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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的民族志取向

作者: 杨娜 发布时间:2010-09-29 12:43:00 来源:
摘要:中国的传播研究正面临着价值论和方法论的难题,简单地将西方理论本土化移植、或者单纯地挖掘中国古代传播思想,都难以使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走出困惑。近年来,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定性研究路径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学者们的青睐,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类型和研究思路,在导入到传播学的研究当中后对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民族志研究取向自身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立场为传播学研究——特别是为中国本土文化条件下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良好的研究思路。传播研究中的民族志取向不仅会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也将为中国传播学派的建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传播研究,本土化,民族志

  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之后,经历了介绍引进、推广普及和学术地位确立三个发展阶段。经过我国传播学学术界20多年的努力,传播学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日益凸现,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创新与本土化发展的阶段。然而,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现在却正面临着价值论和方法论的难题,传播学在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上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让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陷入了困惑之中。

  一、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境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早在1982年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中,学者们就提出了对西方传播学要“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本土化发展目标,从那时候起,传播学的本土化就成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出现了两种取向:一种取向关注于传播学应用的本土化,即以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模型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另一种取向则关注于传播学理论本身的本土化,即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理论资源,立足于本土的历史经验和传播特征,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

  就前一种取向来看,其逻辑基础为“方法的科学化”,即认为科学方法是通向绝对知识或真理的“唯一入口”和“唯一道路”[1]。它默认方法是价值中立的这一逻辑起点,并且认同方法是可以跨越国界、普遍有效的。这一取向大量引介西方传播学的理论、范例和方法,特别是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和量化研究方法进行了突出的强调。然而,运用西方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对本土的研究对象和情景进行分析,使得我国的传播学研究长期处于西方的话语霸权之下,并呈现出日益被西方话语体系“化”的趋势[2]。另一方面,方法的价值中立、普遍有效的观点也开始受到质疑。例如,有学者在综合了两岸三地的若干调查研究后发现:来自西方的问卷调查方式并非十分适应华人社会的特征,用它来研究华人社会,可能只会了解到表面的现象,而无助于对华人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分析。[3]将西方的传播学范例和研究方法移植到中国的适用性开始受到质疑。

  另一种取向将目光放在了中国文化思想中的传播思想分析之中。就这一种取向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以思辨和解析为主要特征的人文研究基础,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如孔子和儒学等杰出的思想家和思想体系。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在孔孟之后再无大家出现,其后的社会知识探索和人文学术活动都只限于诠释和注解的水平之上。这种被定格于两千多年前的思想体系和认识方法,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结构体系的松散性,在学术范畴建构和分析方法上与现代严谨的科学逻辑相距甚远,自然无法承担起在当代学术平台上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重任。

  简单地将西方理论本土化移植、或者单纯地挖掘中国古代传播思想,都难以使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走出困惑,培育和建立起本土的传播学体系。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语境之下,无论是人们的生活还是社会的发展都在日趋多元。在价值选择和知识兴趣多元发展的情况下,对社会知识的探索也在逐渐告别由单一意识形态和思想权力绝对控制的状态。在这种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回到人本的立场无疑是一种良好的研究思路。

  二、民族志方法在传播研究中的运用

  近年来,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定性研究路径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同时,作为定性方法的母体学科之一的文化人类学也开始大受推崇。有学者指出,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人类学转向的趋势。一个时期以来,以数量形式表达研究成果的方法占据了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而现在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开始出现了对定性方法的复归。[4]人类学转向的趋势也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影响,有学者甚至提出传播学走向文化人类学已是趋势。[5]

  民族志是二十世纪初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起源于文化人类学中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民族志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由一系列操作方法结构而成的一种方法体系或类型,也就是说,民族志是一种系统化了的研究视角。民族志研究“是一种不平常的方法。这种方法利用了广泛的信息资源。民族志学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参与人们的生活,他们观察发生了什么事情,倾听人们说了些什么,并且提出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在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数据来解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6]

  民族志研究方法主张通过“进入-出来”的参与和观察过程来考察研究对象在自然情景下的行为动因,其核心在于要按照被研究者自己的主张或逻辑去阐释为何被研究者的生活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7]从方法的实施来看,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方面[8]:一是“融入”,即摆脱研究者自身作为“他者”的旁观者身份,想方设法融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当中,情同身受地体会被研究对象的心理历程。二是“遍查”,即要对研究情境中的方方面面都进行考察。由于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并且现象之间的细微联系也会透露出很多信息,所以在考察时要尽量做到“一网打尽”。三是“深描”,即在“融入”和“遍查”的基础上对现象背后的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深描”是一个解释性的过程,是对所观察现象的诠释性工作,也是探索意义最为重要的部分。

  民族志研究方法在引入到人际传播的研究当中后,催生了一个新的传播学分支——民族志传播学。民族志传播学综合了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关注于语言社区中的人际关系,试图对某一文化或社群当中的人们的传播方式进行阐释。德尔•海默思(Dell Hymes)是这一学派的奠基人,他指出民族志传播学包含了两大特征:“首先……它让我们注意到需要新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直接考察语言在情境背景中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单独的对语法、对人格、对宗教、对亲属关系及其他类似物的研究中是无法被揭示的……其次……它必须把一个社区作为语境,把传播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这样,任何特定的传播渠道及符码的使用都是作为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9] 在大众传播的研究领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适用。特别是在受众研究方面,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能够获得很多量化方法所无法获取的信息,避免了量化研究中出现的“口是心非”和“空壳”的受众等现象,进而产生出很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三、民族志方法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积极意义

  民族志研究取向自身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立场为传播学研究——特别是为中国本土文化条件下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良好的研究思路。首先,民族志方法作为一种诠释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更关注语境对现象所产生的意义。它把传播现象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相关语境中进行探讨,而不是试图建立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通行模型。民族志的视角将研究对象定位在处于日常“生活流”之中的人和媒体,在这种定位之下,其研究对象能够被作为动态的人和过程来进行整体性的分析,而不是被静止确定、碎片化割裂的。所以,民族志这种舶来品在移植到中国本土传播问题的研究当中时,就可以避免理论和方法的不适用问题。其次,民族志研究方法不存在预先的假设和对有效性和可靠性的论证,它的核心问题是对真实性的关注。民族志方法是描述性的,是在微观普察的层面上对现象、联系和意义的还原和提炼。这种描述性的方式一方面能够弥补量化研究中摒弃大量描述资料的遗憾,另一方面也更能从微观层面上再现和还原传播的特征和隐藏的意义。再次,由于民族志方法要求融入到被考察对象当中去,其针对性和即时性都很强,在对某一特定文化和社群当中现实传播状况和背后意义的阐释当中,这种对“瞬间即逝”的现实性和“亲临其境”的针对性的强调是颇有益处的。最后,民族志研究在与传播学结合之后,研究的情景从田野转到了媒介环境之中,并且更加关注对观念文化的研究和分析,这在客观上为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和理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中国传播学的跨文化研究增添了助力。总而言之,传播研究中的民族志取向不仅会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也将为中国传播学派的建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作者简介:杨娜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电视学院在读博士生)

  注释:

  [1] 卡尔·皮尔逊著,李醒民译:《科学的规范》,华夏出版社出版,第4页。

  [2] 胡正荣,《穿越时空阻隔——看传播学的中国图景》,《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6日。

  [3] 边燕杰:《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7-308页。

  [4] 展江:《社会学、人类学与传播研究关系初探》,《中国传媒报告》,2006年第2期。

  [5] 刘强:《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淮阴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6] 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新华出版社,2005,第217页。

  [7] 李春霞:《媒介受众中人种学研究的进路》,《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

  [8] 郭建斌:《“民族志”之于传播研究的实践话语》,《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

  [9] Dell · Hymes,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p23.

  参考文献:

  
1, 郭建斌:《民族志方法: 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新闻大学》2003年02期,第42-45页。

  2, 常燕荣,蔡骐:《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02期,第22-25页。

  3, 马锋:《超越民族志:在解释中探寻可能之规律——传播民族志方法探索》,《中国传媒报告》2006年02期,转自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2596#_ednref7

  4, 展江:《社会学、人类学与传播研究关系初探》,《中国传媒报告》,2006年02期,转自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2640

  5, 蔡骐,常燕荣:《文化与传播 ——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传播学论坛网站,见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806

  6, 郭建斌:《“民族志”之于传播研究的实践话语》,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04期,转自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jd_view.jsp?id=5419

  7, 吴飞:《也谈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04期,转自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jd_view.jsp?id=4872

  8, 李春霞文化人类学受众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04期,转自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jd_view.jsp?id=4884

  9, 李春霞:《媒介受众中人种学研究的进路》,《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04期,转自http://www.66view.com/lunwen/14/85/44651.html

  10, 梅琼林,罗慧:《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断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06期,第79-83页。

  11,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知识整合”》,《浙江学刊》2007年03期,第41-48页。

  12, 杨海涛:《发展传播学的困境及其在我国的本土化思路》,《新闻界》2004年05期,第59-62页。

  13, 罗曼:《中国传播学创新的文化维度与现代视野》,《理论界》2006年06期,第148-149页。

  14, 田中阳:《关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02期,第75-77页。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