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十四季第5期（总185期）在线上举行，本次学术午餐会的主讲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国华，讲座主题为《理解的历程：个体研究与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化》，我院袁光锋副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
本次线上讲座，曾国华老师围绕自己的求学经历、研究经历与感受，与大家分享了研究过程中对于方向性、方法性困惑的自我反思，以及个人研究中所走的“弯路”的总结。
一、路径转变：从研究宏大的社会到“回归生活”
讲座第一部分，曾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个人研究路径转变的心路历程。
首先曾老师介绍了19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取向特征。那一时期，国内部分社会学科逐渐重视中层研究意义上的议题研究，反对宏大理论的研究取向，重视规范意识，强调学术规范化，重视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进行个案研究，并因此对其他的理论倾向有排斥意向。这种状况的复杂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同时，虽然在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这种状况似乎发生了逆转，但是这种逆转带来的潜在问题也需要重视，曾老师在讲座最后阶段进行了回顾和拓展。
对于19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代的这种研究倾向，曾老师及其大致同龄的一批学者，在当时就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认为这种研究倾向及其背后的理论倾向、方法论路径是不完整的，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当下境况力有不逮。恰好在那时，马克思·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在1998年被翻译引介过来，其中的第一章序言（后来以《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单独出版）中提出的关于“理解”的方法论，为当时的曾老师和同伴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可以用来对当下中国社会境况进行总体性把握的一种诠释性方法论路径。在那个时代，对中国社会当下状况的研究，已经有一种相对广泛接受的观点，就是对当下中国状况的理解和把握，至少需要综合考虑传统中国文化、共产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后的西来因素这三种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但是如何综合看待这些影响，当时的学界虽然有不少讨论，却总体上缺乏具体的、可堪应用的方法论途径。而韦伯的“理解”路径，如果不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韦伯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而是看作是韦伯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及可能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总体性把握的诠释性方法论，那么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境况的总体性研究应该会有所启发。
曾老师认为韦伯关于“理解”的方法论给了他和同伴们很大的启发。但与此同时，韦伯的方法论也可能存在众多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后来被不同的学者、学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部分修补，比如受韦伯影响很深的哈贝马斯就是从个人角度入手去建构总体性解释模型，受到现象学影响的各类社会科学研究路径开发的研究方法更是复杂多样。综合来看，他认为，在反思中国当前社会研究的情况下，仅仅关注中层研究意义上的个案研究或者仅仅关注宏大叙事，都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当下的研究，一方面需要研究者从存在主义角度（而不是从功能主义整合的角度）出发回归日常生活、关注生活细节，另一方面需要在宏大叙事层面对当下中国境况进行总体性反思和总结，这样才可能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境况作出有解释力的解释。于是，曾老师当时渐渐确定走向“回归生活”的研究路径，他解释道，“回归生活”其实就是用学术研究来关照在社会、文化、群体之下的个人生存状态和命运，关照实存的生活环境和世界及其与个体生活和世界的认知和体验的联结。这种思路认为世界可能并没有某种统一的总体性，而可能是具有实存色彩的、多种总体性交互存在的纠缠境况，而其中个体和群体的境况和命运千差万别，他们两者的交互把握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以及当下中国个体和群体状况的可能路径之一。
二、国外读博经历分享
讲座第二部分，曾老师分享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介研究系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对于他的研究思路、方法论的推动性作用。
曾老师回忆道，当时国内部分社会科学另外一个问题，是它们更多关注狭义上的社会“事实”，而相对忽视了技术与媒介的问题。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社会理论也对大众传播媒介持负面的态度（例如布迪厄和哈贝马斯）。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下，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变革和维系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强大形塑作用。互联网、光碟机、电子游戏等数字媒介的飞速发展，更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变化，也给新闻传播与媒介研究带来了变化。“媒介赋权理论”在那时被广泛应用，用以对媒介技术、个人、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在这样的背景下，曾老师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传媒、经济、数字产业的关联角度考虑当下中国社会的运行境况是否必要，以及是否可能？在媒体工作三年的经历给予了这个问题肯定的答案，因此他开始思考媒介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应该如何从理论和方法层面更为深入地展开。带着这样的研究冲动，曾老师开启了海外读博的四年学术之旅。
荷兰的“传播与媒介”研究在欧洲高校中较为久远、成熟和体系化。以阿姆斯特丹大学为例，在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研究领域内，阿姆斯特丹大学建立了传播科学系（communicationscience）、媒介研究系（mediastudies）和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院（culturalanalysis/studies）三大独立的院系。而在媒介实务培训和研究方面，阿姆斯特丹职业应用技术学院（Hogeschool）的设计与传播学院也颇具实力。在博士培养方面，曾老师也为大家做了详尽的讲解。荷兰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国内大有不同，更为重视博士所做的研究计划（以及计划的实现）而非课程或考试，并且一位博士生可以选择多名导师共同培养。
曾老师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介研究系和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院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毕业论文，并在第四年准时毕业。曾老师认为博士阶段为他提供了媒介文本诠释方面的系统训练，他认为这是博士期间从事跨学科研究的最大收获。在顺利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开始将这种诠释解释路径扩展到更为一般化的媒介研究上，并尝试将文本诠释学、社会诠释学和实证研究等多种方法论路径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比如进一步思考媒介呈现的内容之外的广大研究问题域；媒介与社会的复合关系；媒介技术的多元复合关系；媒介技术特性问题，如对于媒介物质性问题的考察；媒介技术发展的后果；媒介演进视野中的媒介关系、社会关系、观念关系及其演进历程，以及这种历程关照下的中国社会当前史研究（包含主体历史、媒介形式史、技术形态史）等问题。
三、个体经验总结
讲座第三部分，曾老师从个人角度对学术历程中的重点经验进行了总结。
曾老师结合自身经历和观察发现，很多博士生在开题前都会迷茫于如何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且能够得到老师、学院和学界认可的选题，从而经常在开题前陷入迷茫和手忙脚乱的状态。针对博士生们普遍面临的“选题迷茫”问题，曾老师鼓励大家从一个相对宽广的关怀视野出发观看身边、社会和世界，从更为底层的学术追问来思考自己学术研究的起点，这反而要比“找到一个能够开题的选题”更容易一些，能够在做选题的过程中获得更多学术能力的提高，而且在以后的研究思路扩展上会更容易一些。
其次，对于国内博士生的培养体系和培养计划，曾老师认为应强调理论、视野、方法论和方法的逻辑统一性的培养，要建立一个有包容性的培养方案和学术环境。如果周围的学术环境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的话，曾老师认为大家应该尝试自己去创造“自我的知识体系”，比如丰富的经典阅读、多向不同老师请教、加入甚至自己创建研究性圈子，以更好更高效地完成长远的研究规划和解决当下研究难题。
再者，曾老师指出了群体之于个体的重要性。对于大多数正常天分的个体学者来说，想要切近社会的总体理解、完成一个总体性研究是非常困难的，要付出很大的时间、金钱成本。曾老师说，如果本世纪初国内就能够拥有一个连接国内国外最前沿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的一个“学术群”的话，那么当时大家寻找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上的迷茫就会减少很多，因为实际上在当时世界上多个语种的学术界都在做类似的努力，而且已经有了不少极有启发的、体系化的成果。当时国内也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做类似尝试，并且也有一些出色成果。但是，对于当时的国内大多数青年学术群体来说，要接触到这些前沿尝试并不容易，吸收起来更难。这种状况在最近十来年有了很大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能力。这表明好的研究环境、研究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高难度研究问题来说，群体性的切近会相对容易。因此曾老师鼓励大家积极融入学术共同体，创造学术性的小环境。
最后，曾老师认为时下的研究环境一反当年反对宏大叙事和总体性研究的取向，尤其自从习总书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有关中国学派、三大体系建构的工作渐渐成为全国各个学科努力系统推进的大型学术工程。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过于关注总体性的研究其实操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以现在大多数学者的水平来说，想要如同韦伯一般做出有价值的、总体性的解释性思考实属不易。这种总体性的系统建构，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而，虽然系统建设要求在总体上改变着学界的研究动向，但是对于个体研究者而言，理论和视野方向问题、方法论问题是个人研究能力的基础，仍然很重要。在此基础上，曾老师祝愿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拥有更多的学术收获，早日成为对总体性研究有更多贡献的学者。
交流与互动
讲座的最后阶段，曾老师对线上聊天区中同学们的问题进行了回复与解答。如：
Q1：请问老师对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怎么看待？
曾老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之前参加一些学校答辩时也和老师们探讨过。我认为博士生应该考虑到，你的学院、导师、答辩老师们对于你的这个跨学科选题持怎样的态度和判断。如果他们容忍程度比较低，我个人认为适当的折中还是必要的。但要判断一个选题究竟落在哪个学科，我觉得还是要从你最终关注的问题的基础和根本来进行判断。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研究，可能具体视角偏一点点，所属的学科定位就截然不同，所以要学会调适视角，思考如何通过角度的偏移使一个原本属于其他学科的问题转落到自己学科研究范围内。
Q2：想请教老师，科学传播这个领域的上位及下位学科是什么？怎么去寻找这两个研究领域呢？
曾老师：我们都知道，传播学/媒介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科学传播和健康传播一样，是现在国内外非常强势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就科学传播而言，其实能找到不少学科和它有关系，比如科技史、技术哲学、社会学中有关STS的讨论等等。这些学科的研究，比如STS所讨论的范围要广于科学传播，但它们都能够为科学传播领域提供非常多的智力资源和知识体系的支持。从我个人的感觉出发，我可能更乐于关注更为底层的问题，也就是你希望通过科学传播来研究什么问题，比如科学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一些底层问题。当我们关注更为具体的、底层的问题时，就能够察觉到这个研究领域涉及到哪些学科的知识，以及现有的类似于“科学传播”这样的跨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在知识体系上所能提供的支持，以及存在的缺陷。我觉得一旦你进入到研究的这个层面，搞清楚这个领域的上下位学科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时我们要做的是弄明白我们需要获取哪些知识体系的支持，才能在符合学术规范的基础上有学术逻辑地完成这个研究，并在这个追问和完成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路径和方法论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