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报告与十六大报告相比,有许多新的提法。在总结过去五年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时,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是:“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而十六大报告的表述是:“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由“丰硕成果”到“重大突破”,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对过去五年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进程的更为准确的概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自那时起, 30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持续地把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推向前进,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但是,相比较而言,十六大至十七大这五年时间是发展速度最快的五年,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是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一些难点领域的难点问题正在逐一获得破解。
这毫不奇怪。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总是由量的积累导致质的飞跃,只要改革开放不停顿,不倒退,就一定会有所突破,有所创造。过去五年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重大突破”,就是因为我们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不断地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的结果。中国报业这五年来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应该说我国报业的改革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着,但是过去的这五年是取得重大突破的五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党中央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这是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卫生体制改革之后,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
十六大闭幕后的第二年,2003年6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会上,确定了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以及深圳、沈阳、西安、丽江等9省市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确定了35家单位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报纸出版单位8家,它们是:深圳报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众报业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今晚报、中国证券报、电脑报。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即我们所熟知的21号文件。随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即国办105号文件。正式拉开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
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了国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领域,“允许”进入的领域和“不得”进入的领域。为文化体制改革中非公有资本的活动范围规定了界限。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概念,指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文化体制的分类改革确定了方向和各自的重点。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 “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决定》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确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
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即中发14号文件。这个文件在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下一步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意见》指出: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意见》还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方针和实施步骤。要求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力求实效,有组织有领导、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步推开。这个《意见》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意见,实际上等于吹响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攻坚战的冲锋号。第二年春天,也就是2006年3月,中央召开了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由试点到全面深入推开的新阶段。
200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任务作出了全面阐述,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描绘了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的壮丽图景。其中,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列出了专门的一章。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一些特别重要的政策方针,实际上十六大至十七大期间的五年,党中央讨论文化议题100多个,发出有关文化方面的文件30多个,解决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建设和文化事业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如此密集地制定出台这一系列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意见决定、规划纲要,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足见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这一系列方针政策、意见决定、规划纲要的出台,也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保证了文化体制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报业属于文化范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这一系列政策规定自然也是报业体制改革的行动指南。
二、主管部门认真落实,努力构建健康有序的报业市场
200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对久治不愈的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这一顽症开刀。《通知》指出,这次治理工作的重点是:通过压缩党政部门报刊总量,调整结构,有效治理报刊散滥现象;报刊经营活动与部门权力分离,有效制止利用职权摊派发行;因地制宜,制定乡镇、村级组织、农村中小学校等基层单位公费订阅报刊最高限额标准和订阅重点党报党刊范围,有效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新闻出版总署据此制定了实施细则。经过4个月的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纳入治理范围的1452种报刊中,停办677种、划转325种、管办分离310种,免费赠阅94种 (其中报纸被停办282种、划转133种、管办分离50种),基本实现了 “停办一批、分离一批、整合一批”的目标。为净化报刊市场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2004年在巩固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成果的基础上,新闻出版总署又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开展了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专项治理工作、报刊社记者站清理整顿工作、规范党政部门报刊征订工作、加强对管办分离和划转报刊管理的工作。在内部资料专项治理中,停办内部资料388种,注销登记304种,责令整改403种,暂缓登记131种,查处非法出版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近200种。进一步清理了报刊市场,为正规合法的报刊腾出了市场空间。
2005年初,鉴于虚假违法广告呈泛滥蔓延之势,严重损害了新闻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危害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国家工商总局会同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11部委开展了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专项行动,重点治理药品、保健食品、医疗服务等行业的虚假违法广告。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中。2006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工商总局又联合发出了《关于禁止报刊刊登部分类型广告的通知》,明确规定了暂停发布的12种医疗广告和禁止刊登的7种类型广告。这为纯洁报纸广告版面,提升报纸品质确定了规范动作。2007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工商总局又依法暂停了《南国都市报》、《济南时报》、《文摘旬报》和《书刊报》4家报纸的药品、医疗等广告发布业务。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表明了主管部门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纯洁报业广告市场的坚定决心。2005年4月,在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下,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出版物发行量调查统计和认证的机构———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在北京成立,这标志着我国报刊经营开始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报刊经营面向市场,报刊的发行量就是报刊广告价值的衡量标准之一。随着我国报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激烈,报刊发行量的真实与否越来越成为制约这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建立一个公正权威的出版物发行量核查认证机构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规范报刊业市场正常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学界、业界呼唤多年之后,我国自己的出版物发行量调查统计认证机构终于诞生了,这确实是一大突破。尽管目前这项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也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2005年8月为在报刊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宣部、国务院纠风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规范报刊发行秩序工作的通知》,对愈演愈烈的报刊发行恶性竞争展开专项治理。要求各报刊出版单位严格自律,自觉维护报刊发行秩序,签订本地区的行业自律协议,并规定了报刊发行自律协议的七项具体内容。全国有近20个省市的数百家报社签署了自律公约,为维护良好的报刊发行秩序迈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2006年7月上述三部委和国家邮政局又联合下发了《关于采取切实措施规范报刊发行秩序的通知》,进一步重申了坚决纠正报刊发行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求,同时委托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对北京、上海、广州等11个城市出版发行的都市类报纸统一进行发行量认证,并予以公布。
2005年9月,为适应新形势下我国报刊业改革发展和管理工作的需要,新闻出版总署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了新修订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这两个《规定》明确了我国报刊出版的基本制度、出版程序和管理规范;明确界定了“报刊”和“报刊出版单位”的概念,规定了属地管理原则,完善了报刊出版许可制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报刊出版退出机制,创新并完善了报刊管理的行政措施;明确规定了报刊出版事后审读、报刊出版质量评估、报刊年度审核、从业人员资格管理4项监管制度。为报刊出版管理的法治化奠定了基础。
2006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为了推动全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精神,出台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了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提出了要大力推动微观运行体制机制改革,重塑市场主体;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加强对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等具体工作任务。
2006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出台了《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2006-2010)》。该《纲要》阐明了“十一五”时期报纸的发展政策、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对报业未来五年的改革发展作出了规划:调整报纸出版结构布局;提高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推动行业报纸转型;大力发展专业报纸;优先发展“三农”类报纸;积极扶持科普类报纸;大力发展数字报业———确立数字报业发展战略;创新主营业务架构。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报纸出版业专项发展纲要,是未来五年推动报业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从2004年开始,由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主持的“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届。在年会上,发布中国报业发展的年度报告,报纸竞争力监测研究报告,并围绕当年报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被业界视为总署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形式的重要举措。
综上所述,政府主管部门这五年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构建开放竞争、健康有序的报业市场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新进展。这是中国报业改革发展的基本保证。
三、报纸工作者解放思想,深入思考报业的现实和未来
十七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指出:“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对中国报业来说,过去的五年同样是不平凡的五年,甚至可以说是充满困惑的五年。这五年,我们遭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全行业、大面积、大幅度的广告营业额滑坡;我们遭遇到了新媒体迅速崛起的巨大挑战;我们遭遇到了体制机制改革的制度性瓶颈;我们遭遇到了同质化竞争的短兵相接;我们遭遇到了新闻纸市场大起大落的颠簸,我们遭遇到了发行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的WTO承诺……挑战是空前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身处困境,面临挑战,更需要我们认清形势,找准位置,确定战略。正是处在这样的困境之际,我们经历了一场报纸是否会消亡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是由《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发起的。他撰写的一篇文章《媒体变局:谁动了报业的蛋糕?———关于报业未来趋势的若干预测》,全面分析了报业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挑战,并对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了预测。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报业经历了20年的高歌猛进之后,目前进入了一场深刻的经营危机。以2005年为“拐点”,传统报纸停下了持续多年的上升脚步,进入了一个抛物线般的下滑轨道。报业的冬天来临了。
“冬天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赞成者有之,认为传统报业确实到了消亡的边缘。有人还援引美国人菲利普·梅耶写的书《正在消失的报纸:拯救信息时代的报业》和日本人歌川令三写的书《报纸消失的日子》为证,前者认为报纸会在2044年消失,后者认为报纸会在2030年消失。著名的学者,言之凿凿的日期,瞻念报业的前途,确实让人不寒而栗。但是,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他们从国家宏观调控、报业市场政策规范、新媒体崛起等方面分析报业广告滑坡的原因,认为报业经营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波动”,并非全局性的衰落。也有人既不赞同“拐点”也不赞同“波动”,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从孕育、成长到成熟、衰退的生命周期。传统报纸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经过400多年的发展,在面临着更新的传播媒介挑战时,也就进入了其生命周期的最后时段,因此传统报纸必须变革,必须与新媒体融合创造出新的媒介产品,只有这样传统报业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春天。
不管是否赞同“报业拐点”、 “报业寒冬”、“报业即将消亡”的观点,这场讨论的一大好处是,激活了报人的思想,促使报人们直面报业的现实,思考报业的未来,从而产生“从未来着眼、于现实入手”的报业改革发展效应。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场报人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报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对推动我国报业的改革发展意义深远。
在这场报人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获得了许多理论探索的积极成果。
比如,对传媒变局与报业经营前途的认识,央视市场研究媒介与产品研究部资深研究顾问姚林认为,变局的根本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个性化和“碎片化”时代的到来,需要新的媒体和传播方式以满足时代的需求;其二是新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媒体格局与受众对于媒体的接触习惯。因此,新环境下的报业经营必须从这两个根本原因出发去寻求突破点。报纸应该从经营思路、内容分众化和读者细分三方面入手。优化受众结构,做好分众化经营;把握报纸产品和消费特点———组合产品、组合消费;对大众化报纸读者的再细分和分众化经营。
关于党报如何做强做大,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提出,改变增长成分是一种革命。党报宣传的实际状况表明,正面不等于正确,权威不等于有效,时效不等于需求,价值不等于标准,要求不等于被接受。我们拥有主流,但如果忽视需求,很可能同时被迫边缘。因此,需要我们打破原先的框架,需要创意更多的项目,需要忍受一时的阵痛。这种改变力量的累积,将最终推动党报整体增长成分的改变。
对报业集团化建设的内容,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民声提出,要从“三化”建设过渡到“三力”建设,即从以“管理集团化、经营企业化、报业产业化”为内容的体制框架建设,过渡到以 “竞争力、驱动力、控制力”为核心的运行建设。
对提升报业综合竞争力的途径,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原管委会主任赵曙光提出了要致力于“十项工程”的建设,即“品牌工程”、 “产业工程”、“体制创新工程”、 “结构调整工程”、“项目工程”、 “数字报业工程”、“节约工程”、 “人才高地工程”、“和谐集团工程”和“执行力工程”。
对报纸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性认识,中国都市报研究会会长席文举提出了媒体的整合功能说。他认为,如果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所产生的社会舆论力量,与现实某个社会事物运动变化的脉搏相互契合,相互激荡,就会发生共振。这种共振能够聚合起一种能量作用于该社会事物,使之产生突变,产生飞跃,推动和促进社会事物向前发展。这就是媒体对社会事物的整合作用。
对报业本质的认识及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李建国提出,报业的本质是内容供应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习惯于纸介质媒体的生产和发布,而忽视了报业的根本优势。单一的发布形式的结果是单一的收入结构,从而无法应对媒体变局的挑战。认识到报业的本质是内容供应商,使得我们可以依靠信息技术的进步及传播理念的更新,进行内容产业的多元化拓展,从而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使传统报业焕发新的活力。因此,新媒体的崛起不仅给我们带来挑战,也给传统报业进行内容产业的战略转型带来历史的机遇。
对报业集团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战略取向,大众报业集团社长助理张晓群认为,报纸具有很强的公信力,拥有忠诚的读者群体,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盈利模式,这三大优势使其在数字媒体迅速崛起的今天,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发展空间并不是指报纸的纸介质本身还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思维仅局限在纸质媒介的形态上,报纸的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小。在数字化的社会大潮面前,报纸必须转变发展思路,积极实现数字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继续发展壮大。因而他提出了三个方向性转变:第一,自身定位的转变;第二,生产方式的转变;第三,经营策略的转变。
对报业品牌的认识,钱江晚报总编辑王慰平提出,品牌战略是超越同质化的必然选择。他指出,我国报纸曾走过一条依托功能扩张来提高差异化的路子,将报纸带向了厚报时代,但这样的路越走越窄。报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单靠某一方面领先,已经很难做市场的引领者。竞争的结果,迫使报纸必须走品牌发展之路。对于一线品牌报纸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品牌和服务;对于新报纸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低成本和快速反应;对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晚报都市报来说,打造核心竞争力,实施品牌战略,能迅速拉开与追随者的差距,实现差异化。
在具体的报业经营操作层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和观点。比如,在报业广告方面,提出了变 “广告经营”为“经营广告”的观点;在报业发行方面,提出了“绿色发行”、“快乐发行”、“零元订报”的理念和操作方式;在报业人才培养方面,提出了知识共享SECI模型的应用理论;在报业竞争方面,提出了商业文明和构建“和谐报业市场”的理念,提出了“新闻编辑力”的概念;在报业经营方面,提出了报纸市场化运作的 “360度办报理念”;在争取青年读者方面,提出了引进国外“报纸参与教育”的成功经验;等等。
通过这些讨论,甚至争论,使我们对中国报业的改革、发展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基本达成了一些共识。
在党报的改革方向上,提出了 “高度决定影响力”的观点,即党报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其所担负的功能和任务与都市报、行业报有明显的不同,必须充分发挥党报的政治优势,按照“三贴近”的原则,通过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方法创新,占领高端市场,影响主流人群。
在都市报的改革方向上,提出了“经营专卖店”的观点,即都市报纸要由同质化竞争转向细分市场的错位竞争,摒弃“大而全、博而广”的“超市”经营理念,树立 “小而优、专而精”的“精品专卖店”经营理念,大力开发细分阅读市场的潜力,开拓增值服务的领域。
在行业报的改革方向上,提出了“资源中心”的观点,即行业专业类报纸要努力建构行业信息资源平台,通过开发多层次、多形态的内容产品和增值服务,广泛深入地介入所在行业或产业的各个领域,成为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开拓行业媒体新的发展空间。
在数字报业发展战略方面,我们达成了八点共识,即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科学把握报业的核心能力;推动报业的战略转型;创新报业机构的运营机制;积极探索先进适用技术;努力建构新型产业链;巩固行业转型的战略基础;依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思路决定着出路。报人们的理论思考为报业改革的现实推进提供了突破的勇气和动力。
四、报业各单位积极探索,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新进展
党的方针政策是行动的指南,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是行动的规范,报人们的思想解放是行动的先导,这三者相整合,顺理成章地导致了过去五年中国报业改革发展实践中的一系列突破性新进展。
在报业集团体制建设方面,各报业集团普遍探索实施了采编、经营“两分开”的实现方式。比如,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搭建了党委领导、媒体事业性质、集团公司化管理的体制框架。党委是集团的最高领导、决策、管理组织,新组建的楚天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省人民政府授权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集团编委会承担舆论导向、新闻宣传和人员管理等责任。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建立了“两纵三横”的集团化管理框架,实行 “一媒体一公司,两分开一本账”的体制,即在办报和经营方面实行自上而下的“两分开”,同时集团形成三个层面的管理格局:一是集团党委和集团公司董事会,对舆论导向、发展战略和重大的人、财、物事项进行决策和实行统一领导;二是集团总编辑和集团公司总经理分别通过编委会和总经理办公室对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实施决策管理和指挥;三是各媒体和公司,负责本单位日常运营管理的决策和指挥。
目前,已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大众报业集团、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江苏新华日报报业集团等获得了国有资产经营授权。在重庆,2005年5月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出资组建了重庆市国有文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经重庆市政府授权,履行国有文化资产“出资人”的职责,负责监管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和重庆出版集团公司等文化单位,传媒集团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在报业集团的经营方面,跨地区合作、本地区兼并取得了显著进展。比如,2003年11月,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新京报》在北京创刊,正式开启了跨地区办报的先河,使跨地域合作、联合办报的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此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合办《每日经济新闻》,北京青年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合办《第一财经日报》,大象出版社与河南电视台联合主办《东方今报》。这几张报纸的出版,将报业之间的合作延伸到了报纸与广播、报纸与电视之间,实现了报纸的跨行业、跨媒体、跨地区经营。
江苏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兼并了昆山日报、宿迁日报,开始了省报兼并地市报的改革实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与肇庆市委机关报《西江日报》签署合作协议,后者加盟前者,成为南方报业的新成员。新疆经济报系分别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党委和阿克苏地委签署联合办报协议,参与两地党委所属的机关报《巴音郭楞日报》和《阿克苏日报》的办报经营业务。
在拓展报业经营领域方面,许多报业集团和报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试验。比如,北京青年报控股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实现了跨业投资、整合文化资源。拥有《华商报》和《证券时报》等媒体的华闻传媒旗下的华商传媒集团与江苏365网络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投资协议,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华西都市报以开辟连锁加盟店的方式创新中国报业自办发行。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新组建楚天报刊发行总公司,统一代理发行集团的所有报刊。
在多媒体发展方面,无论是报业集团还是一般报社都在积极探索,好戏连台、新招不断。2003年6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创办“解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拍电视连续剧,开始了跨媒体经营。同年11月,上海三联书店划归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使该集团形成了涉足报纸、期刊、书籍、电影、电视五种媒体的跨媒体集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与新浪乐谷合作,提供网络游戏服务,这是我国报业首次介入网络游戏产业。北方体育报联合大连数字电视教育频道、大连沿海传媒有限公司创办了《北方体育报·电视版》,这标志着专业报纸首次介入电视项目。2006年4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首次试验推出世界上第一张电子报纸、与摩客网共同打造国内第一份互动多媒体报纸《摩客时报》。10月,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成规模推出实用性电子报纸《宁波播报》,这是国内首次出现的全面互动和多媒体数字报纸新形态。10月,烟台日报在采用传统印刷方式的同时,全线发布电子阅读器方式阅读的电子报刊。
尤其是2006年8月“中国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在第三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宣布启动后,更多的报社投入了与新媒体融合的改革探索中。这其中,手机报的发展是一大亮点。自2003年《中国妇女报》最先推出手机报以后,国内有影响的报纸几乎都先后开通了手机报业务,目前总数超过200家。一些报纸还利用手机二维码技术推动跨媒体发展。2006年6月,《每日新报》成为中国首家应用二维码技术的平面媒体,读者利用二维码识别软件就能够在手机屏幕上看到并听到信息内容。6月25日,《华商晨报》通过二维码提供视频服务,成为东北首家视频报纸。
其他报业数字化项目的探索也在进行中。比如,“《广州日报》读报时间”登陆广州市地铁电视屏幕,为乘客播报各类信息资料。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在其文新传媒网提供报刊发行平台,打造电子商务。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启动数据卫星传输项目,使《天津日报》成为我国第一家进入卫星报纸销售系统的中文报纸,实现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的同步发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新浪公司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探索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合作共赢的新模式。重庆商报与腾讯公司合作打造大渝网,全面覆盖重庆500多万QQ用户,其合作打破了传统报纸发展新闻门户网站的坚冰,成为全国日报类媒体引进互联网资本的先导。
由于传统报业在数字化领域的多媒体拓展,一些报业集团适时更改了集团名称,由报业集团改为 “传媒集团”。比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广东惠州报业传媒集团、江西日报传媒集团等。
在报业集团和报社内部机制的改革方面,几乎所有报业集团和报社都有新的动作。比如,在劳动人事制度方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积极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开发机制,建立公开性与开放性相一致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民主机制,拓宽了解干部的信息体系,用市场手段竞聘上岗,建立内部人才流动机制。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初步建立了编辑人制度,在人员管理上,改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因岗聘人,逐级聘任,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在分配体制上,按岗取酬多劳多得,优质多得,拉开分配差距,调动了采编人员的积极性。
在报业经营管理体制“事转企”、“独转股”的改革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2004年,被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中国证券报、电脑报经主管部门批准转制为企业。其中,电脑报社不仅完成了“事转企”的改革,同时还完成了“独转股”和“中外合资”的试验。由重庆电脑报社、重庆中科普传媒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TOM集团合资成立的重庆电脑报经营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新闻出版业合资企业。2005年4月,中国保险报社整体转制为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我国首家整体实行股份制的新闻机构,也是我国行业报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2007年9月,由机电商报社整体转制而成的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宣布成立,这是继中国证券报社、电脑报社、中国保险报社改制为企业后,我国又一家整体转制的报社,也是第一家集报刊主办、出版和经营于一体的出版企业。
在报纸企业上市、参股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2004年12月,由从北京青年报社经营业务剥离出来组建而成的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H股形式赴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市场公开发行,成为内地第一家获准在海外上市的媒体。成为中国海外上市第一股。2007年4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新华传媒公司签订协议,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将持有新华传媒33%的股份。2007年11月,由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控股的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粤传媒)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还有一些报业集团和报社正在筹划上市事宜。
在提高办报质量增强报纸吸引力方面,各报社也普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报纸改版形成潮流。这五年来,一大批报纸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报纸改版。据我们不完全统计,仅2005年改版的报纸就有60多家,其中包括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甘肃日报、市场报、成都晚报、华西都市报、每日经济新闻、天府早报、贵阳日报、大庆日报、南通日报等等。报纸版面变得更美观了,设置更科学了,照片图表增加了,读起来更加赏心悦目了。
也有一批报纸更改了名称,调整了定位。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2006年五年间,全国共有312种报纸更改了名称。有些报纸还顺应世界潮流进行了大报小型化的试验。改版、改名、改报型仅仅只是个表象,其实质是报纸对自身的调整,以适应报业竞争的需要,适应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
总结以上四项,可以把它们概括为政策创新、管理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所谓创新,就是以前没有的现在被创造了出来。 “有”相对于“没有”,就是突破; “新”相对于“旧”,也是突破。所以,以中国报业过去五年来的改革发展状况来看,十七大报告所说的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确确实实是恰如其分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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