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出现了很多关于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媒介和社会观念变化的研究。包括，媒介和婚恋观变迁的研究（如潘忠党、魏然，1997）；媒介和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冯捷蕴，2004；陈家华、程红，2001；仰和，2000），媒介和现代化研究，（王怡红，1990；张学洪，1992；陈崇山、孙五三，1997），媒介帝国主义及外来文化影响的研究（杨瑞明，1994；李月莲，1997；姜飞，2002），关于典型报道中的典型人物的价值观变迁的研究（李蕾，2004；卢铮，2005；陈怀林，2005）。众多学者对价值观的关注恰恰反映了美国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J. Ball-Rokeach）和罗杰斯（Loges， W.E.）曾经描述的现象，“当人类社会面临巨大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广泛深入的不确定状况时，讨论就必然转向价值观。”（1996，P.277）
这些研究提供了大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介和价值观变迁之间关系的描述和讨论。我们在研究转型期中国人的成就价值观变迁与媒介的关系时注意到，虽然很多研究者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有价值的想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首先，由于价值观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新闻传播领域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因此本领域学者在研究媒介和价值观相关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接采用某一定义、说法，对价值观这个构念的确切含义并不追究，导致价值观在研究中的所指，常常是不确定、不稳定、不统一的；其次，关于什么是价值观变迁，这种变迁如何发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经常是在不提供经验证据的情况下，大而化之的讨论，而对“媒介和价值观变迁的关系”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经常是以相对简单的逻辑进行处理。
由以上原因，我们认为，对媒介和价值观变迁的研究进行梳理，不仅对我们当下的研究有帮助，也可以为其他学者今后的研究提供有用的参考资料。这篇综述文章就是我们对如何研究媒介和价值观变迁问题的思考。
价值观是多学科关注的领域，在一些学者的归纳整理中，提到了哲学、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对价值观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包括新闻传播领域对价值观的研究。（杨宜音，1998；李德顺，1995，P.6-8）
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探讨关于价值观和价值观变迁的定义，以及在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和媒介的关系，然后讨论我们认为对研究媒介和价值观变迁研究提供了可能路径的价值观框架理论。
价值观概念
价值观和许多其他社会科学概念一样，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一项在美国做的研究，调查了被试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经验对价值观作出的定义，发现被试对价值观的描述，与对其他类似概念如目标、目标、动机等的描述，有比较清晰的界限。（Malle, B.F. & Edmondson,E.,2004）然而，日常生活中虽然使用与学术术语相同的词语，所指却可能完全不同，例如，媒体中出现的“价值观”这个词语，可能指多种不同的意思，包括：理想、企业的做事原则、精英标准的设定、有利于业务获得进展的企业素质等 。
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经过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几十年的研究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在某些学科中，在概念层次上已形成共识，（杨宜音，1998；Robinson, Shave & Wrightsman，1997，P.849）问题只存在于实证操作层面；也有学者提出，到底什么是价值观，还没有清晰的答案。（Rohan， 2000，转引自：Malle B.F. & Edmondson,E.,2006）。一些学者认为，“价值观应该是……与‘值得的’有关的东西”，这一观点体现在克拉克洪（Kluckhohn， C. K.）1951年的经典定义中。（Braithwaite & Scott，1997，P.849）克拉克洪的定义是， “A value is a conception， explicit or implicit， distinctive of an individual or characteristic of a group， of the desirable which influences the selection from available modes， means and ends of action.”（1962， P.395）这段话通常翻译为：价值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desirable）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它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则认为，一个人同时具有“想要的”（desired）和“应该要的”（desirable）两种价值观，他还分析比较desired和desirable在七个方面的异同。(2001)
从学者们的讨论中发现（Kluckhohn， C. K. (1962，[1951]；杨宜音，1998；Hofstede， G.，2001；Braithwaite & Scott，1997等)，关于价值观概念定义的核心争论之一，是desired和desirable的区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由于克拉克洪对价值观这一概念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和基础性的探讨， 沿着克拉克洪的分析思路，有利于获得比较明确而稳定的关于价值观的定义。
“desirable”这个核心概念，多被翻译为“值得的”或/和“应该的”。（翟学伟，2001，P.120；杨中芳，2001，P.118；Braithwaite，V.A. & Scott，W.A.，1997，P.850）在辞典上，desirable一词确实有“值得的”意思，但是，克拉克洪强调的是主体内化社会行为规范以后对自身需要的感觉和评价，“值得的”在中文词典中的意思是“有好处的”、“合算的”，因此如果仅用“值得的”来对应“desirable”一词，还不能完全确切表达出克拉克洪的原义。在同一篇文章的开头，克拉克洪写到，“人类生活是——而且不得不是，道德生活，正是因为，它是社会生活。”（1962，[1951]，P.388）道德生活，也就是受规范制约的生活，是克拉克洪讨论价值观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后来的学者对价值观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例如洛基奇（Milton Rokeach）的定义为“一个持久的信念、认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对个人或社会而言，比与之相反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更可取”；（Braithwaite & Scott，1997，P.851），“价值观是值得要的超越情境的目标，它们在重要性上不同，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施瓦茨，1987）费孝通定义为：团体的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2006，[1948]，P.115）这些定义都强调价值观所具有的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性。因此desirable一词的翻译至少应该包含“应该的、正当的”的表述。在谈到价值观的“值得的”的意思的时候，偏重个人选择性。然而正如克拉克洪所说，“价值观不只是一种优先选择，而是感到或考虑到这种优先选择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或合理的,或有美感的，通常考虑两或所有三个方面。”（1962，[1951]，P.396）
我们认为，对价值观这样一个概念，用一句或一段话的定义，很难确切地表达其完整内容，从另一方面说，当我们采用用一段话表述的某一价值观定义的时候，意味着我们接受提出此定义的所有理论假设。因此，对于克拉克洪的定义，还应该有以下说明：
1.价值观是个体的一套观念体系
2.价值观是行为主体内化社会生活行为规范的结果。指：当主体产生某种行动欲望时，会以内在的标准去评价这种欲望是否应该、是否正当。例如，一个人在半夜产生想放鞭炮听响的欲望，但担心会被别人谴责，这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如果从自己内心感到这样作是不对的，则是一种内在的行为标准。
3.这套内化的社会生活行为规范，不只包括“什么是应该作的”，也包括其他各种社会角色的人应该如何作，例如“一个妇女应该如何，一个男性应该如何”等等。以及，“一个和我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的人在什么情境下应该如何对待我”，等等。（Kluckhohn，C.K.，1962， [1951]，P.416）
4.这套规范，也包括审美的评价标准。
5.这套规范对行为的影响，体现在：
① 用内在标准制约自然产生的欲望，使人对各种需要包括生理需要，有了是非的判断，如关于生死的问题，求生怕死是人的本能，但价值观可以对生死形成是非的评价，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代表了对生与死的不同价值判断。
② 把社会对人的某些要求，转变为自己内在的需要。
③ 面对多种需要同时都要满足时，做出优先顺序的选择。
6.价值观是影响人的行为选择和评价的最核心因素，但“影响”不等于决定，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参与决定行为的发生；同时，价值观也不是行为原因的唯一解释。（杨中芳，2001）
克拉克洪对价值观定义的讨论，实际上是在个体层面的讨论。在传播领域研究价值观问题，还必须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确定价值观的涵义。
文化价值观是指，共享同一文化的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教导的一套价值，它是“在成员之间，共同拥有的、外在于个体的，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互动中的一套价值体系”；“是一个文化中所流传下来的一套，有关生活是为了什么及如何可以生活得好的构想及信念。这些构想及信念，为文化成员们，在日常生活做人处世时，提供了行动目标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可以选择的行为途径。”（杨中芳，2001，P.307）
社会价值观这个词组则可以有多种理解。从文献和逻辑来看，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四种意思，1.文化价值体系中的社会观，（杨宜音，1998；杨中芳，2001,第4章）2.个人价值观体系中个体间或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部分，（杨宜音，1998；杨中芳，2001,第4章）3. 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具有的价值观，（Inglehart， R. F.， Basanez， M. & Moreno， A. ，1998）4. 社会共享的对于能力和道德的要求。（Ball-Rokeach, Sandra J., Rokeach,M., Grube,W.J.,1984）。
在我们的研究中，把社会价值观视之为与文化价值观相关的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之间，共同拥有的、外在于个体的、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互动中的一套价值体系。”（杨中芳，2001，P.307）只是文化价值观更强调“一个文化中所流传下来的一套”，而社会价值观则注重当下的社会规范和社会选择的结果。此外，社会价值观并不确指“社会”所包含的人群特征，比如，共享文化传统，共同性别，共同国别，共同居住的社区等等。在中国社会当前“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孙立平，2005，P.274）的状态下，不同群体所处环境中的价值规范和标准并不是同一的。
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是个体价值观中“应该想要的”的来源之一，也就是个体社会化内容的来源之一。
心理学研究认为，社会价值观和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并不等同。史密斯（Smith，M.B.）提出，个体价值观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构成个体的‘超自我’，另一部分是个体经过自我学习、判断及思考，发展出来的自发的个体价值。吉布斯（Gibbs， J.C.）和施耐尔（Schnell，S.V.）称前一部分是社会化的内化过程，后一部分是个体发展及建立自己独立判断能力的结果。（转引自，杨中芳，2001，P.122-123）个体并不是把
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原样全部内化为个体的价值体系。因此，“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具有的价值观”，从逻辑上并不等同于该社会的价值标准；但是，由于该社会中的个体价值观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内化该社会文化价值标准的结果，因此，两者也不应该有极大的背离，尤其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比较中，文化间的系统差异有可能显现出来 。
价值观的变迁——改变，从个体价值观来说，也就是什么是“应该想要的”观念的改变，从社会、文化价值观来说，也就是“有关生活是为了什么及如何可以生活得好的构想及信念”（杨中芳，2001，P.307）的改变，可能包括价值观、价值导向，及关于如何做的指引的改变。
研究价值观变迁一般有几个角度：包括价值观变迁的性质、变迁的心理机制、变迁的程度，及测量价值观变迁的方法等。本文重点讨论价值观变迁的性质。
如何判定价值观变迁的性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在中国，当前最突出的主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数量巨大并且讨论得十分深入，这也是中国传播学领域近年来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杨中芳（2001）在《现代化、全球化是是本土化对立的吗》一文中，归纳分析了这一主题下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把现代化看作是朝着一个预定的终极状态前进。英格尔斯的现代化理论是此种思路的典型代表；另一种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是一个地区的传统受到一些‘新元素’的影响，做了某种程度的改变，而新的状态是未知的，是需要实证研究解决的问题。后一种观点近年来已经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实际上，任何一个在以往系统中不曾出现的价值观元素，都可以称为新元素，这些元素不一定与“现代”的标签相匹配。另外，‘新元素’也不仅指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人们生存其中的社会环境、结构的变化，对于原有的价值观来说也是新元素。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及相应的争论和讨论，对研究任何方向的价值观变迁都有重要启发。
针对上面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变迁思路，在媒介内容中观察价值观变迁就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路径。针对第一种思路，常见的做法是首先确定变迁的目的地——现代性价值观指标，然后通过内容分析（对受众是通过问卷调查），观察是否出现了与指标相符的种类以及相符的程度。在第二种研究思路中，变迁前后的状态都不是预设的，而是需要通过研究发现的。这也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取向。框架分析是当前应用较多的研究价值观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分析通过研究人们如何诠释社会事件，建构社会现实，发现人们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价值选择。框架分析最主要方法是话语分析。（潘忠党，2006）
媒介和价值观框架
在当代社会中，媒介采集、创造、处理和发布信息的能力使它成为个体、社区、组织、社会运动以及整个社会最重要的信息源，成为人们理解和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在公民和政府、消费者和制造商，居民和社区之间建立联系的最重要的信息系统。（Ball-Rokeach，1996，pp277，282）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个人、社区、甚至国家的信息系统都无法与之相比。在快速的社会变迁导致了广泛而深刻的结构性不确定性（structure ambiguous condition）的当下，媒介系统的信息作用使它成为个人、人力网络、社区、机构、社会运动和社会的生活的核心。（Ball-Rokeach，1996）
媒介框架是近年来研究媒介如何裁选和诠释社会事件，进而揭示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如何建构意义的重要理论。（潘忠党，2006）框架理论源自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G.）(1972，转引自，臧国仁，1999, p.27)，他认为，框架代表了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认知心理学将之解释为人们解释外在真实世界的心理基模，用来作为了解、指认，以及界定形式经验的基础。（臧国仁，1999）。框架在特定行动场景下意义自明，使原本混沌的情景变得具有某种意义。（戈夫曼，转引自潘忠党，2006）构成媒介框架的是体现在“常规”中的被自然化了的“常识”，它是媒介内容的生产过程中连接意识形态和新闻机构的桥梁。（潘忠党，2006）“设置框架，就是从知觉、认识到的现实中，选出某些方面，使这些方面在一个传播、交流文本中更突出，以这种方式，来宣传、推广一个特定问题的定义及因果关系解释，作出伦理评价，并推荐解决的办法。”（Entman，1993， P.52， 转引自：潘忠党，2006， P.26）
用框架理论分析媒介话语，即是把各种符号联系起来，并赋予其相关性（coherence）和意义。（Gamson，转引自Ball-Rokeach，1996，P.278） 潘忠党总结了现有的媒介框架研究，提出了四种媒介框架，包括“根据报道的文本组织手段”区别的“主题式框架与片断式框架（thematic vs. episodic frame）；根据“叙述或讨论某一现象或议题时，对不同项目或内容的强调程度”建立的“策略框架”（strategy frame）或“议题框架”（issue frame）；侧重言说者“组织原则”，即“言说者在组织材料时所依赖的基本价值观念或原则，或对所呈现材料在原则层面所作的概括”的政治价值观框架或新闻价值观框架；以及分析隐喻的框架。（潘忠党，2006）
价值观框架是媒介框架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它是利用价值观而不是别的概念来形成框架，并以此框架解释社会现象。心理学、市场学和健康传播等研究对价值观框架有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关注好—坏、利—弊、得—失、损—益等价值观框架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Hall， 1981，转引自，Ball-Rokeach，Power，Guthrie & Waring，1990）传播学领域关注的主要是媒介的政治价值观框架及其对人的影响，以及媒介价值观框架建构过程中，媒介和个人、利益群体和机构间的依赖关系。（Andreas & Claes，2000；Ball-Rokeach & Loges，1996）有研究表明，无论儿童还是老年人，也无论他们是否具有政治方面的知识，都能清晰地说明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价值系统，包括那些重要政治人物的价值选择。（Ball-Rokeach & Loges，1996）由于价值观语言这种易于理解的特征，有助于外行人理解特定的或具有专业性的社会议题，各种利益团体、机构、社会运动也都利用价值观术语框架他们的各种主张。戈登（Ann Gordon）和米勒（Jerry Miller）2004年研究了2000总统竞选第一次辩论，发现有大量的价值观诉求，如“民主、家庭、道德、国家安全，美丽世界等”。媒介话语——无论是新闻还是娱乐或广告，也常常被编码或“架构”为价值观术语。(Ball-Rokeach & Loges，1996) ，作为与受众建立联系的主要话语手段。
当围绕一个社会议题形成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价值观争斗时，波尔•洛基奇称这种状态下的框架为价值观选择框架（value choice frame），即包含了两种或两种以上处于紧张或冲突状态价值观的框架。在社会发生快速变迁的时期，人们不得不面对“过去”和“现在”、“应然”和“实然”的分离，（Kluegel and Smith，1986，转引自Ball-Rokeach，1996，P.280）必然会形成多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或紧张状态。冲突各方争夺的是，对事件意义的定义，主导话语和政策制定。（Ball-Rokeach & Loges，1996）由于媒介在当代社会所扮演的重要的信息系统的作用，各种价值观的持有者都会努力说服媒介传播自己的观点。当媒介系统接受了某一方就某一事件的选择框架，关于这个事件的公众话语就将限定在这个框架中。媒介框架的赢得者，其框架成为公众和大多数个人关于这个事件的话语的出发点，他们的价值选择成为道德、合法的标准。(Ball-Rokeach & Loges，1996) 比如美国的人工流产议题在19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早期，包含在妇女权利议题之中，媒介、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把流产作为妇女的平等和自由问题来讨论。赞成流产的组织强调妇女的平等自由，反对流产的一方，因此被指责为反对妇女平等、自由。为了避开这一指责，反对者在1980年代中期把人工流产问题从妇女权利中部分地分离出来，从单一维度（妇女权利或赞成/反对妇女平等自由），向生命优先（Pro-Life）/妇女权利框架转变。反流产组织成功地使媒介系统采用了他们的价值观框架，并最终把人工流产问题从单一妇女权利维度，变成二维价值观框架。相应于这一新的价值观选择框架，妇女权利组织也不得不调整他们持有的平等/自由价值观，将之变化为自由/平等价值观框架（即增加自由，减少平等），形成了生命优先对选择优先（Pro-life vs Pro-choice）的框架选择。（Ball-Rokeach， Power， Guthrie & Waring，1990）
媒介对于社会筛选价值观选择框架的这种重要作用，来自于它与个人及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如果没有媒介提供的价值观选择框架，大多数社会问题是个人无从把握和理解的。即使是关涉个人利益的问题，个人也无法从宏观层面上去把握它。媒介通过建构价值观选择框架，以及各种选择框架的交锋，对个人施加影响。研究者指出，政治议题中的价值观语言，通过媒介中的新闻的翻译，影响了个体如何描述他们自己的对议题的政治立场。个体所采用的语言，常常是最初用于框架议题的语言。（Brewer，2002，转引自，Hatton，2005）同时，媒介也是利益群体向个人提供价值观选择框架的重要渠道之一。利益群体尽管可以通过控制广告资源和提供新闻来源等方式控制媒介，但它们依赖媒介向公众提供价值观选择框架的强度还是强于媒介对它们的反向依赖。（Ball-Rokeach & Loges，1996）
关于媒介和价值观变迁的讨论
“媒介框架可能来自生活世界中的‘常备知识’，可能综合了源自不同领域的话语资源，也可能来自某种信念，还有可能直接来自新闻媒体”，（潘忠党，2006）实际上，媒介或者为各种价值观争斗提供场所，或者为取得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所占据。媒介和社会价值观的这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研究框架来研究价值观变迁的可能性。
媒介价值观框架的变迁过程，主要体现为新旧价值观的接触， 即两或多个价值观组成的冲突或紧张状态，即价值观选择框架。新旧价值观的接触，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可能会以非常多样的形式、社会现象表现出来。杨中芳在讨论现代化研究的思路时，曾提出，在宏观方面：要了解文化传统本身是什么，外来新元素有哪些。在此基础上，在微观方面，“看个体在实际操作日常生活时，所必须面对的具体新、旧冲击。从而进一步找出那些外来元素是：⑴ 可以及会以什么形式，被接纳进入文化传统之中，无需造成个体价值、信念、及态度的重大改变（旧瓶装新酒）；⑵ 再看看哪些文化传统元素，是可以及以什么方式改变，以图把新元素包容进来（新瓶装旧酒）；⑶ 最后，再看看在遇到文化传统与新元素有不可消解的冲突时，个体将采取什么方法来化解冲突。”（2001，P.235）另外，杨中芳指出，“应该在具体的情境中，看一些重要的传统概念，如何在外来概念的冲击下，发展出一套新的意义体系。这套体系包括对传统概念的重新定义，对具体情境的重新分类，对应对情境所可能做出的行为的再思考，及新发明，对自己及自己行为的再诠释等。”（2001，P.194）
这些观点，给我们在媒介内容中应该观察些什么提供了线索。
例如，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中，涉及个人利益的事件报道，总是会把个人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冲突直接简化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国家利益的冲突，而在解决这种冲突时，在媒体的报道中只出现“义/利”一种价值观框架。个人服从集体、国家是唯一的价值观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是舍利取义，而义利的道德高下标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尽人皆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实际生活中的利益冲突可能涉及复杂情境和复杂因素，但媒介会在报道中通过框架进行筛选，从而为这唯一的价值观框架提供合理的情境。而通过历时性的研究，有可能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同类报道中，国家、企业、个人都可能作为合法的利益主体出现，而冲突的解决可能是在博弈、双赢、维权、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多种价值观框架中选择，而不限于义利这一种框架。
针对议题的报道，同样可以用于研究价值观变迁本身。以前述的美国流产议题研究为例，赞成和反对方各自采用不同的美国人珍视的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变迁，双方都调整了自己的价值观框架。（Ball-Rokeach， Power， Guthrie & Waring，1990）由历时的价值观框架比较，可以看到，① 在已经确定的价值观选择框架中，各种价值观关系的改变，例如在Ball-Rokeach， Power， Guthrie & Waring（1990）的流产研究中，自由和平等相对顺序的改变。② 新的价值观维度的出现。例如上述同样研究中，价值观框架从妇女权利的单一维度，发展为妇女权利和生命优先/选择优先的二维框架。
不过，正如潘忠党曾经辨析的，研究媒介价值观框架，有必要区分信息源的价值观框架和新闻生产过程的新闻价值观框架，即“基因框架”。（潘忠党，2006， P.28）因为它们反映了不同的行动逻辑。
前一类价值观框架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运动，机构等，是行动者用来进行议题争斗的工具，而后一类价值观框架，表面的行动者是新闻专业人士，但具体的行动逻辑是什么，需要具体分析。处于不同位置的各媒体，可能按经营管理体制——如党报刊台和非党报刊台，或按地域、文化——如南方或北方、都市报或晚报，按新闻类型——新闻、评论，严肃/通俗等采取不同的框架选择逻辑。
在中国大陆研究媒介价值观框架，必须注意到一些特定的媒介环境。
首先，在中国，新闻生产过程的社会控制模式主要是宣传模式，因此新闻价值的判断、选题和新闻框架的选择，受到强大的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陆晔、潘忠党，2002）即在媒介价值观框架的确定上，媒介的首要依据是行政管理系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例如在以往的英雄模范人物的报道中，个人利益长期被规定性地置于个人服从集体、国家的价值观框架中。国家行政和意识形态的规定是构成媒介专业框架的重要成分。其次，尽管中国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但并不是每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并且拥有在媒体上表达的同等权利和机会，因此他们的价值观框架并不总是有机会得到表达。此外，利益群体即便有机会在媒介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介入对议题的价值观框架竞争，表达的范围和程度要受到行政和意识形态的审查。媒介环境的这种特性，还要求研究者不能不关注，任何价值观的变迁是政府主导的，还是社会协商的。例如环保与发展关系的议题，是政府的环保部门与污染单位在竞争议题的定义权，还是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群体之间的价值观争斗。占用土地的原则、教育经费分配、医疗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涉及公民个人的资源分配政策制定，均发生在政府内部，虽然有些政策制定实行了听证会等制度，但是研究这些议题的媒介价值观框架时，仍然需要考虑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30年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并仍在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与此同时，媒介行业的景观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通过研究媒介价值观的建构、以及发生于媒介上的价值观争斗、交叉、分化、结盟（潘忠党，2006），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他们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方式与程度，在特定媒介环境下的话语策略，以及主导意识形态的解构和重建。价值观框架的思路和方法无疑提供了一种研究价值观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可能途径。
不过，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的研究，都是基于对美国或欧洲社会现实的分析讨论，其分析框架和理论讨论，很可能具有普适性，但也可能没有，对此，需要具体研究。对于那些高度抽象的结论，对发现在中国具体现象中有价值的规律性东西（理论），只具有启发意义，而不能直接作为推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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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7年第4期）
注释
1.在阅读研究价值观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价值”和“价值观”这两个词语有时是不细分的。（杨中芳，2001）出于概念使用的清晰性考虑，我们在本文中，用“价值”指被评价的对象的某种属性，用“价值观”指主体所具有的观念。用价值指被评价对象的某种属性，并不意味着认为价值是被评价对象的某种固有属性，被评价对象的价值，“是在对象与主体需要的对象化关系中生成与确立的。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内在属性，只有在主体的需要中才能转化为价值。”（卜卫、周海宏、刘晓红，1999，P.57-58。）“一切价值都是以一定的人的主体尺度为根据的现象”。（李德顺，1998，P.5）
2.为了解日常生活中“价值观”一词的使用，我们尝试用“爱问（iask）”检索媒介内容中的“价值观”这个词语。以《北京娱乐信报》为例，从2005年11月21日到2006年11月30日之间，《北京娱乐信报》的新闻报道中共出现了32个“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用法如文中所述。由此结果能提出的假设是，在这样一个较小的区域性报纸中，尚有对价值观的多种用法，在公众日常生活中，对“价值观”一词的使用应更加多样。
3.问卷中的A5-A18、C1-C8题，是调查desired的价值观；B52-B61、C9-C19是调查desirable的价值观。P.467、472、473．
4.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在生活中面临各种需要作出选择的情境，价值观会影响人们的选择，但最终的选择结果，并不能反过来说明一个人的价值观，选择的结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甚至可能是违背个体价值观的。这种情况，需要与著名的Rokeach价值观理论的核心要点之一 ——强调层级结构的价值观系统——相区别。个体对不同价值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形成个体的价值观层级系统，是人们自然的持续一生的心理活动。（Rokeach, M. & Ball-Rokeach, S.，1989）这种层级结构虽然是可以改变的，但是相对稳定的。人们在具体情境下的某一次选择，并不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层级结构。
5.如Inglehart等学者在1990-93年间在世界43个社会（国家、地区）所作的价值观和态度的跨文化调查， 在诸多方面发现了文化间的差异。（Inglehart, Basanez & Moreno，1998)
6.这里的“新”和“旧”，仅指在时间序列上的先后，不包含价值评价。
7. 根据，陆晔、潘忠党（2002）的研究结论，专业主义在话语实践中只能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局域呈现的内涵之一是，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不被允许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因此，无法把专业主义模式作为中国新闻行业的主要社会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