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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名词定义试拟:交往、世界交往

作者: 发布时间:2015-06-26 12:43:00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2期

  名词定义试拟:交往、世界交往(Verkerhr、Weltverkerhr) 

                                                        作者:陈力丹
 

    交往 Verkerhr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涉及传播的特有概念。该词的使用频率高、含义广泛,法文对应词马克思明确为commerce,英文对应词他使用的是intercourse。它既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指精神意义上的各种信息的传通,还指男女间的性爱。他们使用这个概念时,总体上包括了以上的全部含义。在他们的著作中,Kommunikation(即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也经常出现,含义几乎与Verkehr等同,例如《共产党宣言》便是这样。 

    世界交往 Weltverkerhr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宏观传播的表述。他们认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人的精神财富,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世界交往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 

    人类的精神交往手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现代信息交往是古代歌谣、传说、史诗等精神交往形态的发展。那么,远古的精神交往是怎样走过来的,它的发展动因何在?精神交往的各种形态怎样运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都予以了科学的论证。但是,这些论证分散在他们浩瀚的著作之中。从他们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寻找到较为清晰的线索。 

    在这部著作以及后来他们的著作、笔记、书信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含义很广的德文词“der Verkehr”(交往)。1846年,马克思在使用法文写信时,特别对这个词作了说明,写道:“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文著作中均使用intercourse一词作为Verkehr的对应词。例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所讲的“世界交往”、恩格斯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中所讲的“和普通工人交往”,所使用的“交往”一词,即是intercourse。[2] 德文、法文、英文中的这三个词意思是很相近的,既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指精神意义上的信息传通,还指男女间的性爱。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交往”这个概念论证的问题看,它包含了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传通。因而,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性概念。 

    恩格斯晚年讲的这样一句话:“……依靠了现代的交往方法,即依靠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3] 其中“交往方法”(das Verkehrsmittel)这个带有“Verkehr”词根的概念,就包含了后面讲的五项内容。 

    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交往”概念的情况后,可以发现,他们许多关于交往的论述,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在宏观上论证精神交往,以及这种交往与物质活动的关系。而这一点,恰恰被人们忽略了。例如他们谈到一些买卖语言时说:“commerce,Verkehr……等等。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4] 在这里,很难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完全分开,却表明了二者的相互关系。用他们有关“交往”的论述来考察人类的各种精神交往现象,处处感到他们思想的深邃,并且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 

  前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家Α.列昂节夫、Γ.安德烈耶娃等人,也注意到马克思使用的Verkehr这个概念,但却说马克思没有使用过 communication(传播、交通)这个词。我国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中,也有把这种说法照搬过来的。安德烈耶娃写道:“马克思在描述交往现象时使用了德语术语Verkehr, 而没有使用英语词 communication,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想强调交往同人类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而Verkehr这个词比communication更能说明这一点。”[5]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交往的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但他们都同时大量使用了现代传播学的基本概念communication这个词(德文是die Kommunikation)。前苏联的学者由于没有去查对原著文字而轻率地下了这个不正确的结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Kommunikation这个词的含义与Verkehr几乎等同,经常在一段话里交替使用,只是Kommunikation的使用,相比较而言,指具体的物质与精神交往多一些。例如中译本《共产党宣言》中的“交通”,即是Kommunikation。现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将许多带有Verkehr或 Kommunikation词根的词,都译为“交通××”,而实际上这两个词都不是作狭义的“交通”解。如前面引证的恩格斯的话“依靠了现代的交往方法”,原中译文是“交通工具”,而这个词所包含的报刊、集会、大城市、电报等等,无论如何都不是狭义的“交通工具”。 

    再如马克思的一段话:“交往工业(die Kommunikationsindustrie),它或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6] 其中“交往工业”的中译文原为“交通工业”,这显然不能涵盖后面的全部内容。有时译文含糊,将Kommunikation的意思淹没了,如Trasport(运输)与Kommunikation连用时(Kommunikation-und Trasportmittele或Trasport-und Kommunikationsmittele),中译文一概译为“交通运输工具”(例如24卷277-279页),看不出是否使用了Kommunikation一词。其实这里的Kommunikation,主要指的是“通讯”,已经很接近现代传播学的含义。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现行中文版中的中文“传播”一词,原词却几乎都不是Kommunikation,而是多个不同的词,如ausbreiten(散布)、 Ausdehung(扩散),或只是个介词zu(相当于英语to)。 

    做如此繁琐的考证是要说明,在现代传播学形成以前很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研究了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各种现象。特别是涉及精神交往(geistiger Verkehr,他们多次单独使用过这个概念)的论述,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传播学的研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他们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谈到交往的社会作用:首先,交往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它本身是一个部落或民族独立存在的粘合剂。这种现象特别在人类早期的活动中更为明显。第二,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流,缩短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增强了社会的活力。平日孤立状态下需要几十、几百年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由于交往打破了孤立状态而往往很快暴露出来,从而使人们产生一种改革的需要。最后,交往一旦展开,就会冲破阻力,最终发展为世界的普遍交往,使各个民族的交往日逐同步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概念,丰富了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他们经常从这个较高的视角,考察各种人类的精神交往现象,特别是新闻传播现象。 

  然而,美国传播学的创始人威?施拉姆似乎完全不知道马克思论述过传播现象,他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写道:“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7] 倒是日本学者比较认真,在有的著作中专章介绍了马克思关于精神交往的论述,以及它与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关系。例如秋元春朝1981年出版的《现代大众传播批判》。 

    马克思很重视从总体上对社会交往进行研究,他曾称赞法国人“在当前交往的一切范围和形式上,指出了现代生活的矛盾和反常现象”,特别是“傅立叶对当前交往[Verkehr]的批判性论述”。[8] 在许多具体的研究中,他都意识到交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1868年,他在考证两个德文词内涵的演变过程后,兴奋地对恩格斯说:“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9]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论证了从民族交往到世界交往这一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侧面。他们认为,世界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正循着从狭隘到广泛的道路发展,世界交往必然要替代局部的民族交往,成为现代交往的主旋律;民族交往必然会冲破以往的种种藩篱而成为世界交往的一部分。这为我们从宏观角度考察人类精神交往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关于民族间的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三个相互制约的决定性因素,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分工状况和内部的交往发展程度。他们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0] 在这里,生产力的水平由分工的状况来表现。首先是两性间的分工,接着是工商业与农业的分工、城市与乡村的分工、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最后是每一个生产部门内部的分工等等。分工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更广泛的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社会的信息需要量逐步增大,同时,交往的发展水平也制约和推动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 

    一个民族内部交往的进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同外部的交往,还取决于该民族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交往水平。一般地说,历史上的交往水平对新的交往方式的发展是一种制约因素,原因就如恩格斯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11] 而在几乎没有历史传统的地方,外来的移民最容易迅速融合为新的民族,建立起交往水平较高的社会,例如北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古老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古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确立起来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12] 

  “世界”取得真正现代的意义,开始于18世纪,它的标志是法国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组织的《百科全书》和瑞典博物学家卡尔·冯·林耐的动植物种属分类法。到了19世纪,“世界”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巨大发展。这个时代的特点在于:人类社会结束了相互隔绝的状态,开始意识到一切民族无不以某种方式同其他所有民族相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便诞生在这一大背景下。他们指出了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趋势,写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3] 

    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之间的隔绝,几乎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落后民族在入侵和战争后,尽管他们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和文化,但也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的国家处于一切从头开始的境地。生活在现代工业革命完成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这种历史上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到了开始结束的时刻。他们认为:“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4]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提出了“世界交往”的概念,这是对19世纪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程度和特点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他们考察各种精神交往现象的最高视角。 

    当时的“世界”比现在小得多,但欧洲与世界各大洲的航路已经开通,电报开始使用,这些情况足以使眼光敏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感觉到世界交往的形成,并且以世界交往为新的标准看待一个人真正的精神财富。他们指出:一个人的“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他被隔绝在整个的世界交往系统之外,因而得不到任何教育,结果就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孤陋寡闻的动物。”“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15] 换句话说,只有人们能够得到世界范围的最大量的信息,获得的才是真正的精神财富,并得到精神解放。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负有“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的使命。[16] 在这个意义上,他和恩格斯称赞资产阶级所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这种作用包括使乡村屈服于城市,从而很大一部分人脱离了乡村的愚昧状态;使一切民族卷入到文明中来,从而民族交往转变为世界交往。在精神方面,他们则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现代世界交往的形成,为结束先进的精神交往手段只为少数人独享的历史提供了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精神交往的现代手段(当时指电报、铁路等等)成为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物化的知识力量。每个人都必须卷入世界交往中才能生存,因而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新情况:“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17] 由于社会分工的根本变化,与大工业同时产生的现代工人阶级便不同于历史上的奴隶、农奴,他们具有积极参与最先进的精神交往活动的本能意识。思想的闪电一旦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他们就成为现代世界交往中继土地贵族、资产阶级之后的第三个战士,成为群众的主体。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话:“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8] 它常常被用来说明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其实讲的不是这个意思。马克思是要说明,人类历史活动(包括精神交往)的主体,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壮大的。 

    19世纪仅仅是世界交往体系形成的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见到世界交往对人类精神交往发展的重大意义。16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预见。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它们使人们深深地意识到整个世界的联系,大战的结局完成了把全世界连结在一起的过程。于是,人们开始学习如何生活在一个世界之中。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再也不能互相回避或坚持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不断增强的流动性,现代化的交通电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全球范围的共同问题的意识,似乎在迅速地打破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低效率的交往和沟通,或缺乏相互的理解,可能意味着世界末日的降临。这些关于人类末日的预言,比起一般的学说,无疑更能令人猛醒顿悟。”[19] 

    当然,正如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所说,“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并非被一个国家所控制,既非美国,也非‘西方’或‘北方’。来自孟买、里约热内卢、瓦加杜古、首尔的文学、艺术和音乐,与来自纽约、伦敦、利物浦和巴黎的艺术一样流行世界。”[20]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75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3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5页。 

    [5]﹝苏﹞安德烈耶娃:《社会心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7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5页。 

    [7]﹝美﹞威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13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6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1-6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7、468、4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5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104页。 

    [19]﹝美﹞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陈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5页。 

    [2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编:《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