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大规模“即时在线”、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增长给经济结构带来的刺激和调整、互联网舆论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和政治改革的要求，都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重要动因和背景。如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充分认识和把握互联网带来的压力、机遇和挑战，是迫切值得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同构性
过去20年，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和互联网应用的日新月异，既催生了庞大的网络产业，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一则，互联网作为“媒介”，可能发挥信息突破的管道作用，让过去政府或可有效控制的信息借助边缘突破的方式获得相当程度上的传播；二则，互联网作为“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传播效能，会给一部分试图进行社会动员的公众赋权，从而更可能基于线上交往而产生线下行动；三则，互联网作为“空间”，给公众的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直接生成的网络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间舆论场会对相关治理造成巨大压力。
身处网络社会崛起所带来的全新社会景观，互联网治理便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已经依靠先发优势建立起网络空间的国家整体战略部署，并形成比较成熟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具体体现为顶层设计能力（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和制度设计）、社会化能力（建立由政府、协会、企业、智库等多元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体系）、协同化能力（建立由其他公司、部门组织间信息交流、合作共享机制）等三种能力。这三种能力的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对自由、开放等互联网治理的核心精神的尊重。
近日，中山大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组织召开了“首届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智库论坛”。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互联网治理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动力。国家治理理念中包含着开放、平等、对话、协商的意涵，而这种意涵跟互联网治理的内在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因此，互联网治理跟国家治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
互联网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机遇
我们应该看到作为技术工具的互联网，能够为国家治理、政府职能转型带来新机遇。
第一，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更加便利，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透明性和参与性。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使得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开放、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成本更低。借助于互联网，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来，公民也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政府能够改变传统的管制思维，建立准确有效的舆论分析和民意研判体系，在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尊重民意，将有助于提升政府决策的开放性和科学性。
第二，借助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速度和效率将更加高效。大力加快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建设，并投入人力物力做好运营维护和交流互动，可以使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更多元、速度更及时、范围更广泛。
第三，各级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网络问政和社会监督。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行政效率不高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跨越的障碍。而借助互联网，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则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电子政务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而网络举报制度，有利于遏制官员腐败。
综上所述，互联网不仅能够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赋权，而且能够切实推动政府国家治理水平和效率的提升。
互联网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互联网治理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互联网治理的好坏也是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
首先，互联网安全事关国家安全，需要国家主导、多方协同，强化网络安全保障。我国在成为互联网大国的同时也正遭受着大量攻击性风险。病毒传播、信息窃取、黑客攻击等严重危害着国家安全。保障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各国互联网治理的共识。但是，要想充分保障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强国，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建立与其他公私部门组织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与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网络空间行为主体密切配合，形成紧密沟通、高效协同、开放合作的机制和体系。
其次，互联网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政府如何以市场为主导、以服务为本位、形成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的科学治理体系，无疑是当务之急。截至2014年1月，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三大互联网企业的市值分别高达1197亿、1000亿、604.7亿美元，伴随着这些互联网巨头崛起的是整个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正在日益形成的全球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在相应的产业治理方面，我国却没有做好领先全球的准备。
实际上，中国互联网产业长期在没有专门政府部门有效管理下“野蛮生长”。在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政府政策出台的速度。可以说，我国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按照现代治理理论，对于我国的互联网产业，我们大可依赖市场自身，建设服务型政府。因此，有必要依靠各私营组织、行业组织充当治理的主体，以行业自律、行业公约为治理手段最终实现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最后，互联网危及社会认同，加深社会信任、弥合社会分歧是重中之重。互联网在给予公民更多表达空间、参与公共事务机会的同时，也产生了降低社会认同、影响社会理性的负面效应：网络谣言屡屡出现，造成社会恐慌，破坏了公民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网络舆论众声喧哗，既有公民的合理诉求，亦不乏偏颇过激之语，网络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的错位往往造成官民对话的艰难；网络暴力更是从线上延伸到线下，利用互联网作为传播工具进行网络动员，冲击着一些公民的日常生活乃至人身安全。
总之，互联网正改变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在互联网影响和创造的全新社会场域中，政府须应对新的执政环境，实现从效率优先到公平公正、从被动应付到积极应对、从善政到善治的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