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全国图书博览会在哈尔滨举行，展出各类出版物三十余万种，其中新书和重点图书占60%以上。今年6月，全国图书博览会(第22届)在银川举办，展售的图书同样达到三十多万种……2000年以来，每年出书在25万种左右，2010年达到该年出版图书逾32万种的高峰，“2010年我国出版图书32.8万种、71.4亿册”,可谓皇皇大哉！
在如此巨量出版的面前，却无法令人兴奋。实因无论生产者(作者)，还是产出者(出版者)都问题多多，尤以出版物的内在质量令人忧心。读书界常见无书可读的埋怨，所谓无书可读，不能怪读者有眼无珠，到底是出版兴旺，还是纸张堆垒的庞大废墟，文化人体会最深。
其中尤以文史类著述、教辅以及衍生品问题最大。许多谈史的作品仿佛黄口小儿的论文习作，初生牛犊，喜作惊人之语，学养与证据俱为薄弱的条件下故意向权威挑战，无疑像街头顽童向武林大师扔泥巴，狂妄而幼稚。杂凑剪辑的内容多如过江之鲫，即令所谓原创者，也因常识阙如，见识偏颇，因而在叙述上问题频出，加之满纸沓泄不振的语言，读之令人头胀不已。
然而产出者不断为之推波助澜。在明星娱乐人员整容成风的时代，图书业者似乎也很快摸透了这套关节，以表皮功夫而期产品成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短平快的整容时代，光鲜外表，繁复耀眼的腰封、华丽可疑的说辞，借此暗渡陈仓。企图以多层次的包装，而遂其“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愿。
即便大型出版社，也有令人震惊的残次品。近读商务印书馆最近所出的《中国的海贼》(日本学者松浦章所作，谢跃译)为其可怕的差错而震惊。仅举一例，该书引用《点石斋画报》上的一段文字来作论据：“浙江省之塘栖镇距省垣艮山门约四十里。近镇附有地名五港博陆者。此一小小市集官大河之冲，枭枪匪时有出没。故上宪派两炮船以镇压之。前月三十夜有某官坐船，此时已四绉哭，有四五小艇疾若飞。”这段话越看越别扭，再看《点石斋画报》上的原文，不过是说：“浙江省之塘栖镇距省垣之艮山门约四十里，近镇有地名五港博陆者，亦一小小市集，当大河之冲，盐枭枪匪时有出没。故上宪派两炮船以镇压之。前月三十夜，有某官坐船过此，时已四鼓，突有四五小艇疾若飞。”其中就有多处标点错误；漏字，不能辨认干脆省略；加字，明明没有硬要加入；错字，对于行书体繁体字不能辨认想当然乱安一字……再细一看，该书对于廿四史有标点本的引用都没问题，对于刻本的引用，几乎都有错误。整书差错率不知是新闻出版署所要求(万分之几)的多少倍。真不知这样的“学术著作”是怎样写成的，又是怎样译成的！
旧时的文史学者，仅以史学家萧一山、缪凤林、王桐龄、方豪为例，他们的著述，可谓三个“实”来概括，即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更且还结结实实，巍然峙立，仿佛金刚不坏之身。不幸滑落到近日下笔便错的现实。
在某一类出版产出者那里，纯粹以生财工具或饭碗视之，人们常说的垃圾书以低折扣出笼，充溢浓烈的功利之心。中华文化的芬芳为之荡然。虽逞一时之快，然而对于文化产业的建设后患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