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随媒介技术的进化演进而来的传播信道，始终处于人类传播活动的核心地位。从不断演进的传播信道角度可将人类社会先后出现的传播形式大体归纳为道路传播、纸路传播和电路传播，与此相对应的媒介形态就有实物媒介、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同时，在媒介技术进化的过程中既暗含着不断演变的媒介时空辩证关系，又意味着传播和媒介的含义逐渐被狭义化的必然之势。因此，本文将以传播信道演进的历史轨迹为主线，并批判地运用麦克卢汉主义的唯技术史观分析人类传播活动的时空辩证关系、梳理三种传播形式和媒介形态的演变历程。
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论著中，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将“道路和纸路”（其中还包括自电报发明以来的“电路”）罗列在他的26类“泛媒介”之列。[1] 然而以现代传播学的视角来看，麦氏所谓的“道路”、“纸路”和“电路”，均不属于“泛媒介论”视域下的“媒介”范畴，而是传播学者转引自电信学并指称信息传播得以实现的传播路径，即确保信息从“信源”传递到“信宿”的“信道”。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媒介技术进化水平的高低不同，在人类的传播之“路”（即狭义的“传播信道”）上分别呈现出了不同的传播形式和媒介形态，进而在不断加速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冲击下，又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相互交流的时空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有限的篇幅内试图以“传播信道”演进的历史为主线，并在媒介技术进化论的视域下，批判地运用麦克卢汉的唯技术史观，分析梳理传播活动的时空辩证关系以及传播形式和媒介形态的演变历程。以技术决定论为核心的麦克卢汉主义唯技术史观，特指一种强调媒介技术的发展进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哲学。麦克卢汉主义以多伦多学派的哈罗德•伊尼斯之“传播的偏向”论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之“媒介延伸论”为主要构成。
在全球文明史上，传播、媒介和技术进化是三个高相关的历史文化现象。与现代社会被狭义化的传播和媒介不同的是，广义的传播是指借助人力、畜力、水力、机力或电力等特定的能量实现物质、信息相互传递交流的人类活动；广义的媒介是能使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在传播路径上得以交流传通的一切中介性工具的统称。用麦克卢汉的“泛媒介”定义讲，“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是用来延伸人体器官及其机能的中介性工具。在麦克卢汉看来，任何一种技术，只要是人类身体、思想、存在的任何延伸，它就是媒介；媒介的这种延伸，说穿了就是对人的“器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和放大”。[2] 在概念的内涵方面，广义的传播和媒介逐渐向狭义化演变，总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进化和社会进步有关。在西方技术进化论者看来，技术进化是利用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制造非肉质的人体体外器官（人造器具）替代人体体内器官功能的技术“自我繁殖更新”的现象。在本质上，人类创造自身体外器官的是一种不同于自然进化的人工进化，这是因为“动物的进化大部分通过器官的改变或新器官的出现来进行。人类的进化大部分通过发展人体或人身之外的新器官进行，生物学家称为‘体外地’或‘人身外地’进行。这些新器官是工具、武器、机器或房子”。[3] 这就是说，人造器具的技术进化构成了人的体外进化。在人类进化史上，媒介技术的进化是人的体外进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人类传播活动中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使人类的传播从身体之间的近距离面对面传播、发展到机械媒介之间的远距离传播、最后上升到电子媒介形似“零”距离的远距离音像传播。故从不断进化的媒介技术的角度来看，可将人类社会先后出现的传播形式大体分为：道路传播、纸路传播和电路传播，与此相应的媒介形态分别是实物媒介、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
一、“道路”信道：实物的有形交换与控制的无形延伸
在现代传播学出现之前，“传播”与“运输”是同一词汇，即传播是从交通运输概念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次生概念:“交通，说到底，就是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换与流通。”4 事实情况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可以发现交通进步的轨迹。交通运输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形式，交通技术条件决定着人类历史上文化圈的规模，影响着各个文化圈的相互联系和交流。因此，道路传播也是历史总进程的一个重要侧影。
（一）道路传播:实物交换的拓展。道路交通的传播方式使人类从原始蒙昧状态下支离破碎的部落形态开始向外扩展。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一切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道路传播的出现，就是由于文字与生产劳动的扩大带来的加速度和刺激压力，迫使人类通过交通工具截除人体上“脚”的功能来满足穿越时空需要而产生的。在实物远距离运输和附着在实物上的信息的远距离传递需求的推动下，道路传播应运而生。道路交通首先实现了物资的远距离运输和实物信息的远距离传播，这当中还包括物种、人种在一定范围内的交流和扩散，这些传播现象的出现，无一不是在“道路”这一信道上发生的。
在人类最初的以道路为载体的实物信息传播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实体传播工具，加速了人类传播的进程。其中，人体就是一种最为古老的复合型能动实物媒介，该媒介本身对其他实物及其信息就具有运输、存储和传播等功能。众所周知的马拉松的故事就是人体充当信息传播媒介最好的证明。公元前490年强大的波斯军队入侵希腊，雅典11000人的军队在希腊东北的马拉松抵挡数倍敌人的进攻。希腊将士同仇敌忾并奇迹般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当时的信息传播还停留在人体口耳相传的阶段，在这生死大决战之际，雅典公民汇集在雅典城的中央广场，等待着这场事关希腊城邦生死存亡的消息。为了尽快将胜利喜讯传回雅典城，前线统帅米太亚得派出快跑能手斐力庇第斯飞奔雅典城报捷。身负重伤的斐力庇第斯飞速跑到雅典城，用尽全身力气喊完“欢乐吧，我们胜利了！”之后便倒地牺牲。在这场马拉松长跑报捷运动中，斐力庇第斯的身体就是传播前线捷报信息的媒介。
在实物媒介传播时代，“道路”信道上的媒介技术的进化对于传播行为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道路这一传播路径上，传播载体从单一的人体延伸演变为众多的牲畜，其中“八百里加急”的驿马、“沙漠之舟”的骆驼和“极地之舟”的牦牛，从古至今都是天生的运输工具和传播媒介。随后从畜力媒介中演变出了由机械力推动的“车轴之轮”并贯穿于整个农业社会。因此，在冷兵器时代的农业社会，车马辚辚的实力就是古代国家生产力、战斗力和传播力等综合实力的象征。在实物媒介传播时代，“轮子”这种非肉体媒介技术进化的意义是非凡的：一方面，与脚的加速相伴而生的轮子在使运动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还提出了道路建设的需求，可以说正是轮子造就了道路，同时道路也使轮子的运动速度不断加快；另一方面，以脚的延伸为发端的轮子，在一系列的技术进化中演变出了轮子技术进化的内在逻辑，即不断更新换代和自我繁殖的进化之道，增强了工具和机器的威力。就交通工具而言，人类先造独轮车，再造双轮车，后来是三轮车、四轮车；开始是人力车、畜力车，后来是蒸汽机车，再后来是内燃机车。轮子技术的进化，不仅演变出了各种车辆，而且还演变出了电影机和飞机。就这样，由轮子技术进化而来的各种速度越来越快的车辆、舟船、飞机等交通工具，意味着实物和信息传播事业的胜利。道路传播的不断发展，极大地缩短着世界各地的空间距离。在道路传播这一古老的“信道”上，由“轮子”技术升级晋位而来的汽车、轮船乃至飞机等动力系统大大提高了交通运输速度和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传播速度。除陆路运输传播外，海路运输让物种、物资漂洋过海，航空运输更使得人们可以随意在全球不同文化生态中游走。诸如此类的交通工具的演进，使得平面的道路传播扩展为立体的海陆空传播。就道路传播的空间范围而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半球传播”和新大陆发现之后的“全球传播”（哥伦布大交流）是两个著名的道路传播范例：
1．诞生于秦汉王朝和古罗马帝国时期的“丝绸之路”，是陆路传播鼎盛的象征。秦汉时期，随着古典封建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逐渐建立了从都城长安连接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地区的商旅通道。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称为“丝绸之路”，因为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5 正是“丝绸之路”的开辟，才使得西域的葡萄、胡萝卜、苜蓿等农作物传入汉唐帝国本土；同时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动植物等实物信息和宗教文化，也沿着这条商旅要道广泛传播。
2．“全球哥伦布大交流”发生在“发现新大陆”之后的环球商贸大流通时期（1500-1800年）。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使得以轮船为主的海路传播成为全球化的主要传播形式。各个种群和物种之间实现了跨越不同社会和文化区域规模空前的大交流。这些大交流，一方面是生物意义上的，一些动植物、病菌及人种越过大洋传播到了未曾到过的地区；“几千年来，东西两半球与大洋洲的物种，都是独立地沿着各自轨迹进化的。欧洲的航海探险在这些生物地域之间建立了联系，引发了物种的交流以及世界人口与自然环境的永久性变化。”[6] 另一方面是商贸意义上的，海路传播唤醒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农产品、工业品等都可以漂洋过海到达国际市场，逐渐形成了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
（二）道路传播:控制力量的延伸。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传播本身就意味着控制，道路传播时期的国家通信制度也不例外。道路传播是具有空间属性的传播形式，它所带来的是人类突破部落空间向外拓展的过程，伴随着道路传播的是奴隶王朝和封建帝国的兴起以及古代国家通信制度的建立。在全球文明史上，最早的“官方邮局”大约可以追溯到阿喀美尼王朝的波斯帝国。后来这种做法被传往希腊王国以及后继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开辟了以京城苏撒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通信网，驿道沿途设立驿站，直达首都。大流士还将波斯帝国划分为若干行省，由总督、督军和国务秘书各一人共同管理；各行省互不隶属，直接听命于首都。
在全球道路传播史上，古代中国的驿道网络，是古代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通信设施和国防基础工事之一。驿道网络是自商至清的中国历代王朝所营建的一整套遍布全国、系统完善、高效快捷的道路传播体系。该体系由政府主管，主要承担国家政令、边关军情和国内民情的迅速传送，还兼顾接待境内外使客、转运国家赈灾及战备物资。明朝人是这样认识驿道传播的重要性的：“驿递，天下血脉也”，“宣上达下，不可一日缓者”。[7] 意即遍布全国的驿道通信网络，如同帝国周身的结构合理的血脉一样可确保国家信息的畅通和政令的宣达。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大秦帝国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覆盖全国的五大驿道网络；同时，为了彻底结束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局面，秦王朝还在全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政治文化大一统国策。古代中华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果没有“驿道”这样高效、快捷的交通及通信网络，要在全国依靠舆情上达和政令畅通来维护中央的集权统治，简直是不可能的；而每逢国家分裂或国运不昌，必然也会出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的衰败景象。
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理论认为，传播媒介往往会导致有利于时间观念的时间偏向或有利于空间观念的空间偏向。根据这一理论，道路传播时期的传播必然是空间偏向的传播。这种传播往往具有空间扩张性质，即在肢解原本的部落文化形态的基础上，道路传播形成了以中央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庞大空间统一体。轮子和道路通过辐射模式即中央-边缘模式来表现和推动这一外向型爆炸过程。集中制依赖边缘地区，中央权力到达偏远地区要借助道路和轮子。[8] 这种空间偏向所带来的文明，具有强烈的地域扩张性，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道路传播体系发达与否便成了中央集权国家是否能维持集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道路传播系统完善畅通，政令及军令能够迅速及时地抵达它的传送目的地，那么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一统，才能正常维持延续。在全球通史上，有许多曾经一度相当发达的文明古国都因一国之内地区间的阻隔闭塞或国家对外的闭关锁国或被敌国军事封锁，最终衰败甚至灭亡（当土耳其帝国切断丝绸之路后，强大的罗马帝国很快就走向衰败）。因此，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强大的帝国都必须依靠强大的道路传播系统才得以维持，帝国辖区内如此，国际间的交通要塞上也是如此。在欧亚半球传播时期，一条繁华的“丝绸之路”被当时各霸一方的欧亚帝国分段控制着，这种控制同样也体现着一个强大帝国对外扩张的控制能力的延伸。在新航路开辟后的全球传播时期，谁占据了海上霸权，谁就是全球霸主。一部欧美近现代全球殖民史就是一部充满着血腥味的全球海路横行霸道史。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是从英吉利海峡海盗发家到马六甲海峡扼守咽喉的第一个全球殖民帝国。世界近代史上欧美殖民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依靠着强有力的海军力量的发展。在两极争霸的冷战时期，美苏的军备竞赛事实上就是一场针对全球海陆空的空间争夺战。为了占据空间上的优势，航天飞机、宇宙飞船相继问世，前苏联的第一颗卫星上天与美国人的首次“登月”活动，都是在“人类迈出了一大步”的语境下对“地球人”展现了各自的空间技术控制力和威慑力，同时也标志着以道路为起点的空间传播系统向太空的延伸，标志着人类由海洋霸权转向了太空霸权。全球各大国之间“太空争霸”的一幕又一幕“星球大战”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台上演的。
二、“纸路”信道：生命的时空延伸和帝国的时空控制
纸质媒介技术的进化，在人类体外延伸的认识工具进化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这是因为纸质媒介技术，是造字术、书写术、造纸术和印刷术一系列媒介技术进化的综合产物。当然，这些媒介技术进化又缘起于“语言”这种人类“思维工具”和“认识工具”。在语言媒介当中，如果说言语是人类进化习得的第一个直接的认识工具，那么文字则无疑是人类所发明的第一个间接的认识工具，文字技术也是人类第一个“离体而去”在体外不断进化的媒介技术。文字技术的进化还与它的书写材料“纸”和书写工具密切相关。在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之前，“纸”的前身有石材纸、泥板纸、莎草纸、甲壳兽骨、竹简木牍、羊皮纸、丝帛等……书写媒介的材质不同，其时空偏向属性也不同：石头是穿越纵向时间、黏合许多时代的媒介，纸张却倾向于联结横向的空间，建立政治帝国或者娱乐帝国。[9]
在以“纸路”为传播信道的传播形式中，就纸质媒介形态的存在方式而言，图书和报刊是其两个主要组成。书籍（包括手抄书和印刷书）是人类社会第一种大众媒介，报纸则是近现代社会的第一种最大众化的大众媒介。书籍以其深厚凝重的思想文化延续着时间；报纸则以其快捷迅速的信息传播“征服”并“生产着”空间，这是因为报纸不仅仅是书籍书页工艺形式的延伸（即把许多书页并列在一张纸上），而且作为传播新闻信息的大众媒介还具有“空间上的完全覆盖，时间上的瞬时即达”两个特征。[10] 当报纸与电报联手使信息传播速度达到光速时，这两个特征就更突出了。尤为重要的是，由书籍和报纸在传播中所呈现出的“时空偏向”属性，既充分显示了纸质媒介就是人类生命在时空双重属性意义上的延伸，又充分彰显了这一媒介对于古代帝国在时空控制方面的巨大优势和重要意义。正如伊尼斯认为，一个成功的帝国既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王朝的兴盛问题和人生的寿命问题，也是宗教的精神控制问题。[11]
（一）“纸路”传播：宗教控制在“时间”纬度上的延续。纸路传播是一种跨越时间的纵向传播。这种跨时间的纵向属性，不仅体现在文字符号本身和用来书写文字符号的材料材质上，而且也体现在古代社会以宗教哲学为内容的经书和记载部落酋邦或民族国家历史的史书中。这是因为，首先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使用文字符号系统或口耳相传等手段、借助体外媒介技术保存其思想信息的物种，造字术及其成果文字符号都被当作人类文明的开端；其次造字术和书写术把原始部落时期依赖听觉的口头传播，转型为依靠视觉的书面传播，使今人能从作古数千年的古人所创造的文字符号中看到他们追求灵魂不朽的“顽强身影”，也能读懂他们试图超越有限肉体、追求无限生命的思想情怀；再次在把国家法律和宗教教义镌刻在石头上的时间偏向的社会里，过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在和未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存在着精神贵族对文化知识的严重垄断。与纸路传播相伴而行的还有人类的文化意识、专职传播者（文化人）、专门的传播机构（媒体）以及专业化的传播活动。
在西方世界，纸路传播形式对于文化思想在时间上的延续，最突出地体现在宗教组织对精神文化的垄断上和对社会思想的控制上。宗教就是给人们提供精神慰籍和终极关怀的一种思想控制技术，这种思想控制术主要针对人们最关注的“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前世、今生、来世问题，在为人们设置一个纵向的“灵魂不死”的时间纬度的同时，还设置了一个“天堂”和“地狱”二元对立的“精神家园”归宿。这种为人类建设虚无缥缈的“灵魂家园”的传教活动，在为人们提供“灵魂不死”的精神安慰之后，还为人虚设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并强行推销着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在西方社会，基督教的精神统治一刻没有离开媒介技术，尤其是通过垄断传播媒介技术和传媒资源而进一步垄断了对社会实施统治的精神资源——宗教典籍，《圣经》也是西方最早的最权威的纸质媒介。纸质媒介的第一个存在形态是“书”。书诞生于书写技术，其最初形态是手抄的书，即古代社会采用手工抄写在埃及尼罗河河谷出产的莎草纸上的文字载体。书籍的形式在公元纪年前是莎草纸的卷轴，在公元纪年后是羊皮纸的册籍。其中，册籍比卷轴更容易翻阅和搬运。基督教在西方取得精神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修道院设有专门制作羊皮纸作坊和专门的誊抄室，并使用羊皮纸抄写《圣经》，以此取代了抄卷中的莎草纸，羊皮纸经久耐用和价格昂贵的特点突出和加强了《圣经》厚重和权威的法典地位；加之远离平民口语的拉丁语被当作教会用语和典籍语言，加强了教会对宗教文化资源的绝对垄断地位。修道院不仅是宗教典籍的生产和传教中心，也是欧洲最大的图书典藏中心和精神资讯中心。在欧洲的中世纪，教会通过垄断《圣经》的书写材料——羊皮纸，进而垄断着对宗教典籍的传播权和解释权；同时，教会还以禁止异端邪说为由，通过禁书和焚书进而禁锢人们的思想。教会在垄断对宇宙运行法则的解释权的同时也垄断着对时间概念的“生产”。从古埃及的太阳历、古巴比伦的太阴历到当今的公元纪年法和七天星期制，都是宗教为时间立法的见证。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古代中华帝国里，政治统治者几乎垄断着一切文化资源，政治力量总是占据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地位。在对人们实施思想统治的典籍中不仅有出世的宗教典籍，还有儒家的经书和国家的史书，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形成了子、史、经、集的典籍体例。与西方“灵魂不死”观念大相径庭的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前世和来生极少幻想。从春秋时期起，他们就追求“立言、立功、立德”的“三不朽”人生境界，以著书立说或功炳史册的方式来延长其有限的生命而追求永恒的不朽。中国文人坚信，闪光的思想和不朽的英名都可通过文字纸张脱离个体有限的生命和必朽的肉身，借助“纸路”传播的信道得以在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长河中延续永生。
（二）“纸路”传播：政治控制在“空间”纬度上的扩张。自古以来，空间是社会控制技术编制出来的一种不平权、不等价的位置网络。古今帝国是寻求空间扩张和空间霸权的主导力量，政治上的帝国主义与空间上的殖民主义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封建帝国的实力武库中，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是其维护国家统一和追求领土扩张的物质力量，以“道路”和“纸路”为代表的两个传播信道也是为其武力征服与控制服务的信息力量。伊尼斯认为，纸张和印刷术始终偏向于空间的扩展，国家的旨趣始终也在于领土空间的扩展，并借助印刷媒介将文化的同一性强加于人民。[12] 故帝国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13] 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需要文字记载，反过来文字记载又拓宽了人类活动的范围。纵观人类文明史，纸路传播主要有印刷术发明前的文字时代和印刷时代：
——在文字时代，由于“纸”这种传播媒介的珍贵与稀缺，纸路传播始终代表着特权阶层的特权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基本上与专制政治和君主权威密不可分。在古代中国，庞大的封建官僚体系的运作全部仰仗文字传播的分门别类。诏令、奏疏、榜文、檄文等各种不同的行文规格以及动辄得咎的“文字狱”，维系着森严繁复的官僚系统和帝国的中央集权，这一系统的运行始终被封建士大夫这一特权阶层所掌控。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既为中华帝国的文官制度提供了批量的士大夫阶层，也自上而下地实施了以儒教为核心的思想同质化控制。同样，在西方社会，精通宗教思想并垄断宗教教义的僧侣阶层迫使最广大的下层民众接受宗教的洗礼，还借宗教裁判所对基于书籍的异端思想及其作者予以销毁。显然文字时代的纸路传播是建立在“知识垄断”基础上的一种严密的精神控制机制。
——印刷术的发明和印刷业的急剧扩张助长了垄断的成长并强化了民族主义。在印刷技术条件下，纸路传播从文字时代的官僚组织传播向社会大众传播转型，大众传播从传播对象的地域空间上实现了一个巨大飞跃。同时，新的传播速率带来了西方世界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同一性、批量化的社会生产强烈的要求资本的原始积累。新航路的开辟从空间上为西方社会打开了向全球拓殖的一扇大门。沿着新航路，纸路传播的信息搭上了乘风破浪的远洋风帆，一批批西方传教士也带着各种宗教典籍侵入了异国他乡，基督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殖民思想也紧随着传教士的足迹，在全球各地居民的头脑中生根发芽。
麦克卢汉认为，印刷术加速视觉的发展使之达到相当的高度，几乎在一夜之间造就了民族主义，民族实际上就是一种公众。旧的手稿形式不是技术力量很强大的工具，不足以造成印刷术所造就的那种公众——统一的、同质的阅读的公众。4 “纸路”对空间控制的拓展不仅在于它对传播范围和距离的扩展，还在于为更远距离的受众建构新的空间。受到客观因素限制的人类个体的活动空间永远是有限的，“纸路”传播带来的信息却能使阅读者的思绪“漂洋过海、放眼世界”。在此过程中，受众所接受的信息当然都是由媒介组织同质化加工后的虚拟信息，受众由此进入了传媒所创造的全新空间之中，人在这个空间中得到了极大延伸的同时，同样也受到了媒介组织的偏见、喜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左右（不论是指向于本土化的民族主义，抑或是倾心于全球化的世界主义，都概莫能外）。
三、“电路”信道：“地球村”的新时空与“地球脑”的新殖民
在人类的媒介技术史上，19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发明的有线电和无线电通讯技术，开创了现代通讯和全球传播的新纪元。电报是第一个基于电学的以电为动力、以电子为载体的电子媒介。1832年美国人塞穆尔•莫尔斯设想出了一个传送信息的新办法：只要改变电流开和关的时间，即可通过电线利用神奇的电力将信息瞬间传送到任何地方。1837年，他终于发明了一种简易的键盘电报并用“莫尔斯密码”发送了第一条信息。“在电报之前，‘communication’被用来描写运输，还用于为简单的原因而进行的讯息传送，当时讯息的运动依仗双足、马背或铁轨运载。电报终结了这种同一性，它使符号独立于运输工具而运动，而且比运输的速度还要快。”[15]
电报的发明，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中“电”和“磁”两种能量的相互转换完成的。l880年前后，英国物理学家J.J.汤姆森在研究阴极射线时发现了带负电的粒子流，后来被确定为与原子核一起组成原子的“电子”。电子的发现奠定了电路传播的基础。但在整个19世纪，人们对“电路”传播信道上最核心的要素“电”却一无所知：不仅发明了有线电报的莫尔斯对电学知识一片空白，整个西方社会对“电”也充满着无限的神秘感。在西方人看来，尽管“电”被电报驯服了，但它仍然是“幽灵般神秘和难以理解的”。[16] 于是，“电”被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变成了上帝的另一个法器。“电”在本质上是定向流动的“电子流”，电力则是通过电子的振动而产生的能量。“电子媒介”由此得名。
每一种现代媒介都通过缩减信源与信宿之间发送信号的时间差，以提高其控制空间的能力，进而实现其偏向于时间属性的精神控制职能。每一次传播方式的改变都会改变人类感知时空的方式。在“电路”传播信道上，电子媒介趋于瞬态化的传播速度将人类带入到一个信息内爆的世界。与“道路”传播和“纸路”传播最大的区别是，“电路”传播不仅通过改变人的时空感知方式体现出了媒介时空的偏向属性，还通过海量信息的“电子殖民”体现着不平等的精神交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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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一期，本文有删节)
作者：李曦珍，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兰州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楚 雪，兰州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胡 辰，兰州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注释：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7-144页。
[2][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等著：《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3][英]卡尔·波普尔著：《客观知识》，舒伟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页。
[4]陈鸿彝著：《中华交通史话》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页。
[5][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魏凤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页。
[6][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魏凤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8页。
[7]王子今著：《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前言），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8][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第187页。
[9]参见埃里克·麦克卢汉等著：《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259页。
[10][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等著：《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11][加]哈罗德·伊尼斯著：《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12][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13][加]哈罗德·伊尼斯著：《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5页。
[14][加]马歇尔·马克卢汉著：《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加]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15][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16][美]丹尼斯·杰·切特罗姆著：《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