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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见读书会:向芬导读《传承与断裂: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作者: 邱睦 向芬 发布时间:2022-04-12 14:42:00 来源:

陆远的《传承与断裂: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一书,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为主题,通过深描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吴文藻、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孙本文、费孝通、吴景超等)在20世纪30-50年代的历史境遇,分析他们承担的社会角色与其学术取向和研究特征之间的关系,追寻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一门学科的“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中期的命运轨迹,并由此透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形态及意义。

本书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讲述研究缘起和研究框架。作者梳理了既有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书写形态以及知识社会学的脉络。“在宏大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背景下,对于试图反思学科发展的过程,理解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追寻学科制度自身的自主性、权威和尊严的种种努力而言,从叙述知识行动者出发就成为一个较好的入口”。因此,作者采取对社会学家个体的书写来观照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命运。

第二章从吴文藻、陶孟和两位学人的人生转折出发,作者试图追问:作为社会学家的吴文藻和陶孟和在20世纪40年代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学术遭遇与人生历程?这样的经历是否可以用“权力”与“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不同学术阵营之间的差异、对立和竞争”来解读?社会学家内部不同学者之间是否构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对学科本身的发展造成影响?

作者提出从学术阵营与学术流派的视角,解读吴文藻和陶孟和个人遭遇所附着的学术史意义。学术流派具有类聚性和排他性,判断是否成为成熟学术流派的标志在于是否具有相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团队。而学术阵营则指的是拥有稳定学术资源的组织,构成学术资源的基本要素包括:学术支助、研究团队、研究资料和研究范式。基于学术资源也会形成相应的学术制度。在论述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时,其实就是在论述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困境。

第三章至第五章按照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的时间脉络展开,结合具体学人的境遇和社会变迁,再现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者从吴文藻的“社区研究学派”入手,探讨了“社区研究学派”的基本主张,以及他们的主张与其西方思想来源之间的异同,同时,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宏观历史语境中解读狭义的“社区研究学派”与其他广义的中国社会学“学派”间的内在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此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作者也呈现了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家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分野,其中尤为突出的两组对立关系即:“认识社会”还是“改造社会”,“服务国家”还是“批判现实”。这同时呈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内在困境:社会学“专业化”与“边缘化”的内在矛盾,民族主义情绪与社会学基本范式的“西来特征”的内在矛盾,“科学主义”话语的历史困境,“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的暧昧关系与紧张对立,实用性与批判性之间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学处境同外在社会政治语境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国际政治形势、国内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教育方针与政策等方面共同作用,使得社会学面临学科的生存危机。及至1952年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撤销。

第六章梳理社会学在苏联的命运,分析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同样在苏联经历了由兴盛到消亡的过程,涉及三个范畴间的两次“取代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取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第七章论述了社会学家一度试图恢复社会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过程。学科建制的取消,很难彻底清除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基本认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社会学研究的某些传统,并等待寻找合适的机会寻求学科合法性的重建。如1957年6月9日,李景汉、陈达等召开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希望能够重启社会学学科建制的工作,但社会学家复兴学科的希望落空了。

第八章关注的是学科制度的变迁和社会学的困境。通过对六份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计划和课程设置的考察,作者探讨了自教会大学时期到院系调整之前,中国社会学学科制度精神和学科制度结构的变迁。在此基础上,作者以麦克·布洛维提出的“公共社会学”做结,对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与前景予以回应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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