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学科的生命力和活力：传播学的魅力所在

　　作为诞生于西方的“舶来品”，传播学之被引进到中国大陆，一般认为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无曲折，但它无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正在蓬勃发展，且已确立起二级学科的地位。此外，从研究队伍的规模和学术成果发表的角度来说，也不难看出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已是今非昔比。当年，在新闻学研究（与教学）的重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社新闻研究所等单位的一些教授、研究员率先进行传播学研究，从而使传播学拉开其被引入中国的序幕时，研究者队伍的规模是很有限的：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参加人数为30余人。而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者的队伍不仅遍布新闻传播学术界、业界和青年学子之中，而且也有一部分分布在其它相关学科中。当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2006年召开时，收到的论文达约160份；获得大会邀请的与会学者110多人。参加大会的还有来自美国、英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传播学者现在的传播学研讨会。 在近年来中国大陆多元化的传播学学术会议中，会议规模超过100人的已不罕见。

　　从学术成果发表的角度来说，在引入初期，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发表，主要集中在引进、介绍和评价西方（大众）传播学方面，以文章和译文居多，也有一些译著和著作出版，如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编的《传播学简介》，李启先生等合译的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名作《传播学概论》，……从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成果发表，数量尚相当有限。而今，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学领域的著作，琳琅满目地陈列在书店的书架上；围绕传播学各种议题的论文，大量出现在学术刊物上。成果的作者，有学术界人士，也有业界和传媒管理界人士，既有资深学者，也有莘莘学子。而每年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中，传播学也是众多学子选择的热门专业。这一切，都昭示着传播学受到了学界、业界和广大青年学生的青睐。

　　不论是从普遍性的角度笔者看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魅力，还是从特殊性的角度看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生存和蓬勃发展的源泉和土壤，笔者以为原因都可以从这一学科本身的性质、特点中去考察。除了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为人们进入这一诞生于西方的严肃学科展开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该学科本身的生命力和活力。传播学简而言之是以人类（通过符号进行的）信息交流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资源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传播的重要性空前凸现。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是传播学科的生命力所在。同时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研究正在产生新变化的人类信息传播实践的学科，传播学又是充满活力的。传播学本身的生命力和活力，可说就是传播学的魅力之源头。尽管传播学首先诞生在与我国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美国，但是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信息传播现象本身却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社会丰富多彩的传播活动，中国传媒业不断创新的发展，为我国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研究源泉。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深刻研究传播学科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运用传播学科的原理，深入我国社会对我国多姿多彩的传播活动、传媒实践，对我国灿烂的文明发展史上传播的发展过程展开扎扎实实的研究，将传播现象置于同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互动中进行考察。通过这样的研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界不仅可以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作出贡献；而且可以用自己对传播的独特认识，对充实更新世界传播学理论宝库，有所贡献。但这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过程，需要学术界长期的学术积累。回顾传播学近30年来在中国大陆所走过的历程，研究界无疑在该领域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学术积累。但是，对于任何一门严肃的学科来说，30年左右的时间中的学术积累终究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忽视，我国大陆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在形成自成一家之言、自成理论体系的成果方面的欠缺，无法也无需否认。未来的岁月中，研究界需要作更多的积累，尤其是更多高质量的积累。

　　二、学科整合/融合的重要性

　　由此看来，我们应当立足当前我国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从中寻找问题，以期有新的突破。传播学者李彬曾经用“线”、“面”、“点”三字来归纳我国大陆几代传播学人对传播学发展的贡献，他说的“现”，指的是“开启一道门缝”，以考察西方传播学的原理和发展动态；“面”是指“使传播学研究全面铺开”，而“点”，则是指“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 学术会议，是考察学术研究动态发展的一道窗口。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梳理一下自1982年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以来9次连续性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的主题和议题，简单考察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关注点发展脉络。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对西方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等等，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回顾、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方针。1986年在黄山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对我国大陆自1978年起15年期间的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集中探讨了“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问题”、“关于传播学基本概念的界定问题”、“关于大众文化问题”、“关于跨国传播问题”、“关于传播权问题”和“关于受众本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教授在会上指出：“现在可以说，我国正在从分析译介外国传播学理论的阶段，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研究，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的阶段迈进。” 可以看出，当时我国大陆的传播学者已经开始进入若干具体的研究领域进行探索。 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传播与社会发展”为主题，其主要议题有：“传播学自身建设研究”、“传播学前沿研究”、“传播学基本问题研究”、“国际传播学研究”、“传播与发展研究”、“应用传播研究”、“传播媒介管理研究”、“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传播与文化研究”、“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 可以看出，传播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此次会议的讨论重点，传媒经营管理、传播新技术等也开始摆上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议程。1997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会议“注重传播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注重研究传播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对不同地区大众传播媒介与经济发展不同机制和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预测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如“信息高速公路的影响”等议题，占了相当重的分量。 1999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分十二个专题展开讨论，即：“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发展”、“传播理论与传播哲学”、“西方传播学与媒介理论研究”、“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国传媒的制度与结构研究”、“中国新闻改革研究”、“中国传播学研究”、“海外媒介与传播研究”、“新媒介技术与传播”、“传播法”、“媒介文本与符号研究”。这些议题显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开始分化、细化和深化。

　　进入21世纪后，2001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新世纪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创新和发展” 为主题，与会者在会上对传播与全球化、WTO与中国传媒、网络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诸多课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可以看出，研究议题进一步向一些不同的研究领域深化，而且这一次在中国入世之年召开的会议，结合我国的实际，对“WTO与中国传媒”特别予以观照。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聚焦于“传播学研究——融合与创新”的主题，就“传播学理论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传播学研究与新闻传播实践”、“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与前景”、“新闻传播教育的国际新动向”、“政治传播”、“传播与危机公关”、“国际传播”、“媒介文化和跨文化传播”、“全球化与世界新闻传播新格局”、“科技与新媒介”和“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等15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从该会议的主题不难看出，兼收并蓄的学科融合受到了我国传播学界的高度重视。2006年4月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保定河北大学召开，大会同时也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的成立大会。会议围绕“传播学研究：和谐与发展”的主题，设有9个论题：“传播学基础理论与方法探讨”、“媒介效果研究”、“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媒介实务与市场经济研究”、“媒介与妇女儿童研究”、“新媒介研究、”传播与和谐社会研究“、“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除了主题发言和围绕9个专题进行的小组研讨会，还有工作坊和学术沙龙形式的讨论。

　　可以说，从这些研讨会的主题和议题中，我们不难看出3条主线，一条是从概论式的、宽泛的探讨到进入各具体的、细分化的研究领域进行探索，另一条是由介绍评析国外研究成果入手逐渐转向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和大众传媒业发展的实际进行研究，还有一条主线是从逐渐向多维度、多视角研究发展。从目前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现状来看，这门学科早已获得政府的认可和社会上的普遍认可，成果发表每年增多，探讨问题也逐渐深入，研究队伍有了很大的拓展，众多青年学子的加入使它的发展充满活力，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的加盟使我国传播学界展开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具备了更好的条件。传播学研究界的确有理由为这些发展感到欣喜。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其迅速的繁荣背后隐伏的根基尚因历史较短而不深，急速拓展研究范畴带来的学科支撑养料的不够，生活节奏的加快、种种考核压力之下研究界受浮躁之风的影响，迅速发展中多学科视角的兴起带来的学科融合/整合困难等问题。限于篇幅，笔者此处想仅就学科融合/整合的问题谈一点一空之见。

　　2004年以“传播学研究——融合与创新”为主题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已经把学科融合的问题的重要性提上议事日程。但迄今我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在这方面还有较大欠缺。笔者以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分离：一是理论性的研究和应用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分离的情况始终存在，整合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理论框架清晰、深入社会进行调查而样本又达到较大规模的大型研究项目数量还不够多；二是学术界的研究力量、业界的研究力量和政府有关部门从事与传媒管理决策有关的研究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分离的情况始终存在，相互间的交流沟通除了在学术会议上以外，平时还不够。除了这两种分离以外，目前伴随着许多其他各种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加盟，传播学在我国的学科融合/整合还意味着需要通过学术界的交流使传播学原理的核心部分迅速在整个学术队伍中扩散，使以传播学命名的众多研究真正整合进这一学科，而同时也通过吸收融合来自其他学科的“养料”和洞察，使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得到深化。毋庸讳言，信息化时代发展变革的加快，使学界越来越难以慢条斯理地展开研究。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机会的增多，为我们日益改善了研究条件，但同时也引出了抵制各种诱惑的困难增大问题。当我们看到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传播学著述时，在为传播学的蓬勃发展感到兴奋的同时我们还有理由探问：我们是不是到了应该切实驻足停思，认真反思繁荣底下的深刻度、扎实度问题的时候了？当我们听到“填补了本领域的研究空白”之类的话语频繁出自莘莘学子群体之口的时候，我们在为年轻学子的志向、锐气和信心感到欣慰的同时，还有理由关注：创新与传承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学术积累的重要性，创新的艰苦性，是否有被忽视的危险？

　　传播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传播学科范畴广阔，可以研究的领域、课题非常多，我国学术界对其中一些还研究得较少，而且我国多姿多彩的传播活动、我国传媒业的各种实践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动之中的，新的课题将会适时出现。只要我国传播学界坚持不懈，既夯实理论基础，又深入中国实际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相信传播学在我国发展的开拓空间极大，前景非常广阔。

　　[作者] 张咏华，传播学专业博士，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1977年起从事高等教育，现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新闻传播系主任、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