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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何以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

作者: 唐绪军 发布时间:2018-06-27 09:59:00 来源:传媒观察杂志

 

摘要】“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词典》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有人认为,这个词或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本文梳理了该词概念的源流,简述了西方学界对“后真相”问题的相关研究,分析了“后真相”在国际热点事件中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并着重讨论了“后真相”与“新媒体”的关系。文章认为,“后真相”的出现是当代社会、技术、文化的综合产物,尤其是“新媒体”广泛采用后的一个阶段性产物,是拟态媒介环境中个体自适应的结果。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来看,“后真相”现象反映的是社交媒体时代西方政治对民意操控的试水,从中获利的则是能够及时对技术变化、社会民众心理和行为变化有意图地加以把控的一方。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后真相”研究对我国的几点启示,并就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并非新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媒体和学界所采用。但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等大事件背景下,这个词在媒体上的使用频率突然暴增,从一个边缘词汇变为主流词汇。据统计,这个词2016年在西方媒体上的使用率较之2015年增长了2000%。为此,《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ies)在2016年11月将之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牛津词典部总裁加斯帕·格拉斯沃(Casper Grathwohl)表示,“后真相”(post-truth)或许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 

“后真相”的概念源流:从事实到情感的范式转换 

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后真相”是指“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一种情形”(relating to or denoting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belief)。 

首先,从词源角度来看其概念界定。使用“post-”作为前缀的复合词在英语中较为常见,通常指的是某个特定情况或事件之后的时期,比如post-war(战后),post-match(赛后)等。20世纪中期以来,“post-”的含义有所拓展,也表示特定的某个概念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不再相关,比如post-national(后民族,1945年首次使用)、post-racial(后种族,1971年首次使用)等。“后真相”一词即属于此类结构的词,指的是“truth”(真相或事实)“不再重要或不再相关”(belonging to a timein which the specified concept has become unimportant or irrelevant)。因此,“后真相”概念的核心是情绪和信仰对形成民意的影响力超过了客观事实。 

其次,从概念的演变来看其所指。尽管上世纪90年代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后真相”这个词,但其含义仅仅为“当真相被披露之后”这一表面意思。一般认为,最早在“真相已经可有可无”这个意义上使用“后真相”这个词的,是出生于塞尔维亚的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希奇(Steve Tesich)。他于1992年在美国《国家》(Nation)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用以反思伊朗门事件和波斯湾战争。文章写道:“我们,作为自由的人民,却已经自主地决定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世界里”。意指在这个世界里,事实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是人们的感觉;即便没有任何事实可以支撑,仍然相信自身感觉是对的。 

进入21世纪以后,“后真相”作为形容词,常与politics(政治)连用,构成另一个热词:post-truth politics(后真相政治)。该词由美国环保主义者戴维·罗伯兹(DavidRoberts)于2010年在其个人的博客上首次使用,指向为保守派漠视全球气候变暖。但该词的大规模使用还是在2016年。英国《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2016年9月刊登的文章《后真相政治:谎言的艺术》指出,“后真相政治”意指在政治活动中真相即便不是伪造的或有争议的,也居于次要的位置。“后真相政治”依赖于感觉真实(feel truth),目的是强化偏见(reinforce prejudices)。 

第三,从概念的内涵来看其实质。“后真相政治”被当作一种政治文化,是当今国际政坛出现的一种新趋势。这个表达随着政治情势的演变,成为当今政治文化的主要修辞。简言之,后真相政治刚好与“事实胜于雄辩”相反,强调的是“雄辩胜于事实”,也即意见压倒事实,立场胜过是非。对待一件事一个人,人们把情感和感觉置于首位,证据、事实和真相反而置于次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政治生态中,这一表达较为准确地描述了政治派别之争。 

在传统的民主政治中,人们按理性决策模型,根据已知的事实,形成各自的观点;再基于这种观点,在某些议题或事项上持特定的立场和态度;尔后,又再根据该立场和态度,选择支持某一政党或团体。然而,在“后真相政治”时代,人们却把这一传统颠倒了过来——首先选择的是代表某种立场的政党或团体,对这一群体在各类议题上的价值观照单全收,然后才形成自己的观点,最后从事实中选择能支持自己观点的那一部分,并加以放大和渲染,而把一切不利于自己观点的部分,统统舍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真相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决策机制的挑战。 

    “后真相”与“新媒体”的关系 

“后真相”现象为什么于今为烈?很多研究都指向了“新媒体”的广泛应用。 

媒体是什么?媒体是传播信息的机构,是传播者与传播介质的结合。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媒体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体,包括报社、电台、电视台等。这些传播机构借助于其所掌控的传播媒介——报纸、收音机、电视机——向广大受众进行大规模的信息传播。由于传播媒介的物理稀缺性,大众传播媒体只能是有限的传播者与有限的传播媒介的结合,因此少数精英掌握了社会信息的控制权,该传播什么不该传播什么全由“把关人”决定,而普通大众只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上世纪中叶,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在其所撰写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描述了这种状况:“报纸、广播、电影和电视都体现了工厂的基本原则。所有这些传播工具,打上相同的印记,传入千百万人的脑际。大规模制造出来的标准化的‘事实’,标准化副本与成品,通过几个‘思想工厂’加工,源源不断地流向千百万消费者。”? 

但是,新媒体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种传播格局。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而言的,指的是依托于互联网、移动通信、数字化处理等新的信息传播技术而兴起的媒介形式及其应用。互联网是一种开放的、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平台,其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信息传播的来源。因此,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以及基于其上的新兴传播产品的广泛应用,就使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传播者,每一个传播者与相应的传播介质相结合就可能成为一个媒体。所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一样,它是无限的传播者与无限的传播媒介的结合。这极大地拓宽了公民个人及各种社会组织的表达渠道,某些个体和团体的信息传播与意见表达可以由此得到更为迅捷的广泛扩散,甚至具有超过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和表达力。于是,大众传播时代信息传播有组织化的传者与受众单向的“一对多”的传播格局就被彻底改变了,形成了无组织化的“一对多”“多对多”,以及相互传播、圈层传播的复杂格局。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形象地诠释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博弈。据维基百科的统计数据,大选前支持希拉里的美国传统媒体有243家日报、148家周刊和15家杂志;而支持特朗普的只有仅仅20家日报、3家周刊,杂志更是直接为零。可以说美国的传统主流媒体几乎都站在了希拉里的一边。但是,从社交媒体的“财产保有量”来看,特朗普却远远领先于希拉里,曝光量更是近四倍之多。特朗普在推特(Twitter)上的粉丝量超过1200万,而希拉里不足800万;特朗普在脸书(Facebook)上的粉丝量接近1000万,而希拉里刚过400万。以市价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量超过3.8亿美元,而希拉里只有不到1亿美元。另据统计,在特朗普宣布参加大选以后,他在推特和脸书平台上的发言超过6000次,在所有社交平台上的“交互”近8500万次,远远超过希拉里的3100万次?。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胜选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新兴媒体战胜了传统媒体。特朗普比数字化时代的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善于利用社交媒体,他懂得如何在社交媒体中赢得最大的关注。或者说,他本身就带有社交媒体的属性,信口开河,口无遮拦。 

特朗普胜选后,很多学者从传播效果上探寻“后真相”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有: 

1.社交媒体尽管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信息但却强化了认知偏差。贾斯廷·沃德恩(Justin Wardrn)撰写的《美国民主在后真相时代能存活吗?》指出,认知偏见的一种形式便是信息处理的便捷化或者直观化,这种方式常被用来消化吸收大量的信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呈指数级增长,这促使很多人依靠捷径的方式去消费新闻。在两党制民主的大背景下,直观化处理信息变得很简单:新闻消费者会寻找蛛丝马迹以确定作者的党派联系,进而确定新闻可信与否。互联网会使人们被各种各样的观点所包围,但实际上,像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却在建造“回音室”(echo chamber)——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下,即两个观点互相冲突的大“回音室”。特别是在当前虚假信息盛行的网络上,每个人都选择性地接触、吸收和理解自己想要的信息,而并非是真实的信息?。迄今大量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现象:在海量的信息和观点中,人们更喜欢接受和自己既有的观点、立场和价值观接近的信息。 

2.“回音室效应”让人们越来越封闭,而不是更加开放和包容。所谓“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被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现,致使处于该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信息就是事实的全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尽管使用者众多,但通常都是持相似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这就形成了沟通交流的回音室,成见或偏见在小圈子里盛行。人们往往以为小圈子里的术语、话题就是全部世界通用的术语和话题。久而久之,人们在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时,首先寻找的就是自己所关注的关键词,而不会劳神费力去消化全文。 

3.算法主导的媒体逻辑让人们生活在自己的“过滤气泡”中。所谓“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指的是在互联网上我们获取到的信息只是搜索引擎想让我们获取到的结果,是它认为我们需要得到的结果。各个网站像气泡一样把我们与其他网站的信息隔绝开来,让我们沉浸在自己偏好的信息世界里。目前大部分新闻聚合器采取的都是基于个人既往阅读经验和习惯的推荐,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或家庭中,但每个人打开同一个网页后看到的新闻、接收到的信息却是不同的。这些个性化算法使得只有和人们的意识形态或兴趣爱好相一致的信息才会被呈现,人们的视野因此会变得越来越窄,可以接触到多元化信息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4.“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信任危机浮现。有学者认为,“后真相”时代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民众对于现行机制的不信任,大众不再相信政府、精英和主流媒体的话语,而宁愿相信熟人和朋友。这就导致了“逆火效应”的产生。所谓“逆火效应”(the backfire effect),指的是当一个错误的信息被更正后,如果更正的信息与人们原本的看法相违背,反而会加深人们对原本错误信息的信任。政府、主流媒体的更正信息不仅没能击中谣言、粉碎谎言,还适得其反,让真实的信息更加没有市场。英国脱欧公投期间,关于“英国每周损失3.5亿英镑”的说法不断得到传播和信任,就是这种情况。 

综上所述,“后真相”及“后真相政治”的出现是当代社会、技术、文化的综合产物,尤其是“新媒体”广泛采用后的一个阶段性产物。数字技术高速发展,感觉比事实更真实,观点比事实更多,“后真相”是拟态媒介环境中个体自适应的结果,不能用单一准则对其进行评判。“后真相政治”的出现则是社交媒体时代西方政治对民意操控的试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后真相政治”的出现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中获利的,则是能够及时对技术变化、社会民众心理和行为变化有意图地加以把控的一方。 

据披露,特朗普的胜选与其聘用了一家名为剑桥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的营销公司密切相关。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名叫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2014年5月他曾利用大数据工具对乌克兰民众成功实施了心理干预,帮助亿万富翁波罗申科(PetroPoroshenko)以54.7%的得票率当选乌克兰新总统。尼克斯说,剑桥分析公司的成功基于三因素的结合:其一是 OCEAN 模型的行为科学,其二是大数据分析,其三是准确的广告定位。他声称,“只要给我68个在脸谱上的点赞,我就可以推测出这个人的肤色、性倾向、政治倾向、智力水平、宗教偏好、是否饮酒、吸毒乃至父母是否离异等一切信息。”尼克斯受雇于特朗普后,从不同来源大量购买了美国人的个人数据,例如土地登记、汽车购置、购物数据、奖金卡、俱乐部会员资格、书报刊订阅、教堂在册名录等等,掌握了总数多达2.2亿美国人的个人数据。然后,他将这些个人数据与共和党的选民名册以及在线数据进行汇总,把选民分成32种不同性格的人群。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第三次总统辩论那天,尼克斯联系广告公司在脸谱上针对不同人群发布了17.5万个各不相同的宣传特朗普观点的广告。尼克斯说:“不同的人看到的广告标题、颜色、字体都是不同的,这种广告能覆盖哪怕最小的受众群体,甚至具体到个人。”?可以说,尼克斯此举就是一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心理操纵,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选民的投票意向。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本文为节选)  

作者简介:唐绪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