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文公布，其中提到“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入“十四五”时期的国家顶层设计。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状
在政策和资金双重支持下，县级融媒体建设自2018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发展远超预期。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之后中宣部在浙江省长兴县召开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部署2018年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2020年底基本实现在全国的全覆盖。
2019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全国系统展开，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各县级融媒体中心基本完成传播一体化平台的打造，主要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客户端的整合。从功能上看，县级融媒体平台承担着信息传播中心、生活服务中心和社会治理中心的功能，推动县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型。2019年底，全国各省及直辖市已经基本完成县级融媒体中心全覆盖，比中宣部的计划时间提前了1年。
目前全国有2800个左右的县级行政区划，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很多融媒体中心的发展困境显现。第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虽然在组织机构、技术平台、人员配备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优化媒体资源、形成传播合力方面缺乏深度融合；第二，在打造优质媒体内容，提升舆论引导力、公信力方面后继乏力；第三，主要靠国家政策和资金扶持，自我创新、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研究数据显示，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主要经费来源为政府拨款，比例高达82.5%。
县级融媒体建设开始就被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县级融媒体一方面是媒体融合在基层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基层传统媒体破局的尝试。县级融媒体建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成为社会基层治理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媒体要通过新闻舆论服务公共领域，积极构建社会治理的信息系统。
全媒体传播拓展社会治理载体
改善县级融媒体发展困境要突破固化的媒体发展思维，将媒体融合放到社会治理的语境中。媒体融合基于信息技术，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承担着社会治理信息载体的功能。
全媒体传播是新媒体时代产生的传播概念，是对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传播符号的融合运用，是信息技术和媒体融合发展的结果。“全媒体”概念在出现之初是一个技术性概念，主要指互联网技术突破了传统媒体的符号传播模式，比如报纸文字、电视视频、广播音频。现在的“全媒体”已经代表一种传播生态，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实现技术、内容、采编等资源的深度整合。
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基本实现了“报、台、网、微、端”的立体呈现，同一条新闻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客户端推出，超越了之前单一的信息传播模式，形成了全媒体传播矩阵。从传播内容上也超越了之前以新闻为主要构成的格局，努力融入政务服务、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这些主题都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媒体可以深度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凝聚社会治理力量
虽然县级融媒体大都打造了全媒体矩阵，但传播效果却长期低迷，既无法和用户良性互动，也不能形成用户黏性，归根到底是不能持续输出优质的内容。传统媒体时代以内容为王，全媒体时代内容仍然是媒体的立身之本。新媒体技术给传统的信息分发模式带来的挑战是颠覆性的，社交媒体、移动便携媒体则推动内容生产逐步走向精准化、小众化、专业化。
县级融媒体的发展有两大驱动力。一是地缘驱动。对县级行政区划而言，县属各社区、村镇对县级媒体具有高度认同感。县级媒体是村民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重要通道。二是公信力驱动。虽然新媒体形态在不断升级创新，但基层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持续关注社情民生，不断增强媒体的公共性和建设性成为部分县级融媒体深化发展的尝试。现在大量的社会矛盾来自基层社区、村镇。县级融媒体在有效疏导各种矛盾冲突、化解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方面，可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治理过程。
十几年前，传统媒体设立“新闻热线”“行风热线”等关注社情民生的栏目。当前，媒体对社情民生的关注与社会治理体系建立了更明确的连接。媒体除了报道社会问题、关注民生热点，还和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人民群众等多种社会力量共同探讨问题解决方法。调研数据显示，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造了多个有关社情民生的品牌栏目，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不仅提高了舆论引导力、公信力，也找到了新的盈利突破口。
与政府联动探索社会治理形式
“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媒体关注社情民生、增强公共性和服务性正是参与社会调节、创新社会治理的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发展，前提是各个主体要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
根据对全国多地县级融媒体建设情况的调研，由当地政府牵头、媒体承办的建设性新闻栏目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形式。媒体在开展建设性新闻报道过程中，首先从政策、资金两个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政策层面是纪委或政府办公厅对媒体报道中涉及的职能部门进行督促，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限期解决或整改，同时把政府职能部门解决媒体报道的民生问题的表现整体列入年底考核项目。资金层面则是政府每年对固定的新闻栏目进行一定的资金扶持。
“建设性”的概念在20世纪初被国外学者首先提及，其呼吁记者更多关注“积极、有鼓舞作用和基于解决方案的新闻”。建设性新闻是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政府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尝试。媒体还组建了市民观察团或代表团，与政府部门官员、专家、媒体主持人直接面对面，以公共空间讨论或电视问政的方式对社情民生、社会热点予以协商解决。对于部分媒体协调解决不了的社会难点问题，有的地方政府设立了“民意直通车”机制，在调查清楚有关问题背景后，直接交办有关职能部门，这部分问题的线索来源也是融媒体中心的各个端口。
县级融媒体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构建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路径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县级融媒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充分运用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优势，完善社会治理的信息载体，凝聚社会治理各方力量，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