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作者：何道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牵头编纂的《新闻传播学名词》即将告成，媒介环境学纳入其中。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中，登堂入室了。
我有幸负责媒介环境学名词的撰写。半年多来，几上几下的磋商过程使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该学派的思想，重温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林文刚等人的成就，今撷取一鳞半爪的心得做一次汇报。
媒介环境学从酝酿到成熟经历了长期艰难曲折的过程。20世纪初，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孕育了其胚胎。20世纪上半叶，一些多学科的巨人成为其先驱。20世纪中叶，传播学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融合，结成一支强大的学术队伍。新千年之际，媒介环境学跻身传播学核心，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并列的三大学派之一。本文从几个方面检视并评价这个学派的思想、简史、成就和地位。
一、独创的理念和理论
媒介环境学者独创的媒介理念和传播理论数以十计，难以尽述，更难以评说，仅举少许几个最广为人知者就有：伊尼斯的偏向论、帝国论、知识垄断论；麦克卢汉的延伸论、讯息论、地球村、四定律；波斯曼的技术垄断论、人类文化三分论、泛娱乐论；洛根的语言演化链、口语文化三分说；翁的口语文化二分说；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补救性媒介理论、媒介发生三阶段论、三个地球村论、新新媒介论；林文刚的技术与文化共生论等。
媒介环境学各家所论虽精彩纷呈，但其最基本的共同理念是媒介的理念，最基础的理论是泛媒介论。
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麦克卢汉说，“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自己的外化和延伸”。 [1] 他又说，“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2]
人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对新环境浑然不觉。麦克卢汉说，“任何技术都创造一个新环境，造成感官的彻底麻木，因为人的本能是躲避未知而奇异的东西，所以人对新环境是浑然不觉的”。[3] 他又说，“我们可以把自身机体的延伸外化为环境”。[4]
换言之，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凡是人类加工的一切、凡是经过人为干扰的一切都是技术、环境、媒介和文化。质言之，技术、环境、媒介、文化是近义词，甚至是等值词。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一切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
媒介环境学所谓的环境分为三个层次：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难怪，媒介环境学有独特的跨学科追求，因为符号环境理念亲近语言学，感知环境理念亲近心理学，社会环境理念亲近社会学和批判理论。
媒介环境学将“技术”理念回溯到史前的“前技术”（pre-culture），又延伸到未来的新技术。
莱文森把技术的起源推回到口语和原始工具出现之前。他认为，口语出现之前的技术是“前技术”，“前技术”也是环境、媒介、文化。“媒介给我们提供的实际上是越来越人性化的、自然的和‘前技术’的交流方式”。[5]
洛根提出语言演化链的创见，他回眸语言演化史，指出7种互动式语言媒介：“我们业已确认的7种语言是互动式媒介。它们是言语、文字、数学、科学、计算语言、互联网和谷歌。”他还前瞻语言演化链的未来发展：“数据空间也有独特的语义和句法……因此我们建议把数据空间视为人类认知能力演化中的第8种语言。”[6]
二、 为什么定名为媒介环境学？
以麦克卢汉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技术学派为什么叫媒介环境学？其英文名字是media ecology，汉译名有两种可能：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上文所论的泛媒介论和泛环境论揭示了该学派的实质和追求，所以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环境学”是必然的选择。该学会的副会长林文刚借用波斯曼的话对这个译名做了详细而有力的说明。波斯曼说：“亚里士多德使用ecology的本原意义是‘家居环境’（household）。他说的意思是让我们的家庭保持精神上的安稳，强调精神安稳的重要性。ecology一词的‘生态’意义，是19世纪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赋予的。”[7]
林文刚又说，“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讲话中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这些概念显示，媒介环境学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 其重点关怀是如何研究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8]
因此林文刚强调指出，“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 ecology 的译名从媒介生態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9]
我个人梳理了这个汉译名的定名过程：“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起初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但这个‘媒介生态学’和国内学者关注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2005年，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访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经过几个月的跨洋飞鸿，我们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给这个学派定名，也就是说，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是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一一放弃了。”[10]
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和北美媒介环境学的英文名称均为media ecology，两者的关怀却大不一样。大体上说，媒介生态学关心媒体的经营管理、媒体之间的关系、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关心媒体如何健康发展、如何为社会和谐做出贡献。相比而言，媒介环境学主张泛媒介论，其关注点涵盖整个人类文化的健康与平衡，既有微观的媒介研究，也有宏观的文明演进研究，它关心媒介史和传播思想史，注重广义的技术-环境-媒介-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
为了说明媒介环境学的首要追求和关怀，我们征引麦克卢汉和波斯曼的两段文字如次。
1963年，麦克卢汉对其研究生课程“媒介与社会”做了这样的描绘：“本课程把媒介作为人造环境来考察。这些环境利弊同在，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塑造使用者的知觉。这些能动的环境，具有神秘形式的无所不包属性，成为一切活动的隐蔽运作背景。本课程训练学生的感知，使之能够感知这些不断变动的结构的性质和效果。”[11]
1976年，他提出一个更简明的定义：“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12]
三、 媒介环境学派的四大要件
任何学派的成熟都必须具备四大要件：（1）一套独创的理念和理论；（2）一个或一群杰出的领袖，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高扬帅旗；（3）一个相对完善的组织制度保证；（4）一些稳定的成果园地。
媒介环境学满足了这四个条件。本文第一节“独创的理念和理论”已论及第一个要件，这里不赘。
关于领军人物，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莱文森闻名遐迩，成就卓著，作用显赫。20世纪50年代初，伊尼斯与死亡赛跑，三年间出版名垂青史的传播三部曲《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1950年和1951年，麦克卢汉为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与《传播的偏向》作序。1951年3月14日，麦克卢汉致信伊尼斯，响应组建一个学派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麦克卢汉出版《机器新娘》《谷登堡星汉》《理解媒介》等专著，誉满全球，拥有无数粉丝，受到波斯曼和莱文森等学术大腕的景仰。1970年，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办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在此后的30年间，他培养了数十位博士和数百位硕士，成为传播学纽约学派的领军人物，为媒介环境学提供了坚强的思想领导。
至于第三要件，学派的组织制度保证，则需要一点笔墨。
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的多伦多学派走向成熟，伊尼斯是奠基人，麦克卢汉是旗手。50年代初，麦克卢汉获福特基金会慷慨赞助，组建了北美第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他主导持久的跨学科咖啡屋“清谈”，麦克卢汉思想圈子随即形成。在麦克卢汉的经营下，该学派60年代扬名全球。1963年，多伦多大学用极其宽松的政策专为麦克卢汉组建了“文化与技术研究所”。十余年间，麦克卢汉在这里主持每周一的研讨会，交流、切磋，这个研究所成了多伦多学派坚强的学术堡垒。
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的纽约学派以福德姆大学和纽约大学为阵地。此前，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在福德姆大学创建媒介研究教学系和理解媒介中心。1967年，他从州政府申请到专项经费，延聘麦克卢汉在此任“施瓦泽讲座教授”。1970年，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扛起了媒介环境学的大旗，直至他2003年去世。实际上，这个博士点发挥了成熟学派的三大功能：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建构。
至于媒介环境学派的第四个要件，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也需要予以介绍。
1950年代，麦克卢汉和埃德蒙·卡彭特（Edmond Carpenter）主持编辑出版跨学科研究丛刊《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1953－1959）。1960年代，麦克卢汉及其儿子编辑《预警线通讯》（DEW－LINE），拥有横跨学界和业界的广大读者群；这是一个多学科交流的平台，也是麦克卢汉思想的宣传机。
自1977年起，波斯曼主编国际普通语义学会会刊《如此等等》（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为他个人和弟子提供了发表论文的便捷平台。
波斯曼是横跨教育学和媒介环境学的权威，共有著作25种，他最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均有中译本。
四、 媒介环境学登堂入室
20世纪50年代初，《帝国与传播》《媒介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密集出版，伊尼斯登上世界舞台。
1964年，《理解媒介》问世，麦克卢汉名震全球。整个20世纪60年代，北美的宣传机器几乎全部开动起来为麦克卢汉服务，几十种大大小小的报刊发表数以百计的文章颂扬他，他被封“先知”“圣贤”、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等等。60年代中期，北美的整个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他服务。仅1966年一年，“报刊上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就达120篇，差不多每一种重要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报刊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人们以激动的心情思量，这可能是一位洞见堪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重量级人物。”[13]
1965年11月，《纽约先驱论坛报》宣告麦克卢汉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说他是“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生活》杂志封他为“媒介教师爷”、电气时代的预言家。[14]
1969年3月，《花花公子》以超乎寻常的篇幅发表了几万字的《麦克卢汉访谈录》，称他为“高级祭司”“北方圣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各界的邀请应接不暇；几所大学想用诱人的高薪挖走他，纽约的福德姆大学以首位“施韦策讲座教授”特聘他工作一年，其年薪高出一般教授好几倍；欧洲的麦克卢汉迷创造了mcluhanism, mcluhanist等词汇；日本人几乎翻译了麦克卢汉的全部著作，所谓“麦克卢汉学”随之而起。
1993年，连线一代的“圣经”《连线》杂志创刊，刊头上封他为“先师圣贤”。
20世纪90年代，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携手并进，媒介环境学蓬勃发展。
1998年，媒介环境学会（MEA）成立，旋即成为美国传播学会（NCA）的团体会员，2002年加入美国东部传播学会，2003年又加入国际传播学会。莱文森任学会顾问，斯特拉特（Lance Strate）任会长，林文刚任副会长。
同时，斯特拉特主编“媒介环境学”丛书，由汉普敦出版社（Hampton Press）印行。学会创办了季刊《媒介环境学探索》（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媒介环境学会通讯》（Media Res）和网站 http://www.media-ecology.org。这些著作、刊物和网站成为催生下一代媒介环境学者的阵地。
有了学会强大的组织力量，麦克卢汉和波斯曼的后继者再也不会各自为战，强大的队伍更容易在世界各地的学术阵地上“攻城略地”了。
2006年，林文刚主编并撰写《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这是该学派的小百科全书、学派发展的重要路标，甫一问世即售出中文（含繁简字体两种版本）、韩文和西班牙文版权。这个学派的历史和现状、深度和广度、宏观和微观、学术关怀和社会关怀都展现在世人面前，一览无余了。媒介环境学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殿堂。
2015年，媒介环境学以新闻传播学分支学科的身份进入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
五、三代学人的思想谱系
媒介环境学经过了三代人的生命历程。
先驱人物有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 Whorf）、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等人。帕克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主帅，格迪斯是百科全书式人物，芒福德是城市生态学的创始人，沃尔夫首创语言相对论，朗格是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
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他们是该学派的奠基人和棋手、两驾马车、一体两面。麦克卢汉继承并超越了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将其思想推向全球。
第一代的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几所大学任教，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著有《柏拉图导论》《缪斯学会写字》《希腊的拼音文字革命及其文化影响》《希腊政治的开明气质》《西方书面文化的源头》，其重点关怀是口语文化和口头传统。
20世纪70年代，第二代的代表人物登场。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Walter Ong）和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国内学界已相当熟悉。翁的代表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凯利的《作为文化的传播》均已被引进。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还有特沃尔（Donald Theall）。他是麦克卢汉的第一位博士生，著有两部麦克卢汉传记：《媒介是后视镜：理解麦克卢汉》和《虚拟麦克卢汉》。
跨越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核心人物有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和特伦斯·戈登（Terrence Gordon）。洛根的《字母表效应》和《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戈登主编的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已由译林出版社印行。
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茨、林文刚、德里克·德克霍夫、兰斯·斯特雷特、埃里克·麦克卢汉，他们多半在1990年代以后登场，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前四位的著作已陆续被引进国内。北美和世界各地新一代有成就的媒介环境学者群星璀璨。
莱文森的学术著作已悉数引进国内。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也在中国问世。
2014年卸任的麦克卢汉研究所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已广为人知，其代表作《文化肌肤》已出中译本。
六、 麦克卢汉研究的三次飞跃
世人的麦克卢汉研究完成了三次飞跃，三次飞跃的代表是三本书。它们是：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1999/2001/2014）、特伦斯·戈登编辑的《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2003/2011）和洛根的《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2000/2012）。莱文森是麦克卢汉的私淑弟子，戈登是麦克卢汉的传记作者和批评家，洛根是麦克卢汉的同事及其思想圈子的核心成员。
中国读者非常熟悉莱文森，因为他的7部哲学和传播学著作已经被悉数引进国内。他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横跨哲学、传播学、媒介理论、科幻文艺和音乐的奇才。
第一次飞跃由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完成。这是一本三合一的书，既是麦克卢汉评传，又是一部专著，而且是“信息化新纪元指南”。它痛快淋漓、论说清晰、内容丰瞻，分14个专题研究麦克卢汉。每个专题用一条麦克卢汉语录破题，同时用作者的一句话解题。有了它的解读，难以读懂的麦克卢汉就容易理解了。该书已出两版中译本，第二版（2014）进入北师大出版社的“西学经典书系”。
第二次飞跃由戈登编辑的《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完成。该书2003年编订，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译本，以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这个增订评注本的最大贡献是：
（1）“规范”了麦克卢汉。加上了注释、附录，编制了人名索引、主题索引。
（2）“特伦斯·戈登序”提炼了麦克卢汉的10条理论：泛媒介论；媒介成双结对；言语和电光是不结对的两个例外；媒介影响；新媒介不替代旧媒介；媒介冷热的意义；媒介对神经系统的“关闭”和“截除”影响；媒介的“内爆”产生“地球村”；媒介引起感知比率的变化；理解媒介就是理解新旧媒介的关系。
（3）增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附录”和“关键词”。“附录一”是麦克卢汉的“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1960年6月30日），首次刊布，这是1964年版《理解媒介》的雏形。读者可以借此追溯麦克卢汉思想形成和发酵的过程，体会他创新思想的坎坷命运。
（4）“附录二”梳理、批驳了“评论界对《理解媒介》的批评”。
（5）为每一章节撰写编者按，提供理解麦克卢汉思想的钥匙和指南。
第三次飞跃由洛根完成，集中的体现就是他的新作《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复旦，2012）。全书分三部，第一部是作者的媒介理论，第二部逐一讲解新媒介对麦克卢汉所论媒介的影响，有所更新；第三部用麦克卢汉的视角解读“新媒介”，有所发明。
洛根对麦克卢汉的38种方法论做了很全面的小结。这是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和戈登《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之后的重大成就，是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最详尽、最权威的解读。
七、媒介环境学的学科优势
30多年来，我参与传播学三大学派经典名著的译介，对各派理论有所了解。
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经验学派一派独大；批判学派在欧洲有市场，在美国“水土不服”；媒介环境学派长期在美国受经验学派排挤。我深感有必要矫正传播学圈子失衡的缺憾，我非常希望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能够问鼎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
从哲学高度俯瞰这三个学派，其基本轮廓是：经验学派埋头实用问题和短期效应，重器而不重道；批判学派固守意识形态批判，重道而不重器；媒介环境学着重媒介的长效影响，偏重宏观的分析、描绘和批评，缺少微观的务实和个案研究。
在传播学发展史上，首先成气候的是经验学派。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诞生，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与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等四位先驱开拓，战后由“祖师爷”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钦定，具有明显的热战背景和冷战背景，其首要关怀是宣传、说服、舆论、民意测验、媒介内容、受众分析和短期效果，其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其方法论是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宣传、广告和媒体效果，其服务对象是现存的政治体制和商业体制。该学派称霸美国传播研究领域达数十年，其根源在于美国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和“崇美主义”。它骨子里抗拒和恐惧马克思主义，鄙视兴起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
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传播学产生影响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席勒（Herbert Schiller）、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这些学派对既存的美国体制产生强大的冲击，它们高扬意识形态的旗帜，因水土不服，故只能够在高校和文人的圈子里产生影响。
真正摆脱服务现存体制、解放传播学的却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北美传播学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派。该学派有强烈的人文关怀、道德关怀、社会关怀，具有明显的批判倾向。
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三部曲”批判了英帝国和当代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极度扩张，警惕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负面影响，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和好战倾向。
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是极其辛辣的美国广告批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
尼尔波斯曼的“传播三部曲”捍卫严肃文化，批判“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
媒介环境学以人、技术和文化的三角关系为研究重点，以泛环境论著称，主要旨趣在技术和媒介对人和社会心理的长效影响。这个学派的崛起有力地矫正了经验学派独霸、批判学派式微的局面，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
近年来，中国学者研究媒介环境学，成绩斐然。研究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莱文森等学者的文章难以计数，也难以穷尽检索。
然而，传播学是舶来品，媒介环境学正式登上中国传播学的殿堂，历史不久。任何东渐的西学都有一个消化吸收发展的过程，传播学的本土化任重而道远，我们正在向这个崇高的目标迈进。
作者：深圳大学，教授
注释
[1]〔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2]〔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9页。
[3]〔加〕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4]〔加〕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5]〔加〕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第二版），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6]〔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7]〔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序，第4页。
[8]〔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序，第4页。
[9]〔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序，第4页。
[10]何道宽：《中文版序》，〔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11]〔加〕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第二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
[12]〔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13]〔加〕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ⅩⅩ页。
[14]〔加〕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第二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