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瑞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副主编；陈欣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建构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界和编辑出版界提出的一个时代性任务和重大课题。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面向新时代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当前，日新月异的网络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日益“嵌合”，在“互构”中生成着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数字生态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面向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对于人类社会和既有的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了冲击，也孕育着新知识体系生成的机遇。以“数字中国”的推进为标志的中国网络数字生态，既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社会情境，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赋能的导向、维度和路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应充分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探索将网络数字生态转化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最大增量”的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自主知识体系 数字生态 数字中国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界和编辑出版界提出的一个时代性任务和重大课题。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重视时代性和创新性，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即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应面向重大全局性问题。当前，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加速推进世界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重要驱动力，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进行重塑，催生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态——网络数字生态，它既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引擎，也引发诸多挑战。日新月异的网络数字生态，是事关世界和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社会情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强国，多次明确强调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网络数字生态不仅是对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有着革命性影响的时代因素，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新的面向。编辑出版界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联系紧密，对于学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应充分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深入思考以数字技术作为时代表征的新问题，观照网络数字生态如何赋能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探索将其转化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最大增量”的路径。
一、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导向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总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统摄，应明确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三个导向，即以创新作为目标，以问题作为对象，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
（一）创新：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向度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立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网络数字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是一个关键变量。
作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创新首先表现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特征。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来自创新，这是时代变化的必然要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为目标和指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创新性，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所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重大创新。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发展方向，是对全球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新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出了创新性的任务和内容要求。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土壤。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新知识体系的引导与表述，满足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时代呼唤。
（二）问题：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对象向度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源泉在于“问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坚持问题导向，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自主知识体系在理论创新层面的体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关于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即“六个必须坚持”，其中就包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问题是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从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对其有过精辟的论断：“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这些时代性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要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要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大势，站在人类发展前沿，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实践：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检验向度
实践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检验向度。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实践性是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伟大实践中提炼，既服务于实践，也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我们要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为基础，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的整体性特质和当代中国实践的本质特色及发展规律，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形成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解决当代中国问题［2］。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立足国情，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才能够加快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
二、网络数字生态赋能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维度
时代性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维度。理论创新必须紧密联系时代。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时代性，就是要求创新、问题和实践要紧密联系，形成具有变革性的划时代课题，观照中国与世界发展中最重要的“结构性要素”，而网络数字生态就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时代表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催生新的发展动能。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已进入信息社会，日新月异的网络数字技术，已深度“嵌入”人类社会系统并“连接”各种实践活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态。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言，快速发展的网络数字生态是最前沿的时代议题，它挑战着固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为建构新的知识体系赋予了潜能。
（一）数字：赋能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技术维度
21世纪以来，全球掀起了一场由互联网引发的新媒体革命，从传媒领域蔓延并“嵌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从表象来看，促发当下传播变局的是新媒体，而最关键的背后推力则是数字技术。这场技术革命产生的本质是数字技术成为“重构”社会的主导力量。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学术回应，其关键维度是作为时代性表征的数字技术。在“万物皆数”的信息社会，数字技术成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动力。数字技术在“重塑”社会的过程中，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和中国的创新性发展，也带来空前的挑战。而基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生成的西方知识体系，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和局限性，既无法服务于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建设，也难以与网络数字生态中的新社会结构相“恰合”，这为网络数字生态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带来了重要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数字技术对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颠覆性影响，多次强调要抓住社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当前，网络数字信息技术正推动整个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人类正加速迈向数字社会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方兴未艾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塑全球经济社会结构，网络数字技术加速带动产业变革，对世界和我国经济结构、政治秩序、社会变迁、传播格局、文化景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构筑了独特的中国数字生态。然而面临数字生态的巨变，学界现有的理论范式仍与智能传播时代的到来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理论的适应性甚至呈现“疲软”之态势，既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与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也难以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和知识体系的“自我更新”。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亟须纳入数字技术作为重要支点，即数字技术将对既有的知识体系产生“脱胎换骨”的“重构”，这将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赋能效应。
数字技术不仅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切入点，也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全新的学术景观和知识宝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信息化条件下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部署数字社会建设。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从国家层面部署推动建设数字社会，取得显著成效。我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居全球第二；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和光纤宽带，全国所有地级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分享经济、智慧出行、移动支付等互联网新产品新业态竞相涌现，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正在惠及更多百姓。在信息化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数字社会建设正阔步向前 ［3］。数字技术驱动社会发展所呈现的社会景观，也应该同步生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景观。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新时代、新征程的重大命题是共振的。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要抓住虚拟现实、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也要贴合国家战略的发展需要，重视数字平台劳动、数字化与老龄化、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等聚焦现实的研究议题，让数字技术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充分赋能。
（二）平台：赋能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社会维度
当前，基于数字技术和应用的平台已成为基本社会形态，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社会情境，即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基于平台的语境而建构。
互联网时代，网络数字技术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力量，不仅催发新闻传播格局产生颠覆性剧变，也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当前，网络数字技术进入平台化发展阶段，不仅在技术应用方面推陈出新，在属性上也早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传媒，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融合与连接日益加深，甚至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生态，即平台社会。平台社会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网络数字技术在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与人类社会现有结构和制度形成一种复杂的互构，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平台社会对既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解释力带来了挑战。
关于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广泛开展深入讨论，其中颇有共识的维度就是要根植于本土的时代性前沿议题，而平台无疑是一个社会结构维度的重大议题。当下，无处不在的平台已“嵌入”我国经济、政治和公共空间乃至个人生活，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从一定意义上看，这显示出平台社会对多个学科的结构性影响，即平台社会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架构和知识体系产生融合式“重构”。
平台社会作为一种“多面的关系性结构”对于传统的社会和产业结构产生变革，并勾连着劳动者、用户、企业等多元行动者，出现了主播、数字灵工等诸多新兴职业群体，这已经开始改变社会分工和劳动就业，打破传统的工作时间制度，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文化，并进一步引发诸多新的现实问题。平台的日益延展导致现实问题呈现复杂性扩散，即只有多个学科合力才能深入解释一个具体问题。平台发展的日益基础设施化［4］，使得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与相应的政策规制亟待更多学科的深度介入，实现多元学科的研究者为社会治理建言献策，为平台规制提供中国方案。
由此，平台社会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驱动力，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大量丰富鲜活的新现象、新场域，并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富矿”，这为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的理论的生发与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制度：赋能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国家维度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关键是要以中国为观照，要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要立足基本国情，顺应新时代新征程形势任务发展变化的新要求，紧贴人民的创造性实践，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中国拥有多家大型数字平台，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建构着社会和经济秩序，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推动的［5］。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党和政府主导的。因此，除了大的商业平台，我们也应看到很多行业平台是具有一定公共性的。巨型平台的商业价值导向也受到政府监管、主流价值观约束等多种张力的抑制。从制度语境上而言，中国的平台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因。因此，大力发展中国平台，为平台时代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创新的机遇。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平台，对于中国的平台研究提供了与西方有着根本差异的对象和议题，也为基于中国平台实践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维度［6］。
网络数字技术在全球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传播革命和社会变革，这种底层逻辑的改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在网络数字技术助力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场”，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提供了巨大的能量。当下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身处新传播革命语境下的中国现场，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话语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今后的理论大突破做了很好的准备，继而需要整体发力，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话语体系提升至与时代匹配的新高度［7］。
三、“数字中国”情境中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路径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基于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创新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反映新社会形态的知识体系，其生产路径体现出网络的连接性特征，在体系上则呈现基于数字技术的特质而融合的大学科态势。
（一）自主：“数字中国”情境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主体路径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当前，中国语境中所说的自主知识体系，特别强调的是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本质上就是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主体的根本特征，是对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的突破。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一切搬用、套用西方知识体系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作出的解释与说明都只能是昙花一现，难以经受时间的检验［8］。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时代的创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的书写，其基础是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根本是要尊重和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表现形式是要作出新概括、获得新认识、形成新成果。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
作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主体性还根植于“数字中国”的当代社会情境中。在2015年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数字中国”这一概念。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中国的数字化与平台化传播实践，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厚基础、时代机遇与全新路径［9］。“数字中国”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路径。
具体而言，“数字中国”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一体两面。“数字中国”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布局，也是中国在面临数字化进程、媒介化社会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在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生发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数字中国”战略全面铺开的过程中，会出现结构性转型带来的系列矛盾，而这些矛盾需要研究者扎根本土，加以关注与叙写，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提供鲜活案例和理论指引。基于“数字中国”建设经验而提炼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理论指导“数字中国”而进一步升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数字中国的“中国特色”彰显了我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主体性。
（二）连接：“数字中国”情境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客体路径
网络数字生态发展至今，实质上已演进为现实与网络高度连接的一种社会生态。这种全新的社会生态，决定着新的知识体系的本质特征乃至建构路径。基于网络数字生态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形态的理论反映，则由网络的本质特征所决定，即连接。
从互联网的技术发展来看，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也正是这种连接不断推进互联网的技术演进，从前Web时代的机器连接构成“终端网络”，到Web1.0时代超链接形成“内容网络”，再到Web2.0时代个体连接形成“关系网络”，而Web3.0则将这种关联逻辑扩展到信息之间、信息与人之间的智能关联，最终形成万物互联［10］。
从互联网的社会发展来看，互联网不仅是一个信息传输媒介，而且已经成为“嵌入”社会生活的底层座架，并在改变着社会结构和运行的底层逻辑，本质上这由互联网的社会连接性所决定。有学者提出是互联网的“元架构”，即通过接入互联网的统一协议把用户的地址（IP）、一系列软硬件设施连接起来，这种根本性的架构即连接决定了互联网在社会层面的本质特性［11］。简而言之，这个架构塑造了互联网的基本格局，形成了平台社会。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其建构的基础在于研究对象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态，即诸多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基于网络数字生态而产生，也必然带有共性地反映其连接的本质特征。从1994年开通国际互联网到今天，中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数字网络，正是党中央深邃地把握了网络数字生态本质的连接性，从而在党和政府主导互联网建设和加速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推进了“数字中国”的壮大。基于“数字中国”而产生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对一个高度连接的中国的必然反映。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应积极主动顺应网络连接的普遍性和数字中国连接的特殊性。此外，知识自身的生产传播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媒介技术的演进对知识的生产具有推动和变革作用。网络数字生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为标志的智能化，而人工智能归根结底是基于技术的逻辑将人类的智能进行汇聚和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超越人类智能。2023年ChatGPT的火爆，已经引发社会关于知识生产变革的讨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应观照网络数字生态的连接性特质的影响，积极利用智能化的知识优化和生产路径服务于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
（三）融合：“数字中国”情境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系统路径
从人类知识的演进来看，每个变革的时代都会出现知识体系的革新。新时代，亦孕育着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社会发展进入信息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渗透进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每个角落，基于工业逻辑的知识体系即将经历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孕育着一场彻底的知识革命［12］。因此，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结构上是一个全新的系统，是在网络数字技术将中国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物之间产生更加紧密的连接效应的同时，生成一个全新结构的知识体系和划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网络数字生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基于数字技术的融合性。数字技术是一种“元技术”，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媒介具有极强的整合性和融合性，不仅使各种媒介的融合成为可能，也让万物互联成为一种趋势。中国式现代化将引领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作为信息社会基础设施的互联网、作为社会运转核心技术的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越来越以统一的方式展开运行［13］，这种统一的融合大势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从理论层面来看，当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和智能时代以后，其知识生产也随之突破了单一学科基础上的封闭模式，高校、政府、社会和产业有机结合，综合形成相互关联的复杂创新系统［14］。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坚持系统论和体系化，并顺应“大科学”的融合大势。
四、结语div>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导向、价值取向、实践指向。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基础而加快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党中央在中国发展已经站到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重要命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我们应特别重视以下问题。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应以中国具体的实际与实践为研究起点，突出“中国特色”。归根结底，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决定的。只有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第二，要特别观照网络数字生态情境，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需重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范式。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的意义，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15］。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深刻变化，为解决和应对全球性发展难题和挑战提供了新路径。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性能优越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发展迅速的中国网络数字生态产生了诸多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的适用性和概括性已经不足，而中国语境中的平台系统，显然为突破西方理论提供了机遇。我们要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学术宗旨，逐渐构建“本土经验—中国理论”的中国学术范式。第三，编辑出版界应积极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编辑人员是学术成果发表的“把关人”，也是促进学术期刊建设、学术交流的“中坚力量”。我们要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文献和数据平台，发起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鼓励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率先在我国期刊、平台上发表和开发利用，以高度的学术自觉精神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构建作出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孙乐强.“两个结合”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23（7）.
［3］无边光景时时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数字社会建设述评.中国网信，2023（5）.
［4］张志安，聂鑫. 互联网平台社会语境下网络内容治理机制研究.中国编辑，2022（5）.
［5］库尔德利，赫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1.
［6］刘瑞生.传播“重构”与技术“异化”视角下的算法辨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
［7］张涛甫.立足中国现场 回应时代之问：兼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问题.新闻记者，2022（5）.
［8］李文，闵方正.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相关论述.美国研究，2023（4）.
［9］胡正荣，王天瑞.实践：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源头与出路.国际新闻界，2022（11）.
［10］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国际新闻界，2013（12）.
［11］方兴东，钟祥铭，李星.互联网元架构：解析互联网和数字时代范式转变的底层逻辑.现代出版，2023（5）.
［12］韩震.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6）.
［13］杨保军.全面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性质.国际新闻界，2022（7）.
［14］周蔚华.出版社“三大体系”建设笔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
［15］郁建兴，黄飚.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政治学研究，2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