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作为抗击疫情表现出色的国家，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得到了彰显，民众经历疫情之后也更加自信，但在国际上则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舆论斗争形势。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和人民都带来了巨大影响，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冲击，各国的制度、文明、价值观接受了一次全面检验。西方国家抗疫过程中体现出的制度、文明、价值观缺陷，如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多党制这些体现民主和自由的所谓“普世价值”根本无法有效应对人类与自然灾难的斗争；好莱坞大片塑造的“蜘蛛侠”“钢铁侠”“蝙蝠侠”等大批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形象，并没有在疫情来临时拯救世界，反而出现了一批政客化身的“甩锅侠”。受到疫情打击，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受挫，西方国家为转移国内矛盾，必然会在其他国家掀起更为凶猛的舆论攻势。后疫情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大变局，疫情带来的现实问题和利益诉求会进入国际舆论场中。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战线”[1]，国际舆论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将出现一系列新变化、新特点、新挑战。作为抗击疫情表现出色的国家，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得到了彰显，民众经历疫情之后也更加自信，但在国际上则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舆论斗争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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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市场政治化舆论交织

在全球化进程中，每个国家都有其政治意愿和技术能力等优势，并会以此对全球化进程施加影响。正因如此，经济全球化是曲折的，各种冲突不可避免。尤其当国与国正面交锋之际，经济全球化必然会遭受来自政治层面的制约乃至阻碍，使得经济全球化笼罩上政治化的阴影。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惧怕来自中国的制度、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挑战，掀起了逆全球化思潮，并把中国作为舆论围剿的靶子。从中芯事件到华为事件，西方国家不断把经济议题政治化，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中国抗疫成功与西方抗疫失败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备受推崇的制度、价值观等被无情打脸，更是不断炒作疫情议题，恶意攻击抹黑中国。

经济全球化与市场政治化交织在一起，致使国际舆论斗争错综复杂。一些政治议题披着经济外衣出现，一些经济议题则以政治面貌出现。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这种现象容易带来两个问题：国际层面，这种政治经济交织的舆论斗争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现实困难；国内层面，由于我国目前阶段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确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距离，围绕这些议题而展开的国际舆论斗争往往还会引起国内的舆论撕裂。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但如今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我们不能再以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思维思考国际局势。一方面，我们要转变思维，不能停留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想象中，要摒弃对传统经济全球化的迷恋。后疫情时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很可能换种方式进行，中国主张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会遭受美国不同程度的抵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建立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我们要警惕这种经济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可能。另一方面，我国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应对这种国际舆论斗争的隐性作用，打消西方国家试图通过遏制经济全球化、遏制中国技术发展、遏制中国科技企业的方式来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

后疫情时代，不仅是疫情的结束，更意味着因为疫情而发生巨变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而这种新形势和新格局又是由疫情影响下的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而来。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政治问题与全球经济问题将继续交织进行，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打好经济全球化领域的国际舆论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顶层设计和主流媒体应当对此有充分的准备、计划和策略。

外交战略与舆论斗争紧密相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国际舆论斗争领域一个鲜明的变化是外交担起了舆论斗争的重要角色。但以往外交战略并不会直接、明显地卷入国际舆论斗争；而后疫情时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外交战略与国际舆论斗争将会紧密相连。

从国际层面看，政府首脑或外交事务负责人的言论频频成为国际舆论斗争的导火索。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特朗普、彭佩奥，澳大利亚的莫里森等西方国家政要言论不断挑起国际舆论斗争的议题，试图抹黑中国。如，抛出的“病毒源头说”“隐瞒疫情论”“中国援助赎罪说”“医疗外交说”等，对中国进行甩锅推责和无端诋毁，屡屡把中国卷入国际舆论斗争漩涡。

从国内层面看，外交的外宣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外交部的媒体账号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社交媒体言论，已经站在国际舆论斗争的最前沿，一系列国际舆论斗争议题在这里得到呈现和回应。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直接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打交道，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外交部旗下媒体账号、驻外使节、新闻发言人等也成为正面应对国际舆论斗争的重要方式。

这种外交与外宣的紧密关系仍将继续存在。国际上，对中国有敌意、有偏见的人会继续利用各种机会抹黑中国，在外交领域对中国“发难”；国内，在对外发声的时候需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等多方面因素，重要议题需要外交发声。处理外交事务与国际舆论斗争的关系，需要更多智慧。一方面，外交与外宣有必要形成战略合作，针对一些国际上敏感的话题或恶意攻击中国的言论，既需要外交部门严正的回应，也需要主流媒体进行态度鲜明、事实详细的揭露。另一方面，市场化媒体、自媒体平台可以更大胆一些，往往越是尖锐越能无情揭露。对这类揭露西方政客险恶用心的自媒体，应予以更多包容。

重要媒体与“名人名嘴”持续共振

以“五眼联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反华势力在疫情期间蠢蠢欲动，试图对通过指责中国、甩锅中国的方式回避其自身抗疫不力及其背后的制度、价值观缺陷。这些国家一些重要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冲锋陷阵，抛弃新闻职业道德，罔顾新闻真实，披着新闻自由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外衣频频冲在国际舆论斗争的最前沿，充当国际舆论的先锋和打手，干预他国内政外交。

以CNN、BBC为代表的西方重要媒体，对中国持有偏见，选择性报道、片面性报道已是家常便饭。如BBC在武汉抗疫一周年之际播出的纪录片，通过选择性的镜头和视频处理技术，以貌似客观的方式对中国抗疫进行抹黑。这类媒体的言论既会影响到其所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是对其本国民众的信息封锁，误导本国民众，使得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

国际舆论斗争中，“名人名嘴”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社交媒体放大了个人言论，涌现出一批“名人名嘴”，他们有的罔顾事实、毫无根据地对中国进行指责和抹黑，是掀起国际舆论斗争的重要源头，也是国际舆论斗争的重要对象。同时，西方国家还有意地在中国培养其网络“意见领袖”，试图利用这些“大V”在国际舆论斗争的同时煽动国内网民情绪，动摇国内民众共识。

社交媒体平台为国外重要媒体和“名人名嘴”的言论共振提供了平台基础。疫情发生以来，Twitter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对攻击中国的言论一路绿灯，却对中国澄清的事实采用删帖、屏蔽、封号等各种手段予以阻碍。如，2021年初Twitter删除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关于维吾尔妇女思想解放的帖子，而对抹黑中国新疆政策的媒体报道却放任自流。

后疫情时代，国外重要媒体与“名人名嘴”的共振还会不断掀起各种国际舆论斗争议题。应对这种现象需要我们主流媒体及时迎战、揭露、批判，旗帜鲜明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也需要民众自觉，理性客观看待国内外差异，不被网上错误言论带偏节奏；还需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名人名嘴”，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能够发出声音。

标签化与去标签化长期共存

标签化是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舆论斗争的惯用手段，其本质是贬低并污名化对方。具体做法是，当对他国产生敌意或想进行破坏时，就对他国的一些做法进行概括、总结，套用或创造一个概念，并赋予其贬义内涵，从而实现标签化目的。他们通过这种话语霸权，动摇对方政策的正当性基础，使对方在道义上处于弱势，以此削弱对方的软实力。同时，标签化也是政治化的一种手段。一旦某一事件或现象不符合其利益，某个或某些国家就通过标签化的方式将普通事件“政治化”，给对方造成政治压力，从而遏制他国发展[2]。标签化能够实现，与一些西方国家长期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密切相关。它们凭借语言、传媒、技术和话语权的优势，对不利于自身的他国做法或经验进行污名化。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把“污名”定义为一种与社会期望不符合的特征，其拥有者在社会互动中常遭遇身份、信誉或价值受损，并产生羞愧、耻辱和犯罪感等情感。在国际关系中，污名化是“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而污名化的实质是“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有目的、有意识地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3]对于被污名的客体来说，污名一旦形成，就会产生难以抹去的消极影响。

国际舆论斗争中，西方国家经常采用标签化的方式对特定国家进行污名化。这已经成为他们开展国际舆论斗争的“经验”和传统。例如，“冷战”时期，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向社会主义阵营施压，给共产主义贴上“红色殖民主义”、给苏联贴上“世界战争的贩子”、给古巴贴上“极权国家”的标签。“9·11”事件后，美国又给伊朗、伊拉克和朝鲜贴上了“邪恶轴心”的标签。如此种种，西方国家试图用标签化的方式对与其不同阵营的国家施压各种压力，而对被贴标签的国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影响了国际声誉和国家形象。

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延续其习惯做法，采用标签化方式对中国进行各种抹黑。他们费尽心思给新冠肺炎病毒贴上“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标签，污名化中国；试图给优秀共产党员李文亮贴上“殉道者”的政治标签，以攻击中国抗疫工作；对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却“选择性不闻”。而当我国对西方国家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进行驳斥时，被他们贴上“战狼外交”的标签，他们试图以标签化的压力迫使中国被动挨打、打不还手、骂不还嘴。

面对国际舆论场中的激烈斗争形势，我们要警惕标签化陷阱，善于去标签化。对新现象新事物新政策，要善于第一时间命名，缩小被标签化的空间；对那些误读导致的标签化，要展现出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姿态，避免过激反应；对恶意的歪曲、抹黑和攻击，要敢于“亮剑”，及时予以揭露、驳斥和批判；对主流媒体来说，要善于“化整为零”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对潜在、隐性的舆论斗争，要善于“亮剑”，当事态尚未激化或缓和之后，要善于做“看不见的宣传”；对西方国家给中国施压的集体性舆论压力，要提供替代性的话语框架，摆脱西方话语陷阱，凝聚国际社会新共识；对疫情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排斥与歧视、社会运行机制的低效甚至失灵等问题”，要采用“及时而有效的新闻发布和公共传播”[4]。

意识形态舆论斗争网络化、隐匿化

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斗争一直是国际舆论斗争的核心领域。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不断开展各种意识形态攻势，试图把“颜色革命”蔓延到中国。尽管国际舆论斗争中很多议题并非意识形态问题，但西方国家经常会把实际冲突往意识形态领域转移，频繁上演各种舆论攻势，致使意识形态舆论斗争形势更加严峻。

后疫情时代的西方国家会继续加强意识形态舆论攻势。西方国家制度、价值观缺陷，抗击疫情不力，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势必转移矛盾，“甩锅”他国，中国则是他们“甩锅”的重点对象。此时，以意识形态的名义攻击中国，可以掩饰其背后“甩锅”、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更容易得到其国内民众支持。

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后疫情时代的意识形态舆论斗争将进一步网络化、隐匿化，转入隐形战场。一方面，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大量的意识形态斗争将转入互联网。例如，美国之音已停止中文广播，专注于中文互联网传播。参与意识形态舆论斗争的美军投入大量金钱和人力，专门成立网络司令部，批准大批对华的网络经费，扶持在华代理人，创作网络文章、网络视频、影视剧以兜售西方价值观，肆意诋毁中国制度、中国文化。意识形态舆论斗争也将更加隐匿化。当前，已有很多意识形态舆论斗争通过网络视频、社交媒体、网民评论等形式出现，免费翻墙软件研发也成为美国对华开展意识形态舆论斗争的重要形式。

后疫情时代的意识形态舆论斗争，也会同其他议题同时进行，形成舆论斗争的联动和共振，既隐蔽又能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台海、香港、新疆、西藏、中印边界等议题，西方国家基本都有介入，而且已经习惯于借机煽动、抹黑，利用这些议题作为不定时对华发起意识形态舆论攻势的重要由头，有时还会在多地同时掀起议题，对中国的国际舆论形势造成巨大压力。分裂势力、反华势力、周边国家关系为他们提供了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华丽外衣，国际舆论斗争形势严峻。

后疫情时代是国际格局大变动时期，国际舆论斗争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在国际舆论总体对中国不利的态势下，我们必须实时关注、密切跟踪国内外出现的一些重大舆论事件及重要政治人物、重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言论动向，综合运用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记者招待会、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和专家学者，及时回击各种攻击，揭露各种抹黑，回应各种关切，澄清猜疑传言，纠正错误思想。针对较有争议的国际突发事件，要主动发声，及时回应和定性，掌控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主动权，当这些事件影响国家安全发展利益的时候，要及时表明态度，亮明底线，快速反应，灵活应对，妥善处置。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编号：2019ZDGH0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