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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型态与路径依赖:“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再研究

作者: 张健 发布时间:2010-09-29 12:48:00 来源:
内容提要:如何科学地分析“中国传播学”近30年的演进历程?采取什么样的研究视角才能真正寻找和触摸到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困局与未来发展路径?这是当前摆在传播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将如何进行“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作为论题,梳理和分析了近30年的相关文献,认为这些文献虽然表明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已经成为引进传播学30年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编年史、理智史、量化统计等话语型态所缺失的问题意识使得这些文献难以在学科合法性和正当性建构上有大的作为,而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中部分问题或困境的周期性地重复出现表明中国传播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着问题堆积与路径依赖现象,需要采取更具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研究视角来完成对中国传播学30年的学科反思和发展设计。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 话语型态 路径依赖

  Abstract:How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recent 30 years? How to search for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future for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is an important topic. This paper regards the research on how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as a topic, and analyses the concerned texts in recent 30 years. Although these tex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has been a marked production, the absent question awareness in the discourse models will not make great movement in legitimat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the difficulties which are periodically raised reflect the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volution, and a more critical angle is needed to finish rethinking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Discourse Model Path Dependence

  岁月流转,传播学引进中国已近30年。从学科史的角度来梳理和回顾中国传播学3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当前传播学研究的一项紧迫课题。学力和篇幅的关系,笔者不拟对“中国传播学”30年进行历史书写与学科分析,而是将论题集中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再研究上,也即对如何进行“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之研究文献的再研究。既梳理引进传播学近30年中“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主要文献,又在此基础上说明这些文献所采取的主要话语型态和研究路径以及相应的局限。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出现的“中国传播学”主要指的是跟中国的政治、经济、国情、文化、历史、社会等相关连的传播学知识体系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以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为根本,其意涵由“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传播学”两部分组成。这一用法排除了以国外的社会历史情境和信息传播作为基本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模式以及一切与此相关连的知识总结、评述等,与李少南所谓“传播学在中国”的提法接近,目的“是要避免老跟着西方的研究范式及课题走,但也不是要排斥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1]仿照王志兴《欧洲传播学研究概观》一文把以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称为“传播学学”的说法[2],本文将研究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称为“中国传播学学”,其知识生产、扩散与应用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中国传播学的学科规范、理论体系、方法体系以及在这种规范和体系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案例与理论范式,简称“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

  惯例与传承: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知识地图构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播学引进与发展的“中国传播学学”,这限定了本文的理论目标和研究切入点。因此,需要进行任何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一个基本阶段:文献回顾。文献回顾就是考察论题的研究史,搞清楚这个论题有没有人研究过?如有,又是哪些人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得出过哪些结论?本次研究与以前的研究是否有联系或有什么样的不同?搞清楚论题的研究史是学术规范的起码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3]。实际上,对中国传播学之路的探索与分析几乎从我国引进传播学开始就是学科实践者不断追问的学术课题。“一个例证是:传播学每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学者对其进行小结,提出新的发展方向。”[4]例如:传播学引进之初主要有《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祝建华、吕继红,《新闻大学》1983年总第6期)、《传播学研究评述》(姜克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论我国传播学研究之得失及新的突破》(刘力群,1989年《中国新闻年鉴》)、《传播学即宣传学:兼论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李彬,《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等文章。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中国传播学学”类的文章主要有:《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沿革及走向》(刘海贵,《新闻大学》1991年秋季号)、《我国新闻传播受众调查十年》(姜秀珍,《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第3期)、《新闻广播电视受众调查研究十年》(陈崇山,《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第10期)、《传播学引进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林之达,《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为“传播研究中国化”开展协作》(钟元,《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3期)、《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思考》(吴文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反思: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困惑》(李彬,《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王怡红,《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学》(潘玉鹏,《新闻大学》,1994年夏季号)、《我国传播学研究与传播业的互动》(胡正荣,《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传播学本土化的选择、现状及未来发展》(潇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4期)、《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陈力丹,《现代传播》1995年第4 期)、《论中国的当代传播学研究》(裴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黄旦、韩国飚,《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卜卫,《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5期),等等。

  到了2000年前后,伴随着执政党和政府大规模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中国加入WTO以及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和传播活动的影响日益加大,对传播学的学科反思就一直绵绵不断,成为中国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特风景。文章主要有:《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新闻大学》1998年秋季号)、《僵化与断裂:对我国传播研究思路的反思》(王怡红,《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徐耀魁,《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邵培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李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大众传播学》一书前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孙旭培,《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传播学的稚气与科技传播学的完善:兼论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刘建明,《新闻界》2000年第1期)、《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祝建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4期)、《中国受众研究20年》(陈崇山,《当代传播》2001年第1、2、3期)、《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郝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华夏传播研究刍议》(黄星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关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田中阳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陶鹤山,《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陈力丹,《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陈昆玉、江宇,《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论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的生态状况(1981-2001)》(许欣,《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基本向度》(田中阳,《求索》2003年第5期)、《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张健康,《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陈力丹,《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从〈现代传播〉(1994—2003年)管窥我国十年来的传播学研究》(张莹、申凡 ,《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对策》(张健康,《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断想》(梅琼林、罗慧,《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近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陈力丹,《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主流学术的对话》[5]、《论传播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杨永军,《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2期)、《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展望》(明安香,《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论中国传播学的人文学特质》(田中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刍议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意识与路径选择》(朱晓军,《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全球化与本土化夹缝中的生存:对“海归”传播学者的一次探索性研究》(金兼斌、王珊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构建》(杨永军,《学术论坛》2005年第3期)、《我国历史上极不平等传播关系中的传播策略:传播学中国化新思路的再探索》(林之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的基本思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探索》(李红艳、谢咏才、谭英,《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2 期)、《改进高校新闻传播学教材的生产体制》(陈力丹,《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张国良,《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大陆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阮志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4期)、《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黄旦、丁未,《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陈力丹,《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徐剑,《中国传播学评论》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年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王琛,《当代传播》2006年第6期)、《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段京肃,任亚肃,《现代传播》2006年第5期)、《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刘海龙,《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特色比较分析》(齐爱军,《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十年来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的进步与不足》(赵莉,《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1期)、《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段京肃,《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刘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胡翼青,《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发表与被引状况及其分析》(周俊,《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王怡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浅谈当前我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郑保卫,《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论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龚文庠,《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刘海龙,《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等等。

  一些专著和博硕士论文也加入“反思”队伍中,对中国传播学近30年的历史进行了追踪和探讨。比较重要、影响较大者主要有:戴元光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培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5-2005》(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胡翼青著《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博士、硕士论文主要有:郑西帆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轨迹》(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姜红的《现代中国新闻学科建构与学术思想中的科学主义》(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庹继光的《中国当代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2004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阎景明的《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传播有效性研究》(2004年中央党校硕士论文)等。此外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如历次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2001年以来的“中国传播学论坛”以及各高校所举办的不少学术讨论会也都把中国传播学学科发展作为专门课题之一加以研究、探讨。

  从上述简单列举的文献回顾中,我们不难梳理出,知识行动者们在进行学理建构与知识实践时,在“中国传播学”学科地图上涂抹的“中国传播学学”研究文本具有可圈可点的学科特质:

  1、知识生产的时段与峰谷。……(此处有删节)

  2、知识行动者的梯度与传承。……(此处有删节)

  3、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标准、惯例与传统。……(此处有删节)

  话语型态与问题意识: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局限分析。关于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所采取的话语型态,廖圣清曾经在《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问题的思考》有过说明。他认为,总的来看,关于传播学发展的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研究,主要是对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道路做“外在”考察,概括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侧重于分析社会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这类研究所占的比例较大。另外一种研究,主要是对传播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做“内在”分析,考察中国大陆学者已经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并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这类研究毕竟才刚刚开始,数量有限,也尚未形成严格的主题分类标准[9]。笔者认为,这种“内在”、“外在”划分标准虽然较为简便、易行,也符合不少研究文章的实际,但这一划分标准无法简单涵盖《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等这些文章的研究路径和写作特点。

  本着学科历史书写的重要责任以及较为全面考察的需要,笔者认为,目前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文章基本上有四类话语型态:第一类是编年史型态的学科演进史,如廖圣清先生的《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就是以编年史方式将中国传播学的演进发展划分为:传播学基本概念的传播与普及阶段(1987年-1981年);对传播学基本态度的确立阶段(1982年-1985年);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与曲折阶段(1986年-1989年);传播学研究走出低谷阶段(1990年-1992年);传播学学科地位确立阶段(1993年-1998年)等五个阶段。这类文章主要的话语路径是:分析、列举传播学从介绍引进、探索发展到创新评价等[10]各个不同阶段或特点→列举各阶段的主要研究主题或所取得的研究进展、成果→分析中国传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局限→展望未来的学科前景或研究走向。

  属于编年史型态的学科演进史还有某种稍许变异的写作路径,如针对某个主题,回顾这一主题出现的时间、背景,各方的争论以及当前取得的主要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比如《20年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全文围绕“关于中国传播史研究概念的说明”、“大陆学者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关于中国传播史研究态势的几点观察”等三个部分展开。重点是第二部分,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发展至今大致分为3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1992年为中国传播史研究的起步阶段;1993年~2000年,中国传播史研究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推进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在阶段划分的同时文章还列举各阶段关注主要的议题以及公开出版的各种文献。在第三部分,作者提出,迄今为止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共做出了6个方面的贡献,存在2个方面的不足[11]。

  这种写法大量见诸于各种回顾和“断想”文章。有论者认为:“上述研究更多局限于对以往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发展的总体状况的表层描述,有时从相对单一的资料入手,却试图得出全面的结论。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从全面、系统的角度来看待传播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并且缺失相应的大历史观。”[12]笔者认为,除此而外,更主要的是编年史中的“这些记录通常无法说明所记载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或者此后又如何。他们没有展现过去的事件从中获取历史意义的一般情境。”[13]

  第二类是理智史的写作型态。如徐培汀先生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十二章系专门的“传播学研究”,在划分中国传播学演进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列举中国内地传播学学者主要个人信息和学术贡献。全章共分三节:第一节,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变迁;第二节,网络传播研究;第三节,中国大陆传播学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把内地传播学学者划分为先驱、第二代和第三代。戴元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篇为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中篇为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命运,下篇为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与波折,不仅总结了20世纪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而且还把其学术眼光一直扩展到我国有史以来的文化的源头,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传播学思想的方方面面。有论者认为该书“对于我国古代传播思想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为现代传播学的许多理论观点找到了最早的思想之‘根’,尤其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传播学体系的建立找到了最可靠的文化根基。”“应该说是为新世纪整个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对传播学体系的真正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点。”[14]

  第三类是量化统计式的话语型态。该类文章最初出现在90年代以来的相关反思文章中,而自2000年以来最盛,不少期刊上都刊载了诸多利用量化统计和数据分析方式说明中国传播学学科发展现状的文章,比如《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等。以《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为例,该文利用CSSCI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学术期刊的状况进行了多角度、全面的分析评价,给出了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五年间发表学术论文的原始数据,通过对这些期刊所发表论文情况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情况,并试图基于对CSSCI相关数据的分析探索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期刊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其发展规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15]。

  第四类阐释批判式的话语型态。主要围绕某类现象、观点以及证明某种观点来加以阐释性或批判性说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可能的选择路径。这种写作型态从李彬的《传播学即宣传学:兼论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到王怡红的《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现代传播》1995年第期),从《论中国传播学的人文学特质》(田中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到《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刘海龙,《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等文章都是如此。其写作特点可以王怡红的《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来加以呈现。该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问题的语境与方法,第二部分是“16字方针”与阐释的意义,第三部分是“16字方针”与现实关联的问题,第四部分是结论,提出:“我不认为‘16字方针’已经是‘埋在死掉的过去里面的’一个历史产物,而且从本土研究规范来看中国传播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还是一个未竟的视角”[16]。全文从历史与现实相互关联且不断展开变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和分析,揭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及研究对象。此外,李金铨的《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主流学术的对话》、刘海龙的《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等影响较大的文章也当属此类。与第一类相比,这一类文章虽然数量上有所不及,但分析与阐释均超越了编年史话语型态的连续性和纯粹性,富有历史感和问题意识,力求在历史情境中复原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路径,指出中国传播学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与局限以及可能出路。

  如所周知,学科演进史的书写带有学科合法性反思和重建的历史重任,因此,当我们踏上前辈学人筚路蓝缕所开拓出的30年中国传播学之路时,一种缠绕着历史和现实、英雄与罪人、忠贞与背叛的问题意识必然伴随着我们一起上路,一起去质疑与求索。然而,似乎不少研究文章几乎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以下问题的拷问:

  (1)在中国传播学30年演进的背后是什么结构性力量塑造了这一切?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塑造了这一切?

  许多学者都强调了知识生产和教育传播背后的国家、政府及其意识形态、技术制度、大学以及教授团体等结构性力量的型塑作用。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克拉克认为,“对创新、改革和变化的谈论离不开对结构和传统的研究。在当代的结构和信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之手。现实制约着未来。一旦内部结构积聚了较大的动量,它们就以雷霆万钧之力向未来突进。许多时候,从外部强加而来的变化似乎要改变这些内部结构的组合方式,可是它们总是以相当大的弹力恢复原状。除非人们所期望的变化成为工作结构、信念体系和权力分配的不可动摇的一部分,否则这些变化会逐渐式微,最后以失败告终。只有当我们懂得了各种现存结构如何相互组合时,我们对高等教育系统变化的研究才开始有些眉目。”[17]李金铨也指出:“知识生产不是价值中立的。证据是最后的审判者,但证据靠人识别和解释,知识生产者总是受到兴趣、背景、师承、学派、政经条件——别忘了还有更大的时代气氛——层层的制约。”[18]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流话语体系中,重视知识背后的结构性力量是大多数“中国传播学学”研究文章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恰恰在传统话语体系中,这又是学科演进的编年史话语型态以及理智史型态中最为人们重视却又往往被误置的问题。之所以说最为重视,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文章中都言及了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对中国传播学学科的影响,或多或少凸现了学科场域中塑造和建构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一系列社会主体的作用,如国家、政府、意识形态、大学机构、教授等;之所以说误置恰恰是因为大多数文章没有去触摸到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对中国传播学学科影响的内在机制。有一篇博士论文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带有制度性的限定作用”,试图“从中国社会转型本身的进程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相关性,考察传播学如何在整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追寻理论的创新。”但是在论文的写作中,读者只见到社会转型与中国传播学学科演进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传播学传入中国的2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年代。1978 年无论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传播学这一学科而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1978 年,传播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正式传入中国,并在以后 20 多年中始终与中国社会转型共命运。”[19]但这种对应关系存在的根据是什么?“中国传播学”如何与社会转型“共命运”?文章没有揭示,也没有解释说明。事实上,从社会转型到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演进,这两个范畴之间存在着诸多的逻辑层级,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对中国传播学进行学科反思首要面临的问题。

  (2)在学科历史的认识论问题上是坚持线性的思维路径还是非线性的循环式思维路径?也就是中国传播学30年演进史的编写应该写成批评史还是庆典史?

  方文先生认为,“学科历史的编纂,是学科认同和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学科历史意识的主要载体。但编纂学科理智史,学者必须面对学科历史编纂学的认识论问题,无论是隐含的还是凸现的;对这些认识论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左右学者对学科历史材料的取舍及其解释。”这种二元论被方文描述为:学科发展的动力,是伟人的创造还是时代精神的影响,即伟人说-时代精神说(great men/women vs.zeitgeist);学科的进展,是其内部理智演化的自然逻辑还是外在的社会需求的激发,即内因说-外因说(internalism vs.externalism);如何合适地评价学者的理智贡献,是依据特定的历史情景还是今天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倾向,即厚古说-厚今说(historicism vs.presentism);学科的演化,是一系列的研究成就和研究传统的连续累积还是不断的断裂过程,即连续性-断裂(continuity vs. discontinuity);概而言之,学科的演化,是一系列失败的记录还是理智进步的庆典式的狂欢,即批评史-庆典史或辉格史( critical history vs.ceremonial/whiggish history)。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作为学科历史建构的认识论框架,潜藏在历史话语的叙述之后[20]。

  在中国传播学30年的演化史写作中,编年史类和理智史类甚至量化统计类的话语型态有意无意地将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相关的研究者编入一个充满进化与乐观精神、充满挫折与英雄故事的连续叙事中。还是以上文提及的《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为例,20年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被划分为:基本概念的传播与普及阶段→基本态度的确立阶段→深入与曲折阶段→走出低谷阶段→传播学学科地位确立阶段。这样一种话语方式类似一幕有始有终的才子佳人剧有个“大团圆”结局一般,有其特定的优势,能够有一个时间和逻辑相互统一的发生、发展过程,能够让初学者接受诸多可以理解的规范与惯例。但是,这类话语型态至少失去了进一步反思以下问题的机会:一是往往在“可以充满信心地认为,中国的传播教育、科研和应用,都会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发展”这一简单乐观主义氛围中忘记了中国传播学自始至终存在的断裂与僵化危机。“僵化意味着缺少创新与探索,停止不前,封闭,平庸和冷漠;断裂造成了可资借鉴的原料不完整,研究对象出现大量空白点。特别是对西方传播思想和理论观点的产生背景缺乏广泛而深入的研究。”[21]二是这种编年史或理智史的写作方式往往会割裂成就与危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频频出现“二十多年来在理论建构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绩不容小觑。”这样乐观的豪情,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诸多方面又存在问题,这种现状严重阻碍了传播学的发展,令它在夹缝中艰难生存。”[22]这种折衷的二元句式反反复复地出现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各种文章中,似乎成就与危机是彼此不相干的,长足的发展、成就的庆祝与弊端的积淀、问题的警醒仿佛可以戴着不同的面具出现在不同的庆典上。其实,成就的取得与问题的存在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成就与问题就出现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也是同一批知识生产者或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在特定逻辑下建构出来的。三是编年史、理智史和统计式的话语型态往往不去追究成就与问题并存的背后,决定社会行动者行动的深层次逻辑,特别是无法正视人们行为逻辑之后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使得这种话语写作和反思没有触摸到中国传播学造成目前中国传播学30年研究格局的制度原因。

  (3)在研究方法上是单一的学科门户主义还是如同华勒斯坦所提倡的那样“开放社会科学”?换言之,是在单一的传播学学科体制中连缀和列举“中国传播学”所取得的理智进展与学术成就,还是把“中国传播学”作为一个交叉性研究领域,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吸引不同的学科力量来对中国传播学进行多元、多层面的联合攻关和全面审视?

  著名社会学家华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诸范式的限度》、《开放社会科学》等论著中向人们证明了一点:社会科学并不是单个社会思想家的产物,而是在那些为了实现具体目的的具体社会结构中的集体创造物——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制度化形式,主要是通过当时欧美传统大学结构内部的分化而确立的,“在这种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冲击和内在质疑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即采取所谓‘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制度化了的学科间的障碍。”[23]专门研究跨学科现象的朱丽·汤普森·克莱恩也指出:“边界跨越已经成为知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外围事件,教与学、研究与学术以及服务工作,不再简单地是学科内部与学科外部的问题,学科互涉问题既在学科之内,也在学科之外。现在,学科每天都在经历着众多领域的推拉和强大的新概念、新范式的拽扯。……兴趣的延展产生出新的知识领域,它们将现有的学科聚拢在一起,来研究更为复杂的现象”[24]。中国传播学30年的演进并非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经历着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从精神到物质的推演,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宫空降而来,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既在学科之内,也在学科之外的复杂现象,等待着人们“众多领域的推拉和强大的新概念、新范式的拽扯”。

  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年史或理智史以及量化统计式的话语型态往往在单一的传播学学科内进行反思,尽管有其明显的理论意义,但似乎对中国传播学30年历程仅仅进行了简单地、标签式地划分,一定意义上是对中国传播学30年复杂历程的轻慢或误读。

  问题的积淀与堆积: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笔者在阅读和梳理研讨“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文献时,还发现一些使用频率极高的关键词,比如“阶段”、“议题”、“成果”、“得”、“失”、“误区”、“成就”、“困境”、“问题”、“不足”、“对策”等概念或名词;对本文的研究论题而言,最为常见的关键概念是“问题”、“困境”、“误区”、“不足”、“未来发展”等。那么,在80年至90年代初、90年代、世纪之交近10年三个大的时间段之中,知识行动者们又把自己的反思聚焦到中国传播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哪些“困境”、“问题”或“不足”呢?

  80年代至90年代初,知识行动者们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全国规模的传播学研讨会”“实在太少”;“各自为战”,“缺乏规划”;“教学、研究相互猜忌,提防”[25];对传播学认识的“神圣化、神秘化”[26]。

  90年代,知识行动者们概括的中国传播学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陈力丹认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中要注意更多地借鉴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方法,要对符号学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对思维学应有所研究,要注意其他与传播学相关的学科理论尤其文论的进展,而且中国传播学研究需要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传播思想史的深刻理解之上[27]。林之达提醒同仁要注意国外传播学中非科学的成份,注意国外传播学界轻视基础理论的倾向,注意五W传播模式的束缚等三大问题[28]。黄旦等人则用量化的数据统计得出以下结论:问题之一是“全面了解不够”。“几乎大家都是用所知有限的那几个术语,站在同一层次上来回耕作相似的东西,不同的仅是着重点而已。就一个平面看,的确不乏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气势,然而究竟还是一个平面,既缺乏立体感也无厚重感。长此以往,这个学科也就难有活力。”问题之二是“应用研究难成气候”。“我们的研究大都是拿着这些现成的套语,并从原有习惯的思维定势——社会学、政治性角度,来解释现实问题”,“难以有大的影响”。“更令人不安的是,定量研究本应补理论之不足,或是证实,或是发现一种新的理论增长点。我们的研究却缺少这样的理论发现和启示,似乎是在操作方法,为作而作。”问题之三是“研究对象过于单一”。“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大多以大众媒介为对象,事实上是大众传播研究。”“传播学研究无新的突破,总让人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29]。

  到了世纪之交,对中国传播学问题的反思更为沉重与尖锐,尤其在学术自主和学术规范的导引下。徐耀魁指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存在四大误区:误区之一,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提法既不科学,也不策略,有悖于中国的国情,无助于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误区之二, 把传播学看作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企图用传播理论解释一切;误区之三,传播学本土化,“提法不准确,不科学,容易产生误解”;误区之四,跟随美国传统学派亦步亦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介绍美国传播学研究概况和翻译美国的传播学著作起步,无可厚非”,但“时至今日仍在翻炒他们的冷饭,我们就会有味同嚼腊之感了”[30]。吴予敏认为:“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要面对的真正的困难是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吊诡。也就是说,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缘故,很难将某种理论方法作为贯穿的知识逻辑。”“在中国,往往用来批判全球化的传播秩序,采用‘文化帝国主义’、‘媒体资本批判’的视角,而回到本国实际中,对于媒介权力与社会公义的关系就讳莫如深,只好采用管理学派和纯粹经验性或形式化的研究。对外的研究,强调的是传播权力平等,对内研究强调社会控制和权力主导。”[31]徐剑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分析,找出了目前我们在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一是在目前新闻与传播学学术生产过程当中,普遍存在一个“权威崇拜”的现象;二是学术研究的规范还有待于完善,“多的是历史的、思辩的逻辑推理研究,而缺乏实地的、实验的调查分析研究,这表明也许我们还处在一个学术传统的建立、摸索期。”三是缺乏有影响、基础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这已成为新闻与传播学要想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段京肃尖锐地指出:“传播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传播学在新闻传播类专业中的地位如何确定,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什么,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目前都在困扰我国的学界和教育界。”刘建明则对传播学的现状进行了诘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也是传播学学科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归结起来,即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均由此而展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必须克服两种错误的做法,即“泛化”和“玄化”。“任何学科必须有相对的研究领域,而且要局限在同种现象的集结点上,才显现出清晰的轮廓。超越这两条界限的学科都会导致泛化。传播学无所不包,难以深入学理的内在层次,表现出蜻蜓点水的宽泛和浅尝辄止,正是越过了这两条界限。”[32]陈力丹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传播学研究课题的设立,表现出相当的急功近利心态。研究者需要一套新的概念和方法,提供显示传媒影响的实证资料或确定公众对信息需要的合法性质;或者表现为用一系列新概念来响应、强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某些宣传口号,以获得各方面的利益(评奖、晋级等等)。”“这样做,在总体上会制约我们对于传播学的深入研究。”[33]还用论者通过反思我国20多年的传播学研究,发现一个显著问题就是“想象力”的缺失,这主要体现在传播研究者质疑精神与问题关怀的缺乏、传播研究核心议题对“人”的研究的忽视以及研究方法的僵化三个方面[34]。

  以上笔者从总体上说明了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进程中困境或问题的堆积、累积与重复出现。下面,我们换个角度,从专题的角度,如以“传播学本土化”论题为例,再次说明这一点。

  “传播学本土化”是中国传播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或者说是“我国传播学界的共同意志”,“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35]。早在198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时,就确立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方针,试图在引进外国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和传播学。1986年8月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安徽黄山举行,会议的结论是:“从我国的传播实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则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当前的主要任务。”—直到2004年10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八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尽管主题已经在新的社会技术语境下进行了本质性调整,定位在“传播研究:融合与创新”,议题设置大为拓宽,但传播学本土化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传播学本土化”如此高频率的出现是中国传播学演进中的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以至有学者断言,“在近三十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学本土化’已经成为居于霸权地位的主流话语和‘主导范式’”[36]。

  尽管如此高频出现代表着中国传播学者的主体意识以及建立中国传播学学科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迫切需求,但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成果却似乎难以让人满意。王怡红在90年代中期提出,我国传播学界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本土化意愿,可是“面对学术的诘问,我们有所作为了么?我们不需要向有限的生命忏悔吗?”。王怡红进而认为,无所作为的原因在于:一是“传播学本土化的口号提得太早”,二是“我们的本土化始终缺少一种对话的勇气和氛围”[37]。李彬在同一时期也提出“以独立特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本土化的困惑来自两点:一是语境的转换已使真洋鬼子变为假洋鬼子,所欲本土化的东西似已来路不正;二是意在自食其力的动机有可能转为替他人做嫁衣的结果,学术的自觉有可能出自学术的盲从。”[38]邵培仁先生在1999年回顾和检讨20年来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历程和实绩之后,发现了这一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困扰和问题: (1)两岸三地传播学者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意蕴的理解与解释并不一致,这使得研究目标有点模糊混乱;(2)两岸三地传播学者在语言沟通与资料交流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3)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在与本土化传播研究竞争中,处于明显有利位置,挤占了后者生存、发展的空间,本土化研究成了一项“有名无利”、“投入多产出少”和颇为悲壮的事业;(4)从事传播学本土研究的人士基本上局限在大学和研究机构,而且以新闻与传播学者为主,人数虽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嫌稀少;(5)从事“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人,必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要废寝忘食地仔细阅读大量的与口语分离的文言写成的书籍”,这对当今学术界人士有很大的吓阻作用[39]。张健康在2004年《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对策》一文中提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整体处于令人不得不重视的“亚健康状态”:一是视野狭窄粗浅导致一定程度的“短视”,“我国现在的传播学绝大部分源于美国,而对其他国家或流派的传播学介绍都很少。”二是重复与依赖导致一定程度的“失语”,“一些传播学专著之间存在着主题雷同、低水平重复,缺乏独立见解的缺憾。同时,一些编著还存在抄录美国传播学观点、套用他们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等现象,没有运用好中国人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对中国特有的传播问题进行探讨,从而造成了我国传播学研究一定程度的‘失语’状态。”三是重定性轻定量造成一定程度的“跛脚”,“定性定量结合、两条腿走路是现代传播学研究推崇的方法,而现阶段定量研究还没有在我国传播学研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40]

  上述列举的分析说明,尽管在中国传播学演进和发展的不同阶段,知识行动者们分析的出发点和视角有着很大的差异,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崭新的议题,但其中一些问题,如“跟随美国传播学亦步亦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研究对象过于单一”、“缺乏接近中国现实的‘想象力’”等却一再“涛声依旧”、“重复出现”,几乎成为研究者们心头“永远的痛”,正如吴廷俊先生痛切指出的:“信息时代,无所不在的传播行为与现象使得传播学格外受到重视,但内涵明确、外延宽泛的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却陷入了难言的尴尬。它的理论,它的教育,它的应用,总让人感到有种穿小鞋、着紧袍、难以施展能量的拘束。传播学的学者呼吁已经许久了,如1997年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就发出了‘寻找传播学研究突破口,关注传播学自身建设’的呼吁。但至今传播学发展的光景依旧,困惑依旧,如时至2001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学者们依然在讨论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41]实际上,即使是历届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及在2001年至2007年连续七届的“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学科建设和传播学教育问题也仍然是论坛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这种近乎偏执的对中国传播学发展格局不满及其相关主题的一再重现似乎表明,中国传播学的概念知识系统似乎一直处于一种理论上的悬置和空耗之中,似乎一直处于知其应“为”,却又始终没有“作为”的尴尬与困境之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把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造成这种传播学研究弊端及其相关问题的背后机理是什么?为什么导致这种种弊端的中国传播学学科现状不仅没有大的起色或变化,反而一再需要耗费学者们宝贵的学术生产精力和资源去不断地进行警醒式的发问和呼吁?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许有多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正如一句哲学名言所证实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可是,如此的循环解释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合理而充分的理由。

  面对传播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吴廷俊先生提出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将传播学原理与运用作为一种基本素质进行教育,并以此作为传播教育的新思路,在为社会贡献学科能量与价值的同时,促进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学科的建设。”[42]这一思路立足解决传播学教育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有其实际的立足点,但是,“学科规训(Disciplinarity)从来都负载着教育上难解的谜团,也就是既要生产及传授最佳的知识,又需要建立一个权力结构,以期可以控制学习者及令该种知识有效地被内化”[43]。传播学教育与传播学研究如此的相互勾连与彼此依赖,难道仅仅去扩大传播学教育的内涵,就能解决传播学研究中的这些问题,促进中国传播学学科的建设?况且,教育只是传播学问题中的一部分,其他问题比如“缺乏现实想象力”能否通过扩大传播学教育的内涵去解决?

  显然,继续深究下去,必然会促使我们去追问,这种“问题”一再出现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类似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或“锁定效应”(lock-in)的悖论式的制度障碍呢?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曾经在解释制度变迁和经济贫困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现象。具体而言,在社会经济长期演变进程中,存在两种路径依赖模型。模型Ⅰ: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率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等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品质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入—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其至“锁定”(lock-in)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模型Ⅱ: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如果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因难。

  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行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诺思模型Ⅰ与诺思模型Ⅱ实际上只是路径依赖中的两种极端情形,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中间情形。但总的结论是:“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观存制度的刺激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路径要来得方便一些。”[44]

  诺思概括的“路径依赖”现象显然可以把中国传播学30年的发展研究引向深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编委会认为,“研究未来,预测未来,就要看到现在的不足,就要有批评精神。没有批评精神的学者不能算是真正的学者,批评(包括反批评)越多离真理越近。”[45]在学者们不断地寻求解释和揭示当前中国传播学发展所存在的断裂与僵化的危机时,“路径依赖”现象促使研究者去批评性乃至批判性地追问:导致这样一种危机格局的,究竟是知识生产者也即传播学研究者自身的原因,还是学术基金所提供的科研经费不足?究竟仅仅是由于传播学引进的时间太短,还根本没来得及去完整、系统地引进各种传播学知识体系,还是由于我们的学术生产体制转型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还非常深刻地提醒我们两点:一是导致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或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那么,在我们的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中是否存在某种企图巩固现有传播学学科知识生产格局的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如果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形成以后,制度变迁就可能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了[46]。假如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历程中存在着这种“路径依赖”现象,那么今后的传播学变革的努力就是这种“修修补补”么?如果不是这种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凤凰涅槃,羽化再生,那么,主导未来中国传播学变革的主体力量是谁?这样的变革在路径依赖的既定格局中又如何得以可能?

  结语。上述分析表明,一些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文章尽管明晰地梳理出了中国传播学演进的主要历程,但目前既定的话语型态与研究路径似乎难以在学科合法性和正当性建构上有大的作为,更难以完成人类理性批判性反思的历史任务。中国传播学发展中的问题与危机困境促使人们去探索和尝试更具质疑精神,更具反思性的研究视角。惟有如此,中国传播学才会有一个健康而可以预期的灿烂未来。(作者简介:张健为苏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注释:

  
[1] 李少南:《传播学在中国的一些观察》,载张国良、黄芝晓:《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2] 王志兴:《欧洲传播学研究概观》,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论集》编写组:《新闻学论集》,第十二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3] 林之达:《我国历史上极不平等传播关系中的传播策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33页。

  [4] 参见廖圣清:《我国20年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1998年冬季号。本文在文献回顾时对传播学年度进展的综述文献基本没有包括在内,主要因为从演进的角度而言,这类年度综述文章观察时间仅限一年,难以有效地勾勒出传播学在较短时间内的新进展。

  [5] 载戴元光:《传媒、传播、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的价值重构》,“绊溪传播学论坛”第一卷第一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张健康:《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7] [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8] 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9] 廖圣清《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问题的思考》,载张国良、黄芝晓:《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10] 传播学于70年代末引进之后,各个阶段的划分根据和具体说法有多种版本,这里不一一列举。

  [11] 王琛:《20年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当代传播》,2006年第6期。

  [12] 郑西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轨迹》,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未刊,第4页。

  [13] [德]L.赫尔舍尔:《新编年史:一种史学理论的纲要》,陈新译,http://www.zisi.net/htm/ztzl/sxll/2005-05-13-21605.htm

  [14] 王艳玲:《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一个学术基点》,《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5] 段京肃、任亚肃:《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现代传播》,2006年第5期,“摘要”。

  [16] 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第26页。

  [17] [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18] 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主流学术的对话》,载戴元光:《传媒、传播、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的价值重构》,“绊溪传播学论坛”第一卷第一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19] 郑西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轨迹》,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未刊,中文摘要以及第11页。

  [20] 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亦可参照: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116,2006年12月23日。

  [21] 王怡红:《僵化与断裂:对我国传播研究思路的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22] 魏玮:《传播学研究的几块硬伤》,《今传媒》,2006年第1期,第60页。

  [23] 邓正来:《一谈学科的迷思》,http://column.bokee.com/49568.html,2004-10-22 15:36。

  [24] [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 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25] 姜克安:《传播学研究评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98页。在梳理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时,笔者尽可能采用原文,但篇幅以及行文风格的差异,迫使笔者对部分原文作了一定程度的整理。

  [26] 李彬:《传播学即宣传学:兼论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76页。

  [27] 陈力丹:《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现代传播》,1995年第4 期。

  [28] 林之达:《传播学引进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

  [29] 黄旦、韩国飚:《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

  [30] 徐耀魁:《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31] 吴予敏:《传播学知识论三题》,载张国良、黄芝晓:《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32] 刘建明:《传播学的稚气与科技传播学的完善:兼论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新闻界》,2000年第1期;陶鹤山:《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33] 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一些断想》,载张国良、黄芝晓:《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34] 刘勇:《“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

  [35] 王怡红:《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36] 朱晓军:《刍议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意识与路径选择》,《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270页。

  [37] 王怡红:《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38] 李彬:《反思: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39] 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40-41页。

  [40] 张健康:《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对策》,《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1] 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载张国良、黄芝晓:《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42] 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载张国良、黄芝晓:《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43] 霍斯金:《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意想不到的逆转》,载[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9页。

  [44] 以上关于“路径依赖”的分析请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81-86页。

  [45]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编委会:《总序》,载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6]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