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传播“中国威胁论”的两个维度 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3月31日美国的民意调查中心公布民调显示，中国是继伊朗、伊拉克之后的第三大敌人。盖瑞蒲州从2001年以来的民调显示，美国人最感到威胁的国家来来去去就是伊朗、伊拉克、朝鲜和中国。 只不过这回将朝鲜和中国换了一下位置。类似观点在欧洲也很流行。阿伦斯巴赫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德国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德国是个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洛佐更警告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将“中国的经济崛起看成威胁”。 事实上，西方国家传播“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脚本。在西方政界和智库人士中，“中国威胁论”多年来一直甚嚣尘上。从“黄祸”、“红祸”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的“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历久不衰，而且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花样翻新，变换版本。就近些年而言，可以从“中国威胁论”的两个方面来解读。即一方面赤裸裸地渲染“中国威胁论”，担忧之声不绝于耳，甚至走向极端。另一方面，给“中国威胁论”披上新装，有意拔高中国的各项能力，开始“捧杀”中国。
1．赤裸裸渲染“中国威胁论”
2．披上新装的“中国威胁论”
二、政治学视角看“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林林总总,涉及中国国力、意识形态、军事以及环境、能源等诸多层面。根本一点就是不相信中国的发展会以和平或有序的方式进行,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必将挑战现存秩序,给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别有用心的图谋,也包含某些国家和学者对中国发展可能产生的问题的实实在在的担心和疑虑,担心中国会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走一些后发国家的武力崛起之路。
在历史上，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挑战既存世界权力格局，因为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把其经济力量通过军事现代化转化成为军事力量。“中国威胁论”并非始于今日。对于西方社会而言，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早在欧洲的文化基因里埋下对于“黄祸”的恐惧。 历史经验产生的偏见固然根深蒂固，中国的庞大也是造成西方国家不自在的现实原因。土地面积辽阔，13亿人口拥有统一的文字传统和国家认同，规模本身就代表力量。又是核武国家，自然会让人望之生畏。“无论是军事能力、粮食与能源需求、生态破坏，中国的威胁似乎离不开其庞大的人口。但是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一胎化政策，又经常被国际舆论抨击为违反人权。”一如西方某些人陷入逻辑怪圈:中国不发展是个“问题”，发展了又是“威胁”。
西方热炒“中国威胁论”的实质，不外乎是宁可自己付出代价，也要遏制中国发展。说白了，“中国威胁论”的核心价值是忧患意识。西方乐此不疲地鼓噪“中国威胁论”，是因为中国的全面进步让他们感觉到威胁的存在。从心理学角度讲，这种感觉便是忧患意识。像美国，忧患意识不是由于弱势而是由自身的强大造就的。人越是强大，越是养尊处优，就越发担心有朝一日会失去现在的拥有，于是对于一切潜在的对手和不可预知的威胁充满排斥与恐惧。即使没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也会有“俄罗斯威胁论”等的替补上阵。 曾参与同中国高级军官秘密会面的前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弗里曼（曾在尼克松与毛泽东1972年那次划时代的会面中担任译员）指出，美国军方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就是“为了给研究、开发与采购找理由”，美国官员常常“责怪中方缺乏透明度（实际上）恰恰反映出我们自己思维的惰性、语言的匮乏和洋洋自得的无知”。
可以说，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是欧洲人曾经用于美国人的说法的翻版。约翰•米尔斯海默提出所谓“修正主义”学说，预测凡是处于上升期的国家都会挑战原有霸主和现存国际秩序。他不但有理论，还有历史实证，如德国和日本。 这也许是“中国威胁论”另一个挥之不去的重要原因。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主张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他说，鉴于中国势力的日益增长，它最终会在亚洲提出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挑战美国力量在亚洲的存在。“它几乎肯定会用经济实力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就像19世纪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中国会针对美国发展自己的门罗主义。正如美国向遥远的大国表明它们不能干涉西半球，中国也将表明美国介入亚洲是不可接受的。”“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
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以权力来界定，而权力与利益均由物质建构而成。 在国际体系结构中，谁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谁就享有特殊的、能够造成国际体系变化的、导致不同结果的权力分配。权力分配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发挥重大作用。从这一点看，中国崛起，开始拥有强大的国力（事实上与西方还相去甚远）的确对西方国家构成挑战。中国的崛起可能在政治上稀释西方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经济上可能分流西方国家的海外利益。这恰恰是西方国家不愿接受的。然而，正在上升的印度也拥有令人不敢小觑的国力，却没有引起西方国家的耿耿于怀，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两度访问新德里后得出的结论：“他们（欧美国家）对‘黄祸’仍存有恐惧”，“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支持印度，因为它们都希望印度能有更接近中国的分量，以维持一个更为平衡的世界。” 李光耀发现美国两家最大型的银行，即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都对开发印度业务甚为积极，也完全没流露出半点关于印度崛起是否会对当前的世界秩序造成影响的焦虑。所以，单凭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法圆满解释“西方为何不忧印度只虑中国”的心理。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借助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一反现实主义对物质因素的重视，认为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有比国家物质实力分布更重要的因素，即观念因素。也就是说，要看相关国家在看待对方国家时持有什么看法。一国的国际威望不仅建立在其物质（或军事）实力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相关国家彼此间的集体认同上——即对相互身份的确认上。按照建构主义理论，权力和国家利益不仅由物质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建构而成的。单纯物质力量的独立作用是，为所有行为体圈定可能采取的行动限度，规定采取实际行动时各种可行方案的代价。只有当物质力量与观念相互作用时，物质力量才能产生出它所具有的作用。 因此，如果单纯从物质力量考虑，中国不足以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但是由于物质力量与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建构关系，所以，印度海军拥有航空母舰，空军又拥有最先进的苏恺和米格战斗机，整支军队是亚洲最训练有素，而且装备也属最精良之列，也比中国更有能力将其军事力量延伸到国境之外，但是西方国家却不会在意，也从不担忧印度有侵略意图，而中国连航空母舰都没有，却被美国等看作是极大的威胁。
在政治和战略上，西方感觉的“中国不确定性”更为严重。西方在政治上原本期望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政治也会随之变化（即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令西方感觉最不确定和沮丧的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后果。按照建构主义理论，国家利益是个人意愿的扩大，国际共识（国际认知图式）是个人信念的扩大。不同身份建构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信念构建不同的认知图式。 中国之所以被西方国家视为“威胁”，除了中西方尚未达成战略互信外，美国等从内心深处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潜在的战略对手。在此情况下，西方人实际上不愿接受一个非白人的强大国家与其平起平坐，更何况这个国家意识形态与它不同。西方国家心底的威胁感，更多源于中共所代表的发展模式。一党专制体制下接连不断的经济成长，已经被不少发展中国家视为西方发展经验外的另一种可能。西方国家对中国非洲外交成就的焦虑正体现了这种威胁感。西方对中国发展迅速感到恐惧，尤其难以容忍的是，迫使中国“政治转型”并不如愿，反倒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从而对西方国家向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及其合法性提出挑战。美国财经记者和评论员芬格尔顿在他的新书《处在龙的利爪之下———美国在中国强权时代的命运》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中国正在悄悄巩固它的地缘战略前景以及经济和军事实力。它事关哪一个国家将会控制美国所建立的全球体系以及那些融入到这一体系的国家。
中国崛起的真相是什么？“一是中国的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没有向资本主义靠拢。另外一个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并没有趋同于西方的政治价值观。” 中国缔造了一条以国家高度控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为特色的不同于西方的新路。非洲、中东、中亚和拉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寻求遵循这条道路。中国越是富裕越是强大，“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就越大，而且对“冷战”后主导国际事务的自由民主范例就会构成更加真实的威胁。 事实上，“中国模式”尚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一旦真正摸索出成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才是西方人由自己制造的“中国威胁”变为发自内心的“中国威胁”。
理性地看，如前所述，西方媒体、智库中也有客观、平常心看待中国的。西方说中国“威胁”也好，“脆弱”也罢，相较过去“黄祸”等说词，已基本摆脱了过去“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趋向于站在更理性的角度看待中国发展，对中国的描述也更深刻、更丰富。显示出西方社会审视中国的视角变得更为中性、多元和复杂。
作者简介：刘小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副教授。国际传播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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