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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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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学发展展望

作者: 海阔 发布时间:2010-09-17 10:43:00 来源:
  摘要:在媒介市场化、技术更新、全球-地方化、和谐社会、思维特征和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媒介生态学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空间,并由此呈现出特有的发展路向。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市场化;媒介技术;全球-地方化;和谐社会;士人精神

  

  在一个日渐开放而又是后发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媒介的发展既被置于更为复杂的环境之中,又自然地获得了一种参照,能够得到更多理性的控制。在此情况下,媒介生态学可能成为一种观念,从宏观控制到微观行为,影响媒介主体,并最终影响整个媒介体系。它首先由学者提出,研究其基本规律;然后对政府管理施加影响,对媒介从业人员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在多种因素推动下,不断传播,成为影响中国传媒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思想。

  一、市场化带来的媒介生态学核心范畴

  就目前的成果而言,国内媒介生态学研究大多围绕媒介自身展开。其基本理路是引介生物学中生态系统的概念和原理,以宏观整合的思想来解决媒介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在这种视野的观照下,由媒介自身构成的系统,在整个媒介生态系统中处于基层。无论是讨论人和社会,还是具体的制度、技术、经济、文化等,最后落脚点始终在媒介的发展上。因此,媒介系统的变化将直接推进媒介生态学的发展,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导致媒介系统发生了从上到下的根本性变革。

  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结构深受国家体制影响,行政等级和区域划分使媒介生态处于严格控制的成长环境之中,像是温室中的植物,毫无自由竞争可言。表面上,这是一种相对平衡的生态体系,不同媒介之间,每一种媒介的每一个环节、要素、部门之间,都由政府进行资源的集中调配。进入市场化运行以后,这种人为的平衡失去了赖以保护的屏障,不断被破坏,以至于媒介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在此情况下,媒介生态学便显现出其独有的宏观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视野的优势,能够避免因系统巨大变化而产生的媒介生态失衡和竞争秩序混乱,并因此生发出许多相关的课题。

  对于某一种媒介来说,进入市场化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原有媒介单位之间的关系,即打破原来的行政隶属关系,变为相对独立的、互相竞争的关系。为了在此转变过程中保持媒介的健康发展,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国营与私有、媒介集团与个体、大公司与小公司等单位之间的关系问题随之产生。如何理顺这些关系,由重复建设、互相抢夺市场到有层次、有秩序地占有市场,最终达到各个实体均获得良好的生存空间,并形成一个能够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的体系?这是生态学的主要思想。其次,产业化的媒介打破了稳定的资源配置关系,推动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要素的流动,为媒介生态学带来了资金规模、人才利用、技术和设备更新的合理化结构问题。最后,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媒介还必须协调信息采集、信息制作、信息传播、信息反馈等环节之间的关系,优化信息流动过程。这些同样为媒介生态学提供了研究对象。

  媒介在同行业内部竞争的同时,还面临着其他媒介的冲击和威胁。如一则新闻的报道,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都具有相似的功能。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介由于自身特性限制,虽然失去了在受众中的传统地位,仍积极争夺市场份额;即使是作为媒介霸主的电视也受到了网络和其他新兴媒介的市场冲击。中国社会的转型加剧了媒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长期受控的大众媒介被推入市场不久,便遭受到新技术的冲击,丧失了竞争力。两种功能相近的媒介之间,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之间,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及数字化媒介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法制的不健全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媒介间的这种无序竞争酷似生物界不健康的生态系统。这种类比关系,为我们媒介生态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架构,也是传播学介入社会经济的一种理路。因媒介之间关系生发的媒介生态学问题主要包括:一方面是信息资源共享,根据媒介自身特性,满足受众对于信息的不同需求,避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是信息资源分流,充分运用某些媒介产品可低价复制并产生不同效益的特征,合理分配信息利用层次;最重要的是,使各种要素之间形成一个资源利用的链条,在互动中达到健康成长。

  二、媒介技术带来的国际媒介生态视野

  由于大众媒介对人和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来考察,从而奠定了国际媒介生态学的学科架构。与中国学者置重媒介之间的关系不同,他们将媒介作为环境,探讨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介技术对社会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因此,他们并非简单地引用生态学范畴去解决实际的媒介发展问题,而是将媒介技术作为一种重要因素,来考察整个社会的发展。

  中国媒介生态学在保持、发扬自身研究特色的同时,应当突破原范畴的限制,借鉴国际研究主流的成果,并与之实现接轨。因此,包括中国媒介时代史学、媒介文化、媒介制度、媒介经济等在内的媒介技术研究,将成为该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由于基本世界观的差异和研究取向的不同,中国媒介生态学不会将其作为核心,而只是一个重要层面。二者的接合部分在于,针对媒介新技术,如何引导社会朝着更为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媒介生态学将侧重于,利用生态观念解决技术为人类所带来的种种困境。

  20世纪晚期以来,以计算机、互联网和卫星传输为核心的技术发展,推动媒介技术迅速更新,并形成了一股整合汇流的趋势。这一趋势促使媒介在三个方面产生巨大变化,即技术领域的数字化、经济领域的联合兼并、媒介自身的“媒介间性”。后者是狭义的“整合汇流”(convergence):媒介界限模糊,声音、影像和文字资料信息整合成为单一来源,提供给受众的媒介发展趋势。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引发了文化、道德、法律、军事等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在国际方面的文化帝国主义、信息鸿沟、信息单一化等,在国家内部的失业率升高、媒介管理混乱和竞争无序等方面。

  然而,上述问题恰好体现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优势所在。面对数字化的媒介,人类应当如何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更完美地实现人机对话?如何防止信息的不对称发展,使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种族、国家的受众群体平等地获得信息资源?由“媒介间性”引发的种种问题,是媒介生态群落重新进行资源整合所关涉的崭新领域。媒介界限模糊之后,如何保持原有特性,并达到与其他媒介的共生共荣?中国媒介生态学不把媒介作为环境,而是作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因技术变革而引起的系统的变化。

  三、全球-地方化带来的媒介生态空间拓展

  媒介技术发展推动了媒介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在媒介技术整合汇流的支持下,信息资源的可重复利用性和媒介资本的超额垄断利润促使国际媒介集团不断进行兼并,形成了一些大型跨国媒介公司。这些公司在一个强大母体的统一管理下,使媒介资本和产品逾越国家的界限,淡化了原有文化的差异,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信息管理模式。同时,媒介全球化是与地方化紧密相联的。一方面,跨国媒介公司在实现全球扩张时,必须与当地文化结合,才能减小文化折扣,达到理想的利润。另一方面,媒介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遭到地方文化的抵抗。因此,媒介全球化是一个伴随地方化的过程,媒介生态观念将对每个国家乃至整个国际媒介环境起到一定影响。

  从区域性来看,全球范围的媒介生态构成了最外层,也是最大的生态体系。在这个系统中,国家和地区成为主体,参与媒介发展和竞争。虽然她们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实际上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却普遍存在着不平等,国家的信息占有和国家间的信息流动处于非对等状态。媒介技术的革新非但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反而加剧了信息鸿沟拉大的趋势。在多数西方学者眼中,美国利用先进的媒介技术,在全球实行着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即占有信息资源并对他国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实际上,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同样适用于其他发达国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在信息资源分配、信息传播和媒介产品贸易中处于劣势,并且在这个不平衡的体系中的形势不断恶化。

  媒介生态学的全球-地方化视野下,如何利用新媒介技术,缩小信息鸿沟,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如何在相近的文化圈层乃至全球范围,彰显本土文化?如何避免信息单一化和文化一元化,在全球媒介生态中实现多元和谐?等等问题,都是主要的观照对象。

  四、和谐社会带来的媒介生态政治语境

  一种学说的诞生和发展往往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而一种学科更是如此。媒介生态学在北美诞生,适值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和环境运动等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该时期的学术思想烙上了印痕。正是其中的生态观念与技术决定论和城市社会学的遇合,催生了媒介生态学的产生。在媒介环境下,考察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奠定了日后学科的基本理路。“大部分后来成为媒介生态学经典基础的著作都体现了思考技术和文化关系的这种新思想和新方式。”[1]

  新世纪之交,中国学者提出媒介生态学,同样有其社会渊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和谐社会的思想。基于社会稳定、持续、高速的发展,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发展理念。它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出中国人对天人合一精神的承继以及对和平发展的愿望。从二者的产生时间和思想实质来看,与其说和谐社会引发了媒介生态学,毋宁是两种思想的暗合。他们的共同旨归是放弃以某种利益为中心的意识,在社会发展中注重和谐共存,从而达到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实质上,和谐社会概念是对社会发展态势的一种高度概括,而媒介生态学同样是对于社会发展特征的一种提炼和生发。在和谐社会的总体架构下,二者思想实质的谋合,将为媒介生态学获得更大的空间。同时,也为学科发展提供了一种指向。

  首先,在和谐社会思想下,国家的宏观调控部门将指引媒介向良性生态发展。由此也引发出如何利用政府宏观职能引导媒介方向的命题。其次,和谐社会思想也会影响媒介经营者,自发地树立一种媒介整体环境意识,合理竞争。最后,和谐社会特征将通过媒介产品,影响媒介生态学的学科内容。反过来,媒介生态学的发展,整体性、适度性、差异性和互动性等理念将丰富和谐社会思想,促进其传播和建设。

  五、“士”人思维特征带来的生态观念

  任何学科的形成、发展,都是与一批志趣相投而又不遗余力进行倡导的学者分不开的。他们可能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但是,对于该学科的核心范畴和基本理路存在着某种共识。中国媒介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有这样一批研究者,深受中华民族思维特征和学术传统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对于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者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最重要的一种影响因素。农耕文化滋养下的中国人自觉地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非对立的和谐相处的心理积淀。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儒家和道家的经典之中,并成为贯穿中国历史,涉及道德、伦理、审美等各个方面的一种独特质素。《周易》倡导“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的精神。孟子提出“物我同一”、“天人合德”的理想。董仲舒在将儒家思想提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时候,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宋儒张载的“民胞物与”等命题,体现出儒家一脉相承的天人观。在此问题上,道家与儒家显现出的一致性,则更加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特质。庄子所提倡的人与万物“并肩而不相害”,“人与天,一也”等精神,都体现出中国人在理解、对待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准则。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支配下,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者必然自觉地形成人与周围万物相处的环境意识。这也是媒介生态学在中国自觉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决定了学科发展以有机论为主要思想的总倾向,从而与西方主流的对立论区别开来。

  其次,生命循环的思想也是影响媒介生态观念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界明显四季更替的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生与再生的循环观。儒家崇敬神明和祖先以及对朝代更替的观念,体现了对自然、人伦和社会交替往复的思想。同时,道家甲子纪时、阴阳交替、相生相克等思想也包含着万物循环的道理。庄子认为:“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钧。”[2]随着佛教的传入,轮回、涅槃的生命意识与中国人传统的循环观念相撞击,形成了一种涵盖了从外到内的生命循环思想。它将引导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者形成一种传播生态链的观念,使媒介始终处于环环相扣的链条发展之中。

  最后,在儒家入世精神指导下,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自觉干预社会的意识。因此,它将影响媒介生态学研究者侧重于能够指导社会及其传播系统的研究路向,而非指向传播元理论的发现和探求。

  中国媒介生态学的主要动力源于媒介市场化改革、媒介技术革新、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地方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传统思维模式和中国特有的学术传统等方面,并由此构建了其前景的发展架构。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媒介生态学学科将逐步厘定学科范畴,完善理论体系,健全学科机制,扩大学科队伍;同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力的学科领域。

  

  

  参考文献:

  Ursula K Heise. Unnatural ecologies: The metaphor of the environment in media theory. Configuration. (10)1,p149,2002.

  Kenneth Rufo. The mirror in The Matrix of media ecology.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2.p117, 2003.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王冰:《中华媒介生态文化史的三个维度》,《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蒋晓丽、杨琴《媒介生态与和谐准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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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第7页。

  [2] 《庄子·杂篇·寓言》
  

  
  Abstract: Working on media marketing, technology renovating, glocalizing, harmonious sociality, thinking character, and science tradition, Chinese media ecology wins enormous driving, takes on wide foreground and special way.

  Key words: media ecology; marketing; media technology; glocalizing; harmonious sociality; intellectual spirit

  海阔,男,博士,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影视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大众传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