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环保形象”直接影响国际舆论、政治与经济交往。在中美交往中环境议题不断被凸显的背景下，本研究以《纽约时报》的全球气候变化的涉华报道为例，探究西方主流媒体如何建构作为“他者”中国的“环境形象”。研究发现，《纽约时报》的涉华气候变化风险报道在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它通过新闻报道的强化与弱化、话语置换与议题转移等叙事策略，建构了中国的负面环境形象。
一、研究背景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在总体上影响全球气候变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第一承诺期（2008-2012）只给发达国家而没有给发展中国家规定数量化的减排目标。因此，美国与欧盟诸国一致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限排温室气体义务。我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领先的中国设定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减排目标。这一结构性冲突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成为争论的主要焦点。从风险政治学来看，资本按照其利益对气候变化的政治现实的影响正持续增强 ，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被置于国际新闻舆论的焦点。气候变化已从1980年代发端的一个较为纯粹的科学议题，转变为当今世界重大的政治、外交与媒介议题。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因《京都议定书》占便宜；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全是因牺牲环境、大肆污染所取得；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承担主要责任。这些论调导致国际舆论对中国环保责任的误解，中国的环境问题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构成部分 。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就把保护环境、节能减排行动作为国策，制定《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推进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显著贡献。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中美两国的环境保护、科技交流、政治外交的重要的、紧迫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大都与政治议题相关，主要包括“武器出售”、“窃取高科技情报与技术”、“持不同政见者”、“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传媒对中国的关注角度从政治议题扩展到经济、社会、文教等各方面，如“能源需求与消耗大”、“社会贫富差别巨大”、“社会保障体制与公共卫生发展状况差”、“群体性事件频发”、“环境严重污染” 。2009年1月，美国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发表了《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美中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的研究报告。7月，美国政府能源部长朱棣文与商务部长骆家辉访华，其共同的、核心的议题是“呼吁关注气候变化，推进清洁能源技术”。在奥巴马任内，金融危机、反恐合作、全球环境成为观察中美关系的三个基本的议题。生态环境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能源议题、公共卫生安全议题、风险决策议题，成为西方主流媒体关注中国的焦点之一。
中国政府与大众传媒一直致力于实践“传播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塑造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环境形象。然而，国际舆论中我国“环保话语”严重缺乏，国家环保形象面临被媒体扭曲的风险。
在国外媒体的“塑造”下，崛起的中国龙“就像从下水道里腾空而起的，身上流淌着污水，散发着难闻的恶臭”。针对中国的陕西凤翔、湖南武冈的“儿童铅中毒”事件，英国《每日电讯报》以《中国在接管世界之前是否会被自己排放的废水淹死？》为题进行报道。日本、韩国的媒体极力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肮脏的邻居”。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期间，西方媒体又将中、印两国卷入全球环保舆论的漩涡中。“如今，能阻碍中国崛起的问题之一或许就是环境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舆论的复杂化，反映了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和媒体风险报道三者相互融合的技术化世界，也掩饰了全球化社会结构中潜隐风险的根源。针对国际舆论，中国媒体既要坦诚面对质疑，又要表达中国的视角与观点。
在中美交往中环境议题不断被凸显的背景下，历时性地考察西方主流媒体如何建构作为“他者”中国的“环境形象”，可以为我国在气候变化信息传播、政治外交与国家生态形象建构提供理论支撑与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1970年代以来的环保思潮与媒体传播息息相关，而大部分民众是通过大众传媒获得环保信息。Wakefield与Elliott认为，大众传媒是民众获取环境信息的主要渠道；Kwamena（2001）认为传媒不仅在民众形成环境意识的初期有显著影响，对于拓展民众环境意识以及环境教育也有重要功能；Brosius和Kepplinger（1990）更是发现，在能源与环境议题上，传媒具有强烈的议程设置功能，引领大众关注环保议题 。研究者多认为，媒介在型塑环境意识与建构环境形象方面十分重要。
（一）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新闻传播研究
全球气候变化报道大体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关注以北极熊为代表的北极动物生存环境恶化，单纯地对自然界进行描述，警示气候变化的威胁；二是气候变化成为媒介的切实、直接、重要的议题，其报道也从自然生态报道转变为复杂的风险沟通，媒体开始从经济、政治、技术、国际关系等方面来审视气候变化议题，报道越来越多元化和国际化。
西方对全球气候暖化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传播或科学传播领域，关注媒体的功能研究。。。。。。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关注的现状及趋势、驱动政策制定与实施等研究的理论基础就是其信息传播规律 ，但是，研究对于国际传播或跨文化传播中气候变化报道的风险建构关注较少，尤其缺少对国家环保形象建构的媒体研究。
。。。。。。
与台湾地区相似，我国大陆的气候变化研究多偏向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对新兴媒介议题“全球气候变化”的媒介研究则少之甚少。相关的研究发现主要有：在中国大陆，缺少制度化的科学传播途径导致了媒体对气候变化报道能力不足；在传播技术上，缺乏对科学争议、细节和与读者相关的报道，这使新闻的影响力相当有限 ；“全球暖化”议题的报道存在着一定的“说服”方式和逻辑，且“全球暖化”已经或正在形成一道“产业链”，使得各个利益相关群体趋之若鹜 ；发达国家环境意识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要加强环境传播 。媒体对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报道，“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一次关注气候变化的议程设置，而这一功能的实现借助了现代传媒技术的传播力量。” 此外，更多的研究主要从新闻业务的角度总结气候变化报道或科学传播的经验 。
（二）气候变化中的国家形象传播
传播学视域的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或国家通过国际信息传播在国际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普遍的印象沉淀” ，由一国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状况、军事实力、政治制度、外交地位等要素构成，包括“自我形象”与“他我形象”。自我形象是本国媒介、民众对国家的综合认识与评价，他我形象是他国媒介与民众对此国家的总体印象。国家形象建构式一个自我塑造与自我塑造被他者认可的过程，认知主体的文化背景、价值体系、利益动机的差异，常常导致国家的自我形象与他我形象的不统一或存在较大的认知分歧 。
由国家的“生态形象”或“环境形象”所形成的文化“软实力”直接影响国际舆论、政治与经济交往。本文所指国家的环境形象，主要意指一国的地理环境、自然生态及其环境治理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和言论中所呈现的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的生态环境整体认识和综合评价。
国家形象首先是整体性和多维性，其次是动态性和相对稳定性，再是对内对外的差异性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崛起史表明，“大国社会性成长”是大国的物质性成长（强大的军事、经济与科技实力）与社会性成长（秩序性发展、形象塑造以及对战争的合法性限制）的统一 。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物质性成长的同时，中国正越来越多地经历社会性成长。随着中国从“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的国家形象转变，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经济威胁论”与“军事威胁论”甚嚣尘上，并由此衍生出“贸易威胁论”、“资源能源威胁论”、“生态环境威胁论”、“人民币汇率操纵论”、“中国资本威胁论”等 。其中，《纽约时报》的环境报道在涉华报道中所占比例还不足1%；环境报道倾向性明显，表示中国环境比较糟糕的均在50%以上 。《纽约时报》集中体现了西方媒体或主流舆论对中国环境形象的建构。2005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诉求与定位，但是，西方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偏见、我国传统文化过度传播以及现代中国生态形象输出不足，共同铸成了海外中国国家生态形象传播的三重困境。
总体而言，西方对全球暖化报道的研究多立足于西方工业国家，关注西方媒体对于全球气候暖化风险的媒介呈现以及对本国受众的环境意识建构，极少关注风险争议中的中国环保形象问题。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全球气候暖化报道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多从气候报道技巧、科学传播或环境报道的效果层面展开，对我国环境新闻报道实践与环保传播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忽视了西方媒体对于我国环境形象建构的紧迫问题。对于全球气候暖化报道的研究，亟待结合风险社会学、风险传播、国家形象传播以及媒介话语等理论，以全球视野与理论思维，重新审视气候报道与风险政治的勾连。
本研究主要以美国《纽约时报》为例，探讨西方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生态形象如何，以及建构这一环境形象的传播动因与媒介策略，最后反思我国政府与媒体如何来改善与提升国家生态形象传播。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发现
本次研究得到《纽约时报》10年间共218篇涉华气候变化报道，足够的新闻报道流量可以减少模式化的国家形象勾勒。。。。。。
（一）涉华气候报道数量急剧增长：中国议题与环保议题的双重关注
。。。。。。。
（二）报道类别与形式框架：非事件性的风险议题框架凸显评论与特写比重
。。。。。。
（三）消息来源的分布：西方视角下的“他者”环保形象
。。。。。。
（四）报道态度：涉华气候报道以负面态度为主
。。。。。。
（五）全球暖化风险的责任归属：中、印与欧美并列
。。。。。。
（六）内容框架：环境议题政治化与经济化
。。。。。。
（七）主题框架：全球风险治理的期待
。。。。。。
（八）风险的呈现形式：文字主宰下气候风险的视觉化呈现
。。。。。。
五、研究结论
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种全球化话语，气候暖化报道是国际视野与国家、民族立场共同型塑的结果。从整体而言，在关涉全球风险治理的媒介争议中，国家、民族立场常常跃居国际视野之上并主导了主流媒介话语。于是，《纽约时报》涉华气候报道对于中国生态形象的建构，呈现出“要经济不要环保”、“不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负责任”、“不环保”成为《纽约时报》报道的媒介框架与主流话语。媒介框架是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框架保证记者们能快速、常规地处理大量信息：对信息识别、纳入认知类别、包装后有效地呈献给大众 。框架成为新闻工作者使用语言或其它符号再现“全球气候暖化”的过程，也是媒体对“气候暖化”所建立的思想结构——对事件定性。这一形象建构的实现有赖于媒体的弱化、强化与话语置换等叙事策略的运用。
（一）《纽约时报》建构了中国负面环境形象
。。。。。。。
（二）《纽约时报》建构我国环境形象的报道策略：弱化、强化与话语置换
作为美国主流媒体或舆论的“风向标”，《纽约时报》的议程设置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主流舆论中的中国生态形象的认知。《纽约时报》所建构的“要经济不要环保”的中国形象，遮蔽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科学发展”的实践行为。弱化中国声音、强化美国话语与环境风险话语的置换，是西方媒体建构中国生态形象的主要叙事策略。
弱化中国声音。中国话语权的隐匿与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国环境形象的媒体建构。中国政府与专家难以成为《纽约时报》气候报道的消息来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纽约时报》上低“能见度”（Visibility），遮蔽了中国政府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治理的贡献。
强化美国话语。美国与中国都是碳排放大国，处于国际舆论的漩涡之中。对于不涉及美国利益的气候议题，《纽约时报》基本上能够客观报道；而对于涉及美国利益的议题，《纽约时报》的报道往往从其本位利益出发，报道存在曲解，容易导致误导的产生。在风险论述中，媒体通过强势消息来源（美国的政府与专家学者）型塑气候话语，强化中国的风险责任，凸显了《纽约时报》国家主义立场。。。。。。
环境风险话语的置换。。。。。。
气候暖化议题就昭示了媒体对风险“责任归属”多重话语置换。《纽约时报》将媒体对西方200年工业化发展导致环境污染的批评，置换为对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环境后果的指责；将环境议题置换为经济与政治议题，在环境报道中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论，尤其是隐含其中的“生态威胁论”；将环境议题置换为科技议题，即在对美国清洁生产与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二元叙事中，完成气候风险议题向科技议题的转换。在这种叙事策略的主导下，中国成为全球暖化的符号象征，媒介的风险叙事完成了对中国“要经济不要环保”负面形象的建构。
六、分析与思考
不同的新闻报道方针与技巧、不同的新闻价值观与新闻体制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美国媒体对中国环保形象的建构。美国传播学者爱德华•法尔姆认为，美国媒体也面临真实塑造中国形象的难题：难以理解中国；难以报道中国；中国的巨大变化增加了真实报道中国的难度 。就全球气候变化议题而言，这既与西方媒体“刻板印象”式的媒体建构、中国主流媒体的环境传播力不足相关，也与我国政府与媒体对西方的生态环境报道的认识不足有关。
（一）“他者”的想象：美国价值及其国家立场投射下的中国环保形象建构
。。。。。。
（二）“自我”的反思：提升环保传播能力与建构“责任大国”的环保形象
中国国家环保形象的建构涉及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两个层面。与此对应，中国媒介的对内传播，以及中国媒介的对外传播与西方媒体的国际传播，分别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建构了我国的国家环境形象。
首先，我国政府与媒体要提高对内的生态传播能力，型塑公众的风险意识与生态意识，倡导生态公民的责任行为，维护个人与国家的环境权益。
。。。。。。。
其次，提高对外的生态传播能力，建构“生态中国”的国家形象，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
“气候变化事关中国重大核心利益和国际形象，报道要把握好正确方向，确保舆论导向不出差错。” 针对国际新闻舆论，中国媒体既要坦诚面对质疑，又要表达中国的视角与观点。具体而言，我国媒体要及时、准确地表达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准确报道环境事件以及重要立法、决策程序，有效地将科研机构、智库、大学等思想源的研究成果和时事评论纳入新闻报道中，强化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媒介议程设置，通过多语种、全媒体的环保传播增强“生态中国”的传播效果。
（三）气候的政治：科学议题背后的国际舆论战与生态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逻辑
生态议题的全球性并不能掩盖其复杂的经济、外交与政治内涵。“气候变化问题目前已由当初的纯科学问题，演变为全球性的重大政治、经济、外交问题。” 气候问题与节能减排、清洁能源、技术壁垒、大国外交等息息相关，“政府、企业、公民都是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利益攸关方或利益相关者，都有决策权、话语权、表达权、参与权” 。
。。。。。。
气候风险是各方力量斗争与冲突的产物，即不是源于风险决策的共识，而是源于由决定所造成的分歧。相比世界上许多国家，我国的碳排放的确偏高，但其中的1/4来自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产品的生产过程，即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同时，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长期历史排放和当前高人均排放造成的。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仅仅关注中国高排放总量，却忽视了中国人均碳排放不到发达国家1/3的基本事实。这是有悖于新闻报道中的“环境正义”原则。气候变化议题的媒体能见度与“媒体政治”（mediapolis）图景 ，对于全球公共风险话语具有重要的社会建构力量。西方的主流环境报道，通过话语修辞将气候暖化议题置换为经济议题与科技议题，遮蔽了发达国家“转移环境风险”的新殖民主义逻辑。我国媒体也应针对污染转移揭露西方国家的“生态殖民” 倾向，在“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基础上，揭示“富裕排放”与“生存排放”差别，争夺全球气候议题的媒介话语权，传播我国的生态文明。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师，新闻学博士。）
（ 本文为原文内容的删节版）
【原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科学发展观的风险社会与媒体的生态文明传播研究”(批准号：08CXW008)研究成果之一。】（董朝、王子毅、张蓉、石寒同学对本论文数据整理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