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素养发展的两条主线
“网络素养”这一概念于1994年由美国学者麦克库劳（C.R.McClure）提出，而中国在1994年4月20日才第一次接入国际互联网。在国内，“网络素养”“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这几个词都有较为广泛的使用。然而，它们在概念和实际内容的区分上并不是那么清楚。这些概念和词语均来自西方相关理念和理论。“Literacy”作为以上“素养”的英文对应词，在所有的概念讨论、理论溯源中被赋予了与读写能力、应用能力、辨识能力、批判能力相结合的一系列内涵和外延。
以“网络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4个检索词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结果发现，使用率较频繁的概念是“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与其直接相关的文献分别有15792篇和8830篇；排在第三位的是“网络素养”，相关文献有920篇；而“数字素养”相关文献最少，为431篇。上述研究涉及主要学科有教育学、图书情报学、新闻传播学以及计算机科学领域。其中，教育学和新闻传播学主要关注网络素养和媒介素养领域，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方面的研究则是图书情报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涉及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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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领域：以媒介素养为基准的进化
虽然信息素养研究和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但是在国内被广泛知晓和认可的是“媒介素养”这个概念。“媒介素养”的概念进入中国是在1997年，卜卫的一篇题为《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的文章将西方“媒介素养”概念引入，使得学界更多地关注“媒介素养”概念。而信息素养作为图书情报领域研究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则起步较晚。“媒介素养”的概念在新闻传播领域得到推广和较多的研究。2010年，陆晔的《媒介素养：理念、认知、参与》一书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的集合，从全球视野到中国语境，对于媒介素养的理念、目的、演进和国内外历史、经验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和梳理，而最后重点关注和教育的对象仍归结为青少年。这既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也是其关注对象的核心。在这样的历程下，青少年一直是媒介素养关注、关心和重点教育的最为重要的对象。媒介素养教育的这一理念、目的和对象基本上也延续到了互联网时代，而继承和延续了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闻传播领域将互联网、手机等视为新的传播媒介，媒介素养自然进化到网络素养。因此，网络素养在国内也是新闻传播领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这条主线下，按照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进化逻辑，媒介素养进化到网络素养。网络素养的推行理念事实上是基于媒介素养的传统进行了创新。很多情况下，虽然原来在新闻传播领域推广媒介素养和进行相关研究的团队和研究者没有使用“网络素养”的概念，甚至一直在沿用“媒介素养”的概念；但是实质上，不管是在学术界的相关文章和研究中还是在实践行动中，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广泛使用，媒介素养的行动早已融入了网络素养之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几年新闻传播领域的网络素养相关研究中，研究对象出现了一定的扩展。一是对农民工群体的观照。以最早在国内推行行动研究的卜卫为代表，他们基于对农民工群体的整体关怀，将网络素养教育嵌入了农民工群体媒介赋权、文化培养、融入城市等行动关怀的各种层面。二是对老年人群体的观照。老年人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落伍者，由于他们在使用手机时面临诸多困难，数字社会也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问题，他们成为网络素养教育另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很多学者从理念倡导到实践行动推行了众多教老年人群体如何使用手机的培训、帮助。特别是疫情的冲击让老年人的手机使用再次成为媒体和学者的关注重点。三是北京推进的网络素养教育“七进”工程，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将网络素养教育推向了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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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教育领域：从信息素养到数字素养
信息素养研究起源较早，其概念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由图书检索技能发展和演变过来的。随后，美国图书馆界率先将书目指导业务转型为信息素养教育，信息素养也成为图书馆情报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我国的信息素养研究经历了萌芽、快速增长和趋于稳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2001年，研究初期的关注点主要在信息能力以及概念的阐释上；第二阶段是2002—2009年，该时期对于“信息能力”的说法逐渐弱化，“信息素养”概念浮出水面；第三阶段是2010年至今，信息素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研究领域范围不断拓宽，对象不断细化。
针对信息素养研究，图书情报领域排在前5的期刊分别是《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电化教育》、《图书馆论坛》和《情报科学》。其主要聚焦的热点有：第一，以视觉素养、媒介素养以及信息素养为核心的VMIL（visual，media and informationliteracy）融合的教育理念和实践路径，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信息素养人；第二，以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应用为核心的信息能力，我国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结合教育教学方面，并且正处在初步整合时期；第三，以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与MOOC为代表的信息素养新型教育模式。
当下，我国信息素养教育的关注点已经从最初的图书馆与教育模式转移到对中小学及高校的教学模式、课堂形式等研究对象的细致探讨，更加注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总体来看，信息素养研究的衍化路径呈现出概念的内容更加宽泛、研究层面由宏观概念到微观方法的特征；信息素养的内涵从以信息能力为基础向媒介素养、数据素养和元素养等更宽泛的概念演变，也有学者称其为全媒体网络社会的泛信息素养。同时，对于信息素养的培养方式也更加丰富，包括微课、MOOC和反转课堂等。
信息素养、数字素养在很多层面实际上与网络素养的重合度较高，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和能力方面，与新闻传播领域关于网络素养的“会用、能用”的理念密切相关。图书情报专业、教育技术专业等领域更多地关注技术的应用和应用技能的培养。因此，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的教育多侧重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与新闻传播领域相比，其对文本的批判、更深层面的技术赋权及社会理念的关注和研究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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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素养的三大行动主体
数字鸿沟的内涵是随着互联网的扩散而不断丰富的。因此，一方面，在扩散的不同阶段，数字鸿沟的具体内涵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后一个扩散阶段的数字鸿沟概念往往还会包括对前一个扩散阶段数字鸿沟的兼容。这三个阶段及其所对应的数字鸿沟延伸概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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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者、教授为代表的学院派
媒介素养作为网络素养的根基，无论是理念还是概念都是由国内的学术界先引入的。新闻传播领域较早地开始了相关理论的溯源、探讨和研究。有学者研究发现，2015—2018年，平均每年都有不少于300篇学术期刊论文问世，其中有30—50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当前，学界对于媒介素养的理念、目的、实践路径等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在媒介素养的社会层面认知上更加深入，主要体现为，一是将媒介素养视为公民素养的必备，与人的生存、对社会的认知和社会参与相关联，认为作为公民素养的媒介素养是人的必需。网络素养自然成为媒介素养的进化，成为数字时代和网络时代公民的基本素养，成为人人都需要学习的新技能。二是将网络素养与网络文化的贯通和融合进行阐释。公民的网络素养既是个人技能的提升，也是全体民众在网络时代文明和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和素养就是落地中国本土和当前时代的网络文化的表征。由中央网信办发起的“争做中国好网民”倡导和一系列配套工程正是这种理念的传达和体现。三是对于中国本土情境的重视。通过20多年的探索，学界越来越认同网络素养是理念更是行动，所谓的研究必须扎根于推进网络素养教育的实践才具有生命，才能够实现所谓网络素养教育的理念。而作为行动研究的实践更需要落地中国本土，与中国情境紧密结合才有效果、有意义。在这样的理念和更深一步的认知下，更多的主体也加入媒介素养和网络素养的行动中。同样，他们在行动中进行思考研究，再返回实践指导行动，逐渐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如此，网络素养作为一种基于行动的理念和基于实践的研究在中国渐渐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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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动下互联网公司和平台的参与
如果从信息素养、数字素养中简单的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层面来解读网络素养，那么互联网公司或者说各类互联网应用平台早就参与进了全民网络素养教育中。因为这些平台或者网站上有大量相关知识的传播和技能的传授，虽然没有针对特别对象的有意识的系统性技能培训和传授，但也是一种公开的、可免费获取的全民网络技能的基本传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以中央网信办为主体、各级网信办积极参与的各类全国性网络文明、网民素养、网民行为等活动中，互联网公司和平台必须根据相关要求进行相关工作的配合，包括加大网络内容的审核，进行网络谣言的治理，倡导网络文明，倡导网络正能量传播。最典型的是2015年，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新华网主办，人民网、中国网、央视网、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光明网、新浪网、腾讯网、新浪微博等网站协办的“2015中国好网民”活动。中国文明网在当年活动启动的报道中是这样阐释活动意义的：“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网络文化活动在网络社会治理中滋养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通过倡导文明健康的网络生活方式，培育崇德向善的网络行为规范，让网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网上正能量，在互联网上争做‘四有’中国好网民，推动网络空间进一步清朗起来。”自此，掀起了网站、网络平台参与中国网络素养教育的高潮，也开启了“政府+网站+高校”网络素养教育的新模式。以北京为例，在市网信办指导下，千龙网与北京联合大学网络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一起开展了一系列的网络素养教育活动；腾讯研究院等进行了一系列针对银发群体网络素养教育的探索实践；字节跳动发起了针对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的“向日葵计划”等。
这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崛起，在某种层面是中国对于网络素养教育内涵和本质认知的飞跃，也是全民参与下网络素养理念的普及。央媒和几大门户平台的集体参与和集中发声，可谓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网络素养的媒体动员和全民参与，也开启了网络素养教育的一个新阶段，即从以专家学者为主要推动者的教育教学试点等模式，向更广阔的社会群体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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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系下的网络素养教育
因为青少年一直是网络素养教育最为重要的主体，所以团组织和相关青少年组织也积极参与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5月30日发起的“中国未成年人网脉工程”。该工程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中央文明办、国务院新闻办、文化部、教育部、工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指导，团中央下属中国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承办，联合23家重要新闻网站共同发起，通过行动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当时，该工程的规划内容包括，第一，建设一个面向未成年人的网络内容导航平台；第二，推荐一批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互联网优质内容；第三，实施“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分年度专题调研；第四，探索保障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先进技术手段；第五，举办一系列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的主题活动；第六，努力形成促进未成年人健康上网、可持续发展、能够为社会所认可的规则体系。依托该工程，团组织进行了大量青少年网络素养方面的工作和推动。其中，“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自2006年起一直持续，截至2020年1月，已经完成全国抽样大调查10次，积累学生样本超过8万。项目形成了大量的有关未成年人上网的理念、倡议、活动，并且在相关对策研究方面形成了大量影响和改变相关国家决策的重要建议，持续推动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应用的发展。以共青团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为主体，基于调查研究和联合研究，项目自2010年起持续出版《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不仅持续监测和跟踪研究中国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和网络意识，而且在此领域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持续稳定的研究团队。
广州市少年宫儿童媒介素养教育中心在广州开展的一系列网络素养教育活动和课题研究也备受关注。该中心自2006年开始探索，持续进行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和实践，在课程教育、社团活动、专题教育、教材编写、制度推进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经验和突破；2013年起陆续编制了系列教材，包括《媒介素养·小学生用书》、《媒介素养·家庭用书》、《媒介素养·教师用书》、《媒介安全教育读本》、《家庭媒介素养教育》、《小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和“图说媒介故事”系列等；同时承担和完成了多项青少年媒介素养相关课题的研究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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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挑战及未来出路
正如前面的追溯，以网络素养、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为主旨的培育数字时代公民的探索和行动在中国大地蓬勃发展——从概念、理念的引入到中国的实践探索，从学界的研究讨论到互联网领域的广泛参与，从国家层面的推进和推动到全民参与式的普及。经过20多年的发展，媒介素养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之路。然而，我们在重新反思中国的网络素养时发现，中国社会对于网络素养的认知和理念的变化是所有行动和变革的基础，而这些基础得益于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和深度渗透，得益于中国网络普及率的大幅提升。2021年2月3日，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在互联网深度渗透和改变生活的今日，再次洞察和思考中国网络素养面临的挑战，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已经初露。
数字鸿沟的内涵变化呈现出此消彼长、不断更新的动态化过程，在某一特定阶段可能是多种内涵的混合。由于我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发展的局限性，数字鸿沟的各个内涵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体之间。例如，截止到2020年6月，我国的非网民规模达4.63亿，还存在着数字鸿沟初级阶段的互联网接入水平问题。因此，消除数字鸿沟的方法也应该包含这些内容，我们应发展一套覆盖数字鸿沟所有内涵、具有强大包容性的解决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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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素养的认知：国际传统和中国情境
美国学者霍华德（Howard Rheingold）写了一本书，名为《网络素养：数字公民、集体智慧和联网的力量》（Net Smart：How to ThriveOnline）。从题目的中文翻译就可以看出其对网络素养认知的高度。“数字公民”作为数字时代生存的必需，网络素养成为每个人必备的生存技能；“集体智慧”指网络素养需要全民参与，需要网络生态环境建设和网络治理；“联网的力量”指在注重网络安全、网络保护的同时，重视网络的力量，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网络强国”相契合。
对网络素养的认知跟从于对互联网的认知。从几个重要的节点可以看出其变化。2011年5月4日，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14年8月26日，国务院授权重新组建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201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其办事机构是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既是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缩影，更是国家对于互联网认知不断提升的表现。
当前的网络素养教育必须基于互联网深入变革社会的现实和国家对于互联网认知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的“网络强国”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网络素养教育理念和目的。数字时代，中国民众的网络素养教育与网络强国、网络文化、网络文明息息相关，所以才有了由国家层面推动的“中国未成年人网脉工程”“网络正能量工程”“争做中国好网民”等工程。张开教授在关于媒介融合20年的综述中指出：“中国学者在媒介素养理论本土化研究中，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把媒介素养看作功能性的客观存在，适应各种人群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一种个人属性和能力；二是把媒介素养视为一种结构性权力，一种社会化的机制。”现在看来，学者只有这两个层面的认知，远远不够。
网络素养作为数字时代的公民素养，与文化文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必然紧密相关，这也是要将网络素养置于中国情境的原因。网络素养的本土化、本地化探索和实践不仅具有落实和实现路径上的工具性意义，更重要的是其背后与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相关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内涵。因此，网络素养的本土化并不仅仅是传授信息技术知识和智能手机的功能使用；媒介素养中对于批判性的关注和强调不只是对网上信息内容的批判性选择和批判性思考；网络安全也不仅仅是如何防范病毒木马、隐私泄露、钱财被骗。这背后的深意只有将网络素养与网络强国紧密结合，潜心体悟，方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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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体合作下，网络素养实践推进的有效模式
政府指导下的多主体积极行动已经成为中国网络素养教育的流行和常见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政府作为理念倡导和行动指导的角色，以宏观把控和指导为主。而在具体行动层面，参与的主体则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这个领域里原来多以学者和教育者为主要推动者的教育教学试点等模式受到了多元参与主体和多模式的冲击，学者和教育者作为这个领域原先的话语权威和理论权威，需要与更多的主体进行交流和沟通，也需要理解和倾听不同主体的需求和诉求。一些社会机构通过灵活的形式和运作将网络素养教育与课外活动、爱国教育、基地体验、研学旅游等结合，在活动形式、教育方式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变革，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体验。而在这种情境下，政府、市场、媒体、教育机构、社会机构等都在磨合和探索有效且可持续的合作模式。这也体现出国内开始更加重视网络素养教育，将其看作一种行动和实践，更加关注实践效果和可持续性。
在这里，网络大平台对于网络素养教育的参与和贡献需要特别关注。在很多情况下，网络平台参与网络素养教育是国家建设清朗网络空间、夯实平台责任的要求。青少年保护模式的开发和投放、青少年健康使用网络的技术设置等更多是企业适应政府规制的一种自我保护。而网络素养与网络生态建设、网络安全密不可分，如果互联网大平台作为互联网内容的主要生产者、传播者，作为网络功能和网络服务的主要研发者、提供者，不能从更高、更宏观、更具前瞻性的视角认知网络素养和网络生态建设的意义，那么，其他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是杯水车薪。
因此，所谓的多主体下的有效合作模式，其重要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这些互联网大平台真正认识到网络素养的意义，让它们为网络素养贡献力量。如此，公民参与下的网络素养教育的效率和可持续性自然会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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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下，特殊群体的观照
农民工。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19年，中国农民工数量稳步增长。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9077万，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大大超过本地农民工。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手机是农民工群体最为重要和难以替代的媒介，在很多情况下是他们唯一使用的媒介。他们通过手机跟家里沟通、娱乐休息、获取信息。在国家对于农民工群体生活、工作、健康等关心、关注的情况下，农民工群体的手机使用、网络使用等也成为网络素养教育关注的一部分。在手机越来越成为交流沟通、休闲娱乐、生活服务的重要工具的情况下，所谓的农民工网络素养教育更多的是手机使用的培训。然而，手机在接入网络世界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因此，农民工群体的网络素养需要被给予特别的关注。
老年人。
老年人的数字生存在疫情下屡次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习惯将网络素养的对象锁定为青少年，而忽视了老年人这个群体，对于他们的网络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更难。“后喻文化”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在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体面前，这种由年轻一代将文化传递给他们的前辈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近几年，中国很多群体开始关注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生存问题，组织各种类型的培训和服务，为老年人教授手机使用方法，这可以说是网络素养的现实关怀。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
青少年。
再次提到青少年群体，是因为他们当前在网络素养方面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可能不是会不会用、有没有能力使用网络，而是理念和行为的培养和养成。现在的青少年是网络的“原住民”。对于他们而言，手机、互联网、电脑等根本就不是新媒体。因为他们与这些媒介共存、共成长，除了特别专业的技能和应用外，常见的应用和功能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不需要专门的学习和培训，而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时自然习得的。
因此，对于青少年网络素养中会用和基本知识传授的实践虽然有一定的必要，但是已经不能作为青少年网络素养的主要任务。而相较于会用和基本知识，更重要的应该是数字公民理念的教育，其至少应该包括，第一，懂得数字化参与、在线协作和信息过滤，会通过互联网解决问题，能够更好地生活；第二，如果我们能将个人的能量智慧地结合起来，那么这些能量不仅能为个人带来进步，更足以造就一个思想深邃的社会；第三，青少年是“网络强国”生生不息的力量，要积极学习新的技术和能力，在网络社会更加文明地生活。
避免互联网对于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保护青少年在数字时代安全健康地成长，仍然是青少年和全社会网络素养的必备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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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情境下变革理念并创新实践
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国文化的自信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下已经成为更加现实也更为明显的趋势。网络素养是西方舶来的概念和理念，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已有学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国外的理念、目标和实践经验，以期给中国借鉴。应该说，正是前辈学者的努力和付出，为中国带来了网络素养教育的蓬勃发展。而当前，中国网络素养教育面临的调整和问题，需要面对的现实，都是中国特有的，是在中国的文化、制度、习惯下的理念和传统以及国人的互联网应用行为和应用场景。在学习了那么多国际网络素养教育的理论和经验后，当前最需要的是面对中国现实和特定群体，根据不同的人群和地域差异，脚踏实地、躬身笃行、大胆创新、勇于变革，走出一条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重大问题的有用之路。而对于学界而言，基于中国现实和实践的研究也是最需要和最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莱茵戈德.网络素养：数字公民、集体智慧和联网的力量［M］.张子凌，老卡，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2］张开，丁飞思.回放与展望：中国媒介素养发展的20年［J］.新闻与写作，2020（8）：4-12.
［3］喻国明，赵睿.网络素养：概念演进、基本内涵及养成的操作性逻辑——试论习总书记关于“培育中国好网民”的理论基础［J］.新闻战线，2017（3）：43-46.
［4］耿益群，阮艳.我国网络素养研究现状及特点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1）：122-126.
［5］李晓萍，刘一漩，张亮.基于CiteSpace的信息素养研究热点、演化路径与前沿知识图谱分析——1998—2018年CSSCI文献数据［J］.科技创业月刊，2021（3）：87-92.
［6］刘慧.泛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及其内容要素解析［J］.图书与情报，2020（4）：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