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至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联合举办的“全球传播新格局”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芬兰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当代国际传播的局势与趋势、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发展与影响、以及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与问题等主题展开了激烈的研讨。在此次大会的诸多议题中，“中国形象如何对外传播？”这一议题尤其受到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7月2日上午的会议开幕式上，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系主任戴维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蔡雯教授依次向大会致辞。戴维斯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在这最近的20年间，中国的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发展迅猛，社会网络和互联网在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英国的研究者对于这一进程很感兴趣。他同时认为，中国的研究者对于英国媒体的运作、英国的传媒业发展仍缺乏了解，他希望中英双方能在今后的时间里，加强这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蔡雯教授在致辞中分析了中国应加强国际传播的一些背景，揭示了目前中国传媒产业软实力的两大事实：一个是传媒的实力规模与全国GDP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另一点是中国传媒实力结构并不均衡，国内的传播实力相对比较强，而对外传播实力相对比较弱。进而指出，学界必须加强对国际传播现实问题、中国对外传播问题的研究与解释，注意提高交流与合作的力度。
本次会议共有大会主题发言、分组讨论和圆桌研讨三大环节，其中，大会主题发言和圆桌研讨是两大核心的环节，分组讨论则是耗时最长，议题更多更细。在大会主题发言这一环节中，赵启正等学者依次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在分组讨论这一环节，依据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五十多位学者被分为不同的议题，归属同一议题的学者聚集一堂，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圆桌研讨这一环节中，十余位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人士就中国开展对外传播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主题发言 见仁见智
在主题发言这一环节，赵启正等中外学者依次为大家展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首先作了题为《中国开拓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赵启正对不同国家关于公共外交的定义进行了比较，并阐述了全球传播和公共外交的关系，认为全球传播是公共外交最重要的形式，虽然很多新型公共外交的形式已经形成，但并不能取代全球传播的作用。此外赵启正分析认为，和别的国家相比，我国必须加强公共外交，因为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三十年，此前外国对中国的了解比较少，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得逐渐提高，中国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我们也越来越关心国际问题，所以必须增加对外表达，增加中国的透明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作了《关于中国的对外传播诸问题》的发言，他从七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改进方法，“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指导思想改变成“以正面效果为主”；事先预防的管理体制，造成对外传播变成对外澄清的被动局面；刻意打扮适得其反；理直气和，温和的语言力量胜过雄辩；熟悉西方传媒工作特点和公众的价值观（改变信息不对称的做法，尽量以附和受众的需求去传播）；注意汉语讲话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差异；防止“宣传战役式”集中报道。陈力丹总结称，对外传播的主要任务是文化交流，不宜带有太多的功利目的，在价值观层面与外界达成理解、沟通，才能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传播学院Daya Thussu教授作了题为《国际传播与亚洲的“崛起”》的发言。他认为，谈到亚洲的“崛起”，必须要注意亚洲两大重要国家——中国和印度，因为它们在全球传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印两国在政治体制、媒体组织结构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关于媒体和传播学的课题，在中印两国都如雨后春笋般的增长，而且两国媒体迅速发展的轨迹非常类似。他还强调到，以前中印两个国家都比较了解西方的情况，而对于彼此双方的情况缺乏了解，这就难免造成一些误会，因此，他建议相关学者能跳出既有框架，拓宽研究思路，更注重跳出后看到的世界。
美国俄亥俄州鲍林格林州立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Oliver Boyd-Barrett作了题为《“世界公民”的受众定位》的发言。发言中，他通过分析不同媒体对美国传教士哈罗德关于2011年5月21日世界末日预言和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的报道，告诉国际新闻媒体如何构建全球受众，就是应涵盖什么样的主题才能具有国际影响，需要什么样充足的资源，才能提供准确、重要的服务。他在分析中还指出，英美媒体的报道框架不能够真正应对大规模出现的灾难性事故，这种英美传播模型并非是适合所有媒体所有国家的，新闻界还是应该保持多样的视角和差异化的角度。
分组讨论 亮点不断
7月2日下午和3日上午，大会的分组讨论开展的如火如荼。本次大会共开辟了十二场次的分组讨论。讨论议题涉及社交媒体应用及其意义、新媒体与新闻业、新媒体时代的新闻教育、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新媒体与文化、全球传播与全球化媒体、新时代的内容生产、威斯敏斯特学派反思、中国的国际传播策略等十余个更为细化、更为深入的领域。
本次大会的分组讨论，约有五十余人依照大会制定的相关顺序，依次和大家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以下是几位学者论文发言的主要观点摘要。
山东艺术学院牛光霞在题为《新媒介语境下新闻的泛化和新闻价值体系的重构》的发言中指出，目前媒介融合的趋势不可避免，在新媒介的语境下，新闻选材更加泛化，传播格局则呈现“非集中化”和“去中心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定义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新闻选材也转向实用性，新闻价值体系也在新媒介语境下得到重构。
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在《互联网条件下媒体对公众人物的监督》一文的发言中对于公众人物进行了明晰界定，并指出了在互联网条件下媒体对于公众人物监督的三种形态。他认为，公众人物包括三类人群，一类是完全型公众人物，一类是自愿型公众人物，还有一类是在偶然因素下卷入社会关注的非自愿型公众人物。对于公众人物的监督包括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被网民发现、围观，进而人肉搜索；第二种是公众人物的一些行为遭到民众的批评谴责；第三种是某些公众人物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把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引发网民监督。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对公众人物进行监督，某些做法会有触犯法律的嫌疑，媒体应积极引导，同时也倡导公众人物更有包容心和忍耐心。
《消费日报》记者孟祥山发言题为《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发展关系结局初探》。他在发言中分析了社会化媒体和传统媒体在竞争中的优势与劣势，辅以案例分析，指出传统媒体目前仍有更大优势，但社交媒体发展迅猛，不能小视。
宁波诺丁汉大学Stephen Quinn教授在题为《手机新闻业的发展》的报告中着重向大家介绍了手机新闻业目前的发展状况、手机新闻的重要性以及一些与手机新闻相关的实际操作体验。在他看来，手机新闻业是未来新闻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手机的便携性、易操作性等特点使得迅速采集、编辑、发布新闻成为可能，尤其是在一些突发事件爆发后。他最后指出，手机新闻业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构建起一个完善的商业模式，以利于其蓬勃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婧在题为《论中国新闻媒体的职业化进程》的发言中大致梳理了中国新闻媒体职业化的过程，系统全面分析了目前中国新闻业职业道德确实背后的影响因素。她将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五点：我国的传媒体制问题；新闻媒体面临商业利益的诱惑；新闻业从业人员职业分工不够明确；新闻从业人员流失问题；新闻从业人员及新闻媒体存在生存焦虑问题。
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David Maguire发言题为《媒体在危机时刻中的角色》。他认为，媒体在危机时刻应该扮演稳定大众的角色。他首先描述了媒体在危机时刻的运作规律，接着指出了全球化背景下媒体的影响，并引用混沌理论进行分析，最后勾勒出危机爆发的几个阶段以及媒体在相应阶段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的马彻发言题为《中国手机媒体规制研究：政策变迁、影响与建构》。该文系统梳理了传媒通信融合下的规制变迁历史，分析了手机媒体规制发展中暴露出来的关键问题，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政策建议。依据他的划分，我国手机媒体规制政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00年至2003年是规制的宽松、缺位期；2004年至2007年的规制强化期；2008年至今的矛盾内包式发展期。在这个发展历程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目前尚未充分解决，比如，手机具有的通信、媒体双重属性；手机媒体管理的双重体制；手机规制的落户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他认为现在应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措施，将网络和业务逐步剥离，同时注意不断完善法律体系，统一规制各项标准。
除了上述提及的学者发言之外，还有不少学者的发言颇有亮点和启发性。如：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梁银鑫在题为《中国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广告效果》一文中，探讨了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广告效应之间的关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辛欣在《如何在媒体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解读中国的走出去工程》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工程，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官方和旁观者角度分别进行了解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刘桂平在《飞天电视剧——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政策的融合》一文中，应用框架理论，以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的电视剧为样本，分析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
通过这些分组发言，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分享与展示，与会者得到了启发和学习。尤其是在发言结束后，听会者有机会向发言者提出疑问，获得解答，这种互动使得交流分享的效果更好。
圆桌研讨 精彩纷呈
在7月3日下午的圆桌研讨会中，十余位学界和业界的人士聚集一堂，针对目前中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趋势，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纵观本次圆桌研讨，讨论问题及范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硬实力（经济实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相应的软实力却与硬实力极不匹配。中国在软实力建设上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传媒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重视利用传媒的力量，不断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水平。
第二，在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上，与会学者认为，目前，外界对于中国的误会还很多，我们必须要积极借助传播促使外界了解中国，通过交流消除误解，不断提升中国的整体国家形象。但是，不少学者也提出来，中国在和外国进行相关交流的过程中，双方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共同基础，避免出现信息错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第三，对于目前中国国际传播中一些具体的做法展开了反思和批判。让大家再次重新思索这些问题：中国需要向谁说？怎么说？受众的需求是什么？在绝大部分受众只关心本地（国）信息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国际传播的效果？
此外，更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致力于建立新传播体系的建议。在西方国家（媒体）主导国际传播、媒介体系的状态下，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提高传播效果，中国有必要建立一套西方国际传播体系之外的新传播体系，提高话语权，影响西方世界。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给诸多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分享和对话平台，使大家能在国际传播和中国对外传播的若干相关问题上获益匪浅，有利于深化进一步的研究。多数与会学者表示，中外学术界应该进一步加强交流，提升合作，跨越鸿沟，努力促成国际传播和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和谐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