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7日下午，以“《新莱茵报》的编译与研究”为主题的《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增刊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线上和线下的与会代表们都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出版的这期《新闻与传播研究》增刊表示赞赏，对陈力丹教授团队的编译工作表达了敬意，并围绕《新莱茵报》的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各位与会代表的讨论摘录如下（以发言先后为序）。
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高级编辑崔士鑫：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一是为我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打下了更坚实、更科学的基础。把这样一份报纸译成中文，让全国新闻工作者都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编报，怎样写稿，怎样做评论工作的，研究这套报纸一切方面，包括它的文体、写作艺术，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跟中国的新闻实践更进一步结合起来。二是对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供了更全面、更系统的内容。创办《新莱茵报》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新闻实践中唯一一次完全掌握了报纸编辑权和实际经营权的新闻实践，从最初的报社选址，到筹集开办费，扩展内容来源，创建通讯员网络，征集报纸广告，办理多渠道发行等等，马克思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办报人为报纸的生存发展而所能经历的一切。这给我们党报从业者很多启发，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系统地理解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政治家正确办报，如何既能坚持正确导向，又能吸引受众。三是为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增加了更丰富、更鲜活的素材。我们应继续加强解读研究：一是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二是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传播更加鲜活生动，使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为“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好地凝心聚力，履职尽责。
《人民日报》研究部主任、高级编辑崔士鑫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编辑刘光牛：第一，听了唐绪军所长和陈力丹老师的发布，确实感受到巨大的震撼。《新莱茵报》的编译工作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应该说是一项创举，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第二，编译的是政治性非常强的作品，编译经典作家、革命领袖的著作、作品，是丝毫不能马虎的，需要一字一句一标点反复地推敲、修改，编译170年前革命导师们编创的著名报刊，需要了解掌握当时德国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知识，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非常艰辛的。第三，我觉得《新莱茵报》的编译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重要素材，意义非常大。我们现在强调要对经典著作学原文，悟原理，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非常有必要考察其产生的历史环境与实践基础，这项编译工作就是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读者再现马恩当年创造历史的实践范本与历史氛围，还原历史。第四，向社科院新闻所的同志致敬，搭建一系列很好的平台，期刊办得精彩，向你们学习。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编辑刘光牛
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指委主任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教授高晓虹：这个项目非常有价值。首先，这是一项厚植理论的基础性探索。对于当代读者来说，我们都没有读过《新莱茵报》。《新莱茵报》的编译出版是在探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源头，为大家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供了重要参考。其次，这是一项系统的学术梳理，既具有前瞻性，也富有时代意义，将很好地助力新闻院校开展教育教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把《新莱茵报》的编译成果辑成增刊进行发表，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师生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搭建了平台。在刚刚的赠书环节，很荣幸收到了这份增刊。我们要利用好这些优质资源，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贯穿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培养符合党和国家要求、对社会有用的新闻传播后备人才。
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指委主任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教授高晓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周勇：第一，一方面非常高兴陈力丹老师的工作已经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也想就下一步工作谈一点想法。下一步我们从学术研究梯队的建设上来讲，要从年轻的师资或者年轻的博士后里面要注重他们的学术背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设计，比如说，从历史和语言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些人才储备，寄希望于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能解决刚才所说的人才不足的问题。第二，这件事本身很多人参与，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机制，就是说学校和学院方面要有一些特别的政策和机制，帮助做好这个事情。第三，陈老师开辟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新路径，特别是马新观研究的新路径。其实像我们资料室里面不仅有《新莱茵报》，也有像《火星报》这些报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下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漆亚林：各位专家谈到了增刊的几个特点，我很同意。我个人感觉：一是鸿篇巨制，无论从它的规模上来讲，还是从它的质量上来讲，树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杆。二是功德无量，在于它的效果，其实我们做学问的都知道要有好的文献供给，尤其是经典文献的供给，才能有好的研究成果产出。陈老师讲述为什么要翻译《新莱茵报》的时候，我也有点触动，正好今天上午在我们学校解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时候，读到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一对关系，是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那么就我们这个学科来讲，就是要处理好新闻媒体的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频频出台政策，来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入融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学习体会主要就是回到原点。第一，回到媒体原功能。第二，回到媒体的原场景。第三，回到媒体的原版面。第四，回到媒体原观点。第五，回到媒体原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漆亚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梁君健：我想今天这样一个增刊的出版，尤其向新闻院校赠送这样的增刊，给我们做好马新观的教育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最近大家都在做“十四五”规划，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也特别希望能够在马新观的指导下去展开未来的学科建设、未来人才培养的探讨。第二，虽然我个人的研究方向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我能够深切地从今天的这个活动中，特别是陈老师的陈述中产生备受鼓舞的感受。我想这样一个学术成果的生产本身就能够激励我们这个领域内的学者，激励我们这个领域内的学子更扎实、更实事求是地开展研究。第三，我想增刊的出版，包括未来十年之内我们将看到《新莱茵报》的全部原文，它不仅是新闻传播学科的资源，也是其他学科的宝贵资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梁君健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教授陈开和：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们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就不用说了。教学层面的意义，一个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感受历史现场。我们不管是讲历史的课、理论的课，都需要生动的历史资料，需要一种历史现场感。像我们在国内讲授世界新闻史的课，讲到《新莱茵报》，其实不太容易感受现场。但陈力丹老师做的这个工作，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有机会去直观地看到当时的报纸版面和内容，也可以更好地去体会那个现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还有一个，是对我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教学的意义。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需要讲好原理，也需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领袖、导师的新闻实践活动，需要我们不断去挖掘。《新莱茵报》就是马恩新闻实践的成果，对我们今天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总的来讲，这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学术工程。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教授陈开和
线上的专家学者也参与了讨论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韩立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结合今天的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研究，我想就避免狭隘的专业性谈几点认识：第一，马克思在1843年1月发表的《<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中提到“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又说“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由是观之，我们今天的新闻学研究中所描述的传播主体，是不是没有真正体现广大劳动群众的传播主体性？新媒体的勃兴，媒体融合的实践，是不是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和媒体形态层面，而需要在和谐地整合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上着力？第二，在新闻实践中，是不是存在着记者、编辑用“专业”角色代替广大劳动群体的传播主体性的倾向？在新闻学研究中，是不是存在着对大众媒体传播主体的界定仍然停留在记者、编辑的层面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人民主体性的方向上，来建设新闻学的专业性？我们的知识体系建设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将记者编辑的传播主体性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传播主体性隔离开来建设专业性的问题？第三，关于新闻学概念体系的建设和阐释，是不是没有真正体现社会实践的要求？以上是在马克思关于报刊思想的指引下，重新审视今天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所产生的一点朴素的认识，在这里汇报给大家，以求批评指正。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韩立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米博华：第一，当今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力度和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根据时代和任务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有更加深入的研究，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发展的关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我们推进马新观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根本的目的正在于破解时代课题。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考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第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有多个方面，《新莱茵报》的编译与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因为《新莱茵报》是马克思、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一次最为完整的党报工作实践。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思想路径。这既是我们党所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所认同的新闻理念。我们党明确指出，党报是我们国家的执政资源和执政手段。我以为，理解并坚持这一点，就能够抓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第三，多年以来新闻观的最大争议点，其实就是对党报工作的定位。党的主流媒体是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是伴随政党政治发展而来的宣传平台和宣介活动,这一点不必含糊。正如大家所知，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分歧在于中国的政党政治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一个基本着眼点，是以通过选票获得执政资格为目的，而我们党百年以来所遵循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没有改变。换言之，党是为中国老百姓谋幸福团结起来的政治组织。马新观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新型的政党政治而构建的理论体系。这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最重要路向。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米博华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齐爱军：在两年的马新观教学当中，还有长期的研究过程当中，我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中青年的研究队伍看似很多，但整体上，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队伍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断层；第二，教学中遇到很大的困惑。学生对马新观有很强的刻板印象，这对我们的教学提出非常大的压力。我自己在教学当中做了四点努力：一是先不讲马新观，而是帮助学生建立的一个宏大视野，有三个关键词，即全球化、现代性和知识生产社会学；第二，让学生介入马新观的时候还是通过原典阅读；第三，有一个中西比较的视野；第四，我们讲马新观的时候一定要落地，落在实践的可见性上。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齐爱军教授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韦路：我的感觉主要是两点。第一，坚守。现在我们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可以说特别繁荣，但是我们也感觉有一个现象，就是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更加热衷于去做传播学的研究。尤其是结合当前一些非常热点的新技术的变迁如何影响我们传媒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人类传播史的方方面面，去做这样的一些研究。但是对新闻学的研究有所忽略，现在新闻学大家还是要继续重视，不能够只偏向于传播学，不做新闻学研究。社科院新闻所在学科规划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性的工作，这是特别有意义的。这次增刊在坚守新闻学研究，特别是新闻史论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研究成果。第二，我觉得这一次增刊的出版，也是一种创新。如果说前面对新闻史论的研究是一种守正的话，我们通过这种专刊的形式对研究成果进行发表，我个人觉得也是新闻史论研究的一个创新。这次专刊把陈力丹教授团队多年来围绕《新莱茵报》原创的成果通过专刊的形式来进行发表，一定会在我们学界，甚至在很多其他学科，甚至在全球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韦路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姜红：第一，增刊的出版带我们回到马克思，其实这也就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始的地方，而且这种回到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上回到源头，它也是马克思新闻实践的源头。第二，今天陈力丹教授团队所组织的翻译行动本身，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实践，是一种重要的马新观的实践。它还是一种连接，是21世纪当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马克思之间的连接，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互联网智能传播时代和马克思蒸汽机时代的连接，所以我觉得陈老师的故事更值得记录下来，如果没有强烈的精神连接是做不下来这样一件事的。第三，我初步看了一下整个《增刊》，除了有《新莱茵报》本身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我觉得这是相当大的一座富矿，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做深入研究的东西，关于怎么研究马克思的客观性和倾向性的结合，还有马克思到底是怎么把对形势的判断放置在历史的动态进程当中考察，在一大堆杂乱的事情当中去分辨和判断哪些部分是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姜红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强月新：非常高兴参加这次活动，我有三个学习体会。第一，《新莱茵报》的编译出版意义重大。因为我本科是学哲学的，马克思的一些原著过去学习了一点，在我的印象当中，马恩全集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他们为报刊写的文章，其中一大部分又是那种评论性的东西。但是《新莱茵报》是马克思真正按自己的想法来办的报纸，在过去没有完整编译出版过，所以我说此次编译和增刊出版工作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编译和增刊出版工作不容易。刚才陈力丹老师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编译的过程，这里面的难、苦、不容易，可能他体会比我们深。但是他还是能够把这件事情坚持做下来，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在此向陈力丹老师的团队致敬。第三，作为我们高校的老师来讲，编译出版的《新莱茵报》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新鲜的经典素材：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与新的起点；二是有一些内容可能会进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成为同学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的素材。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强月新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支庭荣：第一，我们暨南大学在这项工作开始初期出了一份微薄的力，尽管这个力度还不是特别大。由于陈力丹老师特别出色的工作，所以这一工作我们开展得还算不错，我看到后续陈力丹老师还有一系列的计划，我相信这项重要工作将会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第二，我再简单说一下对《新莱茵报》研究的一点感受。我想《新莱茵报》阶段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仅是理论，而且具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源头实际上在《新莱茵报》，也通过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期间的实践非常生动地体现出来了。对《新莱茵报》的研究，我相信随着资料的更加丰富，以及中文版本内容更为准确、传播更为广泛，今后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推动。今天的新闻实践和当年马克思在做《新莱茵报》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新莱茵报》期间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非常重要的出发地。马克思虽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空白，有待于我们今天以及今后去填补，我相信由于有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和实践将会发展得更加丰富和完善。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支庭荣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董天策：首先，我觉得《新莱茵报》的编译出版对整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特别是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不断深化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些年，新闻传播学取得了很大进步，已成为时代显学。但是，如果做横向比较，和文史哲、政经法等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相比，还存在诸多不足，譬如说原始文献不足，学风有些空疏。《新莱茵报》中文编译成果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非常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不懂德语的更多研究者能够接触到原始文献，去感受、体验、领悟、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新闻实践，这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与教学无疑将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会对整个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深化与创新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其次，我近来有一个感觉，我们在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候，尤其是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有不少成功的探索，但似乎也开始出现一些空心化、概念化、教条化的苗头。《新莱茵报》的编译出版，让我们通过对《新莱茵报》具体文本的研读，回到历史的场景去中具体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办报实践，不仅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办报经验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与专业实践的教学当中，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变成僵死的教条，而且可以启发我们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论意义与方法论意义，从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领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内涵、价值立场、认识方法，切实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与研究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董天策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张志安：第一，这次出版的增刊是珍贵的研究文本。如果我们可以拿这次增刊翻译的文本作为一个经验材料，来进行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切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它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今天所熟悉的马新观的概念、我们已经落地的马新观新闻实务操作方法论中的概念。第二，对《新莱茵报》的文本分析如果从两个路径或角度去切入，会使这些宝贵材料的贡献最大化：一是可以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角把马恩的办报实践和《新莱茵报》的新闻实践放到当时的社会语境去看，既看它的文本生产，也看它的媒介运行逻辑，同时也看当时的社会语境，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角度去“搭桥”，那么我们对于现在增刊文本的研究会有更大的学术想象空间。二是我们可以通过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回到原点，通过考察当时办报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再去考察这样一个新闻观经过怎样的历史变迁、怎样的跨文化传播语境，特别是来到中国后的话语变迁。马新观的中国化过程，由此可以有更强的历史对话。如果用新闻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再放到这个历史变迁和环境转化的逻辑中，我们会有更大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张志安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潘华：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我一个体育学院的教授怎么参与到《新莱茵报》的编译工作中去了呢？我和这个编译工作的渊源始于陈力丹教授有一次来成都，到我们体院，问了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会德语的，正好那天我在，当时我就跟陈力丹教授聊起来了。我是在奥地利获得的哲学博士，后来到德国读博士后，本科又是学德语的。我自己搞历史，也搞了一些有关19世纪德国的研究。他认为各方面条件都非常符合，所以一下子就跨界，跨到新闻学界了，接受了《新莱茵报》的一部分编译任务。刚才陈力丹老师也提到了我做的一些工作。我统计了一下，我自己翻译有5篇，我审读有9篇，一共有14篇初稿跟我有关。我有一个提议，刚才陈力丹老师也说了，我们已经做了31期，但《新莱茵报》总共是301期，应该说还剩下270期，从时间上讲大概是十年的工作量。那么，我就提出一个呼吁，我们是不是能够发动大家来认领，有能力的每个单位认领10期。这样，我们就能争取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新莱茵报》的编译。我自己可以继续在五年内认领10期的编译，大家一起努力，十年后，力争出版全部22卷。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潘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左灿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