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立的媒介还是权力的媒介
新闻机构是专业性的独立机构，新闻生产是专业化独立生产。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几乎是个常识。贾恩皮德罗•马左莱尼（Gianpietro Mazzoleni）曾以“哥白尼式的革命”来评价意大利传媒的历史变化：“昨天，一切围绕着党派；今天，一切都围绕着媒介，并局限于媒介的空间”1。舒德森也指出：“媒介看起来正成为一种独立于政党的、自主的力量”2。绝大多数奉行自由多元主义立场的学者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也都以此为出发点。塔奇曼在Making news中开宗明义：“本书更关注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来自新闻专业主义的决定是如何成为组织需要的产物的”，认为“新闻从根本上说具有一种机构的属性”，具体包括：“首先，新闻是一种向消费者发布信息的机构方式”，“第二，新闻是合法机构组成的联盟”，“第三，新闻是由以组织方式而进行工作的专业人员来采制和传播的”3。吉特林则认为：“新闻业的惯例是以新闻组织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兴趣为基础的，往往从对各种社会现实的筛选中得到体现。日复一日，常规的组织程序界定了‘报道’，塑造了领导人以及他们所持的观点，并且传达了该如何认识领导人的态度。只有在政治危机或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出现较大变化的时候，政治经济领导才会偶尔直接介入或干涉现行的新闻惯例。”4总之，从新闻传播机构出发，或从新闻组织的日常“惯例”出发，是他们研究新闻生产的一大特点。
与此相反，集中于欧洲大陆的一批持“批判”立场的学者认为，独立媒体或独立的新闻生产不过是个神话，媒体从根本上来说扮演的就是阶级统治“附庸”的角色。对于这种角色扮演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解释强调了经济力量——尤其是媒体所有权、广告、市场结构和逻辑——在塑造媒体上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这类解释出自于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和伦敦中区理工大学（后来更名为威斯特敏斯特大学）。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另类解释则出自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他们将媒体的从属地位主要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是记者将宰制性文化中的各种假设无意识地内化到自身当中，以及他们依靠强势群体和机构作为其新闻来源。”5因此，专业化只是新闻生产的一种技术形式，它是为一定的经济或政治权力服务的。
独立的媒介还是权力的媒介？这不应该是一个公理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事实的问题。既如此，上述无论哪一种学术立场的哪一种答案都不具普适性，更不能成为我们研究问题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
二、专业主义与功能主义社会学
大约上个世纪90年代， “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新闻学界开始流行；进入新世纪，这个拿来的“主义”又得到业界人士的广泛认同6。既然作为一种“主义”，它在理论上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在实际工作中的统领作用自然不言自明。的确，百余年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虽然在明枪暗箭中“伤痕累累”，但至今却仍然高高飘扬7。
所谓“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无非是指人们对一定专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性质（地位）、功能和作用所持的基本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操作原则。如果这个理解大致不错的话，那么，任何一个成熟的专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主义”，否则也就不成其为专业了。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专业”（profession）是从“职业”（occupation）发展而来，职业又是由社会分工产生。威伦斯基（Wilensky）通过对一些专业组织的历史考察，认为一种职业发展成一个专业需要经历以下五个阶段：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full-time）的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成立专业协会并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8。从“职业”到“专业”是否一定要经历这些阶段？它们是否构成“专业”的基本特征？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专业”是“职业”发展的更高阶段，意味着职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并赢得社会的承认、法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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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一种职业——尤其是当这种职业发展成一个“专业”——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自主地位和作用及其操作规范和原则，似乎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社会能否有效整合、运行，整体功能可否充分发挥，甚至社会道德秩序能否得到合理建设。如此看来，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主义”的高度似乎也并不为过。
那么，在国内我们为什么很少听到别的专业谈论“专业主义”，或者说没有哪个“专业”像“新闻专业”这样高扬专业主义大旗呢？还是先让我们看看这面旗帜上书写的内容吧。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容，黄旦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新闻媒介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在性质上，媒体是一个独立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第三，媒介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媒体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媒体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13。在我看，前面三点更为基本，因为四、五两点只是实现它们的机制保障。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大旗上书写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客观公正、自由独立、服务公众。
三、在理论与现实之间
现在问题开始变得有些清楚了。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由于现代社会规模早已超出人们身体在场的时空（吉登斯将此称之为“脱域”化，），必须依靠一种东西来维系基本的联络。新闻媒介的功能就在于此，它是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工具，公共意见交流的平台，整合“脱域”化社会的重要机制。要使这一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媒介必须摆脱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这样推论出来的理论能不能站住脚，比如媒体真的能摆脱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吗？独立自主的媒体就一定能服务于公众吗？我们暂且不论，先沿着这条思路往下走。
在传统“准入制度”和“政治家办报”的“语境”中，媒体谈不上自由独立，也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在现实“市场的逻辑”面前，媒体往往从一己之私出发，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公众。如今传统“语境”与现实“逻辑”同时在起作用，中国媒体有史以来似乎还从未面临如此尴尬的境地。“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的一种“批判的武器”。对此，李良荣有过清晰的表述：“新闻专业主义”可以在“政治家办报”和“商人办报”之间起到很好的调节和制衡作用，它可以外化为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内化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知14。然而，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即使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担当如此重任时也显得有些步履蹒跚，力不从心。
这些只是现实问题，理论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
关键在于：专业主义并不是什么人事先设计好的一套功能性装置，像工程师设计的动力装置那样，只要拿来往社会这架大机器上一装，就能按照设计者的意志发挥其功能。专业主义是一定职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实践逐步形成，最后才被理论工作者归纳总结出来的。社会科学理论有个要命的问题，它其实是人类既往实践的理性“归因”，黑格尔说是黄昏时分起飞的猫头鹰，通俗地说就是“马后炮”；但人们常常把这种由人的理性所做的“归因”误认为“实践理性”本身，以为发现了它就等于发现了上述动力装置者的设计图纸。所以，我们往往习惯于拿一些现成的理论来“描述”（describe）现在，甚至“规范”（normalize）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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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研究者也看到了专业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但在功能主义社会学思想的“诱惑”下，还是免不了将它视为“终极目标或理想范式”，并试图拿它来“描述”中国新闻实践的当下、“规范”中国新闻实践的未来17。结果这些“描述”和“规范”总让人觉得若即若离，是是而非，甚至不得要领。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在专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几项调查研究。
四、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
进入新世纪的一项调查显示，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话语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具体表现为：（1）在不同语境被共同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但专业主义的其它成份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份；（2）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不被允许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3）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这项调查的一个基本结论：“作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专业主义在中国仍然是奢侈品”18。两年后的另一项调查，研究者还发现：“在今天对于大多数新闻从业者来说，驯从于党报体制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获得专业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19，这显然与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相悖。既然专业主义的框子套不上中国社会的新闻实践，为什么硬是要“拉郎配”，用这种“描述理论”来生拉强套呢？显然，研究者是把它当作“终极目标或理想范式”来对待了，以为测出了与这一目标的差距或与这一范式的出入就找到了问题的结症，进而好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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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个调查都发现，在我国新闻从业者身上具有传统知识分子浓浓的“底色”，包括入世情怀、爱国主义、精英意识（启迪民众、教化社会）甚至英雄主义等，所以调查者一方面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试图以专业主义来“描述”和“规范”中国的新闻改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无奈地承认，“专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从西方简单移植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条件不同”21。的确，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接纳或拒绝某些外来文化时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比如“自由”，一般说是人人向往的东西，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却一直无家可归。前几年，业界对新闻究竟是“记录历史”抑或“影响今天”有过激烈争论。事实上，在中国，至少是现在和未来相当长时间里，这是个辩不清楚的问题（是不是“伪问题”我不敢说）。也许以工具理性下的冷酷逻辑，我们能够为“记录历史”和“影响今天”排出一个顺序，但从活生生的新闻实践看，尤其是从实际的社会效果看，这个顺序是无论如何也排不出来的，就像司马迁每记录一段历史总忘不了“太史公曰”一样，那是一种融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血液中的东西，是西方工具理性无能为力、必须保持肃穆的领域。
五、变奏与主旋律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国内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媒体以及一批中青年从业者，对专业主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同，甚至是有意识的追求，如《南方周末》、《财经》杂志、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等。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认同都是些“碎片化”的选择性认同，用上述研究者的话说，就是被传统和现实“收编”后的认同；这些追求大多是业务层面的操作技巧，它们在许多场合往往被当成媒体或从业者的“防身武器”，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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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安以《启蒙与监督的变奏》为题来“回望”中国深度报道实践的轨迹，应该说作为描述是基本准确的，但一首只有“变奏”的乐曲是难以想象的，“变奏”之下的主旋律何在？作者敏锐地发现：“倘若参照西方新闻业对记者角色认知‘中立’与‘参与’的划分，那么，深度报道从业者的实践显然更多体现出参与的价值。”25其实，这才是“主旋律”。总体上看，“参与”是中国媒体及其从业者身份或角色的重要特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还是。
如果把我的这些“人文”分析和上面的“科学”调查联系起来，我们可能越发觉得，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似乎不是什么“新闻专业主义”，而是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
六、结语而非结论
其实，若是从严格的功能主义出发，专业主义本身就有不少值得检视的问题。在那些比较成熟的学科（如生物学），功能主义的中心取向是：“通过确定资料给所属更大的结构带来的后果解释资料”；其逻辑步骤是：（1）确定“母系统”的功能需求，（2）描述“子系统”满足需求的结构安排，（3）发现满足需求的“补偿性机制”，（4）详细说明实现功能的结构和安排。26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新闻专业主义”的功能取向是含混不清的。“客观公正”、“服务公众”表面看是满足社会需求，但其中又夹杂着媒体的“自我广告”或“自我宣传”，以及脱离“政党报刊”时代媒体的“自我保护”；“自由独立”究竟是满足社会的需求还是满足媒体自身的需求，是一个争议更大的问题。大量的资料显示，“自由独立”的媒体很多情况下不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而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满足自身的需求。“媒介专业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原则一脉相承……美国的媒介多元主义深植于一群恒久价值，溯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进步运动’，媒介揭发政权腐败和财团滥权不遗余力。‘可信度的信条’（creed of credibility）为媒介创造空间，也为弱势团体提供防卫的武器。”27的确，“新闻专业主义”是特定文化历史场景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我们很难从中发现功能主义所要求的内在分析逻辑。进入20世纪后，它在美国本土以及欧洲大陆受到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种种诘难，充分暴露了“新闻专业主义”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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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原文的删节版)
（原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成果之一，编号：07BXW005）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电邮： rbfxw@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