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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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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理性消解科技理性: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环境风险话语

作者: 李艳红 发布时间:2012-09-11 10:06:48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
【摘要】随着现代性的推进,人类社会日益进入风险社会。然而风险的判断、定义和解释往往掌握在技术专家、资本和权力的手中,他们往往求助于技术理性来定义风险,对风险定义的技术专家垄断及其利益结盟往往加速了风险的生产。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则是,面对风险案例的不断涌现,社会民众开始发起创议运动来表达对技术理性的怀疑。在中国,类似的情形也在逐渐浮现。在这一背景下,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以减少和避免风险的生产,促进风险正义的实现?经验上来说,当今大众传媒又充当了何种现实角色?传媒是站在公民的立场成为社会理性的表达和孕育场所,还是成为了技术专家的附庸、资本和权力的代言人,来判断和解释风险?本文有两个任务,首先,从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通过梳理其理论建构了关于风险社会之传媒角色的规范性认识,其次,本文也力图通过一个案例为窗口来观察当代中国传媒在风险社会的现实角色。以2009年9月至12月大众传媒对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及相关议题的报道为例,本文考察了我国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环境风险的话语。基本发现是,大众传媒一方面成功为来自社会的经验理性表达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则成为能动的制度理性的阐述者,进而开放了风险定义的话语空间,消解了政府和资本的“安全声称”。大众传媒还促进和培育了社会理性的进一步演进,与公民环境创议运动相互构成,成为推动风险决策机制民主化的动力。传媒的制度理性成为这一话语机制的关键。本文最后也讨论了传媒在未来中国风险社会的可持续角色。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当今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于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后即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甚至在多个政策领域成为指导理论。它印证并指导了人们对广义的现代性的思考,也成为今天西方社会讨论环境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

  贝克的理论也给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传媒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如果说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来源的批判传播学派为我们思考传媒在财富分配和社会平等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的话,贝克所开启的风险社会理论则将为我们思考传媒在风险的生产、分配和风险正义中的作用提供理论资源。然而这一点在当今的传播学界尚未引起重视。

  本文由两个任务构成,一方面,通过梳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关于传媒应该在风险社会扮演何种角色的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用以指导未来的传媒分析;另一方面,本文也试图回答一个经验问题,通过解析一个具体案例来观察当代中国传媒在中国语境的风险社会承担了何种现实角色。

  一、风险社会、风险“知识”与大众传媒

  
在贝克(2003c)看来,随着现代性的推进,人类社会日益进入风险社会。现代社会的风险一方面来源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由现代化过程自我孕育出来。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力量与现代工业文明无节制增长的模式相互配合,其生产力的扩张产生了毁灭人的生存环境的潜力。但是,贝克认为,工业化时代之后,特别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来源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具有强大威力和潜在风险,为人类社会带来常态的生态和环境威胁。核力量,各种类型的化学和生物技术产品以及持续的具有重大威胁的生态破坏等,现在已经成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对人类生存构成一定风险的重要领域。

  然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过人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提示了风险已经和即将来临,也并不仅仅在于它预设了风险的必然性,而在于它对于人类社会对风险社会的反应(response),以及这种反应所引致的社会政治领域之变迁和挑战的精辟分析。贝克的理论并非自然科学理论,他更关心的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随着风险的增长,人类社会所发展出来的应对风险的制度的变迁(例如越来越依赖技术专家,使得技术垄断了对风险的定义等),社会民众对风险的反应(例如从对风险的蒙昧、惶恐到风起云涌的反对运动),以及由此对风险管理机构带来的挑战(社会公众对从事风险管理的管理机构之信任的坍塌),以及对政治的核心问题的转换(处理风险冲突而不再是处理阶级冲突成为政治的核心议题)。因此,他关心的是随着风险的常规化和大规模化,给社会和政治层面带来的变化和挑战,以及,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变化如何与风险的生产形成某种既相互推动又相互矛盾的共生性关系。人类社会的未来将取决于人类反应与风险生产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

  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中关于“风险”的知识异常重要,它将决定一个社会对风险的认识,进而决定风险能否被接受,被合法化进而进入生产的过程。用贝克(1992:23)本人的说法,风险“可以被改变,被戏剧化(magnified),或者在知识领域内被最小化”。贝克的观点恰恰契合了大众传播研究者的兴趣。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受建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对知识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再现(representation)的话语过程逐渐成为大众传播研究的核心领域。在这些大众传播者看来,大众传媒往往是知识建构的场域,甚至有时也成为知识建构的主体(Boyd-Barrett & Braham,1990)。在他们看来,大众传播的过程即是一个中介(mediating)的过程,正是这些复杂的中介过程,将环境风险变为呈现在我们报纸和屏幕上的“真实”。这就使得贝克的风险理论与传媒问题高度相关。

  贝克并未曾提供一个关于风险社会中传媒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系统理论。但他确实赋予了大众传媒在“反思现代化”和“风险社会”的过程中重要的角色。贝克本人就曾指出,大众传媒在建构风险的议题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在贝克的作品中广泛分布着一种关于大众传媒的观点,那就是,大众传媒在风险的揭示,围绕风险的科学知识所产生的社会竞争,以及对“风险社会”的社会挑战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Cottle,1998 )。但可惜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贝克的系统回答。关于传媒在风险社会的角色,贝克未能给出一个非常清晰透明的观点,有关此的论述颇为分散和割裂,如cottle所言,有一种“深刻的模糊性”(1998:23)。

  因此,在传播学者Cottle(1998)看来,贝克所开启的问题,其实应该由传播学者来回答,以填补贝克风险理论所缺少的关于传媒的“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 但是,可惜的是,在西方社会非常流行的环境传播研究极少从贝克的理论脉络中寻找启发。传播学者可以追问和观察的是,今天的大众传媒如何定义风险?如何生产关于“不确定性”的知识?以及,这种生产如何影响到与风险有关的环境政治。

  二、科技/社会理性与传媒的角色

  
通过回顾分析现代社会风险的产生历史,贝克发现,在现代社会,随着风险的大规模出现,人类社会并没有放任风险的增长,而是发展出了一个精密的制度来管制风险。这也被贝克称为现代化过程的自反性(reflexivity),也因此,贝克将“风险社会”定义为“一种处理由现代化进程所引致的灾难和不安全的系统方式”(1992:21)。在这个风险管制的系统方式中,技术理性逐渐成为定义、判断和解释风险的主要标准。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诊断风险和灾难时拥有垄断特权,科学理性成为政策决定的最后依据。而科技专家的意见往往依赖一套专业的统计数字和自我表述来验证其合法性。按照贝克的说法,“在一个技术风险有着根本性影响的社会,势必出现一种从专业技术角度来编织一个至善至美、无懈可击的安全光环来从心理上驱散社会公众的担心和恐惧”(2003a:32)。这种所谓技术上至善至美、无懈可击的教条教义就是他所说的科技理性。

  然而,技术垄断对风险的定义却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正是因为对风险管制的不断精密化,出现应付风险的高度组织性的安全机构,这使得整个社会产生一种幻觉,可以依赖这些专业机构来抵御风险,而法律和科学则总是倾向于忽视那些被认为只具有很大影响的,不会构成大事故的风险,认为他们还够不上风险的标准。整个社会因而拥有了继续开展那些被界定为风险很小的技术的生产的合法性。这些都使得风险的生产在现代社会进一步常规化、合法化和公开化。

  其次,技术权威在确定风险定义的总的标准的时候其实包含复杂性和充满模糊性,因为即使在科学上也很难断定某一个因素是造成风险和灾难的确定性的和唯一的原因,科学并不总是能够找到某一类技术对社会造成的风险和灾难的确凿的证据。这种模糊性一方面会使得技术专家内部产生分化,另一方面则使得基于技术标准而进行法律断定的标准也充满不确定,很难确认环境破坏的主体,从而使得那些生产风险的主体免于法律的约束。由于技术本身就存在复杂性和模糊性,这使得社会管理机构比如政策法规和管理条例等关于环境污染和保护问题往往是做一些空洞和抽象的一般性阐述,并未曾提出可资参考的具体的参数标准。“政府管理机构在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的各项政策调理往往是按照技术王国内在的要求来做出的,因而总是一些含糊的‘糊弄社会’的声明和陈述”(贝克,2003a:42)。

  在科技风险的问题上,尽管科学理性宣称自己的价值中立,但是技术专家既是被告,也是法官的情形往往导致对技术专家及其利益集团的偏袒,各种利益主体,例如资本和市场等都试图角逐和垄断对风险的定义,并与科技理性结盟。他说,“总是存在各种现代性主体和受影响群体的竞争和冲突的要求、利益和观点,他们共同被推动,以策动者和受害者的方式去界定风险(2003b)。”因此,总是存在那些用法律和科学进行“有组织的不承担责任”( forms of 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的现象。在特定的经济利益驱动下,技术和法律会被风险生产的主体(作为风险赢家)所用,或者,技术权威可能与资本以及与官僚在利益上结盟,私下对风险进行评估、裁决和界定。这使得与巨大风险和灾难有关联的生产活动将处于商业运作之中。

  因此,对贝克而言,科学、法律和日益精密的安全管理机构的发展并不能够阻止社会进入更大的风险。反而,风险总是从制度和科技理性之网穿梭而出,使得社会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但同样,贝克也看到风险社会的另一个面向。风险在政治上具有解放的潜能,随着科技理性发展,普通公民逐渐从原初的蒙昧过渡到发展异议,表达对技术理性的怀疑,尝试自我界定风险(2003c)。由于风险的常态化和风险案例的不断涌现,社会民众势必去思考由科学技术专家所垄断的风险定义的问题,去揭穿这种被科学定义和编织的安全光环,并形成社会理性,以个人经验和社会理性发起对风险定义的质疑。在一次又一次爆发的环境公共事件中,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越来越为公众所认识,技术专家的“权威性”和理性成分被削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理性仅仅是一件外衣,很轻易就被公众识破。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公民创议运动就是一个例证。 这种不信任和敌意,使得贝克认为工业社会之后的风险社会势必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这也构成了现代社会风险治理的挑战和危机。

  贝克以工业社会尤其是处于发达工业阶段的德国社会为模本进行了分析,中国处于与贝克所观察的德国不一样的社会阶段,然而,贝克的理论也与中国的现实有了愈来愈强的适切性。80年代以来开启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已经使得中国也日益进入了西方曾经经历的现代性轨道,在市场动力推动下的工业化发展催生了对大自然的掠夺式的发展模式,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环境风险问题更加突出。同样,具有潜在风险的各种现代科学技术被运用来解决各种问题从而带来巨大威胁。

  与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也日益求助于技术来定义和裁定风险,力求寻找一套安全管理制度来管制风险。不同的是,西方社会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展出了一整套精密的制度来管制风险,而中国正在追求的管制风险的制度尚不完善。这使得环境风险更加普遍。而且,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还在于,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获得风险定义权的技术官僚日益形成与参与风险生产的利益集团结盟,科技理性的话语很多时候被政府或资本所挪用和掌控,越来越多被卷入资本和政治的进程,使得其成为某种附庸。这使得风险的生产更加缺乏约束,日益扩大规模,并侵蚀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在中国,所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而在公民社会这一端,中国的情形也非常类似,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公民社会也逐渐开始发育(邓正来,2008;朱健刚,2004,2007),中国公民,尤其是在富裕城市的中产阶层开始日益拥有环境和权利意识,邻避运动在各个城市遍地开花,他们试图通过此种环境创议运动阐述他们对于环境风险的看法(何艳玲,2006,2009)。

  上述分析为我们思考风险社会中的传媒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规范性角色提供了基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尝试提出关于传媒角色的规范性认识。首先,在风险社会阶段,传媒应该扮演生态启蒙的角色。贝克在寻求风险社会出路时,特别强调从根本上破解当代人的实践矛盾和发展悖论的思想观念基础,而破解的途径就在于“启蒙”。 普通民众一开始对风险与安全的认知总是茫茫然、昏昏然,他们将安全寄托在安全机构上,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一领域里的风险与安全,但却觉得不是自己所应思考和所能思考的事情,离自己很远。因此,揭示风险,让更多的民众认识风险,消解对技术专家的盲目崇拜,将对风险的思考变为日常思维的一部分。就是生态启蒙的主要任务。

  与启蒙角色关联,为了揭示风险,传媒就应该约束技术理性对风险定义的垄断,在培养和建设社会理性上有所作为。大众传媒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地方,社会公众在此可以自由地怀疑和质询科学技术方面的权威专家们,要求他们就有关巨大风险和灾难问题而展开取证、评估、鉴别和裁决。大众传媒也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地方,要让持不同看法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声音可以得到表达,让传统上处于“黑箱”的风险取证、评估、鉴别和裁决的各个环节都公开化,让公众得以介入和了解(贝克, 2003b)。这也是贝克所讲的生态民主中传媒可以承担的角色。当公民社会已经在开始孕育其社会理性,大众传媒应该给它一个表达的空间。让更多从经验,从制度等等角度来思考有关环境风险决策问题的声音能够在媒体上表达出来,成为社会理性的表达空间和阐述者和建设者。因此,传媒也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地方,让整个社会对技术理性之基础进行自省、反思和质疑。

  传媒如何在风险正义的实现中扮演角色也显得很重要。贝克认为,在风险的生产过程中必然出现因风险生产而获益的“风险赢家”和因风险生产而受损的“风险输家”,如何实现风险生产过程中风险赢家和风险输家的利益平衡问题是其所说的风险正义的主要成分。贝克并不常谈及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关心的阶级问题在他这里不再重要,因为在他看来,风险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不再是财富的分配问题,而是风险的分配问题。甚至,他也认为,风险的分配将是全民性和全球性的,因此实现风险的正义就应该是削减风险生产本身。我们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有关环境风险的分配问题则依然重要,特别是,风险可能在不同阶层和人群之间的分配差异日益凸显,社会经济底层的民众可能更多承受环境和生态风险,因此,如何为弱势人群在风险正义的实现过程中,提供表达的机会和空间,也应该是传媒的重要角色。

  总体而言,从贝克的观点出发,需要创造一种生态上更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一个民主的公共论辩体系和制度,才有可能抵御风险,而传媒应该是这个公共论辩体系的核心成分。

  三、个案介绍及方法说明

  
上述概念框架有助于我们思考和评价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履行的现实角色。在本文中,我们希望以一个特定案例为窗口来理解今天中国传媒在风险社会进程中的角色。从上述概念框架出发,可以追问如下问题:今天中国的大众传媒是否开始履行风险启蒙的角色,揭示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蕴含的风险还是相反,倾向于掩盖风险和边缘化风险?传媒传递给公众何种关于风险之经济决策和政治控制的知识,大众传媒是将成为科技理性的代言人,表达那些与权力主体结盟并以科技理性形式表述的对于风险的判断和解释?还是将成为分散的民众表达其社会理性的场所,为消解和揭示技术理性的掩饰性进而实现符合公众利益的风险正义提供了话语空间?它如何影响现代社会之风险的生产,风险的分配以及与风险有关的环境政治(environmental risk politics)?

  尽管有限,贝克的社会理论确曾开启了西方环境传播研究的新路向。这些有限的努力和成果可以成为我们对话的对象。在少量学者用理论叙述和经验研究勾画的视野中,大众传媒的表现充满复杂性。在很多时候,“危机”往往是大众传媒的常客,甚至构成新闻媒体的常规和日常特点(Cottle,2009),有时,它确实为社会理性开辟了表达空间(Cottle,2000),但有时,大众传媒及其制度则是嵌入于“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形式之中,成为“全球资本的新传教士”,与政府、传媒、专家与利益集团合为一体(赫尔曼、麦克切斯尼,2001),甚或成为“解毒政治”的一部分,帮助政治家度过环境风险引发的公关危机(贝克,2003b)。

  本文选择观察2009年的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来探讨今天中国传媒在风险议题建构上的角色。2009年9月,广州市宣布将在番禺区会江建设垃圾焚烧厂,一旦通过环境评价项目将启动。这一消息旋即引发了会江周围中产阶级聚居区居民的抗议,居民最初抗议选址决议,进而发展到抗议垃圾焚烧这一普遍性的风险决策。抗议的形式包括在网络论坛讨论,向环保部门投诉,向民意代表机构全国人大发公开信,提起法律诉讼,集体“散步”,行为艺术等多种形式。抗争最后取得了局部胜利,以12月20日番禺区委书记表示将停止垃圾焚烧厂项目为终点。

  垃圾焚烧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的环境风险。它起源于工业社会后人们为了处理大量累积性垃圾所发明的技术,但这种技术则有诸多不可预测的危险。在中国的大众传媒上,虽有零星出现,但垃圾焚烧一般并未成为热点议题,但是这一次由于番禺居民的反对性意见,以及相关的抗争行动,却吸引了大众传媒的持续密集关注 ,发表了大量报道,使之成为这一时间段全国性的热点议题。这一案例因此能够提供丰富的材料,让我们得以观察今天中国大众传媒报道环境风险议题的基本逻辑。

  在这个案例中,存在两个显著冲突的风险利益主体,一端是决定通过垃圾焚烧技术来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广州市和番禺区地方政府,以及可能因参与垃圾焚烧建设而获利的企业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技术专家,可将其简称为“主建方”;另一端则是可能因垃圾焚烧建设而成为环境风险受害者的垃圾焚烧站周围的番禺居民,在文中我们将其称为“抗争者”。这一分化恰恰典型地体现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我们希望观察传媒在此二者------“风险赢家”和“风险输家”之角逐过程中的角色。

  关于传媒如何报道番禺垃圾焚烧议题的相关论文已有不少,该议题曾经引起传播学者的高度关注,将其视为传媒促进公共政策的成功样本。这些论文的主要关注点是传媒与集体行动的关系,或者传媒在公共政策倡导中的角色。本文则采用了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试图将这个案例置放于环境传播的视野之下进行解读。从风险社会的视角,有学者也提供了关于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烧运动的解析(郭巍青&陈晓运,2011),在这些研究中,传媒被认为是公民创议运动的工具,但传媒的独立角色尚未得到探讨。本文则试图提供关于媒体作为独立于运动的主体在此中的角色。

  本文选择研究2009年9月23日至12月23日之间《南方都市报》与《新快报》对于(反对)垃圾焚烧炉议题的报道。这两家报纸地处发生地广州,都进行了密集和数量众多的报道和评论,其中,《南方都市报》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共有101篇,《新快报》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有79篇。作为在全国具有专业领导性地位的都市报,对《南方都市报》及其市场竞争对象《新快报》的研究将具有前瞻性和可推论的价值。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一种建构主义的方法论,解析媒体所使用的话语策略和框架建构(framing)方式。“框架”概念首先是一個社會心理學概念,它指的是人們用以劃分、組織和詮釋社會生活經驗的一種認知架構(Goffman, 1974)。由于它有助于揭示意义形成的过程,并能够勾连文本、主体及社会成员的集体理解之间的相互构成性关系,這一概念70年代以来逐渐進入社会科学研究,在传媒研究、舆论研究、社会运动及公共政策研究中都有广泛的应用(Pan & Kosicki, 1993;Pan & Kosicki,2001)。对新闻而言,框架建构是新闻工作的本质(Tuchman,1978),新闻记者总是通过特定框架来对大量信息来“常规化地处理大量信息,并且将它们以于有效的方式包装输出给受众”(Gitlin, 1980:7)。本文即试图通过揭示传媒报道所采用的基本框架,及其与其他社会主体(政府和社会民众)框架之间的交锋来理解围绕风险所展开的话语过程。

  四、地方政府:进步框架、安全“声称”与科技理性表述

  在关于垃圾焚烧选址的争议中,最核心的争论是关于风险的论述。抗争者最初的质疑即指向风险,认为垃圾焚烧站会导致健康风险,其中最主要就是垃圾焚烧会释放致癌物质二噁英,因而不宜选址人口密集的聚居区。针对这一关于风险的质疑和挑战,番禺区和广州市政府(相关部门)首先诉诸的就是科技理性,来向公众声称“无风险”。例如,被采访的番禺区市政园林局负责人在受到该质疑时即采用了科技专业术语来回应:“大石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标准为0.1n g/Nm3的欧盟2000标准,领先国家标准十倍。”

  但是,更加娴熟使用科技理性来回应质疑的是承建垃圾焚烧的企业及其技术专家。作为控制技术的掌握方,广州环保投资公司频繁采用科技理性来表述来界定风险。例如,为了说明民众所提出的二恶英致癌的问题,他们表示,“根据美国对二恶英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分析,二恶英等物质在高于850℃的环境中停留时间超过2秒,其分解率将达到99.99%。因此,高温燃烧及烟气净化处理被认为是预防和控制二恶英接触的最有效方法。 ……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炉的构造,将确保烟气在炉膛内85 0℃以上的高温区内停留至少2秒以上。此外,当烟气通过尾部烟气处理系统时,剩余的二恶英还将被石灰、石粉以及大面积活性炭粉末吸附。 这里,一种体现“基于概率和可能性对环境风险的计算”的技术理性被用以阐述“无风险”论。

  而对于尚未充分掌握科技理性的地方政府部门,他们则主要是借助“进步”(progress)框架来表述其“无风险论”。“进步(progress)框架”在科技议题的报道中是一个颇为常见的框架,曾经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报道核技术等的主导框架(Gamson & Modigliani,1989)。这个框架往往将一项科学技术视为新进展和新突破,视为历史的方向(Niesbet & Lewenstein,2002)。本案例中,地方政府部门也频繁地诉诸科技进步框架来论证项目无风险,例如,他们表示,“该项目采用先进技术,不会对周围市民的生活环境造成影响”,“从目前人类的技术水平来说,控制焚烧中产生的污染也已经不是难题,而且目前我国引进的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焚烧发电这种垃圾模式已在发达国家应用了几十年,广州的李坑也已经成功引进国外的系统,处理标准都控制在欧盟标准以上” 等等。 同样,在进步框架下,“主建方”也不断援引国际经验来为垃圾焚烧技术提供论证,其话语逻辑是,垃圾焚烧技术是国际先进国家都使用的技术,因此代表的是科学和进步的方向。例如,“焚烧厂项目发达国家已用了几十年,巴黎、东京、大阪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建在城市旁”。

  但是,采用进步框架来表述项目的安全终究只是一种“安全声称”, 仅仅是空洞的安抚,这也成为民众和媒体后来不断反对的一个理由。地方政府不能通过明确的专业术语来与民众对话,这恰恰印证了贝克理论所说的由于界定风险的科学过程的模糊性,这导致法律和政策意义上的风险定义更加模糊。

  五、大众传媒(之一):表达经验理性

  
针对政府和承建方在科技专业话语和进步框架下发表的“安全声称”,在科技理性框架下处于弱势的民众开始使用和援引自己的日常经验来表达他们的质疑(郭巍青&陈晓运,2011)。贝克就曾说过,经验是人们获得社会理性的来源,在对污染的风险进行器定的过程中,受影响的群体总是以个体经验以及受害者的方式去界定风险。(2003c),这在本案例中得到了印证。例如,基于经验,抗争者们认为国家的环保标准并不可信,因为国家环保标准甚至“不把灰霾列入空气质量问题”,而在现实体验中,灰霾则给人们的健康和生活都带来危害。抗争者们也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政府划定的只允许位于拟建垃圾焚烧厂3公里以内区域的居民才能参与听证的标准给予质疑,因为“谁能保证废气不会吹到3公里以外?” 通过大量采访抗争民众,媒体开放了空间让这一类的社会经验得到了一定表达。

  抗争者使用的最有力的经验援引来自他们对李坑垃圾焚烧站的亲身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抗争者体验到被政府认为是引进了最先进技术、排放符合环境标准的“李坑垃圾焚烧厂”,周围的实际生活,这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臭味”,因为粉尘和臭味,这里的居民夜里不敢开窗,不敢吃本地的蔬菜,不敢喝井里的水,这里的癌症高发”。尽管由于敏感性,媒体未能对这些经验“大肆”报道,因而也未能将抗争民众用以作为“风险图像”的“受害的经历“和“受害的身体”(郭巍青&陈晓运,2011)搬到公共舞台上演出,因而削弱了经验理性的情感动员力量,但它们仍然通过零星的方式传达了抗争者的这一经验。

  媒体为民众的经验理性所开放的表达空间可以从媒体所采用的消息源看出来。媒体广泛使用了“反建派”的消息来源,这包括拟建垃圾焚烧站周围的“业主”和村民(抗争者主体),一般民众和网友,李坑垃圾焚烧站受害者,反对派专家,其他媒体、民间团体和环评机构等。尽管仅仅从引用消息源的比例上里看,两家报纸引用的“主建方”(主要是政府、主建派专家以及涉建企业)并不超过“反建方”消息来源,但考虑到在当代中国的传媒语境下,媒体对抗争议题总是更加小心,在使用抗争方作为消息来源的同时,需要更加主动地采用政府方消息来源来合法化自己的职业行为,媒体对民间消息源的采用在总量上看已经是相当之多了,这些消息源都成为经验社会理性表达的出口。

  经验理性也体现为对国际经验的寻求。媒体积极寻找他国经验来探讨解决垃圾问题的出路。例如,美国和日本“近十年都没有增加一台焚烧炉,垃圾焚烧产业在西方已是夕阳产业” 等等国际经验都被引用来成为与政府的“主建论”进行辩论。这一期间,两报还发表了对台湾、丹麦和意大利垃圾处理经验的报道。

  媒体所开放的言论版面在经验理性的表达中扮演了更显著的角色,南方都市报的“个论”版和“广州读本”版都相继刊发了不少读者来信和意见领袖的专栏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关于李坑的经验,关于个体对环境风险的经验,关于他们所搜寻的国际社会的经验等都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并与科技理性的话语交锋。在这里,经验理性建立在多个个体的经验上,是在经验基础上合乎逻辑的分析,因此,尽管并不如技术理性或科学理性那样建立在对概率的准确计算上,但仍然体现了理性的基本特征。南都报刊登的广州地区意见领袖陈扬的专栏文章《不信专家新阿妈》一文更是鲜明地表达了公众对于社会理性的信任,文中用“阿妈”代表来自日常的生活经验,认为这种日常经验往往比专家的科学断定更加可信。

  值得说明的是,媒体也为持不同意见的专家表达另类的(alternative)“科技理性”提供了平台。两报都对唯一持不同意见的“反烧派”专家赵章元特别关注,多次采访和报道他。赵章元在此时期甚至成为明星人物,受到热烈追捧。通过报道这位反烧派专家,媒体实现了贝克所说的打开垄断风险定义的黑盒子,让不同意见的专家参与到风险定义过程中来的角色。

  六、大众传媒(之二):通过框架转换实现”制度理性”表达

  
如果说媒体尚未能为抗争公众及其收集的“受害者经历”开辟充分的表达空间,因而在经验理性的表达上仍有局限的话,大众媒体在实现制度理性表达上,则体现了充分的能动性,并有着娴熟的策略。作为社会理性的一种,制度理性表现为对制度背景具备充分认识,将风险及其决策议题置于特定制度背景下来讨论。而这一制度理性,是通过运用框架转换策略来实现的。

  在新闻报道中,框架能够为报道设定基调。在本案例中,政府一开始就使用了科技进步的框架来设定对风险问题的论述基调,其基本论述是:垃圾焚烧是先进的技术,因而是无风险的。但是,聪明的传媒人一开始就认识到,仅仅从对风险的科学定义上来争夺对于风险的定义是不够且难以取得主动地位。因此,大众媒体从一开始就在这一由化学和技术术语引导的讨论同时开启了一个新的论述窗口,即,一个由大众媒体所娴熟掌握的由程序正义、公众参与等制度社会术语构成的讨论。

  两报都从一开始进入该议题时就有意识地将注意力导向“程序”问题。他们在追问风险的同时也追问关于垃圾焚烧站选址及其决策过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由此,媒体把一个科学问题转换成了一个公共决策问题。新快报在9月24日最早的报道中即已调查该项目的环境评价进程,在25日就发表了社论,对地方政府进行了质疑,质疑其在未经环评的前提下就进行征地,以及项目执行方未能进行信息公开,明显违背了法律和程序正义原则。

  在接下来的报道中,与程序正义、信息公开和民意等相关联的“(决策)民主框架”则开始持续成为两报报道和评论的基本框架。进入10月份之后,两家报纸都轮番发表了多篇典型地体现这一框架的评论文章,甚至一度成为两报就该议题发表社论的主调。两报都围绕此议题发表了多篇社论,以下列出的是体现了这一基本框架的社论标题:

  “番禺垃圾发电厂环评要民主公开”, 南都报10月23日社论

  “请以制度通道回应番禺居民抗议”,新快报10月28日社论

  “权力霸道令公共决策骑虎难下”, 新快报10月30日社论

  “番禺垃圾焚烧厂之争应该形成良性互动”,南都报10月31日社论

  “人大依然被虚置,焚烧厂命运成谜”,新快报11月2日社论

  “决策充分容纳民意,施政僵局始能打破”,南都报11月5日社论

  “垃圾焚烧:依法推进绕不开民意这一环”,南都报11月24日社论

  两报的言论版面也都成为阐述这一框架的重要场所,诸多言论文章也是在这一框架下对政府的风险决策进行论述。这些文章来自抗争者,普通读者,或意见领袖、知识分子。以下列出了其中的部分标题:

  “番禺垃圾发电厂争议不能只由官方说了算”,新快报10月14日

  “建垃圾场需引入问责制”11月2日,南都报,

  “谨防垃圾厂项目陷民意“囚徒困境””, 新快报11月25日,

  “首先要过信息公开这一关”,南都报11月25日

  “公民参与是广州之幸”,南都报11月26日

  “尊重民意,走向善政”,新快报11月26日

  “垃圾处理问题必须有公民参与决策” 南都报11月27日

  “不要让民意一头热”,南都报11月27日

  “垃圾焚烧,请讨论引入民意的程序细节”,新快报11月30日,

  “别让民意‘被代表’”, 南都报12月5日,

  如以上标题所示,在“(决策)民主框架”下,这些言论或者致力于追问垃圾焚烧站选址的决策是否经过了征求民意的环节,是否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或者追问当民众表现出如此大的反对声音之时,政府相关部门有没有对这些民意给予尊重、回应和充分考虑,是否设计了相应的程序环节来将民意充分吸纳进入决策程序等;或者就这些细节提出批评或具体的要求,要求政府回应民意,让公民参与决策。随着媒体对报道框架的设置,政府也不得不卷入这些框架所设置的方向,但是,在媒体所主导的这些框架下,媒体显然居于话语的主动位置,政府则居于被动。风险决策中的程序漏洞使得他们处于辩论的不利一方,而只能以“依法”和“推进“等空洞的口号来宣称自己的态度。

  大众媒体在此议题的报道中存在一个转折点,这就是对前环卫局长吕志毅的披露。在此之后,两报报道转向一个新的框架---“利益框架”。与程序正义和民主框架相似,利益框架也是今天中国媒体处理公共事务报道的基本方式。中国记者对于揭露社会黑暗面,尤其是权力背后的利益勾结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也是他们认为的职业价值所在(赵鼎新&林芬,2008)。事实上,在本案例中,利益框架在报道在此之前即已零星出现,例如,11月11日南都报发表《垃圾‘风暴’背后的利益格局》一文即从利益格局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2009年全国各地都大力兴建垃圾焚烧项目,原因在于国家规划了大额的拨款和垃圾处理补贴。但是在对吕志毅的披露之后,利益框架才真正成为主导框架,并因此而掀起了报道的新高潮。

  利益报道缘起于网络上的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披露了关于“主建”的现任广州市副秘书长吕志毅和垃圾焚烧利益集团存在密切关联的消息,包括,其弟是垃圾焚烧控股公司广日集团物流公司总经理,其大学刚毕业的儿子是垃圾焚烧投资商广州环投公司采购部经理。对利益问题充满灵敏嗅觉的记者立即跟进这一消息,并进行了追踪采访。自此,媒体开始了揭露垃圾焚烧决策背后的利益格局和权钱勾结的系列报道。这包括,查证广日集团与环卫局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非专业做垃圾焚烧的企业广日集团为何获得垃圾处理特许权,其通过垃圾处理可以获得政府的巨额利益补贴等。

  两次框架转换并没有与政府的“无风险”话语和科技理性话语直接交锋,但是,通过框架转换,媒体却实现了对科技理性话语的消解。将其从一个科学问题转换为一个公共决策的问题,从技术问题转换为一个政治问题和一个道德问题。由此,通过成功地将制度框架引入,将风险决策和风险生产置于特定的“真实”的制度背景之下来进行解读,媒体也击败了“无风险论”。在他们看来,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的风险论断,只有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它才奏效。在当下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其基本的话语逻辑就是:如果有关风险生产的决策以及关于风险的界定是在这样一个不符合正义要求的,充满利益纠葛的制度背景下做出的,那其决策和界定势必不可信。即使一个被证明零风险的技术,如果在一个充满利益纠葛,或者利益关联缺乏管束的制度环境之中,其风险也会大大扩大。大众传媒依托其高度的职业能力为反思科技理性提供了基础。

  七、大众传媒(之三): 从抗争到商议------培育社会理性

  
除了表达来自社会的经验理性,并作为能动主体表达制度理性来与“主建方”的科技理性话语进行抗争之外,在本案例中,媒体还体现了一个新的角色,那就是,将社会理性导入了一个新的渠道,将对垃圾焚烧的反对和抗争转变为对“如何处理城市垃圾”这一公共问题的商议。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促进了社会理性的进一步演进,培育了在风险决策议题上的社会理性,并再次扮演了公共商议(public deliberation)之论坛的角色。

  垃圾焚烧议题的论辩体现出一条发展和演进的线索。作为一个抗争议题,抗争民众早期的诉求是“反对垃圾焚烧选址”,随后发展为“反对垃圾焚烧”,进而发展为倡导垃圾分类来解决城市垃圾问题。其背后的逻辑是抗争者与政府双方碰撞和对话的结果。对抗争的民众而言,垃圾焚烧不可行,而政府和主建方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垃圾焚烧不可行,那如何解决垃圾困境? 这促使了抗争者逐渐跳出个体和社区本位,尝试从一个公共的角度来思考城市垃圾处理的问题,体现了一种理性和开放的精神。

  而对媒体而言,他们则是有意识地承担了“公共论坛”的角色,力图为更多的公众讨论“垃圾问题”提供表达和商议的空间。媒体首先对抗争者变迁的意识进行了采访,使得抗争公众在垃圾问题上的新思考得到报道。例如,《南都报》专门发表了“我们愿做垃圾分类排头兵”的报道,在报道中,抗争的公众得以阐述他们从反对垃圾焚烧站选址到反对垃圾焚烧,以及到支持垃圾分类的思想轨迹,并得以充分表达他们实行垃圾分类的决心和信心。

  媒体的公共论坛角色更多体现在他们所开辟的言论版面上,两家报纸的言论版面都刊发了多篇关于如何处理城市垃圾问题的文章。如果说早期的文章主要是质疑和批评政府决策问题的言论的话(程序正义和决策民主框架),从11月开始,言论的主要导向开始转向对垃圾问题的公共商议。“如何处理垃圾问题”,“如何为番禺垃圾找出路”‘“只有垃圾资源化可以救垃圾”, “走出垃圾焚烧厂选址的困局”,“垃圾问题系必须统化解决”等等标题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新的思维导向。这些言论大都体现了一种理性,并非情绪发泄,分析逻辑清晰严明用媒体自己的话说,“冷静自持、克制和担当”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讨论中,讨论者都跳出了一己之立场,试图从一个公共立场来讨论问题。在这个媒体所开辟的公共话语空间,抗争者、普通读者、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等共同提供他们对于环境与人生幸福之关系的思考,也体现了他们对于自己对环境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思考。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些言论大都体现了大体共识,那就是:从末端治理转向前端减量、分类,资源化;为减少垃圾焚化厂风险,重要的是社会的监督和利益共享;解决不可能靠单一的方式,而要靠先进 技术、市场体制、公民社会以及政府管理共同组成的良好系统。

  垃圾分类成为其中最受到重视也得到共识的一个处理方案,被看成是解决城市“垃圾围城”问题的一个新起点。这些言论文章不仅论证垃圾分类的必要性,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必经之途,也探讨甚至问责政府应该如何实施和推动垃圾分类的具体举措。媒体甚至还发表社论来表达对垃圾分类的倡导和支持。例如,南都报11月25日发表的社论“高效推行垃圾分类可望走出决策僵局”即是这一立场的表达。由此,大众传媒成为新的“风险知识”的生产场所和推动力。

  不过,媒体的角色不仅表现在其对社会理性的培育上,而且表现在与此过程同构的一个过程,即,与此同时对政府的问责以及推动建立民主的风险决策机制的原动力。在这一点上,中国传媒的表现甚至超出了贝克的论述,媒体不仅仅是风险定义的场所,甚至也成为推动风险决策机制民主化的动力,为开启新的风险决策创造了“政治机会结构”。

  八、结语与讨论:风险社会中传媒角色的局限、可持续性及其它

  
……

  (原文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三期,本文有删节)

  注释:

  
本文是中山大学2009年青年教师培育基金项目“媒介与公民参与研究”研究成果。感谢黄雪娇同学为本文研究思路的形成提供启发。

  社会学家默顿(Merton)提出的概念,或称中层理论,用以反对1950年代盛行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他寻求的是解释一些具体的现象,而非在抽象的社会层面上提供全能的解释。参见《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贝克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中提出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世界各地兴起的表达环境异议的行动,参见242-254页。

  引自《南方都市报》9月25日报道《二恶英阴影笼罩 居民心结难解》。

  引自《南方都市报》9月25日报道《二恶英阴影笼罩 居民心结难解》(AⅡ04)。

  分别引自《新快报》新快报2009年9月24日报道《垃圾焚心---番禺建垃圾焚烧厂30万业主急红眼》和9月25日报道报道《市容环卫局今日全权答疑》和。

  引自《新快报》9月24日报道《垃圾焚心---番禺建垃圾焚烧厂30万业主急红眼》( A05)

  引自《南方都市报》10月23日报道《王则楚:番禺可烧垃圾 众业主:寄望听证变局》

  参见《南方都市报》10月24日报道《“番禺垃圾焚烧厂”追踪 番禺小区业主反对建垃圾焚烧厂》以及11月4日报道:《李坑垃圾厂二期悄然动工 此前曾因公众反对等原因被国家环保总局否决》,在这两篇报道中,媒体引用被访者的话,间接传达了李坑作为”受害者”的经验。

  根据我的同事曾繁旭及其研究小组对《南都报》和《新快报》在2009年9月至12月的报道消息来源所做的统计,《南都报》所使用的主建方消息来源和反建方消息来源的比例为170:136;《新快报》的比例则为71:96,转引自尚未发表论文《中国业主维权行动与都市媒体》。

  南都AⅢ03 | 深度周刊 重磅并非仅仅说不 垃圾焚化的台湾经验;11月14日“中意环境论坛”在广州开时,南都就去采访,了解意大利的垃圾处理方式,垃圾焚烧发电在欧洲已是淘汰技术,垃圾分类回收加上垃圾填埋发电才是更为环保的方式。

  参见南方都市报11月4日,陈Sir扬言专栏,《不信专家新阿妈》(AⅡ02)。

  新快报9月24日报道《番禺建垃圾焚烧厂30万业主急红眼》;新快报9月25日社论《番禺垃圾焚烧厂无污染如何让人信服》。

  也有研究者指出,抗争者的诉求转换也是一种运动策略,为了寻求更大范围公众的支持(黄煜& 曾繁旭,2011)。

  引自新快报11月27日社论,《垃圾厂争议见证城市公共精神成长》

  参考书目

  爱德华•赫尔曼、麦克切斯尼(2001),甄春亮译,《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邓正来(2008),《国家与社会: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何艳玲(2006),《“邻避冲突”及其解决:基于一次城市集体抗争的分析》,《公共管理研究》04。

  何艳玲(2009),《“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开放时代》12。

  默顿(2006),唐少杰、齐心等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

  李艳红(2006),《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开放时代》,第6期,页48-55。

  乌尔里希•贝克(2003),何博闻译,《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

  乌尔里希•贝克(2003),王武龙译,《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下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克思主义与现实》03。

  乌尔里希•贝克贝克(2004),蒋仁祥、胡颐译,《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42-254页。

  曾繁旭(2006)。<NGO媒体策略与空间拓展——以绿色和平建构“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议题为个案>。《开放时代》,第6期,页22-24。

  赵鼎新、林芬(2008),《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传播与社会学刊》06,93-119页。

  朱健刚(2007),《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创新》,《探索与争鸣》06。

  朱健刚(2004),《草根NGO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开放时代》06。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New Delhi: Sage.

  Cottle Simon.(1998).Ulrich Beck.‘Risk Society’ and the Media--A Catastrophic 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Cottle Simon.(2000).TV news, lay voices and the visualis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s.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the media. New York : Routledge.

  Cottle Simon. (2009). Global crisis reporting: journalism in the global age. New York : McGraw-Hill/Open University Press.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Nisbet, Matthew C., Lewenstein, Bruce V.(2002). Bio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Media: The Policy Process and the Elite Press, 1970 to 1999, Science Communication, Vol.23,Iss.4;p.359.

  Oliver Boyd-Barrett , Peter Braham.(1990). Introduction in Media, knowledge and power : a reader. London : Routledge.

  Pan Z.D. , Kosicki. G.M. (1993),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1), 55-75.

  Pan Z.D. , Gerald M. Kosicki.(2001).Framing as a Strategic Action in Public Deliberation. Framing public life :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Uwe Engel , Hermann Strasser .(1998).Global Risks and Social Inequality: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Risk-Society Hypothesi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3, No. 1, 91-103

  William A. Gamson , Andre Modigliani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5,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