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唐绪军
8月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的“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唐绪军接受了中新网记者的专访，就新闻文风转变、中新社报道风格、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自媒体”时代的舆论格局等相关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中央提出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能否请您谈谈其现实针对性和重要意义？
唐绪军：注重从实践中来、指导实践，从群众中来、服务群众，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一贯的宗旨。早在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给延安《解放日报》有过一个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这就是要求我们新闻工作者到人民群众中去，反映他们真实的生活，而不是脱离生活，空喊口号。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普及，通讯的便捷，反而使得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不那么愿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了，收集材料基本靠网络，采访核实基本靠电话，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基本没有生活气息了。
开展“走转改”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宗旨，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当下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多元、矛盾多发的关键时期，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新闻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就必须深入基层、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融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去发现，用我们的身心去体味去感受，用我们的笔和镜头去描摹去记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新闻报道富有生气，才能使我们的理论观点切合实际。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此次“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唐绪军：“走转改”活动的开展，为新闻界带来了一股清新务实之风，为新闻实践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新闻实践产生和发展新闻理论，新闻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和推动新闻实践。当前，“走转改”活动不仅在新闻界如火如荼地展开，同时也在向社科理论界拓展延伸。我们两家机构，一个是新闻实践单位，一个是新闻研究单位，值中新社成立60周年之际联合举办此次研讨会，也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次尝试。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能够对“走转改”活动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成绩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一方面有助于深化新闻理论界对“走转改”活动的理性认识，使得新闻理论更加贴近新闻实践；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业界构建“走转改”活动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记者：新闻文风是媒体精神的外在表现，您认为目前我国新闻文风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
唐绪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微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发言渠道，拥有了话语权。其结果是，我们现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个舆论场——所谓“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官方舆论场”以传统媒体为代表，“民间舆论场”以微博为代表。毋庸讳言，“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所反映的内容、所使用的语言差别是很大的。
“官方舆论场”的最大问题是“假、大、空”——假话、大话和空话，改文风的要害就在于要逐步革除这类“假、大、空”。所谓改文风，就是要用老百姓相信的话、听得懂的话、实实在在的大白话，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呼声、引导社会舆论。
应该说，开展“走转改”活动以来，新闻界在改文风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比如《人民日报》近期开设了官方微博，微博开通当天粉丝数就达到2万，现在已经接近百万。这个事例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老百姓、读者们不是不愿意听官方的声音、不是不愿意读《人民日报》，而恰恰是我们以往没有用他们的语言，反映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内容和希望听到的声音。
再比如新华社今年也开通了一个以言论为主的服务专线《生活杂谈》，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来阐述一些道理，用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话、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的事例，来对一些观念和舆论进行引导，真正起到了我们一直所追求的引导舆论、沟通民心的作用。
也许可以这样说，“走转改”活动为弥合两个舆论场之间的鸿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而传统媒体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和主导的作用。因此，传统媒体一定要把“走转改”长久坚持下去。
记者：一个媒体的文风，不仅体现了媒体的性格，同时也形塑着传媒性格与新闻品质，那么您怎么评价“中新风格”？
唐绪军：中新社形成自己的文风，有其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就两个通讯社，一个新华社，一个中新社，新华社被贴上了官方的标签，中新社则以民间的面目出现。中新社的职责主要是面向海外华侨华人进行对外传播，它的历史机遇是能够用一套不同于新华社的、比较轻松、明快、平易的语言，来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在长期的实践中，中新社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新、平易近人的新闻文风，这使得“中新风格”在相当长时期内显得比较特别。这有点类似于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差别。
当然，时代在不断地变化，“中新风格”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世纪之交，一大批以反映民生为旗号的都市类报纸的出现，就对所谓的“中新风格”提出了挑战，因为它们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甚至还更进一步。当今中国的舆论空间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广阔，中新社面对新的传播形势，也有进一步发展、锤炼自己风格的空间。怎么样能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传播环境中间，继续保持、发扬自己的传播优势，并且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文体、形成新的文风，收获更好的传播效果，中新社无疑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
记者：在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强重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您对包括中新社在内的外宣媒体的话语方式有什么看法、建议？
唐绪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但是，光有“硬实力”的增强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国，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不能够仍然沿用老一套的办法，凭着自己的想像，“我说，你听”。我们应该了解海外读者的需求，知道他们关心中国的哪些情况，投其所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概念，传播我们要传播的内容。
在这一方面，中新社积60年之经验，有许多很好的做法，值得认真总结。
记者：您认为中新社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媒体品质及传播效果？
唐绪军：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认真研究传播对象，就是要对你所服务的受众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这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你才能有的放矢，使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熟悉的概念，来传播他们所需要的内容。
中新社主要是对海外华侨华人进行传播的，海外华侨华人的构成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老一代华侨华人不同，新一代华侨华人基本上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与祖国的联系也不再是朴素的故乡情了。我们要通过传播影响他们，不仅要以情感人，更需要以理服人。只有对传播对象有了深入的了解，才能够在改文风上取得进步。
记者：您刚才提到进一步研究海外侨情，而近年来海外侨情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华人新移民迅速递增，您认为如何针对这一趋势做好中国对外传播？
唐绪军：传播学上有个“意见领袖”的说法。“意见领袖”在引领民间的舆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海外华人新移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然后移民海外的。他们对中国有感情、有了解，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如果我们能够影响这一部分人的话，将使我们的对外传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举个例子，我有一位同学在国内读完研究生后出国了，移民加拿大后自己创办了一份华文报纸，创办了自己的网站，还参与当地电视节目的制作，现在已经成为加拿大温哥华地区很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了。他在传播中国声音、凝聚华侨华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我们讲的话海外华侨华人未必相信，但同样的话通过这些“意见领袖”们讲出来，效果就大不一样。
对于外国人来说，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他们是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来认识中国的。每一个中国人走出国门以后都代表着中国的形象，都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国家形象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展示国家形象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人。如果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能够堂堂正正地显示我们中国人应有的中华风范的话，将对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在中国新闻社建社60年之际，您希望对中新社说些什么？
唐绪军：中国新闻社是我国两大通讯社之一，成立以来在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团结海外华人、传播中国文化、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值此中新社成立60周年之际，谨向中新社致以衷心的祝贺，希望中新社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继续为中国新闻事业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