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大禹治水的前科学叙事，集中体现了以大禹为首领的有夏氏族部落，在洪水灾害和社会变革这种极其复杂的部落组织联盟环境中，进行说服与征服、谋时与谋势的组织传播建构过程。大禹治水组织传播叙事的讨论表明，组织传播在人类文明的前科学阶段，就已经发生并积极进行着。不同的社会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组织传播话题，它们共同建构了中国古代组织传播叙事的图景谱系。

　　[关 键 词] 组织传播 大禹治水 前科学叙事 组织谋略

　　组织传播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产生于上世纪中期并被广为运用。这个概念之所以如此重要，部分归因于社会各类组织之间、各组织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依赖，以及组织结构与组织关系之间的象征性互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禹治水的组织传播研究时，人们可能会问，将现代概念应用于古代部落组织的研究是否合理？然而谁都不会否认，中国古代部落组织中存在着权力、结构及其相互间的传播沟通。部落组织只有在传播沟通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通过有效的传播沟通，部落组织才能以简单化的原则，正确处理自身及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组织传播既是了解当今社会组织的关键概念，也是分析古代部落组织文明的有效的理论工具。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我国科学考古发掘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丰富了史前及夏、商、周三代的信息库存，不断印证着传说中的叙事基本上就是真实的历史，或者包含着历史真实的影像。但是，对于大禹治水时期的组织传播研究，总体上还没有一种完全清楚的或确切的知识源。因而，深入这个选题，我们发现大量的疑惑交织在一起。比如，何谓大禹治水的组织传播？大禹治水时期的组织传播问题和当代相同吗？我们应该如何把握研究的问题？显然，完全从组织传播的现代视角出发是不妥的，因为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会掩盖大禹治水时期组织传播的特殊性，或者会将这种特殊性进行不恰当的简化。因此，我们的主导思路只能指向大禹治水部落组织及其当时环境特征的本身。英格利希（Fenwlc.k English）认为，传说叙事提供的有关人类生存精神和传统的智慧，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前科学的元叙事。 这种前科学的元叙事与正规史学在知识结构和表达结构上，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的叙事，意味着对一系列历史事件写意传神的讲述，它可以为组织传播领域内大致的历史论述提供知识：一方面，传说叙事中加工并保存了有关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大量详尽的信息；另一方面，这些叙事内容中所表达的有关氏族部落组织问题的旨趣，毫无疑问地带有权力、结构和关系的烙印。通过现代组织传播分析模式的方法，可以在粗糙的传说叙事描述模式中，透过直观表象进入部落组织行动和事件的理解本质，寻找那些更深刻的文以载道见解的可能性。

　　大禹治水的传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种元叙事。这种传说叙事到了有文字记录时，被后人记录史册就成为历史资料。有关记载汗牛充栋流行普遍，先秦时期的各种文献，皆有关于禹治洪水的多种记载。 史学家们把这批资料串起来，再用其他文献来佐证，尽管还缺少当时文字资料的确认，但也算有了一部时隐时闪的前科学阶段的叙事史。当我们沿着岁月的河流溯源而上，回到四千多年前这个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一直倾心关注的年代，那时候大水漫过平原、山壑，最终使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西方叙事中的诺亚方舟，负载着上帝的旨意，通过逃避洪水的方法，为人类保留下生命的种子。而在华夏中原，这场滔天大水，以及“大同之世”向“小康之世”的社会转型，却为大禹提供了治水建国的契机。本文以大禹治水这一传说的元叙事为出发点，在前科学叙事为我们积累建构起来的大禹行动肖像中，寻找大禹治水组织传播体验的真实。

　　一、“过家门不入”的组织戏剧表演

　　历史哲学家奥拉夫森（Frederick A.Olafson）认为，传说叙事虽然只是独立情节的系列组合，但是每个叙事动因情节，通常都大量考虑它发生时及发生前所处情境的特征，以及继它之后而发生的动因情节在发生时及发生前所处环境的特征。 因此，要想理解前科学时期部落组织所采用的组织传播方略，我们就必须把握那些方略之于长时段的因素，即它们本身与事件之链中各环节的关系。

　　四千多年前，华夏大地处于五帝和夏、商、周三代交接时代，史称中世。部落组织之间野蛮与文明交织纠缠，造成了社会剧烈动荡。为了争权夺利，几乎所有部落组织，都卷入了部落及其复杂环境关系调整的游戏。部落组织之间的传播远远超出双方简单互通关系的范围，包括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相互厮杀，导致部落间战事绵绵不断，传说中的阪泉大战与涿鹿大战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 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部落组织之间奸诈诡险的竞争，取决于谁是对现实利益最精明的深思熟虑者，以及最明智和最果断的实践者。

　　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部落组织间竞争的失败者。鲧“行婞直而不豫”（《楚辞•九章》），尽管他“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经•海内经》）而博得人们拥护，却不善于运用谋略来达到自己部落组织的目的。《吕氏春秋•行论》记载：“尧以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的鲧毫不掩饰地反对尧传位给舜，说：“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鲧为了准备夺取舜的权位，曾经“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吕氏春秋•行论》），这样，鲧自然成了舜的宿敌。虽然他勤勉不息，竭尽全力奔波在治水第一线，最终却被舜以“功用不成，水害不启”为罪名，流放到羽山又被处死在那里。鲧的死表面上是治水无效，其实却是部族组织间血腥斗争的激烈反映。

　　鲧被杀之后，舜与其臣四岳等人上下呼应，逼使禹从事他父亲鲧所未能完成的治水工程。在这种背景下，部落组织的存在及其运作，既仰赖于作为部落组织新首领的禹，如何协调它内部各个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也仰赖于他如何处理部落联盟以及与帝舜之间的复杂关系。“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镐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任何不当的行为反应都可能给禹的部落带来灭顶之灾。《吕氏春秋•行论》描绘了大禹韬光养晦时表现出来的心态：“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黧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说的是他治水时把面目晒得黧黑以表示勤劳，在舜的左右连大气都不出，总是迈着小步快走以表示恭敬。 尽管禹未必如同战国时人说得这样奴颜婢膝，但鲧被杀之后禹还能被委以重任，一方面表明禹的部落在治水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经验才干；另一方面，也足可说明禹应付部落联盟及其复杂环境的组织传播能力。这种能力的过渡虽然来自于技术力量和智慧力量的巧合，然而事实上，单纯的经验技术力量只能疏川导滞释放洪水；智慧和谋略的力量却可以建构部落组织发展的渠道和方向。

　　发生在部落组织联盟中的各种偶然性，使大禹得以运用各种经验和行动，从原属于不可预测的偶然性转化为可控制的抉择过程，建构部落组织选择与部落联盟选择之间连接的组织传播韬略，也就应运而生。《史记•夏本纪》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面对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的戏剧性叙事，我们除了钦佩禹公而忘私的奋斗精神之外，就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部落的组织传播，是靠禹所选择的各种符号之间的传播沟通建构起来的。在当时那种百般猜忌的政治环境中，禹必须把自己的主体性遮蔽起来，通过控制主体间的相互渗透，来左右与伴君如虎的帝舜之间的互动。“三过家门而不入”行为，就变成了禹卷迹藏身，蓄盈待满，为等待时机以实现希冀的符号，是一种面对掌握生杀王权的上司，以自身的经验加以修饰表达的谋略行为。对于禹来说，通过这种符号制造了组织传播纵向沟通行为的欺骗因素，给了他的上司一个具体的辛勤劳作的形象和表象。

　　禹的部落组织忍辱负重、不动声色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治水任务，其影响力完全超过帝舜，这是舜根本没有想到的结局。正所谓“善为国者，乘时疾徐而已”（《管子•山至数》），禹终于将一切可能性转换成了唾手可得的实在性：“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国语•周语下》），由此获得统治“天下”建立“有夏”王国的组织话语权力。而禹的所有作为，并不是以部落组织联盟规范的破坏者、否定者的面貌出现，其谋求进取的雄才大略，竟然都是在传统道德的旗帜下进行的。

　　二、说服与征服的结构化传播谋略

　　近50年以来，大多数史学家已公认，夏代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对于国家产生的动因，学者们曾经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说法，描述了国家产生的各种不同途径，其中最具影响的说法之一是水利灌溉说。美国学者威特福格尔（K.A.wittfogel）认为，对于大规模灌溉工程的组织与管理是古代一些以水利为农业生产命脉的国家产生的直接原因。在这些地方，只有通过群体的劳动才能引入和积蓄大量用水，而这种劳动必须是协调一致的和有组织的，这就导致了专制的管理型国家的产生。 当然，这个过程不完全是自发的，它是一种秩序建构过程，是彼此碰撞甚至互相对峙的说服与征服的集合过程。

　　大禹在帝舜时期是负责平治水土的“司空”，兼任总摄联盟内各项具体事务的“百揆”（《尚书•尧典》）。《史记•夏本记》说：从接受治水的使命时，大禹就向舜提出请求，邀请契、后稷、皋陶三位部落酋长协助他管理治水事务，后来又邀请了伯益参加治水。 禹所邀请的这些部落酋长，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中都有职务。契是商族的始祖，担任掌管教化的司徒；后稷是周族的始祖，担任农官；皋陶是少昊氏的后代，他担任狱官；益则是后来秦国的祖先，担任掌管山林鸟兽的虞官。这样一来，大禹治水的过程就形成了一个结构化的组织传播视界，部落联盟在真实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由相互指涉的，诸多内在因素连接的组织结构系统。这种组织结构内部，往往都有对于其成员行为、动机、倾向和协调条件的规定性原则，这些原则对于组织中发生的行动及其关系具有稳定协调的作用。因此，在这个绝妙的部落组织群体结构化关系之中，各部落必然需要在参与治水的话语框架之内，通过共同假定的目标，来确定联盟共识的存在。部落联盟之间的互动每重复一次，联盟内部成员对组织结构化规范的表象就会刷新一次。因此，大禹治水的过程就演变成某种“人为”的说服行动过程，即一个由大禹主导的，超越部落联盟约束概念和行为取向的商定，由此创造一个又一个短暂而又可能充满问题的共识。虽然在这种组织传播过程中，联盟之间就治水中的利益分配、权力争斗等等问题，可能会达成一致，或者也会发生争执，但显然比鲧那种自恃其能、单干独行要强得多。

　　考古学上呈现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 部落联盟是由许多信仰体系各不相同的部落组织形成，每种部落文化圈里都有迥然不同的文化习俗。大禹特别重视各部落的风俗习惯，由此展现他的组织结构化谋略的重要方面。《淮南子•原道训》说：“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这种“裸入，衣出”的怀柔行为，作为一种反映禹灵魂事态的精神表征行动，成为促使部落首领服膺管理的说服和感化行为。精神一旦进入合作的框架之中，它便对相关部落文化的选择、强调、分析带来巨大的征服性影响。大禹不断地将这种怀柔的种子播入各部落的心田，自然可以等待收获部落归皈于他的丰硕成果。

　　这种策略也反映在他治水方法的改进方面。鲧用“鄣”和“堙”的办法治水，把注意力放于自己的部落组织之内，修坝筑坎，以邻国为壑，结果是功用不成，水害不息。禹创造了“疏川导滞”、“会通四海”（《国语•周语下》）的疏导方法。治水方法的改变，开始可能只有很少的人隐约意识到它的一般意义，随着新方法产生新效果的外溢效应，就会逐渐吸引更多的部落组织参与到治水中来。“会通四海”的影响力在于，充分照顾到邻国部落组织利益，吸引了各部落不安的道德心，从而增加了大禹对各氏族部落更多的说服力和号召力。《尚书大传》记载大禹治水时的盛况曰：“古者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根据郑玄“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的注释计算，大禹治九州之水，所用徒役竟达380余万人。 “禹身执虆臿，以民为先”（《淮南子•要略》），带领近四百万人的治水大军，虽未必同时并作，而经年累月，其部落组织联盟之团结，规模声势之浩大，终于成就大禹治水的垂世之功。

　　虽然古代叙事的传奇铺陈有一定的虚构夸张，大禹治水也许并没有这么多人。但史学家们对叙事时代的大禹治水之事实并不否认。这就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让我们重视：在并不具备科学管理方法与基本通信手段的前科学叙事时期，部落联盟所实施的控制可能会大而无当，这就造成要求拥有，或者至少在实际的时间阶段上，要求拥有绝对权威的行为者出现。“如果把其他至少一位同样具有目的行为倾向的行为者，对决定的期待列入对自己行为效果的计算范围，那么，目的行为模式也就发展成为策略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通常被认为具有功利主义色彩；于是，行为者选择和计算的手段和目的，其着眼点在于功效或对功效的期待最大化。” 大禹就是利用联盟所赋予自己的职位与权力，对各氏族部落施加更多的“功效期待最大化”的说服性影响，间或强制性干预征服，这就势必使原来松散而缺乏约束力的部族联盟机构发生权力逐渐集中的倾向，使之逐渐凌驾于众氏族部落之上，以至最终过渡到把各部落组织，沦为自己臣属的具有专制主义性质的国家权力机构。禹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树立了有夏部落组织至高无上之权威。《史记•夏本记》说：“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皋陶在联盟中担任大卿职务，他下令各氏族、部落的人民，一切言行都要听从禹的话，如有不听禹的号令、调遣的，就要用刑罚来惩办。可见大禹在部落组织群体中的权威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最后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君临众部落组织之上的、不可拂逆的夏后氏国家的国王。

　　三、“声教讫于四海”的舆论传播智慧

　　舆论是处于“坚硬的”社会物质世界与“柔软的”心灵世界之间，独立发挥影响的一种媒介。禹的时代，代表旧传统的原始民主和平等精神，可能仍然还在各部落之间发挥着影响。然而，作为新观念的私欲却方兴未艾，力图削弱以至否定旧传统。禹的巨大成功，说明当时的部落组织观念正悄然变化，对私欲和谋略采取了默认和允许的态度，但这种允许是有一定限度的。在部落组织观念扑朔迷离、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禹能够因势利导，制造组织传播舆论并得到多数人的拥护，这也是他的治水立国成功的策略之一。

　　禹善于通过自己的言行制造有利的舆论。传说禹奉命治水，“三十未娶”。这一年，他“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才娶涂山氏女娇为妻。因任务急迫，婚后四天禹即匆匆而去。涂山女对禹情绵意切，又羞于启齿，便让自己妹妹守候在禹返途时必经的涂山之南路上，作歌唱道：“等候我的心上人啊”（《诗经•周南》）。缠绵悱惻的歌声感动了无数民众，人们争相采风传唱。当淒美动人的歌声在山间回荡形成舆论的时候，禹却在“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禹以劳身焦思的形象，赢得天下人“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左传•昭公元年》）的舆论支持，并被尊称为“大禹”，即“伟大的禹”。

　　禹还善于通过审视舆情，斟酌决定自己的后继行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舜崩，禅位命禹，禹服三年，形体枯槁，面目黎黑。让位商均，退处阳山之南、阴阿之北。万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状若惊鸟扬天，骇鱼入渊，昼歌夜吟，登高号呼，曰：‘禹弃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禹见天下舆论业已归心，为顺应民意，才显得无可奈何般地登上帝位。禹登基后，生活仍然十分简朴，处理政务也非常勤勉。《吕氏春秋•谨听》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沐，即用冷水洗头发，意思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为纲为纪”，以“身为度”。禹即帝位后，在为政问题上，纳言听谏，请教有识之士。《鬻子•禹政》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他说：能教给寡人道理的，就击鼓；能向寡人说明什么是义的行为的，就击钟；能告诉寡人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的，就摇铃；能告诉寡人忧患的，就击磬；有要求告状而进行诉讼的，就摇长柄的拨浪鼓。禹以这样的五种乐器接待有识之士来访，使四方民众都乐于求见。

　　舆论总归是和民情民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禹在“敬民”基础上提出“养民”、“教民”的原则。 禹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尚书•五子之歌》）。他把改善金、木、水、火、土、谷六个管理机构的职能（六府），以及“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三事），统称为理政的“九功”。为使“九功”发挥最佳作用，禹将这一切安排，采用歌咏方式，名之曰“九歌”，俾民知晓。禹云：“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美以戒之，威之督之，歌以劝之。”他还通过劝赏使老百姓畏刑免罪。《尚书•大禹谟》说：“不知而犯，过虽大而从宽；明知故犯，罪虽小而重处。不可枉诛无辜，宁妄免大罪而不妄杀无罪”。《说苑•君道》还有记载：“大禹晚年外出，看见一个罪犯，痛心疾首，竟然哭了起来。身边大臣说：‘他不遵守法纪，所以才把他抓起来，天子为什么如此伤心呢?’大禹回答说：‘尧舜时期人没有私心，而现在的百姓产生了私心才出现罪犯，所以我感到很痛心。”

　　禹既施仁政于民，又制造舆论诱导民。这种舆论传播作为大禹有意识的组织传播策略在民间铺展，是一种具有鲜明意向性的叙述，它可以使民众对大禹产生一种意象，通过这种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自动理解它的意义，进而诱发民众心智联想中尽可能多的强烈情感反应，因此才出现了以“凤凰栖于树，鸾鸟巢于侧，麒麟步于庭，百鸟佃于泽”（《吴越春秋》）来赞美大禹德政的舆论叙事之景象。

　　四、“铸鼎象物”“号旗天下”的象征策略

　　前科学叙事时期人们知觉中必不可缺的因素是“集体表象”。它具有神秘的性质，并且以符号的方式表现。 这种复杂的、表现为语言和行为的符号，遍布于部落组织，使人们对共同目的基础有起伏不同的理解。禹对这类符号技术的操弄智慧是出神入化的。《山海经》的《大荒北经》、《海内西经》等篇中多次提到大禹治水时“导积石山”所起的重大作用。《禹贡》中也多有“导河积石”、“浮于积石”之说。史学前辈徐旭生撰文认为，“积石山”并不是什么大山名山。它是禹及助手探查河道时留下的记号，积成石堆，成为指导治水工程的某种象征和符号。 这种象征性的意义符号虽然可能模糊，但意义理解是治水过程中的一种组织传播经验，它引导人们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完成了与符号相关联的治水行动。

　　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符号，集中体现在礼乐知识的秘密和充满严格禁忌的仪轨之中。帝王就是巫觋或祭司阶层的首领，只有他才能掌握着最高神意。这种与祖先和神灵沟通媒介与沟通手段的独占、以礼为核心的祭祀知识的独占，构成了前科学叙事时期政治权力的基础。 《墨子•非攻下》记录了禹征三苗的战事。禹趁着有苗内部发生水旱、地震、气候反常等灾害的机会，打出“用天之罚”旗号出征有苗。 传说出征前在玄宫举行了隆重仪典，禹在誓师词中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时值雷电大振，犹如天降大命。禹师气势大振，射杀了有苗之长，苗师大乱，从此衰败下来。安抚了原华夏部落联盟中各部落组织之后，为统一江南地区各部落组织，巩固对东夷的统治，“禹南省方，济于江”（《淮南子•精神训》）。“省方”就是巡守，禹以天子的地位到东南各地去巡守。举行这样的巡视仪式在当时应该是合适的，这是一种组织权力符号的体现，既象征着有夏氏族的无比权威，同时也强调了其在位及权利性质的一贯性，进而宣示有夏王朝替天行道的合法性。

　　会议是组织传播中重要的既定仪式，它可以使组织传播在范围、举止、发言方式和做决定的条件方面产生某种统一性。《左传•哀公七年》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庄严隆重的涂山大会举行了祭天典礼，以示禹是天之子，受命于天帝。战国楚简书《容成氏》第十七简至三十四简，记载了涂山大会的盛况，说禹立五方号旗，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大禹作为建立王朝中央权利的统治者，以旗帜这种威信和完美的象征，作为符号来号令四方诸候的意思清晰可见。立五方旗帜的背景，原来是对禹的治国能力心悦诚服，在远近四方的各个部族的人，都闻风而来，并请求向他的王国纳礼进贡。 五方旗的符号象征既给大禹的权威增加了情感因素，并以这种方式象征了新生的中央国家。涂山大会之后，禹为了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记载下来，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青铜，铸成了九个大鼎，每一鼎象征一州，以此标志天下九州万国。对于这九个大鼎，张光直先生认为，“铸鼎象物”是通天工具的制作。九鼎不但是制作通天工具的原料与技术独占的象征，更是掌有大势大力的通天王权的符号象征。

　　禹在涂山大会诸侯以后数年再次巡守。禹的这次出巡是向东南地区，除了加强政治上的统一以外，还有传播夏王朝先进文化的用意，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禹东教乎九夷”（《墨子•节葬》）。在计功封赏的苗山大会上，一个叫防风氏的诸侯姗姗来迟，态度十分傲慢。大禹怒斩防风且暴尸三日，这是传说叙事中大禹第一次以天子之威诛杀诸侯。从此，天下诸侯深知夏王朝大禹的权威神圣不可冒犯。前科学叙事阶段的组织传播辩证法就是如此，社会的生存和安宁是目标，暴力征服总是基础。从舜殛崇鲧到禹杀防风，都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说明了当一个社会准备以它或它们所得到的份额来生存，出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原因而诉诸暴力的权力选择，几乎是没有疑义的，也是没有止境的。

　　五、“货力为己”谋时谋世的权力传承

　　在一个社会控制技术尚处于摇篮时代的社会中，影响往往来自身边的父亲、邻居和酋长。崇伯鲧谋求统治王权壮志未酬的理想，自然是大禹不懈的价值追求。虽然儒家及墨家，津津乐道地叙述“禅让”的故事，然而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质疑。《荀子•正论》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执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 当代史学家也认为，所谓“禅让”，“实际上就是篡夺”，“在传子制确立前夕古代社会领袖人物的产生存在过推举制，也有过篡夺，这是没有疑义的”。 在大同之世禅让制度的蜕变中，大禹利用他有夏国君的地位效应，采取了隐形的既谋时又谋势的人事安排策略，成功实现了有夏国家组织“家天下”世袭的传承制度。

　　正如古人所说：“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禹在位以后就开始了谋万世的布局。他首选皋陶为继承人，此乃大禹组织权力运作的智谋与狡黠。皋陶是一位以治讼著称的人物，早在舜的时期就有很高威望。禹选择皋陶为继承人，表明自己重视荐举贤才。然而，皋陶和禹年龄相仿，甚至还要稍长于禹。禹去世时据说“年百岁”（《史记•夏本纪》），在其去世前十年才举荐皋陶为继承人，此时皋陶已至耄耋之年。选择这样的继承人显然不会对禹和儿子启构成威胁。果然，皋陶在荐举之后不久即死去。禹又举荐资质浅薄的益为继承人。禹死之后，益重演禅让故事，“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孟子•万章上》），为什么人们拥戴启而不信服益呢？司马迁解释说：“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史记•夏本纪》）。禹一方面树立自己和儿子启的权威，另一方面又通过举荐耄耋之年的皋陶以延宕潜在政敌益佐政的时间，造成益“佐禹日浅”的事实，这就为启掌握权位铺平了道路。战国时人多认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说禹行禅让实际上是精心设下的一个圈套，这种灵活、巧妙的手腕使禅让徒具虚名。在旧传统的范围里为世袭制替代禅让制解决了关键问题，而把“家天下”的任务留给儿子启来完成， 其谋略之老道精微让人击节叹为观止。

　　《孟子•万章上》完整地论述禅让和世袭传子以及大禹治水功绩等方面的举措，但对从禅让到传子转变原因的分析，孟子不同意“禹而德衰”的说法。他引用孔子的话作为根据，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在孟子看来，这种转变与“德衰”无关，而是“天与之，人与之”，归根结底是“天与之”，是“天授”的旨意。这正说明，重大的组织变革进程中，组织传播可能会造成两种因素：一种是在或多或少稳定的常规里展现出来的因素，这种因素通常把具体的人为事务排除在外；另一种是关键人物刻意谋略所起的积极作用。历史精英的“险恶用心”向来经常被后人原谅淡忘，或者被后人找出诸如“天与之”的借口来为其开脱的。因此，组织传播的前科学叙事往往并不只是对它的追忆，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于一般性的解释。这种前科学叙事是一种权力的话语，既为了满足认同和评定历史人物对于重大变迁、自然灾难和辉煌所起作用，也为了担保延续至今的权力合法性，成就某种既英雄伟大而又无比正义的事业。然而，历史还是会以它的方式作出公正结论。对于禹，《礼记•礼运》认为他是小康之世“货力为己”、“谋用是作”的代表和开创者，这个说法确实独具慧眼。

　　六、小结

　　大禹治水的组织传播叙事，集中体现了以大禹为首领的部落组织，在洪水灾害和社会变革交织构成的多重复杂关系中，凭藉其枭雄豪杰般的旷世奇才，通过部落组织结构化、舆论制造、权力传承及其象征性符号等等方面的系统建构，实现治水与立国双重目标的组织传播过程。这种组织传播叙事，既不是一种现成的和预定了的信息传递，也不是消极的，由传播者及接收者双方之间所决定的封闭的传播体系，更不是大禹个人的“独舞表演”。它是一种与部落整体发展选择过程相关联的组织活动。如果没有部落组织及其联盟特定的行动协调，没有众多民众参与这些活动，那么，前科学叙事就不会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存在。

　　大禹治水的组织传播创建过程，是一种策略性的说服战胜征服的过程。无论是人际的，或者部落组织群体之间的交往传播活动，都要在征服与说服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个过程中，部落组织的权力既是媒介又是结果，既起抑制作用又起促进作用。因此，权力是部落组织发展的重要支点。权力的操作，无论是在最富有灵感的时候，还是在最愚蠢的时候，都会对部落及其联盟之间的组织传播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大禹治水，还是他建立的第一个有夏王国，总是权力在发挥着支配作用。尽管大禹的后脚处于野蛮时期，但前脚却已跨进了三代文明，在处理部落组织传播的核心价值方面，他善于按照对部落利益的明智见解，通过部落组织及其联盟整体的行动规则与行为程序，施展充满大智大慧的组织传播策略。从根本上说，这种策略代表着对部落组织利益的缜密思考、周详权衡与反复协商，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前进方向。纵使其中沉浮着大禹个人无数的权谋之术，这种“权谋之术”最终形成的是部落组织追求的偶然性，与时代发展的必然性相结合的社会进步。因此，它如同中华民族其他智慧一样益人心智。

　　大禹治水组织传播问题的讨论表明，组织传播在古代中国文明的前科学阶段，就已经发生并积极进行了。它是如此之深地源于前科学叙事时代部落间的权力、信息、交流、结构化和象征性符号等等，都是在既简陋又复杂的状态下发生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中，它变得更为合理，更为系统也更为完善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不同的历史演变造就了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社会阶段都有自己的关怀面向和运作模式，也就有了各领风骚独具特色的组织传播话题。这些话题之中的每一种都牵连、包含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共同构建出中国古代组织传播叙事的纷繁图景和发展谱系。

　　作者系温州医学院组织传播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兼中国科技大学知识管理研究所组织传播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