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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理论与媒体批判研究

作者: 李展 发布时间:2010-10-08 09:44:00 来源: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回顾的方法分析如何解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及其“霸权”理论在媒体研究中的经典地位。“霸权”理论在媒体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是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分析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对受众的霸权性影响,这一分析经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阐发;另一方面它又辨证地寻求社会中潜在的对抗霸权的力量,以期改变现存社会的霸权关系,这方面的分析被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所阐发。同时,“霸权” 这个概念本身也成为媒体研究的核心概念一。

  关键词:霸权;媒体研究;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

  一、引言

  较为成熟的学术领域基本上都有一些公认的“经典” (canon)著作给本领域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基本的理论构架并对本领域的理论发展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然而,究竟哪些文献可以被“经典化” , 在媒体研究的领域中至今仍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卡茨等学者(Katz et al., 2003)于2003年确定的13篇媒体研究中的“经典文献” 与其说是做最终的裁决,不如说是引发新讨论的起点。 正如该书序言所指出的,“经典是爆炸性的”,因为对于谁有资格、以什么标准、经典化哪些文本,几乎总是有争议的(p. 1)。

  经典著作让后来的学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作为“学术上的父母”不断给后者的研究提供养份(同上,p. 2)。 因此,确定经典的过程一方面是主观性的,即每个学者在学术成长的过程中必然都有自己特别心仪的学术前辈,学习、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与这些学术前辈在精神上交往的过程。另一方面,确定经典的过程又必然有客观标准,即通过梳理文献,我们能够确定是哪些杰出的著作奠定了本领域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成为本领域能够发展到今天所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环节。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在于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不是自然科学那种线性的推进,而往往是在不同的时期围绕着不同的经典著作展开新的探讨,因而人文、社会科学往往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学派(Alexander, 2001)。 对于每个学者个体而言,经典文献往往是学术兴趣和学术研究的起点;而对于一个学派来说,经典文献或者是开启了该学派的先河,或者是在该学派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关键性的影响可以通过文献回顾清晰地在其他研究中展现出来。

  也就是说,经典文献之所以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是因为其威望” ,而是“因为其持续的相关性”(Katz et al., 2003, p. 2)。 同时,经典文献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工具” 能够让本领域的不同学派之间可以彼此对话、交流(Mouzelis, 1997, p. 245)。通过文献回顾,本文认为,葛兰西(Gramsci,1971)的《狱中札记》及其“霸权” 理论 (hegemony)在媒体研究中就具有这样的经典品质。

  本文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在媒体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是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方面,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并用以分析媒体对受众产生的霸权性力量,这方面的分析经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阐发;另一方面它又辨证地寻求社会中潜在的对抗霸权的力量,以期改变现存社会的霸权关系,这方面的分析被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所阐发(Kellner & Durham, 2001a) 。 同时,“霸权” 这个概念本身也成为媒体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

  二、葛兰西和«狱中札记»

  霍尔和史密斯( Hoare & Smith, 1971)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选编»的英文版序言中勾勒了葛兰西写作大量的狱中札记的政治和学术背景。 葛兰西(1891-1937) 1911年进入都灵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都灵当时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在都灵大学,葛兰西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Italian Socialist Party) 。1915年他成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周刊«人民呼声» (Il Grido del Popolo) 的记者,后成为编辑,并以其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评论家。

  1919年,葛兰西参与创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周刊«新秩序» (Ordine Nuovo),目的是在意大利实践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把革命理论与都灵的工人运动直接联系起来。葛兰西也正是从此开始从理论上思考无产阶级如何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1921年葛兰西参与创建了意大利共产党(Italian Communist Party) 并从1924年起担任总书记。

  葛兰西同时还是资产阶级议会的成员,但是1926年秋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决定把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后一点遗迹也从意大利彻底消灭,当局开始禁止所有反对派的出版物,并且在全国对反对派进行大搜捕。葛兰西拒绝逃往瑞士,坚守在意大利以鼓励困难处境中的工人阶级。他在1926年11月遭到当局逮捕并在1928年5月28日被判处入狱20年,因为当局要求“我们必须让这个头脑停止工作20年!”(Hoare & Smith, 1971, p. xviii) 后来当局迫于国际压力允许他1937年4月21日结束刑期,但是由于长期病痛的折磨和监狱里糟糕的生活条件,葛兰西于1937年4月27日在医院逝世。

  法西斯的监狱并没有阻止这个头脑思考。尽管健康状况极差,监狱生活条件也极糟糕,葛兰西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的思想记录下来。他共写下了2848页笔记,后来从他逝世的医院中被转移出意大利,而“英语世界” (English-speaking world)对这些笔记的接受成为“1970年代知识界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Eley, 2002, p. 28)。费米阿(Femia, 2002)对此总结说:“对于葛兰西的解释和重新解释过去只是局限于意大利,而在1970年代则成了国际性的现象”(p. 116)。

  ……

  三、«狱中札记» 与“霸权” 理论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历史到文化,从政治到哲学,但是有一条线索成为贯穿所有思想的主线,这就是他对于工人阶级如何能够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思考,而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则可以在此基础上取得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物质上的胜利,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吉特林(Gitlin, 1980)对此解释到:“从1926年被囚禁在监狱直到1937年逝世,葛兰西写满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试图去理解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崛起的意大利北部的工人阶级运动会失败;为什么工人阶级并不是必然地具有革命性;为什么大部份工人阶级会被法西斯所打败。葛兰西并没有忽略暴力是国家机器的终极保障这一点,但是他关注的中心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局限性,即工人阶级是否可能以及何时才能成功地挑战来那种盛行的来自于资产阶级的关于工人阶级的地位的观念”(p. 252-253)。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来自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指明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一个既定社会秩序中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970)。 意识形态“使社会中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的统治合法化,并且有助于现存社会中在权力和控制方面的不平等得以继续”(Kellner & Durham, 2001a, p. 6)。意识形态看起来是自然的,所以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意识形态是怎样使它自己变得不为人们意识到的” 并自然而然成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解释得不足,而这正是“霸权” 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Sim & Loon, 2001, p. 37)。

  在葛兰西看来,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是通过两方面实现的,一方面是通过文化霸权使得被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同意他们的被统治地位,而这种文化霸权又是由国家机器的力量给予保证的。他论述道:“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的 ‘代理人’行使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功能。这包括:1、使大众对于统治阶级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社会生活的观念‘自动自发’ 地赞同;这种赞同是由于统治阶级在生产领域所处的地位和功能而享有的威信(从而得到信任)所‘历史性地’造成的。2、使用国家机关的强制性力量‘合法地’惩戒那些不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地不‘赞同’的群体。这些国家机关是为全社会而建立的,以期在自发的赞同失败而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提供领导和方向”(Gramsci, 1971, p. 12)。

  ……

  四、霸权与媒体

  在葛兰西看来,统治阶级并不是简单地运用暴力实现统治,而是同时通过对社会进行道德和文化上的领导来实现的。费米阿甚至认为葛兰西“把霸权当作强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是任何后封建社会中实现社会控制的‘常规’形式”(Femia, 1975, p. 31 )。拉克劳(Laclau, 1977)也认为,用葛兰西的话来说,“一个阶级拥有霸权并非体现在它可以把一个关于世界的单一的解释强加给全社会,而是体现在它可以对世界有不同的解释,从而把潜在的敌对的解释都化解掉”(p. 161)。

  那么大众传播媒介就是实现这种道德和文化上的领导的最佳机制。虽然葛兰西认为诸如教堂和学校等机构在形成霸权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在他所处的年代,“报刊是生产现存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主要工具”(Kellner & Durham, 2001b, p. 34)。葛兰西这样论述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结构是有组织性的,即以实体性机构去维持、保卫和发展他们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其中最显著和最有活力的部分就是报刊:包括出版社(有或明或暗的出版倾向),政治报纸,各种政论杂志,以及科学,文学,哲学,和通俗等各种各样的杂志,也包括社区布告”(Gramsci, 1985, p. 389)。

  葛兰西分析统治集团通过文化霸权维护其统治的机制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他号召对于强加在工人阶级头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持续的批判;另一方面,他要寻找对抗现存体制的反霸权的力量。如此一来,葛兰西和他的霸权理论就成为批判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发展环节。他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被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扬,而他希企创造反霸权的意识形态的目标则直接导致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

  五、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直接受到了葛兰西《狱中札记》的影响,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都深受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他们共同关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且同样把目光投向了媒体的功能。如果我们可以说葛兰西在他的笔记中勾勒出了统治阶级如何通过文化霸权维护其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大概轮廓,那么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完成了这一由葛兰西提出的批判大纲。

  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一道,都是批判理论发展史上的巨人。正如伊磊(Eley, 2002)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霸权’的表述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强有力的文化批判,它强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工人阶级的吸收混同,对于革命和改良的绝对区分,和那些看起来诱人的压迫性的宽容。葛兰西的理论与这个费米阿称为‘把资产阶级关系内在化继而消解革命的可能性的过程’的相关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从六十年代的观点来看,他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卢卡契完全是同一个理论阵营的”(p. 44)。

  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对于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揭示统治集团如何通过控制媒体来促进他们自身的利益和统治。由于亲身经历了德国法西斯利用媒体将其意识形态渗透到全社会成为霸权性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整个国家处于非理性状态的过程,这些学者非常担忧同样的情形会在美国发生,因为他们看到美国的文化工业是被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控制的,媒体再生产现存社会秩序并操控广大受众自愿地服从现存秩序(Horkheimer & Adorno, 1998)。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Horkheimer & Adorno, 1988)定义的“文化工业”也是媒体研究的经典概念之一。凯尔纳(Kellner, 1999)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直接联系起来:“文化工业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自下而上实现对其制度、实践和价值进行认同的模型,从而使阶级意识较前更难形成。用葛兰西的术语来说,文化工业通过营造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赞同来制造加诸于工人阶级头上的资本主义霸权,从而建立起社会整合的社会心理基础。法西斯主义是通过把媒体政治化或使用暴力镇压所有持异见者来摧毁市民社会(或说‘公共领域’),而文化工业则是通过诱使个体呆在家中或电影院中用媒介事件和逃避性的娱乐节目来巧妙地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达到同样的目的(p. 131)”。

  ……

  六、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英国的文化研究

  佛格斯(Forgacs, 2002,p. 61)断言“除了意大利以外,葛兰西的著作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象在英国这样”通过历史研究、政治科学和文化研究“产生如此久远、深刻或多样化的影响”。正如文化研究学派的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多篇文章中所述,他本人和文化研究的整个领域都从葛兰西的理论中学习并把葛兰西的理论当作他们自己研究中的概念工具。

  霍尔(Hall, 1993)写道:“在19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涉及的诸多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进步…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试图学习和运用葛兰西的理论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要回答的问题必须经由研究葛兰西才能得到解决”(p. 102)。在另一篇文章中,霍尔(Hall, 2002b)则指出:“我并不是简单地说葛兰西拥有解决我们目前所有问题的‘答案’或者‘密码’。但是我坚信我们必须以葛兰西的方式‘思考’我们的问题”(p. 227),他()甚至于提出“最重要的是,他(葛兰西)的著作引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的概念,而没有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很难充分地解释我们在当今世界所遇到的复杂社会现象”(Hall, 2002a, p. 282)。

  伊磊(Eley, 2002)也强调了葛兰西对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位领军人物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以及对整个学派产生的重要影响。他指出:“葛兰西在1970年代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影响因素。雷蒙德·威廉姆斯的著作作为标志这一领域发展的杰出代表,至少到1973年为止是对葛兰西的创造性回应,而葛兰西理论产生的制度性影响则毫无疑问是体现在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上”(p. 30)。威廉姆斯的确高度评价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他宣称:“葛兰西对于霸权的强调是一个伟大的贡献,而且在我看来,他对霸权的理解达到了少有的深度”(Williams, 2001, p. 156)。

  艾格尔(Agger, 1998)指出了葛兰西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上的联系对于后者在社会实践上的意义。他写道:“在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的理论的激发下,伯明翰文化研究从日常文化产品和实践的层面来分析霸权。伯明翰学者们与葛兰西一道,希望批判霸权的结果成为反霸权的力量,改变日常生活和文化系统去对抗现存的统治制度。他们以这种方式把文化研究作为直接干预政治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作为课程设计和个人的职业学术活动”(p. 130)。

  英国文化研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是相似的,但是伯明翰学者们对于葛兰西的霸权和反霸权理论的接受使得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对抗现存社会秩序的前景有着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们一方面分析统治阶级及其文化力量如何通过文化霸权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寻求对抗霸权的力量及其在当代的运行机制。

  ……

  七、结语

  葛兰西的狱中笔记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他关注的是让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明白统治集团是通过把国家暴力和文化霸权相结合来保持其统治地位的。他希望工人阶级一旦意识到这种机制,就可以为“道德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而斗争,从而最终取得夺取国家政权的胜利。这些思想之所以会在1970年代以后得到如此热烈的理论回应,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霸权理论本身具有理论普遍性,因此能够超越产生它的原初的意大利语境;另一方面,葛兰西和他的理论构成了批判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当代媒体研究中具有了持续的相关性。

  费米阿认为“葛兰西现象”,即这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英语世界受到的关注和引起的对其理论的注释热情是由于葛兰西的著作在方法论上与英语世界拥有共同点,即“葛兰西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盎格鲁-萨克逊的经验主义文化传统特别契合”(Femia, 2002, p. 118)。霍尔则指出,葛兰西把霸权概念从其原初的“只属于无产阶级的战略”发展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 从而“使这个概念成为了更具普遍性的分析工具”,尤其是在批判理论中(Hall, 2002a, p. 295)。

  霸权理论得到回应和被应用最多的是在批判理论中。批判理论致力于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霸权并寻求有助于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的对抗性力量,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和英国文化研究寻找积极的受众及对抗性亚文化的努力。吉特林作为美国批判理论的重要学者之一,正是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作为其名著《全世界都在观看》的理论框架,他指出:“我们并不需要全部接受葛兰西的分析就可以看出霸权概念的深刻重要性”(Gitlin, 1980, p. 10)。可以断言,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继续被批判学派作为分析框架运用在媒体研究中,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工具和具有普遍性的学术语言搭起不同学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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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原文的部分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