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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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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冠肺炎”热点传播看新闻边界的颠覆与重构

作者: 蔡雯 凌昱 发布时间:2020-10-26 21:18:00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

内容提要

当下的新闻传播生态,尤其是对比“新冠肺炎”期间与17年前的“非典”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019年底至2020年2月,我国“新冠肺炎”事件传播中20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多由自媒体推动进入公众视野,而专业媒体仍是后续报道的中坚力量。多元主体介入新闻场域后,新闻边界日益模糊,新闻成为多元主体协作竞争的产物,新闻内容泛化,事实与意见的界限模糊,新闻的对话性与个人视角增强,传统新闻基模面临社交媒体新叙事的颠覆。

一、引言

(一)核心问题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相隔17年,两次疫情的信息传播因技术和媒体的变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近年来学界业界围绕新闻重构所讨论的诸多问题也恰借助于这一新发生的“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获得更多鲜活的案例和思考的空间。

17年前,“非典”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手机短信等多种传播渠道中得以“呈现”,尤其是在媒体报道介入后,主流媒体较好地引导了舆论,“4月中下旬以后,大部分话题方向基本上与主流媒体一致”。同时,2003年,也正是门户网站的巅峰时代,“年轻的新浪新闻引领了整个中文互联网的报道走向”。而2020年的当下,技术赋权深刻影响新闻生产,媒介机构不再是阐释新闻事件的唯一主体,新闻的价值和意义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不断重构,新闻边界日益模糊。

“边界工作”这一概念最早由托马斯·吉林(ThomasGieryn)提出。他认为,通过修辞手段,各个群体参与“边界工作”,以争夺“认知权威”(epistemicauthority),即“定义,描述和解释现实的有限领域的合法权力”,对于“新闻”的意义争夺会对新闻本身产生影响。

目前关于新闻边界的观点集中于三点:第一,传统记者对固有新闻边界的保守与“修补”,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记者们一方面在努力适应,一方面擎起“负责”“透明”“查证”等大旗以及“新闻专业性”以捍卫自己的专业边界;第二,强调“模糊的边界”,新闻专业边界的张力源于传统媒体的专业控制逻辑和数字媒体的自由参与逻辑之间的矛盾,对此,适应与开放的混合逻辑注定将占据新闻专业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同时,新闻的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的边界在网络时代逐渐趋于模糊,并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第三,是新闻的去边界化(de-boundedness),新媒体的勃兴所带来的去边界化主要表现在平台边界、职业边界和报道边界的全面失守,各种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正以非中心、即时更新、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成各种“我群”(in-group)的新闻性信息,颠覆所谓传统的“新闻范式”。因此,新闻边界是模糊、易变、有争议的。

传统新闻机构的衰落和新的交互式媒体工具的兴起引发了关于“什么是新闻”的探讨,新闻由实践和话语共同产生,是无限制地话语交流的结果,必然是流动的。因而,“新冠肺炎”的新闻传播中,谁是主力?谁更有影响力?多元主体又是如何在互动中重构新闻?无疑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在疫情危机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各类媒体的表现一再成为舆论热点。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事件中诸多新闻热点的观察和分析,主要探讨当下多元主体如何在互动中重构新闻。

(二)研究样本及方法

本文依托“知微事见”平台收集热点事件及重要报道。“知微事见”是全域覆盖的互联网社会热点聚合平台,其通过抓取筛选、加权计算微博、微信、网媒三大平台上与事件相关的海量数据,结合事件传播本身周期规律对事件影响力进行计算知微事见:事件影响力指数(EventInfluenceIndex,EII)是基于全网的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数据,用来刻画单一事件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效果的权威指标。指数的计算数据来自全网的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数据。事件影响力指数是根据事件在社交媒体(以微博、微信为主)和网络媒体上的传播效果进行加和,加和后的事件影响力再通过归一化运算得到范围在0-100之间的事件影响力指数,在短时间内达到高传播量的事件、在长期内保持一定传播量的事件以及在网络社交媒体中引起热议的事件都将收入“事件库”中。同时,“知微事见”将事件的声量以趋势图的形式呈现(图1),事件“传播趋势”可以以小时为单位显示并追溯每个时间段上各平台渠道影响力前八的关键传播信息(图1中右侧)。

图一

本文的观察时间段为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2月29日。2019年12月下旬,在一张流传甚广的微信群截图中,自称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的用户说,华南海鲜市场已经确诊7例SARS(非典),随后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不明原因肺炎”引起人们关注。此后,舆论场呈现“多种叙事”的特征,展示着舆论走向的复杂性。而随着2020年3月1日人民日报《28个0》报道“多个省区市确诊病例连续多日零新增”以及“武汉市硚口武体方舱医院休舱”的好消息,舆论场中呼吁从全面防治疫情的战时状态中解绑的声音开始显著出现,兼顾防疫与经济生活的观点逐步抬头。同时,国际方面疫情的发展使得国内对国际疫情防治、输入性病例的讨论成为增量。因此,本文以2020年2月29日为观察截止时间点,考察从事件起至此热点事件传播的特点。

样本的选择,依托“知微事见”的“事件库”选取观察时间段内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事件105件收集热点事件的时间为2020年3月4日,随着事件发展,观察时间段内的事件可能继续增加,其中未结束的事件影响力指数可能也会有所变化。因本文主要聚焦于国内“新冠肺炎”,因而收集的热点事件中不包括“韩国大邱、庆尚北道等地区疫情爆发”、“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出现新冠肺炎聚集性感染”等,与“新冠肺炎”相关但并非疫情主要内容的事件如“国常会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等也不包含在内。除此之外,由于在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20日间,所有报道均收录于“武汉等多地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事件中,并未再有单独的相关事件收录“知微事见”事件库中,因而我们也将该事件此时间段作为一独立事件,纳入数据收集中,并依据事件影响力指数,选取影响力排名前20的事件为考察对象,按影响力指数由高至低排序如下:

图二

本研究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根据“知微事见”的20个热点事件最有影响力的信息发布渠道的统计,我们追踪到了这些渠道所传播的最重要的内容,确定这些内容的原创者,通过对热点事件起始处与高峰处新闻生产者、内容及其影响的分析,讨论在热点事件传播中谁是新闻的首发者,谁更有影响力以及多元主体如何在互动中重构新闻边界的问题。

统计中,专业媒体即职业化的新闻媒体,主要由传统党媒、市场化媒体及其新媒体延伸产品构成,具有官方认可的新闻采编资质;自媒体依托社交媒体平台创建,按主办者身份分为个人类自媒体与机构类自媒体。其中,机构类自媒体指党委、政府部门、群团组织或企事业单位等创办的新媒体,它们不具备时政类新闻的采编权,主要发布本机构或本行业的资讯。由于平台媒体如“梨视频”、“沸点视频”(一点资讯旗下)为二类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只可转载没有采编权,因而本文将此类平台媒体的原创内容归为机构类自媒体。

二、自媒体:新闻首发,推动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力量

通过追踪关键传播渠道所传播的最重要的内容,共收集热点事件起始处与峰值处的重要报道72篇。起始处的报道主要是事件的首发稿件,据此可以看出在各热点事件中谁最先发声。

图三

 

图四

传统媒体时代,职业记者作为阐释社群在新闻网的时空维度上以“当时当地模式”(localmode)来建构其对关键事件的文化权威,作为新闻事件的见证者(或作为见证者的转述者),收集并呈现稀缺的“硬事实”。而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当事人或是目击者因为在场而占有时间和空间优势,可以实时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这打破了新闻记者作为唯一的正统发声器的垄断,专业媒体的“认知权威”即“新闻业有权力和能力决定传递何种信息,以及如何解释现实”受到挑战。在20个事件中,由自媒体作为首发来源的事件有14件。在“武汉等多地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19日)初始阶段,李文亮作为“当事人”在群聊中发声并被截图上传至微博引起广泛关注。同样在“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因新冠肺炎去世”事件中,2月6日晚10时左右,“李文亮逝世”的消息由知情的数名医生发布。

自媒体诞生之后,专业媒体对新闻传播的控制被打破,前者的自由发声与后者的专业报道并驾齐驱,改变了新闻的话语结构。在“湖北省红十字会物资使用情况引发质疑”与“中央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对刑释人员离汉抵京事件进行调查”中,机构类自媒体成为舆论的引爆点,前一事件缘于网友质疑湖北省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博爱荆楚”发布的《物资使用情况公布表(一)》中第14条记录“N95口罩36000个”的接收和使用情况,随后,武汉协和医院医生@协和医Do先生在微博求助“不是告急!是没有了!!协和医院的物资即将全部用尽,恳请社会帮助”,物资分配效率上的追求与武汉红十字会本身组织上的乏力迅速成为矛盾点,再度成为了公众对监督、透明情绪表达的焦点对象;后一事件先由东城区崇外街道新怡家园社区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社区温馨提示》表示该小区有一名女子确诊新冠肺炎现已隔离,但该文中“H女士于2月22日从武汉来京”引起@人民随笔等网友关于“这人是怎么出的武汉?”的质疑。

同时,伴随着微博、微信、客户端等社交媒体平台及资讯聚合平台的崛起,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机构纷纷进驻并相汇于数字化新闻场域中。多个热点事件中,官方自媒体越过专业媒体,第一时间通过其官方网站公布信息。除此之外,如机构微信公众号“中国循环杂志”等专业知识生产者介入新闻场域,因其对专业知识领域的优势占有成为新闻的首发者。

水平的(horizontal)传播架构在给予民众表达的可能的同时,也带来了内容的混乱和噪杂。在“顺丰快递员拦截包裹卖口罩”事件中,当事人张某杰用手机拍摄了4段其自编自演拦截口罩叫卖的视频并上传至微信朋友圈,该视频被转至微博并引起极大关注,在顺丰集团及专业媒体的澄清下,证实此信息为谣言,当事人张某杰因编造虚假视频信息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15日。“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事件也首先由自媒体以“网传信息”的形式爆出。谣言与未经证实的信息以新闻的形式被不断传播。

三、专业媒体:跟进互动,事件报道的中坚力量

热点事件峰值处的报道主要是关键渠道发布(转载)最多的稿件或信息,据此可以看出热点事件发展过程中是什么样的新闻内容影响力最大,以及其原创是谁。

图五

图六

自媒体虽成为推动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力量,但其信息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大部分微博或微信文章只能“只言片语”地讲述“发生了什么”,并更多地发表个人感受或提出疑问,却难以系统地做出深层解释。在热点事件的初步信息或有关质疑上,自媒体的首先发声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专业媒体的报道议程,但比较完整而权威的诠释仍是由专业媒体所提供,在事件发展趋势的高峰处,专业媒体成为报道主力。如《第一财经》在12月31日上午致电武汉市卫健委,求证微博上流传的“不明肺炎”情况及《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文件的真实性,随后其报道《独家: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迅速引爆网络,成为国内最早确认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报道。有评论认为:“媒体公开疫情其实面临很大的风险,第一财经快速求证并敢于公开报道,对随后武汉疫情的公开发布居功至伟。”《第一财经》的此条消息稿发布后,其他主流媒体迅速跟进,掀起了第一波报道高潮。同时,《人民日报》报道《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真正对舆论定调”,据观察,“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12月31日中午12时左右便立刻登上微博热搜榜首位,约两小时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的热搜紧随其后居于第二端传媒:《疫情与舆情十七年:被瞒报的SARS与被孤立的武汉》,2020年1月2。专业媒体的调查和介入起到验证(validate)网络线索的作用。

专业媒体拥有的行政资源和社会地位有助于推动事件发展,在与自媒体的互动中揭示真相并促使问题得到解决。由自媒体揭露红十字会物资分配存在问题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网友@BigWayneWu发布的关于武汉协和医院物资紧缺的内容,提问究竟是物资紧缺还是物资分配环节存在问题该网友已更名@MagicRealism0007,微博内容已删除;2月1日下午,央视记者探访武汉红十字会,记者试图探访仓库物资分发处受到保安阻拦,交涉过程中直播被切断,更是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武汉《长江日报》由于其党报属性以及与当地政府的地缘亲密关系,侧重发布武汉红十字会对于事件的回应与解释,而其他异地的专业媒体则更致力于揭露问题和追寻真相。多元主体的互动,倒逼相关部门信息公开。2月2日,武汉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称,该会收到的每笔爱心捐款全程将全额公开,均可上官网查询明细,2月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称,湖北红十字会三名厅级干部被问责,专职副会长张钦被免职。

四、新闻边界的模糊及其重构

“新冠肺炎”热点事件的传播,表现出多元传播主体介入新闻场域对新闻边界的变化产生影响。

(一)多元主体的角逐与新闻传播的自组织现象

技术进步降低了公共传播的门槛,社交媒体介入让行业机构和独立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生产者,新闻生产与传播亦不再由专业媒体所垄断,多元化的新闻生产主体在舆论场中话语竞争,新闻传播的自组织现象由此呈现。“知微事见”平台的相关数据表明,在20个新闻热点事件的起始与峰值阶段最重要的传播者中,专业媒体占63%,自媒体占37%,多元主体的互动和竞争构成了更为完善的事件图景。专业媒体首发的报道,内容主要集中于“政策推进”与“疫情防控进展”。而自媒体作为首发信源的内容,主要有“易造成社会恐慌的相关内容”(含谣言、悲惨的人和事)、“求治进展”。党媒依然着力于政策宣传和舆论导向,市场化媒体在深度调查方面更显锐气,自媒体则补足个人视角,呈现草根、分散、全天候的特征。

自媒体作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新闻生产之中,开放参与与专业控制之间的张力使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边界变成一个竞争性的空间。某些新闻事件中,自媒体发出和专业媒体不一样的声音,直接挑战专业媒体对现实的阐释,与其争夺对现实事件的定义以及对公共议程的设置。同时,专业知识生产者的介入,出现专业知识、工作相联系构成的“管辖权”的争夺,在微信公众号“中国循环杂志”作为首发主体以及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根据美国医学期刊论文质疑CDC高福院士“先发论文后上报”引发关注的事件中,多元主体间的竞争可见一斑。

(二)事实与观点界限模糊及新闻的泛化

传统媒体时代对新闻有清晰的界定。“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信息”等。对新闻内容也有明确的评判标准,狭义的新闻,是关于客观事实的真实报道,广义的新闻,则包括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在专业媒体机构的采编中,事实与观点相区分,并对应相应的文体结构和修辞规范。当新闻生产主体突破了职业从业者的范围之后,不同的报道者对新闻的感觉、经验、体会、认知、理解、评判、认定千差万别,“新闻标准的相对性一面在新的环境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因而,新闻呈现泛化的特征”。

“新冠肺炎”事件的传播,专业媒体不再是唯一的“把关人”,无论是职业工作者的原创内容,还是业余作者的自由发布,甚至是网民们的跟贴留言和评论,均可被看成是通过媒介进行的新闻生产,新闻的内容边际被拓宽,由事实、当事人的再现以及社会舆论对事实的反馈等更多元素来架构。例如个人的推测“什么肺炎,应该是传染,大家小心”、“顺丰快递员拦截包裹卖口罩”事件中个人发在朋友圈中未经证实的叫卖视频、网友对于红十字会发布的物资分配情况的质疑等等。新闻不再基于本源事实,“话语”成为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的涵盖面变得更大,过去不属于新闻的日常信息、社交聊天抑或是未确证的信息都被广泛传播。

(三)作为对话的新闻与知识版图的公共建构

在技术力量打开公众参与之门后,有学者提出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将新闻描述为一种以“对话”呈现的知识形态,并承认在风险社会之中存在知识的不确定性,进而承认任何个人知识的局限性——任何真相只是暂时的。新闻从传统的事实讲授模式转向更加丰富的对话模式,专业媒体与自媒体的互动,对公众理性参与的激励和组织,正在不断拓展新闻的内涵,使其由对事实的报道发展为围绕事实的知识互补、观点交锋和情感交流,尤其是公共事务与焦点事件的新闻传播,已经转向围绕共同关切的知识版图的公共建构。

“新冠肺炎”期间,自媒体提供信息由头引发专业媒体深度报道,在专业媒体失语时,这些占据细分领域自媒体和热衷公共讨论的普通用户,不断填补信息版图,为传播和报道提速,引爆了舆论。如“世卫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闻热点事件中,首发者个人微信公众号“有槽”撰文回顾了自2009年以来被WHO列入“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5场疫情,《人民日报》对“什么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背景信息,将新闻“语境化”,全民参与传播的新闻不仅是“关于事实的知识”,也是“关于事实的知识的知识”。而一些专业媒体围绕公众关切的深度调查在整个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有他们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华南海鲜市场也许不是最早的病毒感染源。也因为有他们,关于红十字会、疾控中心、P4病毒所的很多传言才有人去核实”。杜骏飞肯定财新与三联的报道时表示:“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在如此纷乱的舆论环境下,能读到信息量如此大、情节如此细密的记者现场报道,让无数人了解到了疫情的实况和趋向。”

“新冠肺炎”的新闻传播中,个人视角和情绪渲泄非常突出,方方日记引发的争议即是典型个案。本文观察的热点事件中,即便专业媒体也多有将个人生活经历放置于宏观环境之中,将个人故事延伸至社会问题,触及社会公共治理的关键议题,通过传统深度调查报道的操作方式获取信息,并以符合互联网时代传播特征的个体视角微叙事和相对情绪化的表达方式传播信息,激发公众情绪产生共鸣的同时动员网络舆论。如2月7日李文亮去世后,李文亮身上投射出了公众对诸多复杂问题的追问:“这一次的全民悲伤,大概是因为,在这位刚离世的医生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作为普通人的自己。”个人视角及情绪与公共议题宏大叙事的并存、互补和竞争,是作为对话的新闻不同于其以往的新态势,也是复杂社会舆情的媒介化呈现。

(四)传统新闻基模面临社交媒体新叙事的颠覆

樊·迪克(vanDijk)将新闻结构划分为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层次,宏观语言学所处理的是“文本整体所叙说的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即所谓的主题结构,他认为,标题、导语与各段落的起始句,它们按照主题焦点的轻重缓急、时间焦点的远近先后,自上而下的线性方式配置在新闻文本中。宏观语法分析处理的主要是新闻文本内容的配置问题,即新闻基模(newsschema)。他认为组成新闻基模的内容是一组类目和编辑这一类目的规则,有标题、导言、背景、引述、事件结局等。

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是“客观的”、“非情绪化的”,但现在必须与由用户生成更广泛的体裁和叙事形式相抗衡。社交媒体空间发帖新闻基模已完全不同于传统新闻,新闻伦理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断章取义、夸大事实的“标题党”、耸人听闻的导语、来路不明的引述、简单直接的是非判断,这些构成了社交媒体的新型新闻基模。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基模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型,传统的新闻报道模式被颠覆了,新闻内容本身的魅力被新闻修辞的魅力取代了。

热点事件中一些缺乏调查的断言式新闻对专业新闻机构的公信力的影响令人叹息,如“双黄连”的报道受到质疑,“在写作前,记者至少有义务理解研究方法、搜索团队之前的研究成果,或者至少付出努力去理解。作者显然没有付出这样的努力”。

此外,专业媒体通过入驻微博、微信平台“重夺麦克风”,同时,调适传播范式形成“吸纳专业主义、煽情主义等不同范式元素的“杂糅化”形态”,如《人民日报》微博在“武汉封城”时的发布:“感谢武汉人民作出的巨大付出,你们不容易!武汉加油,咱们一起,打赢这场防疫战!”此类表达与其母报的文风迥异。在与各类自媒体的话语竞争中,专业新闻机构在新媒体上不得不做出世俗化和潮流化的改变,对新闻叙事的传统范式日趋疏离,也是新闻边界趋于模糊的又一个向面。

五、余论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Schudson)曾估计,在社交媒体上流通的各国及国际新闻中,有90%或95%不是以社交媒体为源头的,新媒体根本不会用尖锐的问题去挑战政府官员的权威,(自媒体生产的新闻)都与新闻报道、调查和采访等行为的生产动机无关,这些真正的新闻业应当履行的责任,仍然是由“老派”的传统媒体在承担。而“新冠肺炎”事件却表现出相反的情形。大部分热点事件中自媒体作为新闻首发者,相较于专业媒体,自媒体首发的内容“问责”意味更浓。这也说明,新闻传播终究是在特定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环境和新闻规制框架内的活动,讨论新闻边界无法脱离本土的现实条件和发展空间。

新闻在传统媒体时代作为专业生产的产物有着清晰的边界和专业规范,而在媒体生态剧变之后,专业新闻生产的垄断性告终,新闻由对事实进行报道的职业化行为变成围绕事实的多元主体间协作与竞争的产物。不同身份的新闻生产者共担“知晓性新闻”的报道,而拥有专业资源优势的职业新闻更有条件扩展新闻的知识边界,重建“文化权威”。当下,面对社交媒体的观点市场和新叙事的冲击,专业媒体对自己新闻“失范”行为的反思和校正迫在眉睫,与其他主体的竞合关系及策略也亟待探索。

需要说明的是,“新冠肺炎”事件发展中的一些报道未能进入“知微”的榜单并纳入本项研究,但其中一些实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现象及其引发的争议对于理解当下“新闻边界”亦有启示,它再一次证明新闻业作为社会运行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新闻边界的变化只是社会发展阶段中诸多要素和权力搏弈的结果。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新闻边界的变化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