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篇论文以历史为出发点，借鉴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在反思大陆传播学发展近30年的主要问题时，试图寻找一个恰当的思路并尝试一种新的解题方法，着意研究在大陆传播学发展中，是否存在着一个与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模式或本土研究范式？如果存在，那是怎样一种存在或应用？这种存在或应用对大陆传播研究的影响又是什么？对于以上三个问题，我的主要结论是：在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或可能多个隐含的、未被认识与反思的，带有本土思想方法特征的研究范式。“16字方针”作为大陆传播研究的第一个非移植的范式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与研究，然而该范式所确立的研究方向、立场、命题和方法的影响却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另一个带有工具论特征的研究范式正日益显现。这个新的范式不仅无法解决旧有范式所存在的问题与困惑，反而表现出与该范式相悖的另一种盲目引进、模仿照搬、片面怀疑和为我所用的研究倾向。这种倾向必然会阻碍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与发展。
一、问题与方法
从1978年算起，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在回顾与讨论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时，我们无法放弃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自西方传播学引进大陆以来，至今仍对传播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是什么？该问题是否与一个未被认识的本土研究范式的存在和影响有着密切关联？在思考的过程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研究问题或假设：在近三十年的传播学发展过程中，我们存在着一个或更多的带有本土特征的值得反思的传播学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paradigm）是指，研究共同体中一种特有的，具有确立该研究领域核心假设或理论，预设重要研究问题的一组指导性原则。研究范式还可以通过一套信念体系或方法论的信条把研究者带入一条特定的道路。可见，研究范式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是重大的。库恩认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 如果从语词上直观地理解“研究”（research）一词的基本含义，所谓“研究”便是一种“反复寻找”的解题活动。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与创造解答问题的合适的理论或视角，寻找与建构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自然属于研究的题中之意。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我国大陆传播学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到底有没有一种可以回应重要问题的研究范式存在？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该研究范式对大陆传播学的影响是什么？
我认为，要回应这个置疑并寻求对该问题的解答首先需要做三个方面的准备：一是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学术立场；二是运用恰当的理论支持；三是寻求进入历史。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深入到“事件发展的逻辑”中去。因此。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批判视角，借助于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研究的范式理论及其理论框架中的合理部分，对我国传播研究发展近三十年的学术思想状况从一个范式的角度进行必要的反思，并指出研究范式的存在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科的存在及其研究实践会长期与一个学科初创时的学术思想与理论观念的奠基发生关联。我选择以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前后确立的“16字方针”及其文献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从研究范式这样一个着眼点进行分析，有如下一些可陈述的理由。（1）1982年11月23-25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召开的这次研讨会（也称为“座谈会”）是当时大陆开始传播学研究所采用的最符合科学观念的学术交流活动之一。这一重要的学术事件已经成为传播学引进与初创时期的重要标志。（2）该研讨会的召开与对“16字方针”的认同，形成了大陆最初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而且该次会议首次有规模地聚集了大陆核心的传播学研究者队伍。（3）第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16字方针”是我观察、证明与反思本土研究范式是否存在及怎样存在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假设之所在。
二、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及其存在的意义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由于提出了科学进步的模式，即以研究范式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对人的认识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人类科学观上的一次深刻革命。 “范式”（paradigm）是库恩在论述科学革命要素时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有人把它译成“典范”。它的原意是指一个公认的模型，或者可以反复套用的范例（example）。我个人认为有时使用“典范”更合适一些。因为汉语中“典”字的含义是指：重要的文献、典籍。有着常道和准则的含义。《汉语字典》对“典范”的解释是：“被认为是值得仿效的人或物在某方面的表现和基本特征是最正规,合乎规范的。”汉语的“范式”是指：规范;示范;范轨(模范,法则);范型(典型,范例)。因此，本文根据实际描述情况，将交替使用这两种译名。
运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和理论来考察我国传播研究有无一个基本的研究范式，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范式所具备的要素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辨识一个研究范式？结合库恩的“范式”概念和理论以及他后来修改的“学科基体”（disciplinary matrix）的思想 ，本文将符合“范式”理论的要素及其特征归纳如下：
1、范式是公认的。范式代表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或共有信仰、信念、观念、价值判断。具有世界观的作用。
2、范式是指南的。范式具有方法论和定向的作用。科学共同体正是以这套具有研究规则或标准的典范为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
3、范式是共有的。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以此为共有的和共同探索的目标。
4、范式是符号的。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共同的表达方式。如共同使用一些表达或符号概括；如对基本概念使用的一致性。
5、范式是明确的。范式明确同一个问题，并寻求解决该研究领域的问题。所确定的研究问题带有焦点性。
6、范式是预期的。由于范式所确定的研究问题是明确化的，因此范式从开始时就是符合期望的，即能够通过研究实例或一些可能重复的范例提供对问题的答案或解答，从而形成了学术预期性。
我认为，除了上述基本特征之外，还应该强调的是，研究范式作为科学活动具有解题作用。一个进步的范式其功能在于能为重要问题提供合适的解答。然而，一个退步的范式则会阻碍人们所面对问题及其解答。我之所以要借用研究范式这样一个视角，来了解与反思我国传播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正是因为科学的研究范式与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理论息息相关。
1、研究范式的存在代表着一种科学的信仰。如果没有一个科学信仰，科学研究的存在、进步与发展将是不可能的。科学研究过程就是研究者或研究共同体坚持寻找越来越合理的科学信仰的过程。2、研究范式可以突出显示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范式通过了科学研究共同体的认可，向该共同体提供了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与基本判断，并表现出一个研究共同体的主要研究取向，带有方法论的主要特征。3、研究范式有利于探寻研究背后的价值观念。翻阅文献发现，目前还没有对我国传播研究的价值观或科学观念是什么，从哪来的问题有足够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并不比一个传播理论或研究假设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多少事实的确证，又解决了多少现实的问题更缺少其重要性。4、研究范式作为科学进步模式可以用来判断研究是否存在“危机”。范式可以为研究是否处于进步状态提供一个科学的判断标准。由于多种范式的共存与范式之间的理论的相互竞争，必然暴露出某个范式的弱点与反常来。也许，对于这些问题，实证的方法也能说明传播研究的问题之所在，危机在哪里，或者对现有理论进行事实的确证和评价。但是，我选择一条从历史出发的道路，借助于文献研究和范式的概念来寻求确立我国传播学研究最初根基的思想线索，也是为了遵循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5、研究范式可以加强对研究成果和存在之不足的理解。在回应到底怎样的研究取向或价值观对发展或阻碍我国传播学研究产生影响时，范式的研究及其通过范式的视角所带来的独特的反思，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
“16字方针”作为第一个传播学的本土研究范式，大体上，与我国传播研究发展所面临的实际的重大问题是相符合的。然而，多年来该研究范式的重要性及其与之相竞争的其他范式的存在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对研究范式及其意义的认知努力与研究者的临界选择也始终处在一种知识与观念的感觉之外。可以说，大陆传播学研究范式是处在一种无法消失且模糊存在之间的那种无意识状态。
三、“16字方针”作为第一个“研究范式”的历史进步性与科学话语的确立
对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回顾并非一个人的回忆录，历史也不是一些已经逝去的客观情境。近三十年来，不断有人撰文提到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试图通过理解历史，来思考传播研究的现实。 虽然人们并未认真研究第一次研讨会为何受到反复地提及，甚至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的现实原因和深刻内涵，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得到确立的“16字方针”却作为第一个本土研究范式与近三十年来的大陆传播研究如影相随。
在人们的记述中，1982年被认为是开创了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分别出现了几件日后对大陆传播学产生影响的重要事件和历史事实，包括对传播学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争论。 这其中有对“16字方针”出台前后历史情境的确认。
传播学有规模地引入中国大陆的历史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新闻学者的不断引介与促进下，传播学得以传入大陆学界。在引介之初，参与传播学研究的人大都来自新闻学界与新闻管理的政府部门。 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传播学研究主要在新闻研究机构里。 那么当时新闻学界的研究呈现出怎样一种状态呢？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都为寻求科学和知识而动。新闻学界的改革开放也开始活跃起来。有关新闻学的讨论与争论特别需要一些新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冲撞。在这一年，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有关传播学的译介与传播教学工作也已经开始了。 传播学介绍与学术信息的扩散使得新闻学者与新闻学界闻风相悦。当时，有关参与传播学研究与介绍的人特别受欢迎。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很快在研究机构与院校的内部参考及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得到及时发表，学术交流甚至还迅速扩展到广西《八桂新闻通讯》这样一个边远省份的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刊物上。
当时，传播学作为一个外来新学科，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观念对新闻改革，对新闻学中非学术话语的研究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时的新闻学主要还是为宣传报道工作服务的，其研究传统一直是为建立权力与宣传话语而服务的。引介的工作使新闻学研究者们意识到一些来自传播学的新概念如传播、信息、受众、大众媒介、效果、反馈等具有改变新闻学这种非科学研究的性质，同时也可以用来作为改善宣传报道研究的概念工具。有学者认为：传播学研究是中国新闻学发展的特殊要求。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让宣传部门接受科学的传播学。 在新的外来学科面前，人们发现了与当时新闻学研究截然不同的学术视野及其科学方法。有研究文章回忆道，“1982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全国性新闻学术研讨会，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郑北渭先生为大会做了一次学术报告，专门介绍了美国的传播学研究。许多与会者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了“5个W”的说法。” 研究者为“5个W”这种科学语言所吸引。他们看到，西方传播学把人类的传播过程分为5个W，围绕这5个W而展开的控制分析直接提供了一个科学分析大众媒介的研究框架。无疑，“传播者”、“渠道”、“信息”、“受众”、“传播效果”等概念、研究范畴与学术话语，冲击了原有的新闻学观念。人们不再满足于现状，而是抱着一种追求科学的希望寻求关于大众传播学研究，寻求掌握关于传播学不同层面的知识领域和科学研究的工具。然而，这种认识并非一蹴而就。
在谈到将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时所遭遇到的困难时，研究者们注意到了当时影响这门外来新学科初创时外部环境影响的重要性。比如：当时社会仍然强调阶段斗争的思维定势常把传播学定位成“资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段的意识形态”、“精神污染”、“唯心论”、“伪科学”等。 这些影响使得传播学引进工作经历了一波三折。以何种态度对待传播学，是取是舍，赞成与反对，已经形成比较直接而尖锐的争论。 研究者不得不考虑要站在何种立场上来对待这门外来学科。如何将这种非科学的转变成一种科学的态度，甚至成就一种有助于新闻学研究与未来发展的科学话语，成为当时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可以说，当时的新闻学研究者的确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和选择。这就是，在引介的初期必须要寻找赞成或反对的理论依据，并达成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信念。
据当时会议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张黎先生和徐耀魁先生回忆，召开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的想法是在已经计划出版《传播学简介》一书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当时也是为了承清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并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以求达到研究的共识。于是，“16字方针”是时任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戴邦在听取张黎和徐耀魁二位先生汇报时，确定了其具体内容。戴邦在主持该次会议并作为领导发言时，使之公开化和明确化了，经大家讨论，最后写入会议综述里。 有关该次会议的文字记载如下：“更重要的是我们提出了一条关于对传播学从引进、研究到创建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就是说我们对待传播学的正确态度是要反对两种盲目性：盲目地照搬照抄和盲目地排斥反对。这16字方针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对传播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在讨论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但思想比较一致。” 。显然，从“16字方针”的诞生来看，科学观念与科学话语的确立无疑需要受到一种科学信念的保护。正是这一套共有的信念为我国传播研究者提供了走向科学研究的道路，他们看到了所追求的同一个世界。实质上，这个“16字方针”的确立正是新闻学者追求科学精神，取得学术话语权的结果。
“16字方针”作为第一个来自本土经验与观念的研究范式，其开创性的重要意义正如一些研究者们所分析的那样：“这十六字方针，既反映了中国新闻学对西方传播学审慎而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也反映了中国新闻学者希望通过引进西方传播学，解决中国新闻学研究中遇到的难题，丰富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的信心和愿望。” 我之所以把“16字方针”看作第一个本土的研究范式，主要理由是，“16字方针”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已经带有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并凝聚着来自对本土观念和经验的理解。研究者信试图通过范式中的规范理论达到思想与学术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该范式对当时的传播研究共同体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给予了最为合适的解答，并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围绕科学研究所进行的思想观念上的论争，确立了传播学以科学话语的姿态在中国展开研究的历史起点，并成为大陆传播学研究一直以来的一个主导范式，为确立研究方向进行着明确的选择。虽然这个范式并没有得到是否为“真”，或者是否得到充分“确证”的检验，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对于科学而言，该范式所阐明的“16字方针”已经成为一个研究传统，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四、“16字方针”作为本土范式对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可能性影响
从该研究范式的历史生成可以看出，这个范式所确定的主要目标从一开始就是针对西方传播学的进入，同时也为传播学在本土的研究确定了前进方向。比如“系统了解”是针对当时大陆学者对传播学知识还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而言。而且这种状态一直还都存在着。“系统了解”是分析、批判和创新的基础，体现了在范式各理论中的优先性，也是规定了研究者进入认识的最初阶段。“分析研究”则是建立在“系统了解”的基础上，致力于寻求尽可能多的科学方法，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科学的求解或解答；“批判吸收”则是发生在“分析研究”之后，有意显示为一种本土需要的研究成果；最后阶段的“自主创造”那部分则明确为传播学本土化是一个终极目标。“自主创造”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所提供的必要的前提或条件。
1、很明显，范式中的这些概念组合，或者说这些表现为不同阶段的理论旨在给大陆传播学研究进行定位或确立研究传统。正如下面这种观点所表述的。“我国的传播研究要在充分系统地了解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列主义为指针，批判地吸收其中的精华，对传播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建中国的传播学。” 可以说，这个带有本土特征的研究范式在第一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上得到确立之后，就不仅仅是对待西方传播学引进所抱持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总括，还成为了奠定我国传播研究日后发展道路、方向和行动的理由。也可以这样说，在本土范式的意义上，“16字方针”试图建立的是一个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传统，即一套充满着本土意味的方法论规则。以后的研究可能会沿着这个传统，并针对研究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对这个传统进行继承、演化或改变。2、“16字方针”作为一个研究范式提出了一系列尚待证明的命题、假设与方法。“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都是一些奠定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命题。换言之，面对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该范式提供了命题上的预期解答。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由理论事先预期的发现都是常规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不会产生新的事实。 然而，正是在这个常规科学的框架中，“16字方针”一直作为一个研究范式规定着研究者主要面对的研究问题和假设最后的预期性。我国传播学研究从西方传播学译介、理论的评折到逐步进入描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经验的独特性等，都在这个“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本土研究范式的视野之中。其研究成果与这个“16字方针”所提出的命题始终有一种结构上的契合和关联。3、“16字方针”作为一个研究范式具有范例的作用。研究范式代表一个共同体公认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间里，会为共同体中的实践者提供典型，即一种可以重复套用的范例。 这是说，所谓“范例”（example）是指该共同体的研究者们在常规研究中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研究方式、方法、概念语词或遵循的技术规定具有示范作用。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范例去从事研究工作，进行知识的学习与传承。库恩认为：“‘范式’一词具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世界观、技术规范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是指谓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 范例的可重复作用可以通过研究中出现的一致性成果得到证明。在大陆传播学研究中，能体现这种范例作用最明显的成果形式就是教科书。
五、范式的存在与范式无法兑现的失败
“16字方针”作为一种传播研究的历史方式是存在的。无论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注脚，还是使之回置到一种历史的进步和科学合理性中来，我们对于“16个字方针”的深入认识都不能说已经完成了。我认为，“16字方针”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的产物，甚至可以置于历史的某一个角落而已，它还是一个不断发挥作用的，甚至一直被当作一个具有本土观念特征的，具有科学精神与方法论价值的研究典范而存在着。作为一个研究范式，我们既没有对其存在的意义有明确的认识，也未对其理论本身的空洞性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在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是否有范式存在和是否需要有研究范式存在等问题上，存在这样一些认识或疑惑：
1、没有研究范式照样也能进行科学研究。范式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我同意没有范式也可以进行所谓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的性质则是可以商榷的。这可能是一种无目的和目标的，缺少科学本质特征的，带有盲目性的研究。我们不该忘记科学的本质在于不懈地通过相互竞争的理论来解答问题。科学以问题为出发点，再从问题出发，通过解决问题和以问题为定向的理论研究活动才能反映出科学的本质特征。对研究者而言，范式正是为了回应问题而存在的。范式无论显现，还是隐藏，都代表着所建立的一种科学的信仰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16字方针”作为一个研究范式，代表着一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洞见了在一个没有传播学研究传统与学术根基的研究领域里，研究者应该怎样进行研究的预期。
2、在没有足够学术积累的我国传播学界不可能出现一个可称之为科学的研究范式。没有足够的学术积累，我们无法认定一个研究范式的出现，更别说冠以“科学”二字了。这样的质疑似乎是有道理的。比如“16字方针”在没有任何传播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能算作一个科学的“非积累性进步”的研究范式吗？
在这个研究范式的诞生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看似无学术理论根基的问题。借用库恩的观点来看，当一个研究范式得以确立后，科学开始进入一个常规研究时期。这是一个学术高度积累的时期。然而，科学革命的发生恰恰是“在一套规则指导下进行的游戏，无意中产生了某些新的东西。” 库恩对“反常”的发现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认识局限。在科学面前，人们更喜欢信服那些具有研究传统的思想理论或学科，比如达尔文主义、爱恩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与光的电磁理论、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此外，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瑞•劳丹在解析研究传统的共同特征时，提出以下几点可以作为参考。他说：研究传统之所以受到信任是因为每个传统都有若干理论存在；每个研究传统都显示着某些形而上学和方法论的信条；每个传统都经历过若干不同的，稳定的阶段，并且一般有着相当长的历史。 但是，他也随后指出，在评价科学进步问题上，还有一些“反常问题以及外在的思想影响和社会影响”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应该承认，我国传播学研究是一门非本土的学术。然而，如果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还是会看到，传播学在中国大陆滥觞于其间的新闻学研究则不能算作没有任何积累和研究传统的领域。至于它应该定位于哪一种研究传统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正是因为它有自己原来的研究传统，才能借助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才能看清传播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并迅速地进行传统观念的演替，从而确定传播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和该学术共同体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3、将“16字方针”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范式，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而言，范式中的概念组合和命题无疑都具有思维的整体性。该方针的倡导者从以西方传播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立场出发，到最终要实现学术自主性的目标使该范式对研究的整个过程都提出了这样和那样的预设或者标准。其研究问题和方法看似清楚明确和可以预期的，并具有逻辑的严整性和推论的周密性。从“系统了解”开始直到“自主创造”，最终确定了从开始到最后阶段的因果关系链条。无疑，这个范式在确立其大的研究方向，规定其具体目标的系统性、完整性等方面，都是一个诠释得很成功的科学的典范，甚至是提供了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些命题。当然，当一个范式再不能很好地回应重要的问题时，科学本身丰富而健康的一面也会有所体现。那就是，进行范式的更替或发生新的科学革命。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16字方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事实上，当传播学在中国日渐成为显学时，“16字方针”则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着，是隐藏在研究者所明确提出的传播学本土化诉求背后的一整套研究思路和学术思想观念的总括，并预设了一些衡量我国传播研究现状的标准。这些标准在日后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后两句话今天看来似乎说大了点，但其意思大体还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究其实际，我们到现在连“系统了解”也还没有能够做到。”。 应该说，“16字方针”作为一个研究范式虽然是隐身的，未被认识的，但该研究范式一直在传播学研究中发挥着坚定学术信念与目标的作用。在一些历史的叙述中，“16字方针”之所以不断出现，实质上已被视为认识和评价传播学在中国研究状况的标准。
然而，任何科学范式都不具有解答问题的永久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播学在中国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较大的转移。从确立传播学在中国的科学地位到把传播学作为一种工具，试图用来解释以媒介为核心的当代人类传播现象与问题。在工具论面前，“16字方针”已显露出其大而无当的虚假性。从历史的构成来看，“16字方针”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主要是研究共同体的一种“强有力的信念体系”，一组坚定的思想原则、观念、态度或精神。然而，作为研究纲领，其可操作性又显得十分模糊，似乎是一组无法测量和难于实现的给定难题。惠施在分辨这类事物时，曾有一句名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这是说，没有厚度的面积虽然不可能成为厚的东西，然而它却可以大至千里。“16字方针”正是这样一个大至千里的范式。然而，这种大的程度因无法使理论与实用之间达成一致，终究难免在工具论的追求面前日渐归于失败。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说这个范式已经彻底失败或者完全消失了。事实上，它仍然存在着，只不过又以一种工具性为特征的，与之相对应的变异方式存在着。
六、新范式演化的工具性带来传播研究的真正危机
我们刚刚说过，在这个范式中，所有的概念、假设或原则都有一个出发点，都是针对西方传播学的引进而设立的，而且每一个构成范式的要素又都是下一个要素的前提和条件。如果说一直没有人对此范式进行过批评和反思，那么可能因为这个范式确实是一组不易进行检验的原则和无法批判的假设。表面上看，人们对范式不加批评，不予理睬，甚至也不能感觉它的存在，但是在实际当中，人们已经把“16字方针”转换成另一种可以归结为工具论的理解。也就是说，这种范式在变化之后是以强调工具和手段的价值为主要特征的，新研究范式注重的主要是行动中的实际效果。
1、从“系统了解”到“盲目引进”：将未解决的问题转变为已解决的问题。也许，人们在尚未追究过“系统了解”的真实含义，便急急忙忙地转向了操作性更强的“引进”一词。“系统了解”代表着“16字方针”范式的一个优先性原则。对于这种优先性，人们在早期是这样认识的：“我也主张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传播学。但我认为目前要做的事，不是马上着手建立它，而是为它的建立打扫地基；其中一件重要的工作，是把世界上主要传播学派或学者中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从可能收集到的书籍、文件中挖掘出来，提炼出来，翻译过来，比较全面地向国内介绍，把国际上有影响的传播学理论观点或问题，逐步了解清楚，向国内作较系统的介绍。” 先要把别人的东西完整地拿过来，做系统的了解，这是当时研究者的真实想法。这个优先性的理由很重要。因为没有“系统了解”，也就没有以后可以逐步发展的那些个研究阶段和研究问题。
“系统了解”与“引进”是完全不同的丙个问题。“引进”只是实现“系统了解”的手段之一。而我们却把“引进”当作目的来使用，使其轻意就获得充当范式第一原则或优先性的资格，结果反而远离了“系统了解”的真实含义。如果说“系统了解”是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那么“引进”与“系统了解”的距离就会有“十万八千里之遥”。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注意到“引进”中还有哪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我们一直都缺少对一些从不同角度和观点以及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性著作、传播学科史和思想史的引进等，那么“引进”很容易就会变成只追求方便和出版效应的“盲目引进”。
从目前来看，我们仅有一本传播学史译著。这是十分珍贵的。可是我们仍然缺少对传播学史有不同看法和写法的译著的引进。由于引进的偏好，我们所获得的认识，包括我们对传播学的主要认识框架可能也是有偏差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对传播思想史有一定的了解，那么这些了解可能还是与西方传播研究一段“公认的历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80年代未，美国传播学史家和研究者开始回顾传播研究的历史时，特别对该领域那一段“公认的历史”(received history)提出了认真的反思。在他们看来，所谓“公认的历史”即指早期的传播研究及其相关知识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的历史。这段“公认的历史”其时间跨度是从本世纪20、30年代开始到60年代结束。我认为，这段“公认的历史”正是我们最早和最熟悉的一段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历史。比如我们已经无比熟悉的施拉姆及其四大传播学奠基人理论。
在“公认的历史”的研究者看来，其主要内容是由三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研究阶段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构成的。以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开创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研究为第一阶段。这段历史关注的是新生大众媒介对受众的影响问题。拉斯韦尔创造了皮下注射的针头理论模式(Hypodermic needle model)，也被称作“子弹论”(bullet theory) 或“无限效果模式”(model of unlimited effects)。
拉氏的媒介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媒介具有塑造人的信念与行为和一视同仁的功能理论曾受到广泛认可。40年代，以经验假设检验为理论背景的研究开始出现后，“公认的历史”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以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及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应用研究所(Burear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的同事为代表的媒介效果研究，向缺少实证分析支持的拉斯韦尔式的媒介思想与理论学说提出挑战。作为现代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传播研究的奠基人，拉氏与默顿(Merton)等传播学者一起，建立了“拉扎斯菲尔德－默顿研究范式”。如在广播电视增长的年代，通过开创收视率调查而跃出学院式研究。拉氏等人提出媒介具有间接效果的思想最后凝结成“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和“二级传播”(two-step flow)理论。1955年，在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 和拉氏的《亲身影响》(Personal Influence)一书中，他们把这些理论应用到媒介内容、时尚、产品选择和电影观众的研究中。在先驱们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又有许多引进社会心理因素的传播效果研究。从50年代开始，贯穿60年代的发展，施拉姆(Schramm)在促进第三个传播研究的进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施拉姆在伊利诺斯(1948)和斯坦福(1955)大学等地建立了传播院系和研究机构，传播研究开始获得了学术机构的定位。（二）、他从归纳与整理两个方面，对此前的研究做了系统化的再表达。他称这种研究为“新学科旅游地图”。经过施拉姆的努力，传播研究才真正作为一种学术形态确定下来。但是，施拉姆的系统理论(system theory)的基础则是建立在申农(Shannon)和韦弗(Weaver)的“传播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ory)即信息的传送模式之上的。这就是“公认的历史”的主要内容。
对这段“公认的历史”在传播研究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传播学者有这样一些批评性观点。他们认为，“公认的历史”有四个主要特点：1）.把传播研究等同于大众传播的媒介研究。2）.假定传播研究的方法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3）.将传播研究视为美国的研究传统独家所有。4）.认为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传播讯息影响受众的过程。 而我们对此并不十分清楚。
这说明“系统了解”的路还很长很长。“系统了解”应该是详尽的考察与研究，与长期的努力和不断地积累有关，与“全面”、“有序积累”、“完善”或“知道”等相关概念有关。如果我们将“系统了解”与“知道”一词联系在一起，那么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会随之出现。这些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何为“系统了解”。比如“系统了解”会带出更为具体问题：面对引进的传播学，什么才算是我们的知道？我们能知道什么或不能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有什么样足够的理由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如此自醒的问题在实践“系统了解”时，似乎是不应该错过的。可我们从未这样不停地发问过。我们也很少从恰当的视角，站在不同的方法论立场上，从传播学史等不同的视角加以认真的思考和质疑这个问题。结果可能导致为了实现“系统了解”，把引进本身作为一个目的，有可能使“引进”成为一种没有明确目标和构想的“盲目引进”，把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成已解决的问题。抛开“系统了解”，无疑，“引进”这一词语所昭示出的新范式其意味比“系统了解”更有可操作性和工具性价值。
2、从“分析研究”到“模仿照搬”：一个缺少方法与问题的研究领域。不管是哪一个范式，作为公认的模式都会对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在讨论范式为什么会获得自己的地位时，库恩的看法是，因为这个范式比它的竞争对手更能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被研究共同体认为是最重要的。 “16字方针”之所以为当时研究群体所认可，还因为该研究范式似乎提供了研究该如何进行的研究方法。方法表现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
“16字方针”范式中的“分析研究”作为一种方法的指导，确定了传播学应该怎样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所谓“分析”是指一种判断，剖析和综合。“研究”的含义则是多次的寻找。正如我们在前边曾经赞同的那个观点，科学研究是一种运用适当的理论解决问题和以问题为定向的活动。这种科学观认为，问题是科学思维的焦点，理论则是对问题的解答。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分析研究来寻找问题与解答问题，发现规律和原理。那么我们在所谓应该采取的“分析研究”的方法上有怎样的问题与困惑呢？
面对我国传播研究，在肯定发展的同时，几乎没有人对研究现状感到十分满意。如果说有发展也只能说是低度发展。事实上，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无论是在概念，理论，工具还是方法上，都没有使传播学的真正价值、对象、问题与视角得到阐明和充分的讨论，也未得到社会广泛的理解与使用。目前，我国传播学研究所反思的主要问题大都离不开这样一些方面：如对研究取向的反思；对学科建设的反思；对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反思；对理论创新的反思；对本土化问题的反思等。在这些反思的背后，都无法离开如何研究这门外来学科的方法问题。
其实，传播学界对研究方法引介及其使用问题已经有过很多深入的思考。一种比较全面的观点表述如下：“对于在西方的研究来说，这些研究方法是成功的。但在中国进行传播学的研究是否可以照搬这一套研究方法却成了问题。在目前所见到的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大致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许多学者钟情于此法，并在不少的学校开设了此类课程，也有来自海外的知名学者连续不断地向内地学者和学子介绍。但就内地学者而言采用此种方法获取显著成果的不多。有的研究只是机械的套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重复西方学者已经做过的研究，用中国的事实来再次证明在西方已经被证明的原理、定义、观点等。第二种也是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质化方法，以欧洲的批判方法为代表。这种方法是我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比较欢迎的方法，但其欢迎的理由并不主要是其研究的科学性，是因为研究的出发点、内容和结果。第三种就是经常采用的、熟练的经验总结式和感想式的研究方法。其实不能称之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
方法不过是手中的工具而已，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运用这些方法找到了适合用传播学视角进行研究的问题。如果问题也能照搬的话，那传播学的存在与发展就将成为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发现问题形成与寻找问题的过程最能体现“分析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对于研究方法的“全面照搬”的批评之外，似乎更需要清理的是，在历史与当下的传播学研究中，提出并确定了多少具有传播学研究视角的重要问题。
3、从“批判吸收”到“片面怀疑”：批评别人却不陈述自己这样思维的理由。考察西方的传播学在何种意义上不能提供对本土问题的合理解释或提供了哪些歪曲的解释或错误观念，或者对本国的传播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这也许是“批判吸收”的基本含义和内容。
仅就批判而言，对已有传播学成果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在中国大陆还很欠缺。在批判的对象方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西方传播研究主流思想的批判；二是对本国传播研究现状的批判。大陆的传播学批判研究主要是在美国主流的效果研究领域进行过一些综合、改写、剔除、甚至原位拼装，尚未形成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研究。对其他领域的批判性研究非常欠缺。实证研究大多在检验西方的理论或假设；而思辨式的研究偶尔在片面怀疑和大胆假设方面用些力，大都缺少对一个批判的对象及其问题有来龙去脉的了解与思索。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对传播研究现状的批判最为热烈，然而，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是批判了某种现象或研究了某些问题，却没有明确自己为什么会持有这种批评或这样的看法进行说明和陈述。
由于传播学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体系，更多地带有动态的、开放的与多元的跨学科特点和媒介技术、社会环境等复杂影响，这给传播学的“批判吸收”造成非常大的认识上的困难。因为带着科学观的批判需要研究者对一个问题、一个领域、一个理论或一个方法都得有足够多的知识准备与思维方式与方法上的陈述，而非不加思索地批评了他人就算了事。比如对西方主流研究提出质疑，需要对传播学科史有所研究，同时还要关照到形成主流研究的历史环境，媒介与社会文化事件的影响、主流的学术话语以及对那些可以称得上是学术精英人物的了解等。
4、从“自主创造”到“为我所用”：“本土化”问题的困惑给传播研究带来危机。传播学并非来自本土。自传播学进入中国以来，始终伴随着要求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16字方针”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充满着对学术自主性的追求和本土化思想的印迹。以至于今天也可以这样认为，该范式表现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一个主要价值取向和鲜明的本土思想特征。
中国大陆的初创者们对传播学引进本土可能存在的“橘逾淮而为枳”的问题，从开始就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对此，人们并非急不择路，而是从一开始就在寻求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传播学”。 在1993的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被评价为这样一种状态：“现在可以说，我国正在从分析译介外国传播学理论的阶段，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研究，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的阶段迈进。” 以后有关本土化的不种表达也经常出现，比如“中国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等。然而，人们对何为本土化的困惑给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带来与之相应的困境和危机。
1982年的“16字方针”在为西方传播学的引进、消化与改造方面提供了一个最早的研究范式，甚至可以说也是一个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1978年，港台学者已开始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 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也集中地探讨了建立和创造 “中国传播学”可能与必要条件，会上对此问题存有争议。 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并非本土化，但“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化”的提法已经作为一个问题或困惑而存在了。
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究竟是怎样一个问题，我们仍处在混沌之中。困惑有可能带来的更大危机是，我们一直都不清楚“本土化”这个概念真正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都是针对西方传播学的信念，而且所有的努力都是朝向这个目标，那么结果可能就会变成为这样一种情况：西方的理论不是为我所用了，而是变成了我们的研究必须依赖于这个目标而展开。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我所用”就成了一句空话。本土化所引发的第一个问题就违背了创立传播学的初衷，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反而丧失自主性，最终只能立足于理解西方，以西方为中心，从而丢失或忽视了认识我们自己的可能。正如有学者尖锐指出的一样：“我们所以提出警惕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陷阱，是担心我们丧失了自主性，自觉不自觉成为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牺牲品甚至盲目热情参加者而不自知。” 是的。我们应该相互提醒的是，“因为在此情境中，是外来理论为你所用，而不是你的工作只能依赖它而展开。” 最为明显的困惑是，如果“本土化”可以用经验的事实来证实，是在我们自身与对象的互动的关系之中，那么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世界自主性的东西越来越少了。随着全球化的逼迫，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相互之间不可割断的联系却越来越多。英国哲学家摩尔曾经这样描述人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他举起双手说，‘这边是一只手，这边是另一只手’，并以此来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 美国传播学者也这样描述过，我们是在大海中的同一条船上。这种紧密关联，复杂交织的现实使我产生的最大困惑是，“本土化”是否有其虚假信念的一面？
追求“自主创造”背后有一种充满着积极意义的精神危机。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崛起，正面临着一个盛世，然而有关“文化中国”的重建却让人处于无处追寻的焦虑之中。我想对外来学科倡导“本土化”的目标，也许更大的意义在于，以中国人的新的经验，向世界贡献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这种“本土化”将成为人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资源地之一。
5、目前，“本土化”在我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中有三个主要思路。一个是来自知识的科学建构，强调从理论上认识“本土化”，在研究过程中建构“本土化”；二是反对照搬，提倡从历史和文化的观念上研究或实践本土化的意义；三是让传播学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来实践“本土化”。我认为，在传播学引入中国之后，真正能推动“本土化”向前的倒是，在借鉴与使用西方传播理论与思想时，不忘记深入到我国社会现实的观察之中，通过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来实现本土的传播研究与特殊经验的积累。此外，我想补充一点，是否可以从对话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本土化的问题，从中西两个知识主体相互理解、相互依存与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与实践新知识的建构问题。
总之，延迟讨论与研究“本土化”问题的结果便是造成更大的困惑，甚至给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危机，更无法真正让那些外来理论、观念与本土的知识生产之间形成积极的互动。要解决目前已有的对“本土化”认识的困惑，似乎得进行一种新的范式革命。正如库恩所言：“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 那么，我们会不会在不断的思考与反思中，改变我们长期熟悉的这个范式的观念和概念，使我国传播学研究发生一种新的面貌呢？
七、问题与讨论
本篇文章在方法上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在研究的意义上，只是为反思我国传播研究状况提供了一个非常初步的着眼点，可能对如何解释与反思我国传播研究现状具有些许启发性。然而，可以审视与反思我国传播研究的着眼点却远没有被穷尽。在本篇论文没有做出回答的许多问题中，我认为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1、目前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在以怎样的方式来看待和评介我国的传播学研究。2、如果我们承认有这样一个研究范式的存在，那么这个范式对我国传播研究的主要影响又是什么；3、我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是因为我不可能对与此问题相关的所有方面进行详尽的讨论，我所进行的有限的论证也大有可以批评和对话的余地。
（2007-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