理意蕴。
一、“平衡创造性与约束”的组织传播观点及其应用依据
组织是一个传播系统。“任何一个组织都是意义系统和信息处理器，始终不断地传递着组织的发展方向、期望、过程、产物和态度”2。农民工称谓是一个以职业身份为核心内容的个体与群体的传播符号，也是农民工与城市组织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借以获得交感意义的过程，其产生与演革过程就是一种平衡创造性与约束的过程。
1、“平衡创造性与约束”的组织传播模型与观点
关于组织传播有多种不尽相同的定义，美国组织传播学家埃里克·M·艾森伯格认为：“传播是一个不断调节个人创意与体制束缚之间矛盾的过程”3。这是一种基于战略选择的传播体系：“创造性”作为应对组织约束的一种战略，“约束”则作为限制个人战略应对选择的现实构建，而“组织传播”就是这种创造性与约束之间的“平衡”。
这一组织传播定义符合组织的本质特性。组织最深层的根据，就是在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源的有限性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处理与协调就是通过传播方式所进行的战略选择以实现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平衡。“平衡创造性与约束”传播模型与社会理论中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论点也是紧密相连。社会学理论的宏观视角认为社会和社会机构塑造、控制、命令和约束个人，微观视角认为个人创造了社会和社会体系。这种二分法对组织传播有明显的启示，传播是维持秩序（约束）和推动变化（创造性）的需要之间解决紧张状态的时刻，主要根据强调的重点是雇员如何传播以创造和塑造组织还是强调组织对传播的约束来确定。艾森伯格认为，所有的传播一次完成两件事情：它反映了前一个环境的历史约束，又代表了个人对新的创造性事务的尝试。4
……（此处有删节）
关于农民工有过许多称谓，现在普遍认同的“农民工”一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1984年提出并被学界普遍接受，后被各级政府引用，朱镕基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把“农民工”放进“弱势群体”系列，国务院200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农民工”一词更成为了文件的标题。可见“农民工”是学界、政界及各方面都较为接受的一种称谓。
1、“农民工”称谓的“创造性”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称谓是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农民工”称谓的创造性是由这种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所蕴含的某种特质。具体来讲，“农民工”称谓的创造性是基于称谓中“工”或“工人”的符号性质而衍生出来的内涵特征，正是这种内涵特征突破了“农民”所固有的封闭性与约束性，并创造出蕴藏着活力的农民工世界。
从“农民”到“农民工”是一种职业的转换，更是一种新的生命的体验与生存价值的提升。“流动”是“农民”转化为“农民工”最初与最重要的表征；而农民工“流动”的前提是打破了政经一体的农村集体组织对土地的垄断以及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对农民人身的控制，农民有了掌控土地的自由，也获得了人身流动的自由。有规律性迁徙的“候鸟”成为农民工的典型“隐喻”，并构成了理解和把握农民工组织的根本密码8。可以说，“流动”表征了农民工的作为“工人”的人身自由与思想意识的“解放”9。其次，对于农民工而言，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相比，工厂劳动就是一种“技术活”。农民工的技术学习与应用，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劳动方式与职业的转换，也意味着他们告别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得到更多机会表现技术与才能，形成了效益效率、公平交易、竞争合作等现代观念意识。因此，“技术”特质融入称谓成为了“技工”的符号意蕴，并构成农民工作为社会交往主体的“自我”及其劳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农民工”是一种“合同工”，其行为具有自由合意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契约伦理的精神。
2、“农民工”称谓的“约束性”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农民工”称谓的约束性是由其“农”或“农民”词语衍生出来的，它体现在对于农民工流动空间、流动机会以及对于生产、生活选择的种种限制与束缚，藉此以维持固化农民工的“农民”身份，并在城市的情景中再造农民阶级，再生二元化社会结构关系。
这种约束首要的、最根本的是来自国家二元化体制与相关政策规定，尤其是90年代末期之前的相关政策。在此阶段一系列政策都反复强调：要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认真清理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或者“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要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的手段，实行有效控制，严格管理”。10政策意图在于维护城市空间的秩序，而强化农民工农村组织归属和流动地域限定。而城市政府机构是通过“证卡”（即“临时务工许可证”和“就业登记卡”）管理制度对农民工创造性进行约束。城市组织对于农民工存在着需要其廉价劳力资源发展城市经济的“经济性接纳”意图，又存在着不想承担其社会负担的“社会性排斥”倾向。检查《暂住证》《就业卡》《房屋租赁证》《计划生育证明》等各类证件成为城市政府对农民工进行日常管理的最主要方式。对于没有履行层层批准程序（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被称为“盲流”，政府有权驱逐遣送甚至予以羁押。“证件”检查表明了城市利益的专有性与政府权力的独断性，“盲流”称谓更是体现对于农民工身份进行无理褫夺的暴力符号，实质上就是对于农民工的“身份权”“迁徙权”“劳动权”的无视与剥夺。
一些企业防止农民工跳槽或离职，便将他们的身份证或工资扣押下来。从根源上看，这是对于农民工“流动性”“无根性”而生的恐惧，而本质上讲根本无视农民工的身份存在与利益根本。“约束”还表现为对于农民工称谓的“污名化”。无论是大众传媒或是人际传播，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11身份与形象“污名化”的世袭效应也已经出现：民工的子女普遍被贴上身份标签，被称为“农民工子女”、“民工子弟”。12“污名化”把显示高下优劣的身份落差进一步放大，这种意识形态观念与制度化的歧视性政策相互扭结而形成的污名化现实对农民工的创造性进行了无形的约束。
农民工“创造性”源于农民工的生存本能，而保持创造性长久持续推进的根本动因是农民主体性的增强，是他们对于人身自由、思想解放、社会平等的自然的或自觉的追求，并显示了农民工群体的某种趋势：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过渡，生存本能向理性意识转变，从身份伦理向契约伦理转型。而农民工称谓的“约束”，就实质而言，体现的是城市组织对于自身利益的维护、权衡与最大化旨趣；就符号伦理来讲，是农民从身份伦理到契约伦理转换所受到的束缚的符号再现。
三、农民工称谓传播的实质、过程及意义
前面所说的“创造性”与“约束性”，实际上还是一种“潜能”或“因子”，如果离开了传播，这些潜能或因子就无法在组织的情境中形成互动、构建语境和形成意义。那么，作为组织传播，农民工称谓产生与演变的实质是什么？其机制又如何？这种传播体现了怎样的伦理追求与符号意义？
1、农民工称谓传播实质：权力抗衡与利益博弈的均衡
分析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研究了命名的规律，他强调了事物本质属性在事物命名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名称一旦定下来，会沿着传递的链条一环一环地传递下去，并受到一种历史的因果的传递链条所决定13。不难发现，“农民身份”问题就是决定农民工称谓的本质问题，在“历史的因果的传递链条”中，“农民身份”在各利益相关者交互作用下决定着农民工称谓的演变逻辑与现实选择。具体而言，在农民工称谓的命名过程中，三个方面四个集团的利益博弈与权力抗争成为称谓符号的表现形式。
一方是城市组织与群体，包括城市政府、城市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等，其根本动因在于维护既得利益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其策略在于寻求最大可能的社会排斥与约束。与此相对立的一方当然是农民工群体，他们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进城务工，并抱有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其最大利益诉求就是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权利，其策略在于获得社会承认。而公共知识分子是一支具有极大话语权的社会力量，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也受到作为市民的意识与立场的侵蚀以及受到权力集团或利益集团的某种压力影响，但总体而言，他们代表着社会理性与社会良心，因此，他们也是农民工群体的一个支持力量，有时还很关键。作为全民利益代表的国家对命名起权威性的主导作用，但国家经常处于两者的平衡之中，它有时候压制创造性，但有时候又促进创造性，突破约束，农民工称谓主要就是由国家政策所主导所确认的。
……（此处有删节）
2、农民工称谓的传播机制：在“模糊性”中“制造认同”
在平衡传播中，“模糊性”得到高度重视。传播作为不确定性减少的过程，应当追求确定性，但是如同语义学家沙夫所言“我们需要语词的模糊性”15，在很多场合，我们不但不能消除模糊性，还要利用这种模糊性。那么，为什么要“利用”模糊性呢？这是由于“模糊性”对利益相关者起了“利益诠释”或“认同媒介”的作用。著名决策理论家西蒙提出，在有限理性的选择中，人们寻求的不是获得最高或“最优”回报的选择策略，而是寻求一种足够让人“满意”的行为过程16。从传播战略角度看，“平衡创造性与约束”的传播就是要解决如何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活动融为一体，形成双向平衡传播机制，即建立“认同”或“制造认同”机制17；因为认同是一种“满意化”的基础与表达。胡河宁教授对这种战略“模糊性”作了很透彻的分析：“组织的管理者必须通过整合一个超越所有具体传播目标的整体性定位来制造身份与关系，以此创造组织的价值。当管理者为了表达组织意欲的言外之意时，他会故意在表面上违反这些原则有目的地运用模糊手段，因此就产生了战略模糊性。”18这种“战略模糊性”将有助于促进统一的多样性形成，有利于组织的改革及创造性。
“模糊性”的 “制造认同”作用在农民工称谓传播中得到很好印证。直观地看，“模糊性”是农民工称谓的显著特征，如“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剩余”就是无法说清的内容；“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尤其是“盲流”更是整体“模糊”的影像；“打工者”虽然有做工的指示意，却只有飘忽不定的半张脸；“农民工”似乎确定性增强，但究竟属于“农”还是属于“工”，各有各的说法。而往深处讲，正是农民工称谓的“模糊性”使其在传播中产生更多的符号隐含，这种符号隐含往往使得不同的“听话人”以自身的经历与情境解读称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某种“共识性”成分即“认同”。如“农民工”这个称谓诠释虽多样但有两种语义理解是最根本的，即“作为工人的农民”和“作为农民的工人”。不同的人解读这一称谓，借助模糊的“隐喻”多能达成了某种“认同”与平衡。
3、农民工称谓符号的伦理平衡：在“对话”中寻求“承认”
“组织是欲望与利益的象征，伦理道德则是在追求欲望的合理实现中所形成的规范与智慧。”19为了使组织的利益追求不是处于本能欲望的放任，同时又使得组织的欲望与利益得到合理的实现，就要对相关者利益进行协调与规范。那么，对于农民工称谓符号而言，这种“伦理规范与智慧”在哪里呢？很明显，就在于对身份伦理的否定与超越。英国思想家梅因有一句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20从梅因的观点看，身份是对人格状态的一种限制，它标志着人处于外在关系的制约之中，或强制之下，自己没有自主个性和独立决定权，因而既没有自由，也无所谓平等。
中国农民受传统小家经济所固有的伦理惰性影响至深，而建国后受计划经济的规制，农民身份与市民身份分别被涂上了先进与落后，优质与劣质的浓厚色彩。因此，身份转变与伦理转型是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又是制度伦理的痛苦否定。因此，身份转型依然任务艰巨，而倡导“对话”是组织传播的基本方法。艾森伯格指出，真正的传播是一种“对话”，是真正的情感交融并超越角色和观点差异，进而认识到所有派别的“共同人性”，这种对话也是人性的共享和创造新的事物。
其实，“农民工”一直是城市的失语者，长期以来，默默承受着强势群体意在控制约束的“独白”式的种种暴力符号，深陷城市交流困境，确切讲就是缺乏对话的实践。“没有对话，交流是不存在的。” 21人因为不能交流而倍感思想的沉重，甚至连肉体生存的空间也遭剥夺。研究表明，农民工缺乏城市社区归属感，更缺乏城市群体归属感22。对话思想家马丁·布伯认为，人的真实生活是“对话的相遇”，并建立在人与人相互理解、相互认可和相互尊重的“我一你”关系的对话之中。23在排解人类交流困境时，对话者不是主张对抗，不是渲染对立，而是寻求通过共同思考、参与沟通，理解差异，走向“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种多元的、多样性的交流形态。具体而言，一是站在他人的角度，取他人的视角考虑问题；二是与他人共同思考，真正地参与到他人之中；三是与他人在交流中保持共同创造的可能性。24
其实，农民工的“对话”欲望也在滋长，前两年一首《我只是民工》可称得上农民工对于称谓“反思”式觉醒和“反讽”式表达：“我不是富翁，我只是民工，在夜里吼支歌，幻想扮英雄……”，25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对于平等、对话与认同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对现在的称谓不认同。26“正名”呼声日益高涨，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能否被承认成为焦点。正如政治哲学家泰勒所言，“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 27
从农民工称谓的历史演变中看“农”的成分渐次减少和“工”的成分逐渐增强，但是历史性积淀依然很深地附属着农民工称谓并成为农民工创造性的阻碍物，制约着他们未来的发展。某种程度上说，“对话”之门尚未开启，“承认”之路依然遥迢。
注释：
[1] 关于农民工称谓的研究近年已有多篇论文：可参阅2006年第7期《现代语文》上陈丽萍的《“农民工”与“民工”》；《语文建设》2007年第5期上王志恺的《关于农民工的称谓》； 2007年第6期《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上郑全庆的《“农民工”一词的法理分析》；2009年第2期《安徽文学》林一鸣的《“农民工“的修辞阐释》等。
[2] 胡河宁.组织传播[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5)
[3] [4] [5] [6] [17]埃里克·M·艾森伯格,小H·L·古多尔.组织传播——平衡创造性与约束[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26).(27).(112).(7).(123)
[7] 斯科特在考察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农民活动后认为“日常政治”是农民抗争的基本形式。这是一种发生在农民生活工作中的对如何生产和分配资源的权威的规范和规则的挑战，它是一种平静的、日常的、微妙的和间接的表达，大多通过私下的手段修正或者抗拒通行的正式程序、规范或者命令。如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甚至破坏要挟等等行为。虽然农民的权力很弱小，但“日常政治”并非软弱无力，正如“水滴石穿”，它也可以导致一个集团的瓦解和一个体制的改变。
[8]胡河宁.组织意象图式中的组织传播隐喻[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137)
[9] 这种“解放”是将自己“从不必要的传统束缚、意识形态、假设、权力关系、认同形式等这些会对自主的追求、真正需求以及更高层次、更持久的满足造成压抑或扭曲的现象中解放出来”。参见凯瑟琳米勒.组织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6)
[10] 见1981年中央出台《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就业务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1984年中央的《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9年中央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等
[11]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55）
[12] 2006年5月杭州文一街小学塘北校区招收民工子女，很多居民认为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会影响到学校的教育质量，进而影响自己的孩子，进行了集体反对。同年05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社区》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短短十分钟我们就确知了有三位民工子女要登记入学，大家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惊诧的心情”，“谁都不希望让孩子上的学校变成民工子弟学校。”这些代表着城市居民“心声”的话语，集中体现了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的原始心态。
[13] 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25)
[14] 重庆农妇“熊德明讨薪”成为农民工讨薪一个特殊的符号。2003年10月，她向温家宝总理说欠薪实话，而温总理提出帮她讨薪事情，经媒体报道，在全国引起一场“讨薪风暴”。当年1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政策，严打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长、维权能力的提升、维权方式的创造，也都表明了农民工创造潜力的发挥。
[15] 沙夫.语义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55)
[16] 赫伯特·西蒙.西蒙选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303)
[18] 胡河宁.组织传播中战略模糊性命题的伦理辩护[J].山东社会科学.2009.8
[19] 胡河宁.组织传播符号的伦理意蕴[J].社会科学战线[J].2009.8(193)
[20] 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5)
[21] Paolo Freire，Pedagogy of the opressed，M.B.Ramos，Trans，NewYOrk Contin- um，1990，P.81.
[22] 米庆成.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探析[J].青年研究. 2004. 3(21)
[23] 转引自王怡红.“得一门而入”——对话研究及其方法论指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9
[24] 王怡红.“得一门而入” ——对话研究及其方法论指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30-31)
[25] 《我只是民工》是在2006年前后出现的网络歌曲，歌词如下：“我不是老总/我只是民工/我象蝼蚁生活/没有人关心/我不是富翁 我只是民工/在夜里吼支歌 幻想扮英雄/我没有政治家们的野心/也没有商业家们的贪心/我只想讨回拖欠的月薪/至少还能买米三斤/想投诉却找不到路径/想自杀还要被判三年徒刑/打得我遍体鳞伤牙齿掉光/才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训/从乡下到城里为糊口而努力/想不到社会主义/也有人蛮不讲理/虽然我穷过你但我们是平等的/亏你还受过教育/习惯狗眼看人低/没天理/我不是男佣/我只是民工/但现实的压迫/让穷人伤心/我不是孬种/我只是民工/我能干体力活/劳动最光荣/我只是民工”
[26] 叶育登.关于“农民工”称谓对民工认同状况影响的研究[J].2009.1（221）
[27] 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转引自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 三联书店.1998.(290)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