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造新闻学 ——网络化关系的视角（节选）
黄旦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就历史看，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总是显得有点底气不足步履蹒跚。且不说似乎一直面对有学无学的质疑，甚至不得不为这无聊的伪命题做种种辩护，就足以显出对于自己合法性地位的紧张。上世纪八十年代传播学的引入，又增加了几分压力。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迄今仍是不清不白，尽管表面上像兄弟俩，和和气气在一个屋檐下吃饭。
今天是一个什么情状？刺激一点，或许可以用得上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紧要关头”——“旧的制度正处于土崩瓦解的阶段”。平和一些，则可以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紧要关头”与“网络社会”，表述不一，精神一致，在传播技术革命性变化的推动下，传播生态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
如果说工业时代最为关键的机器是时钟，并由此成了机器的代表和“典型符号”，那么，时钟也就是工业时代的最好隐喻，有一个机器人一样的自然理性主人，在主宰着世界的一切，想想“标准、规律、节奏、分工、统一、进步、因果”等等之类的现代词汇，即刻明白我们其实一直是生活在时钟所确立的生活节奏之中。然而，网络化时代变了，如果也选择一个隐喻，就不可能再是时钟，用约翰·厄里的说法应该是“因特网”，意味着是一个“高雅的、无等级之分的根茎状全球结构模型”；“而且，它还以横向的，以及纵向的‘超文本’链接为基础，从而使得文本文档中的物体之间的边界呈现出无穷无尽的流动态势”。
美国新闻教育发端于19世纪末，首先开办四年制新闻学课程的是1904年的伊利诺伊大学，随后是密苏里大学于1908年开设了第一所独立的新闻学院。初期的新闻教育，重点在于技术性课程。到了第二个阶段，新闻史和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新闻事业，成为研究的对象，并出现了第一批教科书。1930年代以后，新闻教育进入和社会科学结合更加紧密的阶段，目标是实现二者的一体化。不过这种面上的平静描述，遮蔽不了内在曾经有过的激烈冲突。在新闻教育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过程中，尤其是后来传播学的融入，并非风平浪静。传播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新闻学是一个职业名称。一直待到报人和一些媒介机构开始涉足于民意测验和市场调查之后，传播的应用首先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互不买账的情况才稍有转圜。
当然，缝隙并没有因此就被填平，或者可以说，传播更多是在应用研究上，新闻学仍然以职业为重。施拉姆想把新闻学院变成传播学院的设想，显然是低估了其中的难度。大多数学院最终是选用拼搭捏合之法，以“新闻与大众传播”冠名，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是一种妥协，更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以使研究和教学各得其所相安无事。此种思路下，本科的学士学位，坚持以“新闻”为名，自也就不足奇了。
之所以从报刊业的产生转接到美国的新闻教育，乃是最先注入中国新闻教育之流且激荡搓摩并初成模样的，就是来自美国这股泉。因此，像美国一样，中国新闻学从一开始便是一个职业规范性学科。具体地说，新闻学是通过对报刊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规范加以归纳和提炼，形成条理化的知识，传授学生，指导实践，其依托的基础是职业伦理-社会责任，并以此区分和指认应该/不应该，“导新闻业于正轨”。1949年后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在性质、方向及目标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与其说是职业上的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培养新闻事业新人仍是基本目的，需要端正的是为谁服务。直到1980年代传播学的侵袭，新闻学才发生了动荡，二者的界线和各自重点，同样让人迷惑不清。“新闻传播学”的名称糅合并确立为一级学科，表面上的隔阂得到了消除，内在的张力却并没随之而去。
在以“互联网”为隐喻的今天，报刊业所开创、建立及保持的大众传播秩序和关系，风光早已不再，如果不是说被颠覆的话。新传播推涌出一个新的“紧要关头”，这主要不是时常说的多了哪些传播渠道，信息是如何的庞杂，舆论意见的表达是如何嘈嘈切切，而是发生了传播的“整体的生态变革”。学界和业界不是没有感受到此种非同以往的变革，反应也不算不及时，“媒体融合”或“全媒体”之类的操作性尝试和课程的开设，以及业界主动介入数字技术，都在表示要努力融入这个按照新逻辑运行的传播网络而不是被排除在外。但是，当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媒体融合”所吸引时，却似乎忽视了“网络化社会”或者“网络化关系”是由另一种“融合”所构成，亦即延森所谓的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融合”：人的身体的媒介平台、大众媒介平台以及以元技术——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平台，互相叠加和广延，实现“交流和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籍此，“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
与前一个“媒体融合”——某一媒介内部综合运用诸种媒体——之不同，延森的“媒介融合”，是三种媒介平台交错混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新闻业当然存在，但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平台或者维度，更彻底地说，不过是这张网络上的一个节点，犹如其他节点一样。在这样的“关系之网”中，新闻业并非因为是职业新闻制作者就有何先天优势，或者占据什么高地。相反，如延森所说，“各节点通过更多地吸收信息并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来增强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而如果它们表现不佳，其他关节点则会把它们的任务给接收过来。因而，各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如何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属性，而在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相信不相信它们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转换者’遵从的是网络运行逻辑，而不是命令逻辑”。
一切均是待定，完全取决于节点所显示的能力——信息吸纳、处理及转换。作为一种职业实践的新闻传播仍然有位置，作为一个组织信息和知识机构的大众媒介也不会消亡，但都只能化为“关系之网”中的一个互联部分。即便它自身也是一个网络，也必定被嵌入到更大的网络，与其他网络共存并发生相互作用，从而显现出如下的特征：
1.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网络关系始终以去中心与再中心进行着波浪式的涌动；
2.媒介与社会的界线消解，只有自组织自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看或被看互为交织，同时发生，线性因果不再存在，后果不可预见和不可逆；
3.真实、客观等理念将会重新遭到估量，由于网络关系中有着各种层面的诠释群体，意义的建构将成为重点；
4.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不再是独家或者什么原创性新闻，而是接入点1和到达点的数量，转化转换数据的能力和水平。
看一下当下中国传播沿网络节点水平展开，以行政地域纵向分层管治的媒介格局不再有效；舆论呈现多中心且在流动中此起彼伏；新闻业的一举一动被公开化被围观；大众传播想发力却找不到一个牢固支点，就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虽然似乎还只是一个开始。可是，眼下的“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却透露出职业大众媒介机构执拗的路径依赖思维，“门”好像是敞开了，但仍坚定地沿续着原有的职业想象，要将其他不同的媒介手段引进来为我所用，好像之前与广播、电视的共聚一堂；而不是自己走出去，扑入“关系之网”一竞高低，不免还是揣着旧图景比照新传播。即便把所有的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仍然是一个“节点”，一个“转换者”，不可能再有以往“时钟”逻辑下因为分工而得到的那种“光荣与梦想”。旧船票难上新航船。
随着新的事实之纷呈，我们必须相应地“让基础深植”，这是每一种科学应有之本质。面临“网络化关系”这种新的“事实性知识”，原有新闻学——“原则性知识”的重造，已是箭在弦上。
重造之意，粗粗想来，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如延森所说，“应当重构当前的研究焦点，从作为技术的媒介，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依我所见，新闻学科的基础要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到整个人类的传播实践，就像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新闻学必须自觉地转换视角，从人类传播实践的平台范畴来观照新闻业及其实践，把新闻实践与其他的传播并置，从而讨论其可能具有的特殊性及其实践规范，而不是以往那样，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职业，与其他的传播相剥离。
由于之前的新闻学始终是框定在“职业”之中，是跟随新闻职业而起的一套操作知识体系，新闻学迄今为止一直是建立于伦理基础上的规范性学科。它与经验性学科不一样，它的课程内容和研究，就是为了区分和说明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当新闻学从职业和专业机构的眼界向“人类传播实践”打开，新闻业是“人类传播平台范畴”中的一个部分，那么，新闻学转换的就不只是一个眼光，同时也就是要改变自身的“规范”性质，成为与传播学一样的经验描述性学科，研究和知识的生产是围绕“是/不是”。当然，这并不是说处于“网络化关系”中的职业新闻实践不需要规范了，不存在应该/不应该的界线，而是说，这种规范可能需要重新理解和确立。因此，只有从网络化关系视野去探析，始终不断从新的经验事实入手，方能理解和分析新闻实践的状况，方能辨析乃至抽象出规范和原则。同时，这也可以使原来新闻学——规范性学科和传播学——经验性学科并存而不合的新闻传播学，在性质上趋于一致。新闻传播学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整体。
第二，基于“时钟”的隐喻让位于“因特网”，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同样需要改造。我很喜欢华勒斯坦的说法，我们总是习惯于反思，而且的确也不时在反思，但现在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干脆“否思”(unthinking)。因为“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否思社会科学，“首先就需要否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第三，与“社会需要论”相关，媒介在新闻学中永远摆脱不了为满足需要而被使用的工具手段之命运，而且是由少到多的直线型变化：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加上了网络/数字传播，所谓的“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就是这种想象的结果，于是乎，在一贯以媒介为逻辑的专业划分中，再加上一个“新媒体传播”或“网络传播/创意”之类的，其他什么都无需变。这固然是简便，用不着伤筋动骨，只是“错把杭州当汴州”。《纽约时报》“创新报告”中就说，在接下来，他们要进一步重视“创建受众拓展团队”；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招聘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显然，这种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远不是我们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所能涵盖，也不是增加一个“网络传播”之类的所能解决，而是要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对人才培养的目标做出新闻学研究新的审视，与之相应，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等均需要做出新的结构性调整。对此，我在最近《新闻大学》上所发表的关于学科整体转型的文章（点击阅读原文）中也已有提及，这里就不再具体展开，以节省篇幅。
吉登斯说，“社会学习的能力是现代性留给世界的遗产，依靠它我们可以欲知未来。面对加速的社会变迁，只有社会自身不断来调整它的制度，才能自信地迎接可预期的未来。社会学正是运用这种反思性的主要方法”。吉氏这番话虽然是就社会学而言，对于新闻学同样适用。在当今传播革命的大变革下，增强自己的“社会学习能力”和反思的能力，重造新闻学，避免以旧知识旧眼光旧思维拥抱新交往，已经是刻不容缓。
本篇论文全文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限于篇幅，本文删去了参考文献及引注，相关部分表述亦有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