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网络文明推进下的当代中国，其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呈现出空前复杂的局面。网络社会使社会权力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意义上社会权力，从政府的行政权力、市场的资本权力和传统媒体的信息权力，向公众普遍拥有的网络传播权力转移。面对意识形态信守主体价值判断与利益变迁的新趋向，完善主流媒介主导并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新体系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网络文明推进下的当代中国，其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呈现出空前复杂的局面。改革开放三十年，使意识形态信守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变迁产生了新的趋向。一方面，网络社会使社会权力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意义上社会权力，从政府的行政权力、市场的资本权力和传统媒体的信息权力，向公众普遍拥有的网络传播权力转移。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和而不同”的新局面，将是一种长期的社会存在。为此，加强与完善主流媒介主导和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新体系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变迁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地位，是伴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变迁过程。
政治历史发展进程揭示了一条规律，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是与这个国家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及其在上述自然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情民智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意识领域的主导地位，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追求政治民主、生活富足、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过程中，在无数先辈奋斗和牺牲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它统一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凝聚了社会各种力量，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但是应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存在。意识形态绝对的主导地位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其他各种思潮共存的思想意识新局面。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呈现了空前复杂的多元化局面。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地位也做出了适时调整，即由改革开放前的绝对主导地位，向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地位与多元化意识形态现象并存转变。这种转变是具有国内外背景的历史必然。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开始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全面开展经济领域的多边贸易往来，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与之相伴随，社会思想领域各种思潮也随之泛起，与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争夺主阵地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甚至企图影响中国社会走向。这大大改变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与发展的生态环境，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凸显出来。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筑了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合法性基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地位的调整，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新要求而主动做出的。
从国内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 ，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也提到议事议程。政治文化和社会阶层发生巨大变化，直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现象凸显：巨大成就与利益冲突并存；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和人民群众各种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多样相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妥推进与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政治参与诉求共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与人民群众渐趋多元的思想文化需求共存；社会建设的有序进行与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社会利益需求并存等等。此外，网络与传播新技术日新月异，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思想解放和舆论宣泄的渠道。以致出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 “和而不同”的新局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共存的新局面。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直接反映。上述变化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地位的调整，提供了现实依据。
从国际看，三十多年来，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就国际环境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制度体系的长期并存与作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皆不可避免，这显然不同于改革前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当中国融入现代社会发展潮流之中，与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无法回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世俗的、功利的观念相冲突，与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腐朽思潮相冲突，与主张政治上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经济私有化相冲突，与要求指导思想多元化等思潮相冲突的现象会长期存在。
一些错误思想和观念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渗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难以察觉，也难以消除。这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应该做出适时调整。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必须坚定不移地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在中国共产党之外，必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最高利益追求，主张“一国两制”，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和解与民族复兴。此外，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构成上也鲜明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坚持与时俱进的政治品质，例如私人资本持有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社会各阶层人员皆可加入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执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地位上做出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其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可以动摇。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采取法律保障、制度规定、思想宣传和教育引导等方式，有效地确保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这种调整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中国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事实证明，它既确保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同时为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空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正确把握的具体体现，是一次完全及时和必要的调整和转变。[1]
二、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
1. 国际关系视野：意识形态的动态较量与博弈不可避免
当代中国奉行当年邓小平同志的对外韬光养晦，对内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高调融入世界，低头谋求发展。经过30余年的实力积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被国际社会称之为“苏联解体20年后仍然健康发展的共产主义”。[2]
但不容否认的是，三十年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凸显出来。如前所述，就国际环境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制度体系的长期并存与作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皆不可避免，这显然不同于改革前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有学者认为，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化已经导致如下现象的发生。“如果说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依托各自阵营而在相互隔绝中进行着意识形态的静态较量，这种静态较量更多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论争，即在理论上论证何种意识形态更具有优越性；那么改革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则是在密切接触与相互交往中进行着意识形态的动态较量，这种动态较量更多表现为一种实力上的展示，即通过国家治理效果以证明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优越性。” [3]
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多元利益博弈使国际竞争态势呈现了新兴民族国家与传统发达工业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博弈日趋明朗化。特别是伴随西方经济危机带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荡与不安，使西方国家面临治国理政的制度危机。
但从西方国家对华发展战略来看，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一直没有停息。香港《紫荆》月刊7月号发表文章指出，“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共存在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敌视。冷战结束后，虽然严格意义上的东西方对抗不存在了，但西方对中共的潜意识排斥和敌视仍然存在。”（2011年8月7日《参考消息》第7版）对中国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敌视，使其暗中与中国对抗，其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异常明显。
2.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信守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变迁
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从传播新技术发展考察，网络社会的来临，使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意识形态有了空前的展示平台。
人的本质属性是他的社会性，传播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技术前提，也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自古以来，掌控信息与传播技术就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古希腊哲学家把演讲术视为最崇高、最精致的学问和艺术。掌握语言、控制信息、精通传播，是贵族王权阶层垄断政治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管理社会的重大技术。在古代中国，圣贤必须是精通传播技术的。“天垂象，见凶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文》解释：“圣（聖），通也，从耳。” 圣人和帝王、大巫师或政治军事首领，构成掌管传播权力的核心统治集团。从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角度来看，核心统治集团无所不及的传播范围，决定了人们的时空感觉和意义理解。
在古代农业社会，传播技术与人类自身融为一体。眼、耳、鼻、舌、身就是人类的传播工具，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沟通主要依靠自身的生理器官。工业文明延伸了人类的所有器官，印刷媒体首先使人类拥有的传播工具，从其自身分离出来，这不但迎来了人类社会第一次传播革命，也推进了社会的阶级分化。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体则使人类与传播媒介彻底分离，同时也极大的强化了统治阶级与传播媒介的关系，使媒体与行政、媒体与资本“同构同利”，共同扮演社会的统治者角色。社会成员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均通过媒体而感知。网络技术使传播媒介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信息传播革命，网络新媒体的平民化和易得性特征，完全符合传播的“效率法则”，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产生的深刻变革和新的媒介权力结构、话语方式，使社会意识形态有了空前的展示平台。
（2）从政治学角度观照，社会权力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意义上社会权力，从政府的行政权力、市场的资本权力，向公众普遍的社会信息权力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意识形态领域先后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变化。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烈变动，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其次，位于东方的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引起全球瞩目，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再次，也是在90年代，西方意识形态也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变化。其中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以及新中间派等意识形态之间新的博弈，先后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全力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和欧洲“新福利政策”等。
伴随上述意识形态冲突，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主义异军突起，全面、彻底涤荡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引发了政治权力、国际关系、市场体制、资本运营、组织结构、公民社会、生产方式、工作模式和交往方式等几乎人类社会所有领域的深刻变革。“它撼动了各种制度，转变了各种文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4]其中最为深刻的变革是，它改变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从未发生变动的社会权利格局。
如前所述，在传统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信息及其传播权力主要掌握在政府和资本手里。但在网络社会虽然权力仍然是社会的统治手段，但当今的社会权力在结构布局、表现方式和作用效果上已经同传统的工业文明大不相同，社会权力在从工业或后工业社会走向网络社会过程中，发生了从原始的传播媒介与个体人“合为一体”，到与人“逐渐分离”，再到新的“媒介融合”的历史复归。社会权力破天荒地从集中转向分散，从组织化转向个体化。社会权力不再向传统社会那样，仅仅集中在国家政治机构、社会经济组织、财富集团和文化机构中，由这些权力集团控制，而是隐含在被网络信息海洋淹没的虚拟社区中，权力通过符码、图像、视频等信息载体分散在网络社会中，成为显示各个社会层面群体利益诉求的工具，成为网络社区任何个体均可掌握和使用的多元化力量。社会信息权力向一般公众普遍化转移，必然凸显并加剧现实社会意识形态信守主体的复杂化趋势，也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管理课题。总之，网络时代媒介权力结构变迁，体现在权力主体的变迁上，即在资本的财富权力、政府的行政权力、公众的社会权力、媒介的信息权力等四种权力中，媒体的信息权力从边缘走向中心，权利主体从集中走向多元。
（3）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意识形态信守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变迁，导致其价值取向多元、分散，集中体现在各种社会思潮多元化、利益格局复杂化、社会分层细化且矛盾冲突明显。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反应，集中体现了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理想，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等精神内涵。
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活力，来源于其对现实利益关系的正确表达。意识形态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同，不在于其理论本身如何完美，词藻多么华丽，而在于其能否正确表达及实现人们的利益诉求。同样也可以从其反面来认识，即意识形态在认同方面出现的问题总是可以在其表达的利益关系中找到答案。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产生于利益，反映利益关系，服务于利益，它没有自己独立的目的，它的目的说到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它存在的价值必须以社会发展为尺度。
基于对利益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状况仍然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认识，但从终极的视角看，有关利益变迁的认识是根本。对此，有学者从三个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
第一，人们对利益追求的倾向趋于明显，表达趋于公开，使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途径和话语体系面临挑战。第二，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化等因素导致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出现众多的利益类别区分，使意识形态工作更加复杂。第三，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追求的泛化渗透到政治领域，从而导致权力寻租问题，出现“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对人们的信念、信任、信心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种非正当、不合理利益的追求趋于增多，容易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5]
综上所述，从根本原因考察，改革开放使人民的利益得到重新肯定，社会阶层发生多重变化，人们的利益变迁导致意识形态信守主体的价值判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角度，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中，寻找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之路。对此，当代中国主流媒体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 主流媒体话语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大众传媒通过日积月累的“话语生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通过日常不断的“思想信息生产的媒介话语方式”，设置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议题与思维方向，从而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这表明，在媒介话语形态的背后暗含着意识形态权力和价值的操纵过程。
1.媒介话语主导并建构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分析媒介话语建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既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媒介批评思想中得到启示，也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中得到体现，同时从社会管理的软性手段角度看，大众传媒是最为有力的社会技术之一，在政党、政府、国际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中，在各种跨国集团等经济组织中，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避传播媒介的影子。自工业革命以来，传播技术位于社会技术的核心层次，已经成为独立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社会要素的第七种元素。在信息化社会，媒介技术甚至上升为涵盖所有社会要素的“超级社会平台”，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军事等所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体现在，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 ，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从本质上看，不发挥思想引导和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 “文化领导权”（也称作“文化霸权”）理论，也是将包括发表权、出版权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控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统一社会意识的主要手段或途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则聚焦于国家控制人民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和隐蔽性。在阿尔都塞眼中，个体的“ 我 ” ，“我”的成长离不开所生存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熏陶，是在后天成长过程中被来自日常生活实践的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福柯则通过他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揭示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6]其话语理论的核心是权力如何生产知识而知识又如何服务于权力。在他看来，任何知识都是人的言说，而任何言说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意向和权力关系。换言之，知识的意志其实就是权力的意志，统治权其实就是话语权。[7]
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探讨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语言并非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是社会秩序的永恒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 影响社会过程。话语绝对不是中立的， 新闻话语尤为如此。 在梵·迪克的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 》中 ，他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向我们指出： 媒介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 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 。新闻话语看似客观公正 ，实则含而不露地表达各种意识形态意义，对读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8]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民间话语方式，重塑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引导艺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化和传播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在中国社会转型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应遵循其自身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多元化视角，跨学科语境和系统的方法，从多层次社会文化体系方面给予理论创新。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思想体系。
首先，在基础层面，作为价值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内化并积淀在普通百姓心理和生存状态之中，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中可以感受到它具有蕴含“民间生存的立场和特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新中国六十余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相当的“民间基础”。
其次，在中间层面，作为文本符号系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体系和文化现象，是知识分子进行学术探索研究的对象，它具有蕴含“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和特征”。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独特的学术批评价值和科学理性特征。
最后，在高级层面，作为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上层建筑与思想观念，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机器的控制者，它彰显了其蕴含的“统治阶级的官方政治立场”。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项事业的指导原则，在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作用和中心地位。
以上三种立场可以概括如下：从宏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是以与百姓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民间的人文话语方式存在的；从中观角度看，作为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文本解读、理论提升、流派分析规律把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表现，是以知识分子学术话语方式存在的；从微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阶级统治的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是以政党组织和阶级意志的政治话语方式存在的。这三种立场或话语方式分别呈现了社会大众的民间性、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和政党组织的行政性特征。
因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民间话语方式，重塑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引导艺术，极具现实意义。新闻媒体通过民众的视角和利益诉求诠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民间的精神文化现象加以传播，是完善主流媒介主导并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新体系的重要工作。
3.发挥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积极引导作用，理性面对公民的信息权力
中国主流媒体最大的优势与特性是：严肃的政治媒介及其公信力；重大新闻信息的权威发布，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国家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话语阵地，中国各族人民利益与呼声的表达者，执政党和政府的外脑与智囊。要充分发挥好主流媒体的上述优势，应坚持从以下方面入手:
（1）传播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媒体的指导地位
……
（2）传播制度：完善制度以保障意识形态安全
……
（3）传播技术：加强网络媒体技术化解意识形态危机
……
（4）传播范围：以公共外交和民间话语方式，提升中国声音的世界影响力
……
（5）传播视角：构建符合人类文明共性要求的中国价值理念
(原文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二期，本文有删节)
注释：
[1]唐勇、王进：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话语权地位的变迁，《今日中国论坛》2009年第5—6期总第53—54期
[2] 2011年8月20日《参考消息》第8版
[3]参见唐勇、王进：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话语权地位的变迁，《今日中国论坛》2009年第5—6期总第53—54期
[4]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1-2页
[5]李英田：“利益变迁与意识形态创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种方法论思考”，《宁夏党校学报》2007年第三期,P47
[6] 福柯：《 规训与惩罚》， 北京： 三联书店，1999年版。
[7] 卢颖生、郭志鹃，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6期。
[8] 卢颖生、郭志鹃，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