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9日上午，第三期“新闻传播学·国所论坛”在线上举行。本期论坛以“作为中国传播思想基源问题的共识与秩序”为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百精教授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教授主持了论坛。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在职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以及来自全国兄弟院校的三百余位研究者、青年学子汇聚云端参加论坛。
第三期“新闻传播学·国所论坛”
胡百精首先对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邀请表示感谢。他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分享对于“共识与秩序何以成为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的思考过程，并就采用的态度与方法、形成的问题与解释、建构的体系与价值进行说明。
论坛的第一大部分围绕“问题与方法”展开。2012年左右微信、微博的普及，推动移动化、视觉化和社交化的传媒时代到来，由互联网驱动的社会范式正在形塑当中，胡百精据此在社会观察中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即：在现代社会，多元主体如何展开彼此间的交往和传播？这种交往和传播能否抵达人类所追求的、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共识与认同？通过对既有文献梳理，他发现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已针对该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谱系，并就三个主要概念展开了纵深讨论：其一指涉多元主体，在现代性理论框架下辨析人的理性和主体性问题；其二指涉公共议题，在新闻传播学理论框架下就议题的辨识与评估、事实与解释展开研究；其三指涉公共空间，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范式代表，对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的真实性、真诚性、正当性和可理解性提出要求。
在此基础上，胡百精归纳出了西方学者打造的理想交往情境，即秉持交往理性、共同拥有主体间性的价值多元主体，通过辨识和评估形成公共议题的事实认知和解释框架，在具有特定条件的公共空间内展开多元对话或公共协商，以此抵达共识。他进一步将达成的共识分为基于共同性、基于普遍性和基于公共性三种。但面对全球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他发现西方原有理论已无法提供有效解释，并存在至少五个方面的问题：交往的乌托邦？交往的主体是无思、非思、均质的？理性退缩、窄化至程序思维？人在哪里、生活与生命世界何以构筑？何以重返和再造传统？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胡百精认为要回归中华五千年文明传统，在先辈的忧喜悲欢、得失进退、思想和行动中寻找答案。他首先就四个普遍争议点进行了回应：第一个针对“传统已死了吗”的发问，提出有些传统确实已死，有些非但存在，还是探讨中国现实问题、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乃至个体存在问题的基本土壤、先见和前提；第二个针对“传统已远了吗”的声音，认为所有学科在研究时都存在远距离发问的情况；第三个针对“传统还有用吗”的质疑，相信即使技术瞬息万变，但人的发展境况仍存在稳定不变性因素；第四个针对“传统非关学术”的争论，提到中国文化曾遭遇严峻的“夺席之忧”，包括冯友兰在内的先贤学者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学理化问题付出了诸多努力，但仍未彻底摆脱西方视角。胡百精指出历史是生命之师，为了厘清中国传播思想的基源问题、建构中国自主传播知识体系框架，就必须从三个维度着手：首先要重返人学，于传统的存在论、价值论、社会观、政治观、天下观和宇宙观中寻找支柱；其次要重返传统思想的整体关怀，不仅关注政治和社会维度，还要关注个体何以安身立命、我他之间如何修己安人、个体如何进入群体共同生活的维度；最后必须要找到操舟得舵的方法，寻找相应时代的主体生产形式和根本症结，回应重大问题和关键疑惑，防止陷入时间线索、人物线索、主题线索碎片以及学术空转。
胡百精在第三期“新闻传播学·国所论坛”主讲
论坛的第二大部分围绕“交往、共识与秩序的基源问题”展开。胡百精以两项个人研究案例进行说明。其中一项研究关于中国舆论观的形成及近代转型。他发现，由于舆论关乎政治合法性、权力秩序和治乱之道，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多重面向的舆论观，包括民心至上的“民本主义舆论观”、民意可惧的“恐舆观”、民智不足的“轻舆观”。这些观念一直延展至明清，强调秩序优先、价值理性优先和教化德化优先,并在清末民初发生了现代转型，初步划定了以舆论进化促成国族进步的观念地图。另一项研究关于中国传统辩论观的生成与选择。胡百精精挖掘出了先秦开启的五脉辩论思想源流，分别是儒家的“不辩与不得不辩”，道家的“无辩与辩无胜”，纵横家的“功利主义之辩”，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的“墨辩”，纯语言反思和逻辑致知的“名辩”。秦汉之后，以明理存道为宗旨的儒、道之辩，尤其前者占据主流，标举了中国传统辩论观的人文主义、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而纵横之辩、墨辩以及名辩都因各种原因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
从这两项研究中胡百精总结道，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传播作为人之境况而存在，人作为能言之群体而存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理想中的社会共识秩序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宇宙秩序、群居合一的理想社会秩序、以及理一分殊的天下秩序三部分组成。这种传统共识机制反映在真理共识、道德共识和规范共识的应用上，用来平衡我与他、多与一之间的不同关系。胡百精同时提出这种共识的历史局限性所在，即对自由、平等和工具性的忽视。
胡百精提出的中国传播思想基源问题框架
论坛的第三大部分围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研究态度”展开。胡百精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应继续“照着写”。例如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的整套社会共识秩序和交往机制，对于当今时代的我他之间关系建构、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乃至邦国之间的天下关系都极具启发意义；对于其中不再适用的成分要彻底“改写”。例如礼制中的尊卑成分、对自由意志的压制在当前应当完全摒弃；此外还存在“接着写”的情况，站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上发展完善既有经典思想，从而再造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重返人学。
胡正荣对主旨演讲内容进行回应。
主旨演讲结束后，胡正荣再次对胡百精莅临“国所论坛”表示感谢，对线上的三百余位参与者表示欢迎，希望大家能持续在这一全新的学术平台上碰撞观点、激发思考。他在回应中表示，胡百精教授的研究不是对史料的简单重复和归纳，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高度上，抽象出了“共识”和“秩序”两个关键概念，由此提供了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的对话资本，有望进一步形成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知识范畴。不论是从历史语境、西方语境还是现实语境看，这样的学术研究都是极具开创意义的，为深化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梳理中国自主知识脉络提供了良好范本。此期论坛提供的思考和建议非常有价值，可在未来进一步深化。
线上三百余位听众一同参加
此次论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承办的。
时值世界大变局与世纪大疫情交织，世界和人类都走到了全新的历史交汇点，与此同时，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也不断影响着传播生态，冲击着传播格局。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传播学·国所论坛”就创设并成长于该时代背景下，重点围绕中国新闻传播界有何作为、如何作为的问题进行深度对话。该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每月举办2-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