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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色情观看情况研究

作者: 周睿鸣 刘于思 发布时间:2010-09-15 14:52:00 来源:
  1 问题的提出

  2009年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工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7部门在北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1个月的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链接、图片、小说、视频等,都属于“专项行动”的整治对象。然而,“专项行动”并没有在满1个月后偃旗息鼓,直到2009年4月10日,举报中心才公布最后一批(即第十批)曝光网站名单。

  上述职能部门之所以对互联网上的淫秽色情内容进行清理,是由于“网上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泛滥不仅阻碍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而且严重侵蚀人们的心灵,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除了未成年人,大学生也是深受互联网上“淫秽色情内容”侵蚀的对象。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收到的大学生来信中反映,“在校大学生涉足淫秽色情网站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同学深受其害,通宵或者逃课上淫秽色情网站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个别同学长期沉溺于其中,抱着一种‘我堕落,我快乐’的心态,荒废了学业和青春,迷失了人生方向,甚至走上了歧途”。这其中,一封署名举报信还提到,“在我考上大学以后,发现大学生也是网络色情、手机色情重灾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这些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浏览色情网页成为一种习惯,关于性的话题变成口头禅,成为一种流行的态度。更糟糕的是它已经渗透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同寝室8位同学中,有6位有过性经历,其中2位让女生堕过胎,2位有过去色情场所的经历,只是追求所谓的快乐”。

  上述行动暗含了这样的命题:如果大学生观看了“淫秽色情内容”,那么这种收看行为会对大学生产生强大的消极影响。这种因果关系可以从上述个案演绎到全体大学生吗?所有观看网络色情的大学生,都如媒体报道般“荒废学业”、“迷失方向”、“走向歧途”吗?为回答此问题,本研究特地在正式调查开始之前施行了一次小规模的与调查,调查对象是笔者目前在全国各地在读的大学同学,共37人。基于对调查对象的了解,他们并未“荒废学业”、“迷失方向”、“走向歧途”,但他们当中仅有3人未看过网络色情,这与上述命题相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对观看影响的表述,“荒废学业”、“迷失方向”、“走向歧途”是相当模糊的词语,它对网络色情影响的描述并不准确,但正是这样模糊的词语,却与“堕胎”、“去色情场所”、“只是追求所谓快乐”建立了明确的因果关系,不免让人对如此不缜密的逻辑推理产生疑问。

  同样是网络色情的观众,为什么媒体中描绘的大学生形象与笔者身边的37位大学生形象展现出巨大差异?假如网络色情的观看如同吸食鸦片,给大学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又该如何描述,能在多大程度上精准描述?本研究由此发端,希望找到由部分演绎至整体的科学研究方法,描绘出大学生网络色情观看的真实情况。另外,本研究希望破除对网络色情影响的模糊描述,试图将其具体化、程度化。此乃本研究的动机所在。

  2 概念阐释与相关文献

  2.1 关键概念:色情与网络色情

  “色情”(pornography)一词来自希腊语中的porne和graphein,其词义分别是“娼妓”和“书写”,因而“色情”的字面意思就是“对妓女的书写”或“对卖淫行为的描述”。常与“色情”共同使用或进行对比的还有“淫秽”(obscenity)和“情色”(erotica)两词。“淫秽”衍生自拉丁语ob和ceanum,前者意味“向”,后者的意思是“污秽”,令人联想到冒犯、反感、羞耻以及辱没或破坏一种公认的道德准则。“情色”则是从希腊爱神的名字厄洛斯(Eros)衍化而来,意指性爱。情色常用语指涉含有性的主题或性质的文学艺术作品(Webster’s Dictionary, 1990)。

  当代的“色情”一词早已超出了原始含义。在使用上述词汇时,人们往往不把它们加以区分,如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2010)对“哪些是淫秽和色情内容”就做出这样的解答:“淫秽信息是指在整体上宣扬淫秽行为,具有下列内容之一,挑动人们性欲,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而又没有艺术或科学价值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内容,包括:⑴淫亵性地具体描写性行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⑵宣扬色情淫荡形象;⑶淫亵性地描述或者传授性技巧;⑷具体描写乱伦、强奸及其它性犯罪的手段、过程或者细节,可能诱发犯罪的;⑸具体描写少年儿童的性行为;⑹淫亵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它性变态行为,以及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⑺其它令普通人不能容忍的对性行为淫亵性描写。色情信息是指在整体上不是淫秽的,但其中一部分有上述⑴至⑺的内容,对普通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有毒害,缺乏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内容”。

  Linz和Malamuth(2009)认为,尽管上述三词各自代表着不同的视野,但这不过是“明确描述性活动的资料”(sexual explicit materials)在观众当中所产生的三种不同类型的见解。对同一个表述可运用其中任一视野进行观照。一个讯息对于某些观看者而言也许是色情的,但却并不淫秽;类似地,对一些人来说是淫秽的内容对他人而言却具有色情意味,其差异取决于个人不同的侧重点。基于此,两人为避免过多地使用诸如“明确描述性活动的资料”或“性的公开展示”(public displays of sex),对于“情色”和“淫秽”这两种视野所指涉的资料,他们也常常使用“色情”或“色情的”一词来描述。

  基于上述论断,不少研究者对色情的定义重新进行了描述与区分。Malamuth和Huppin(2005)直接将色情定义为“带有性目的并意图挑起观众性欲的、明确描绘性活动的媒介”。Buerkel-Rothfuss等人(Buerkel-Rothfuss, Strouse, Pettey, Shatzer, 1993)将色情媒介区分为“性导向的媒介”(sexually oriented media)和“明确描绘性活动的媒介”(sexually explicit media)。前者指描绘性活动的主流媒介,包括限制级影片、音乐录像片、通俗音乐、电视播放之电影及肥皂剧等描绘性活动的影片节目;后者则指限制未成年人观看,且明确描绘性交、强暴及其它性活动的影片,如X级的电影、色情书刊及其他成人刊物等。

  综上,本研究定义色情为“明确描绘各种性活动的资料”,而网络色情则是指在互联网上以文本、图片、动画、音频、视频,桌面与网络应用程序等形式传播的色情内容。

  2.2 相关文献

  2.2.1 网络色情内容及其观看情况

  全球范围内的研究显示,大学生的网络色情观看已不算稀奇。2005年,Buzzell(2005b)发现色情内容的观看在18-25岁这个年龄段最为普遍,而中国大陆大学生的年龄段恰好落在这个范围之内。一项早在1998年便于美国开展的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报告有59%的男受访者和33%的女受访者曾经观看过网络色情内容。新世纪之初,Goodson(2001)和他的研究伙伴们对506名大学生展开的网络色情观看调查显示,56%的男大学生和35%的女大学生观看过网络色情内容,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与性相关的信息。Boies(2002)则在一年之后调查了1100名大学生的网络色情观看情况,他的结论是72%的男大学生和24%的女大学生观看过网络色情内容,其中有11%的观看频率为一周一次,甚至更短。

  对于网络色情的观看动机,Brown和Bryant(1989)认为,年轻人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寻找色情内容来观看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身体构造的好奇心。通过观看,他们还可以明白性行为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并激发自己的性欲。Goodson(2001)在向观看网络色情内容的大学生询问其观看动机时,有30%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为“好奇”,有19%是为了“激发性欲”,有13%是为了在线下寻觅性伙伴。Boies(2002)则是报告有82%的受访者是为了“激发性欲”,40%是因为“好奇”,63%是为了“学习性技巧”。

  对于网络色情的内容,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展了半个多世纪,多以公开发行的色情杂志、音像制品和电视节目为研究对象进行内容分析。不过,专门针对网络色情内容的研究却不足20年,研究数量也相对较少。上世纪90年代中期,Rimm(1995)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857410个网络色情图像,发现网络上的色情图像主要是恋童癖(pedophilic)、恋青少年癖(hebephilic)和性变态(paraphilic)三种。同一时期,Mehta和 Plaza(1997)也曾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150个随机抽取的网络色情图像,发现主要的图像为男女性器官、手淫及裸体特写等。Heider与Harp(2000)则用文本分析方法分析了100个以上的色情网站,发现网络色情素材把女性描绘成性玩物,愿意服从男性的宰制。

  在台湾,钱玉芬、杨可凡、陈盈珊(2002)自网络获取了现代色情文学100篇、古典色情小说一部(共20回)、色情图片100幅、色情影片6部、虚拟性爱对话5则,并对其进行内容分析。他们将“文字”与“影像”两大类互相比较,结果发现文字比影像传递更多性爱的价值观念。网络色情从性爱的对象、情境、过程到价值观念均传达出“反传统、出常轨、解压抑”的意念。罗文辉等(罗文辉, 林奂名, 吴筱玫, 2009)针对台湾色情网站的色情贴图和色情电影进行了内容分析。这些研究者们将网络色情内容分为18个最常见的主题,按照“UT网站空间网际联盟”对于色情网站的排名,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了330幅色情贴图、60部色情电影(一般色情电影和强暴电影各占30部),结果显示:在色情内容方面,出现次数位于前列的依次是“女性性器官的特写(包括胸部)”、“恋物”、“男性性器官的特写”和“异性口交”;最少的则是未录得出现次数的“人兽交”,次少的则是仅出现3次的“乱伦”。在色情情节方面,出现次数位于前列的依次是“使用情趣用品”、“角色扮演的内容或情节”、“性虐待或性暴力的内容或情节”、“集体性爱的内容或情节”和“强暴的内容或情节”;最少的则是“使用药物”和“乱伦”,次少的则是“偷拍或侧录的内容或情节”。

  2.2.2 网络色情观看的影响因素

  研究者们在探寻色情内容可能的影响因素时多将关注对象按年龄划分。在他们看来,青少年最容易受到色情内容的影响,因而本研究这里重点介绍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的文献。

  国外方面,Steele和Brown(1995)把青少年对色情内容的选择性关注与至少三类因素联系在一起:⑴扮演社会文化变量代理之角色的人口变量(如性别、年龄、种族);⑵成长中的发展变量(如青春期发育状况、性经验);⑶社会环境变量(如父母对青少年的控制情况、宗教信仰、同龄文化)。除了传播学研究领域,在青少年、社会与发展心理学(Barak, Fisher, Belfry, Lashambe, 1999)以及性学(Vanwesenbeeck, 2001)等不同的领域中,青少年的网络色情观看还与另外两个因素有关:⑴个人性格特质(如刺激寻求程度、生活满意度);⑵对互联网以外的其它媒介的接触。国内方面,针对网络色情开展的定量研究并不多,但大学生成为了他们的研究对象。且除了考虑以上因素可能导致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发生变化以外,还涉及到大学生的生源地城乡属性、修读学科、高等院校的性质等等。本研究参考上述文献,将欲讨论的影响因素做如下划分:

  1.人口(Demographics)变量。国外研究结果(Cameron, Salazar, Bernhardt, 2005)表明,从性别上看,男性都可能比女性更多地观看色情内容;从年龄上看,年长青少年比年幼青少年更多地观看网络色情内容。

  2.社会环境变量(Social Context Variables)。Steele和Brown(1999)指出,社会环境变量关注诸如家庭、宗教及同龄人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扮演的社交角色,这些变量对于青少年接触色情内容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Collins, Elliott, Berry, Kanouse, Kunkel, Hunter, et al. 2004),宗教信仰对于减少青少年观看电视色情内容产生了作用。宗教信仰还能减少成年人观看网络色情(Stack, Wasserman, Kern, 2004)。青少年与朋友的年龄差距也会影响其网络色情的观看。如果大部分朋友都比自己年幼而不是年长,这类青少年的网络色情观看就要更多,反之亦然(Brown, Halpern, L’Engle, 2005)。青少年是否处在恋爱之中也会对网络色情观看多少造成影响(Herold, Marshall, 1996)。对于此,研究者(Miller, Christopherson, King, 1993)给出的解释是:确立了恋爱关系的青少年因其有可能与恋爱对象发生性关系而降低对性的好奇,以此为动机的色情内容观看便会减少。王培和曾凡(2009)在对网络色情与性教育对大学生影响的对比研究后发现,接受性教育的干预组比没接受性教育的对照组的网络色情浏览比率高出22.2%。干预组的城市学生比对照组的城市学生比率高出13.7%,而干预组相较对照组来说,经济条件尚好者多出24.4%。两位研究者认为,这种对应关系是非偶然的,其背后原因是:农村环境和经济条件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照组学生接触网络色情的机会,从而使其受到的影响相应减少。基于王培和曾凡两位研究者讨论生存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对大学生的网络色情浏览可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了“院校属地”这一变量,尝试探究不同高等院校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略)归属,是否可以导致大学生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出现差异。

  3.个人性格特征变量。Collins(Collins, Elliott, Berry, Kanouse, Kunkel, Hunter, et al, 2004)等研究者发现,刺激寻求者比非刺激寻求者搜索色情内容的频率更高。Ybarra和Mitchell(2005)发现,生活中遭遇不顺的青少年(如债务危机、滥用药物)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在线搜寻色情内容。更高的刺激寻求程度或许与更高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有关联,因为这种网络色情的观看是为了刺激性欲,并且带有一点反叛与品尝禁果的意味(Donohew, Zimmerman, Cupp, Novak, Colon, Abell, 2000)。性兴趣是指青少年渴望找到或幻想性事物的程度。Peter和Valkenburg(2006)采纳了前人提出的研究建议,对性兴趣与网络色情观看频率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证实:青少年的性兴趣与其网络色情观看呈正相关。

  4.性经验(Sexual Experience)。在读大学生从年龄上看,大部分都已走出青春期,或正在跨出青春期,因此青春期发育状况本部分不予讨论。外国相关实验数据表明,青少年实际的性经验与色情内容观看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电视色情内容的观看上(Ward, 2003)。

  5.互联网访问频率。“专项行动”明确指出,“淫秽色情内容”属违法与不良信息,因此在中国大陆,合法传播的色情媒介(如公开发行的色情书刊、音像制品以及电视节目)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公民不能合法地通过除互联网之外的色情媒介获得色情内容。因此,这里探讨的媒介接触只限于互联网。Peter和Valkenburg(2006)引入对互联网访问频率的探究,结果证明:互联网访问频率越高,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就越高。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并未提供大学生的上网行为调查报告。不过,其提供的《2009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0a)可以描述大学生上网的部分行为特点。这份报告指出:⑴大学生在学校上网的比例高达76.7%;⑵在学生网民群体中,大学生网民上网时间最长,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达到18.6小时;⑶大学生群体是中国网民最活跃的群体之一,该群体在网络娱乐、交流沟通、信息获取等大部分网络应用上的使用率都最高,如搜索引擎、网络新闻使用率分别达到84.3%和88.9%,网络音乐和视频使用率分别达到94.6%和85.4%,即时通信和电子邮件使用率分别达到88.7%和81.4%;⑷在手机上网的青少年网民中,在校大学生网民的比例最高,达85.7%。

  6.修读学科。这一部分中,本研究回溯了修读学科这个变量。袁大忠(2004)在研究大学生网络色情行为与网络成瘾时引入了上述两个变量。在针对276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中,他指出,大学生修读学科的差异与网络色情成瘾之间存在显著关系,文科专业的大学生比理科专业的大学生“有更多的网络色情行为”,更容易网络成瘾。

  2.2.3 网络色情观看与性态度

  研究者们之所以关注色情内容,是他们认同这样的假设:年轻人从观看当中可能对性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以及习得令人不悦的性行为方式(Nathan, 2007)。根据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和脚本理论(script theory),通过对现实生活与媒介中那些有价值的、引人注意的范例之关注,观众会创建并储存“脚本”,用以指导社会行为。这些被储存的痕迹包括各种事件的信息,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方式,以及各种行为可能引发的后果(Huesmann, 1997)。当时机成熟时,储存的“脚本”便可能会被拿出来运用。上世纪80-90年代开展的研究早就注意到了上述问题,即作为脚本的色情内容会给观众带来态度和行为上的变化。这一时期典型的色情内容脚本即是对男性性欲与高超性技巧的描述,对女性则是把她们刻画成了“热衷于性活动,且随时都可投入性活动”的物品(Brosius, Weaver, Staab, 1993)。色情内容似乎是把性行为视为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全然不顾投入性行为当中男女双方的情感投入与性行为背后的爱情关系。长期从事色情内容对态度和行为影响研究的Zillmann和Bryant(1988)在测量大学生观看X级电影效果的一系列实验中发现,观看行为增加了受访者对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对非常规性活动盛行的过分评估度,以及对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低赞同度。他们对此解释说,观众的性态度之所以变得自由、放任、随意,是因为色情“脚本”中集聚了对刚刚认识的、没有人际交集的、在极短时间内保持交往的,甚至是不会再见面的男女之间性行为的描述。“脚本”中的男女享受着由此带来的性刺激,全然不顾这样的行为毫无社会及情感意义。对此,罗文辉等在2005年进行的研究中再次指出,经常观看网络色情内容的青少年会变得更加倾向于性自由。2006年,他在台湾访问了1688名高中生、职校生,结果显示,网络色情观看频率是预测青少年性态度的显著变项:越常收看网络色情,便越倾向认为和偶然认识的人发生性行为是可接受的,也越可能接受婚外性行为。

  Brown和Dykers(1994)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利用色情内容学习有关于性与爱的习惯、规则及技巧。当人们遭遇到与传统观念和价值观相对立的一面时,人们便会对这些对立面的产生探索的需求。人们在对立两面之中做出的选择往往具有不确定性(Luker, 2006),性问题也是如此。Steele(1999)的研究就表明,青少年摄入色情媒介上传播的讯息会在性认知上报告不确定性,原因就是父母灌输给他们的价值观与媒介传递给他们的价值观相冲突。综上,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对色情内容的观看会在态度上更加倾向于放纵的性态度,至少是与传统观念的冲突造成的价值观混乱与真空。

  2.2.4 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与性态度

  互联网的确是色情内容传播的温床,以至于Peter和Valkenburg两位研究者将其形容为“性媒介”(sexual medium)。《互联网过滤评论》(Internet Filter Review)(2006)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球色情网页的数量就已经高达4.2亿个,仅“性”这个词在全球就被搜索了约7560万次,显示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都炙手可热。如上文在网络色情的定义中指出的,网络色情除了给前互联网时代便开始传播的色情媒介以新的流动空间,还因互联网自身的特点给了色情内容全新的传播方式。通过各种网络应用程序,视频性爱、语音性爱、上传原创的色情内容等,加上传统色情媒介的网上流通,使得互联网上的色情内容呈现以下特点:易获取,低成本以及可匿名(accessibility, affordability, anonymity)(Cooper, 1998)。Brown和Engle(2009)认为,互联网以及其它新媒体设备(如数码相机和手机)的加入使得色情内容对于年轻人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

  网络色情内容的获取不同于从传统色情媒介获取信息,前者不同于后者的特性在于“互动”。以色情图书、音像制品和电视节目为例,它们的内容都是确定的,信息的传递也都是单向的。网络色情内容则不同。在点击、下载的过程中,用户就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相应的内容。计算机终端用户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完成色情语音性爱、色情视频性爱、实现现实生活中的一夜情等等。

  针对上述现象,Hoffman和Novak(1996)将以电脑为中介的互动情境分为“机器互动”(machine interaction)和“人之互动”(person interaction),前者指使用者对计算机终端所提供的内容进行“存”与“取”的操作,后者则是指使用者经由电脑界面进行沟通。Massey和Levy(1999)则是提出了“内容互动性”(content interactivity)和“人际互动性”(interpersonal interactivity),前者指使用者对于媒介内容参与的程度,后者则与“人之互动”相通。

  本研究采纳并略微修改了罗文辉等人在研究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对青少年性态度和性行为影响时对互动性的对象之分类:一是涵盖人机与讯息的“媒介互动”(media interaction),即使用者的互动对象为媒介和媒介内容;二是“以电脑为中介的人际互动”(computer-mediated human interaction),指使用者的互动对象为操作中介的“人”。

  对于互动性的层级,由于各种分类方式过于繁琐,而罗文辉等人的概括又足够简化,本研究在此便采用罗文辉的“三类层级”并做小幅修改:⑴回应式,指使用者对网站的内容进行选择、存储、转发;⑵主动式,指使用者对存在于整个互联网或个别网站上的色情内容进行主观搜索,观看、收藏搜索结果;⑶双向式,指使用者通过桌面及网络应用程序与终端或操纵终端的用户之间进行交互。

  根据上文介绍的互动性的对象和层级的分类,结合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将网络色情活动的互动性活动分为6类并列表如下:

  在媒介/主动类互动性活动中,本研究将⑶、⑷、⑸、⑹描述为“使用高阶网络技术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由于互联网管理部门对境内网络色情内容的清理、对境外网络色情内容的屏蔽,用户欲直接从互联网上获取上述内容就会变得困难甚至无法完成。但是,用户观看网络色情内容的动机不因内容获取的难易变化而变化,从而就可能出现运用高阶网络技术获取色情内容的活动。例如,针对遭到屏蔽的境外网络色情内容,用户就可利用以下屏蔽的技术漏洞:⑴关键字过滤只针对中文不针对外文,故使用外文搜索引擎,以外文搜索色情内容;⑵关键字过滤范围有限,因此不断调适关键字以得到更多的色情内容搜索结果;⑶使用关键字过滤机制尚不健全的、含内置搜索的分享软件,利用其遍布全球的用户节点搜索色情内容;⑷使用代理服务器或破网软件搜索色情内容,使屏蔽机制对使用终端无效。

  2.3 创新意义

  通过对文献的回溯,本研究发现国内对网络色情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以下几个层面:

  1.现象描述类。这一类别的文献涉及到:⑴网络色情的特点,包括承载网络色情的媒体元素之变化、网络色情互动性的增强、网络色情的商业运作逐渐发展等等;⑵网络色情的危害或影响。这类文章利用既有新闻报道中的典型事例及统计数据,说明网络色情会造成人的“腐化堕落”,使人沾染上不良的生活习惯,丧失社会伦理道德。此类文章的关注对象大多是青少年。⑶迷恋网络色情的原因及解决对策。这类文章偶尔运用浅显的思辨方式对人迷恋网络色情进行解释,但大多是通过提出毫无根据的策略来封堵互联网上的色情信息,或呼吁加强青少年的伦理道德教育(甚少提及性教育)、“大力弘扬”与“丰富”高尚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

  2.比较分析类。这一类文献重点介绍了国外对网络色情的规制方法。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之下,不同国家在不同的传播政策下,互联网的使用空间也不尽相同,对网络色情的使用态度也存在差异。此类文章意在通过介绍他国的网络色情治理经验而对我国有所启示。

  3.法规探讨类。这一类文献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涉及网络色情规制的部分进行介绍,从法律法规设计缺陷的角度来探讨为何网络色情屡禁不绝,以及探讨公民在网络色情规制中的法律角色承担问题。

  4.刑事对策类。这一类文献关注网络色情罪犯,特别是青少年罪犯的行为特征;网络色情案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网络色情案件的侦破经验、方法;网络色情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等等。

  5.技术控制类。这一类文献对以阻止、过滤网络色情信息为目的研发的计算机技术进行介绍,包括色情图像识别、文本过滤,公安部门对包含淫秽色情信息论坛的数据库取证手段等;同时,基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倡导在使用方式上的改进,如倡议实行网络实名制等等。

  若从本研究在1.2小节中提出的三大焦点问题来看,国内对本研究关注的问题之探讨还停留在第1类内容即现象描述上,并没有对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从研究方法上看,既往文献就缺乏科学性,无法与本研究相比;国内也曾有若干次与本研究类似的定量研究,但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关注的影响因素也不如本研究广泛,至于性态度的变化更未见讨论。“专项行动”带来了对网络色情内容的清除和屏蔽,而“专项行动”的效果评估从未见数据支持;大学生作为受影响对象,其在“专项行动”前后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是怎样的,是否出现改变、如何改变也没有任何研究予以说明。因此,本文具有如下的创新意义:

  首次对大学生的网络色情观看情况进行描述;首次全面探究网络色情观看的影响因素,描述影响因素与网络色情观看之间的交叉分析结果,并指出相关或导致差异的因素,以及网络色情观看能够被因素解释的程度。

  首次使用数据对“专项行动”在大学生中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估,并描述大学生在“专项行动”前后如何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高阶网络技术是否因大学生访问网络色情内容出现困难而被大学生更多地使用在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之中。

  首次对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的性态度进行描述,并指出性态度与网络色情观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关系,以及性态度能被网络色情观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解释的程度。

  本研究是国内首次运用问卷调查法,以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一次对网络色情观看情况的全面研究。问卷调查是按照科学的抽样方法进行的,因此研究问题的答案、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可以演绎至大学生总体,故本研究结论将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结合相关文献和实际情况,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1:大学生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如何?若按内容和影响因素分别划分,大学生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又是如何的?哪些因素导致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出现显著差异?

  RQ2:“专项行动”前后,大学生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各是如何的?大学生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前后频率是上升,下降,还是保持不变?前后频率是否显著相关?大学生使用高阶网络技术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是否已成为获取网络色情内容的首选方式,并在“专项行动”后出现使用频率的升高? “专项行动”后,大学生如何评估获取网络色情内容的难易程度?

  RQ3: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其性态度是怎样的?

  其中的假设可归纳如下:

  H1:大学生的人口变量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该假设可进一步分解为:

  H1a:大学生的性别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1b:大学生的年龄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2:大学生的社会环境变量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该假设可进一步分解为:

  H2a: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程度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2b:大学生个人与朋友的年龄差距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2c:大学生的当前恋爱状态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2d:大学生的生源地城乡属性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2e:大学生的经济条件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3:大学生的个人特征变量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该假设可进一步分解为:

  H3a:大学生的刺激寻求程度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3b: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3c:大学生的性兴趣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4:大学生的性经验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5:大学生的互联网访问频率可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H6:在看过网络色情内容的大学生中,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可预测的人口变量可预测性态度。

  H7:在看过网络色情内容的大学生中,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可预测性态度。

  3.2 抽样及其注意事项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其抽样方法为:

  1.将《2009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本科院校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9)(共770所,以下简称《名单》)中的高校依次编号为1-770;

  2.使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robability Proportion to Size, PPS),以施测起始日期的末位数字作为首个被抽取的学校号码,而后每隔10所学校抽取一次直至到达《名单》末尾,最终抽得77所院校。由于《名单》中的院校系分省排列,各省的院校数量又不尽相同,因此最终抽得的77所院校在各省的分布数量也出现差异;使用人人网的“高级搜索”功能分别在抽得的77所院校中各抽取4人,通过留言板、站内信等多种形式提醒用户访问调查系统并填写问卷。根据人人网的搜索功能,结合本调查实际需要,确定施测中的搜索条件为:“大学”、“入学年份”、“性别”,其它搜索条件不予考虑。

  本调查在施测过程中遵循以下注意事项:

  1.大学生在本调查中的操作化定义为“在中国大陆普通高等院校中就读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生”。

  2.为确保被抽取的用户能尽快收到调查邀请,本调查的邀请信息发送对象均系人人网的“活跃用户” ;

  3.为确保样本的性别保持平衡,各院校抽取的4人均包括2男2女。假设问卷回收率为10%,故施测时每所院校实际发放调查邀请信息40人次,其中包括20男20女;

  4.为确保样本中所有被试均系在校学生,结合人人网在“入学年份”一项中提供的值,确定该项取值为2006-2009之间的整数。为确保样本的入学年份保持平衡,当搜索条件中的“大学”或“性别”改变时,“入学年份”即改变一次。施测开始时,“入学年份”置为“2006”;当搜索条件中的“大学”或“性别”改变时,“入学年份”即加1,如此循环,直至搜索全部结束;

  5.由于人人网将与搜索使用的账号之家乡、学校相近的用户置于搜索结果前列,为确保样本的生源地保持平衡,故本调查不向上述用户发放邀请,以避免部分受访者的家乡、学校过于集中;

  6.为确保各省的受访者数量在样本中的比例保持基本平衡,本调查将各省可接收的受访者数量规定在配额的2倍之内。若某省达到配额上限,则系统不再接受院校所在地为该省的受访者。

  正式访问时间从2010年4月12日起至5月3日止。由于施测中新疆院校在人人网上无搜索结果,且若分省计算,新疆只占1所(配额4人),在样本中所在比例较小,故本调查放弃了对新疆的搜索。

  3.3 研究变量及其测量方法

  本研究的测量变量及测量方法如下(各题目答案均按编码值升序排列):

  1.人口变量

  1)性别,由受访者在以下2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女;⑵男。

  2)年龄,由受访者按实际情况自行填写。

  2.社会环境变量

  1)宗教信仰程度,由受访者在以下4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有宗教信仰且相当虔诚;⑵有宗教信仰且还算虔诚;⑶有宗教信仰但不算虔诚;⑷没有宗教信仰。

  2)个人与朋友的年龄差距,测量方法是沿用Peter和Valkenburg的做法,询问受访者,与其大部分朋友相比,其自身年龄与朋友的差距如何,由受访者在以下3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小一岁甚至更多;⑵同年;⑶大一岁甚至更多。

  3)当前恋爱状态,由受访者在以下2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正在恋爱;⑵没有恋爱。

  4)生源地城乡属性,测量方法是询问受访者开始大学生活之前的常年居住地,由受访者在以下2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农村;⑵城镇。

  5)经济条件,测量方法是询问受访者的月均生活费额度,由受访者在以下7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500元以下;⑵500-1000元;⑶1000-1500元;⑷1500-2000元;⑸2000-2500元;⑹2500-3000元;⑺3000元以上。

  6)院校属地,由受访者在28个答案中选择1个(详见表3.4)。

  3.个人特征变量

  1)刺激寻求程度,测量方法是采用Zuckerman的“刺激寻求”量表中“兴奋与冒险寻求”(Thrill and Adventure Seeking)的7项子量表 ,询问受访者对以下说法的同意程度:⑴我喜欢去陌生的地方探险;⑵我喜欢在事先不做路线和时间安排的情况下旅行;⑶如果在家呆太久,我会变得焦躁不安;⑷我更喜欢与乐于变幻莫测的朋友交往;⑸我喜欢做吓人的事情;⑹我乐于尝试蹦极运动;⑺我乐于参加疯狂派对;⑻我喜欢拥有新奇而令人兴奋的经历,哪怕它们是不合法的,由受访者在以下5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非常不同意;⑵比较不同意;⑶中立;⑷比较同意;⑸非常同意。

  2)生活满意度,测量方法是采用Diener等人开发的生活满意度5项量表 ,询问受访者对以下说法的同意程度:⑴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生活接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状态;⑵我的生存状态棒极了;⑶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⑷迄今为止,我已经得到了人生中我所追求的重要的东西;⑸即使人生重新来过,我也几乎不会做出任何改变,由受访者在以下5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非常不同意;⑵比较不同意;⑶中立;⑷比较同意;⑸非常同意。

  3)性兴趣,测量方法是采用Peter和Valkenburg的做法,询问受访者对以下说法的同意程度:⑴我对性活动感兴趣;⑵我常想着与性有关的事情,由受访者在以下5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非常不同意;⑵比较不同意;⑶中立;⑷比较同意;⑸非常同意。

  4.性经验,综合国内外研究者的测量方法,本调查询问受访者是否曾与异性发生过以下行为:⑴接吻;⑵爱抚;⑶口交;⑷性交,由受访者在以下2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没发生过;⑵发生过。

  5.互联网访问频率,测量方法是询问受访者每天花多长时间上网,由受访者在以下5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1小时以下;⑵1-3小时;⑶3-6小时;⑷6-10小时;⑸10小时以上。

  6.修读学科,由受访者在2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理工农医类;⑵人文社科类。

  7.网络色情观看频率。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测量受访者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

  1)针对所有受访者,询问其是否看过网络上的色情内容,由受访者在以下5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没有;⑵有,看过一两次;⑶有,每月看一两次;⑷有,每周看一两次;⑸有,几乎每天都看。

  2)针对有网络色情观看经历(即上题中选择⑵至⑷)的受访者,询问其观看下列网络色情内容的频率:⑴女性生殖器与胸部特写;⑵穿着丁字裤、性感内衣的女性;⑶男性生殖器特写;⑷异性口交;⑸异性性交;⑹射精或潮吹;⑺使用情趣用品;⑻自慰;⑼集体性爱(群交);⑽裸体儿童、青少年;⑾捆绑与惩戒(SM);⑿偷窥;⒀同性口交;⒁肛交;⒂撒尿或排便;⒃同性性交;⒄乱伦;⒅人兽交,由受访者在以下4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从来不看;⑵偶尔看;⑶有时看;⑷经常看。在中国大陆,网络色情内容属于违法与不良信息,这从“专项行动”中的整治对象上可得到证明。从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职能上看,色情网站因遭到举报而导致域名无法解析,因而一个色情网站是否成为整治对象是不确定的。这样,是否能从该网站获取色情内容便同样是不确定的。综上,从抽样方法上看,如果对中国大陆域内可获取的网络色情内容进行内容分析,那么分析的总体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方法二中本研究直接采用了罗文辉等研究者对网络色情内容的分类方法。

  8.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相关变量

  1)网络色情获取难易变化程度,测量方法是询问有网络色情观看经历的受访者,在“专项行动”开始以后,与过去相比,其获取网络色情内容的难易程度如何变化,由受访者在以下5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比过去困难得多,几乎无法成功获取;⑵比过去困难一些,但还是能成功获取;⑶没什么变化;⑷比过去容易一些;⑸比过去容易得多。

  2)“专项行动”前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测量方式是询问受访者,在“专项行动”开始以前,其从事下列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⑴点击色情内容链接;⑵下载色情内容;⑶线上从他人接收或向其转发色情内容;⑷线下得到他人提供的访问途径,上网观看相应的色情内容;⑸收藏自己喜欢的色情网页;⑹使用搜索引擎搜索自己喜欢的色情内容;⑺使用外文搜索引擎,以外文搜索色情内容;⑻利用含内置搜索的分享软件(如电驴)搜索色情内容;⑼不断调适关键字以得到更多的色情内容搜索结果;⑽使用代理服务器或破网软件搜索色情内容;⑾上网寻找可以发生真实性行为的人;⑿玩网络色情游戏;⒀仅用文字进行的色情聊天;⒁网络语音性爱;⒂网络视频性爱,由受访者在以下4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从未;⑵偶尔;⑶有时;⑷经常。

  3)“专项行动”后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测量方式是询问受访者,在“专项行动”开始以后,其从事下列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⑴点击色情内容链接;⑵下载色情内容;⑶线上从他人接收或向其转发色情内容;⑷线下得到他人提供的访问途径,上网观看相应的色情内容;⑸收藏自己喜欢的色情网页;⑹使用搜索引擎搜索自己喜欢的色情内容;⑺使用外文搜索引擎,以外文搜索色情内容;⑻利用含内置搜索的分享软件(如电驴)搜索色情内容;⑼不断调适关键字以得到更多的色情内容搜索结果;⑽使用代理服务器或破网软件搜索色情内容;⑾上网寻找可以发生真实性行为的人;⑿玩网络色情游戏;⒀仅用文字进行的色情聊天;⒁网络语音性爱;⒂网络视频性爱,由受访者在以下4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从未;⑵偶尔;⑶有时;⑷经常。

  4)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测量方式是将受访者在以上2题中对应题项的得分取平均值。

  5)“专项行动”前使用高阶网络技术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测量方式是将受访者在⑺至⑽题项中的频率取平均值。

  6)“专项行动”后使用高阶网络技术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测量方式是将受访者在⑺至⑽题项中的频率取平均值。

  7)“专项行动”前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测量方式是将受访者在“专项行动”前从事各种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中的频率取平均值。

  8)“专项行动”后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测量方式是将受访者在“专项行动”前从事各种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中的频率取平均值。

  9.性态度,测量方法是询问受访者对以下说法的同意程度:⑴未婚且正在恋爱的男女可以发生性行为;⑵偶然认识的陌生男女可以发生性行为;⑶已婚男性可以发生婚外性行为;⑷已婚女性可以发生婚外性行为;⑸直系亲属与旁系三代亲属之间可以发生性行为;⑹只要参与者同意,三人及以上的群体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⑺只要参与者同意,有绑缚与施虐情节的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由受访者在以下5个答案中选择1个:⑴非常不同意;⑵比较不同意;⑶中立;⑷比较同意;⑸非常同意。

  3.4 回收情况

  本调查回收问卷420份,其中有效问卷388份,无效问卷42份;曾经观看过网络色情的受访者303人;本科在读248人,研究生在读140人。

  3.4.2 多题项变量信度、效度检验与因素分析

  1.个人特征变量

  1)刺激寻求程度。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8个题项析出2个因子,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50.100%。题项⑸至⑻构成第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37.306%(特征值=2.985);题项⑶和⑷构成第2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12.794%(特征值=1.024)。根据上述结果,本研究将受访者在题项⑸至⑻中的得分取平均值,建构成“个人刺激寻求程度”指标(平均数=1.3563,标准差=0.90904,信度=.736);将受访者在题项⑶和⑷中的得分取平均值,建构成“互动刺激寻求程度”指标(平均数=1.8119,标准差=0.90828,信度=.365)。由此可知,虽然析出的2个因子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但仅第1个因子具有良好的信度,故“个人刺激寻求程度”成为本研究中衡量受访者刺激寻求程度的唯一指标。重新进行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题项⑸至⑻构成1个因子,各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56.088%(特征值=2.244)。

  2)生活满意度。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5个题项析出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56.692%(特征值=2.835)。根据上述结果,本研究将受访者在题项⑴至⑸中的得分取平均值,建构成“生活满意度”指标(平均数=2.3062,标准差=0.74907,信度=.796)。析出的因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3)性兴趣。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2个题项析出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85.878%(特征值=1.712)。根据上述结果,本研究将受访者在题项⑴至⑵中的得分取平均值,建构成“性兴趣”指标(平均数=2.2796,标准差=0.96570,信度=.830)。析出的因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2.性经验。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4个题项析出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70.669%(特征值=2.827)。根据上述结果,本研究将受访者在题项⑴至⑷中的得分取平均值,建构成“性经验”指标(平均数=0.5039,方差=0.39943,信度=.862)。析出的因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3.网络色情观看频率。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18个题项析出3个因子,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66.651%。题项⑴和⑵、⑷至⑻构成第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48.332%(特征值=8.700);题项⑼至⑿、⒂、⒄和⒅构成第2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11.002%(特征值=1.980);题项⑶、⒀、⒁、⒃构成第3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7.317%(特征值=1.317)。根据上述结果,本研究将受访者在题项⑴和⑵、⑷至⑻中的得分取平均值,建构成“呈现女性身体、女性生殖器及常规性行为”指标(平均数=1.1075,标准差=0.75532,信度=.915);将受访者在题项⑼至⑿、⒂、⒄和⒅中的得分取平均值,建构成“呈现另类性行为”指标(平均数=0.4686,标准差=0.54100,信度=.868);将受访者在题项⑶、⒀、⒁、⒃中的得分取平均值,建构成“呈现男性生殖器及同性性行为”指标(平均数=0.5198,标准差=0.65957,信度=.871)。析出的3个因子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4.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相关变量

  1)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15个题项析出2个因子,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68.391%。题项⑴至⑽构成第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53.353%(特征值=8.003);题项⑾至⒂构成第2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15.039%(特征值=2.256)。根据上述结果,本研究将受访者在题项⑴至⑽中的得分取平均值,建构成“从事回应类、主动类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频率”指标(平均数=0.6411,标准差=0.64084,信度=.933);将受访者在题项⑾至⒂中的得分取平均值,建构成“从事双向类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频率”指标(平均数=0.1861,标准差=0.45267,信度=.917)。析出的2个因子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2)“专项行动”前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15个题项析出2个因子,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61.574%。题项⑴至⑽构成第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45.517%(特征值=6.828);题项⑾至⒂构成第2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16.057%(特征值=2.408)。析出的2个因子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且该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信度=.911)。

  3)“专项行动”后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15个题项析出2个因子,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69.944%。题项⑴至⑽构成第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56.321%(特征值=8.448);题项⑾至⒂构成第2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解释了总方差的13.623%(特征值=2.043)。析出的2个因子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且该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信度=.942)。

  4)“专项行动”前使用高阶网络技术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4个题项析出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66.592%(特征值=2.664)。将受访者在题项⑺至⑽中的得分相加后取平均值,建构成“‘专项行动’前使用高阶网络技术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指标(平均数=0.5404,标准差=0.67554,信度=.831)。析出的1个因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5)“专项行动”后使用高阶网络技术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4个题项析出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74.532%(特征值=2.981)。将受访者在题项⑺至⑽中的得分相加后除以4,建构成“‘专项行动’后使用高阶网络技术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指标(平均数=0.4620,标准差=0.71829,信度=.885)。析出的1个因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5.性态度。主成分因素分析显示,7个题项析出1个因子,各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54.863%(特征值=3.840)。根据上述结果,本研究将受访者在题项⑴至⑺中的得分相加后除以7,建构成“性态度”指标(平均数=1.3041,标准差=0.85232,信度=.861)。析出的因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由此,研究假设H6、H7可修正为:

  H6a:在观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中,对呈现女性身体、女性生殖器及常规性行为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可以预测性态度。

  H6b:在观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中,对呈现另类性行为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可以预测性态度。

  H6c:在观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中,对呈现男性生殖器及同性性行为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可以预测性态度。

  H7a:在观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中,从事回应类、主动类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可预测性态度。

  H7b:在观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中,从事双向类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可预测性态度。

  5 结论

  5.1数据分析

  5.1.1 网络色情观看情况与影响因素

  接近8成的大学生观看过网络色情显示出大学生的网络色情观看行为非常普遍。尽管如此,大学生观看网络色情并不频繁。如果将“几乎每天都看”视为沉迷于网络色情观看行为之中的话,那么不到1/20的比例显然是非常小的。不过,沉迷者都是男大学生。尽管如此,观看网络色情的大学生基本能够控制观看频率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

  按照因素分析的结果,“异性性交”、“女性生殖器与胸部特写”、“穿着丁字裤、性感内衣的女性”、“异性口交”、“射精及潮吹”等5种观看最多的网络色情内容呈现了女性身体、生殖器以及常规性行为。根据相关文献对大学生网络色情观看的动机之解释,男大学生之所以对这5种内容比女大学生观看得更多,原因可能是:⑴男大学生对女性的性器官缺乏了解或是对常规性行为缺乏实践经验,需要观看以满足好奇之心或以此掌握更多的性知识;⑵男大学生的正常生理需求因缺少实施性行为的对象而得不到满足,故需要通过观看并使用自慰等方式满足正常的生理需求。除了观看最多的5种网络色情内容,无论其它内容呈现的是女性还是男性,无论是同性性行为还是另类性行为,大学生对它们的关注度均不高,显示出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在观看内容选择上与当下社会涉性问题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文化环境基本一致。

  性别、生源地城乡属性、刺激寻求程度、性兴趣和互联网访问频率能够显著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即上述5个因素与网络色情观看频率显著相关;其余自变量不能显著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这可能是施测地点和研究对象的变化导致的,但足可以说明,大学生年龄的不同、宗教信仰程度的高低、生活的贫富、恋爱状态的不同、对生活是否满意的评价与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院校属地差异导致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显著差异意味着,若干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大学生网络色情观看出现了地域上的差异,如该省份的互联网接入条件、大学生所在院校的互联网接入条件、地理位置、地域文化等等。

  5.1.2 “专项行动”与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

  在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中,无论“专项行动”前后,从事各种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均普遍较低,而在这些活动之中,从事媒介/回应类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最高,从事双向类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最低。这表明,大学生在获取网络色情内容的过程中一直以点击网络色情链接、下载网络色情内容为主,选择仅用文字进行色情聊天、网络语音和视频性爱的大学生比例极低。“专项行动”对阻止绝大多数大学生成功访问网络色情内容意义不大。尽管“专项行动”给大学生观看网络色情设置了障碍,但大学生解除障碍的首选并不是依靠高级网络技术突破封锁。“专项行动”开展以后,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的确比“专项行动”前略有降低,但在“专项行动”前后的互动性网络色情频率、使用高阶网络技术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高度相关,表明看过网络色情大学生不会因为访问网络色情内容的难易程度变化而改变自己的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行为。

  5.1.3 网络色情观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与性态度

  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对未婚且正在恋爱的男女之间发生性行为并不反对,某种程度上还表示赞同;对于直系血亲和旁系三代血亲之间的性行为则几乎不能容忍;对于偶然认识的陌生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性行为中的绑缚与施虐、群体性行为的态度显示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对上述3种行为的接受程度不高且依次逐渐降低。以上结果显示出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在性态度上与当下社会涉性问题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文化环境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对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的婚外性行为都保持中立,但对前者的同意程度比起后者的同意程度更高,这种差异显示出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对已婚男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程度更高。数据中呈现的女性在婚外性行为的问题上不能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可能是由于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受到保守道德主义体系中的伦理、传统文化对发生婚外性行为的女性容忍度较低的影响。

  在观看过网络色情的大学生中,尽管回应类、主动类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频率,呈现男性生殖器及同性性行为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以及呈现另类性行为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能够显著预测他们的性态度,但由于性态度在回归模型中只被解释了26.0%的方差,因此形象地说,上述因素也只能预测出性态度的26%,其余的74%同其它因素有关。一个经常从事回应类、主动类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经常观看呈现男性生殖器、同性性行为及另类性行为的大学生,其对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群体性行为、性虐待、乱伦的同意度才会比其他大学生高,可见性态度的预测相当复杂。呈现女性身体、女性生殖器及常规性行为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不能显著预测性态度。这说明观看内容为女性身体、女性生殖器及常规性行为的网络色情不会增加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群体性行为、性虐待与乱伦等行为的同意度。

  5.2 建议与对策

  大学生普遍观看过网络色情是真实存在的,且绝大多数大学生在观看内容的选择、观看频率的保持上是理性的、适度的,他们自觉地遵循了当代社会的性道德、性观念,这无需任何力量干预即可做到。按照本研究统计的受访者年龄来看,他们均已成年,因此,他们通过网络自由获取色情内容的权利不应受到侵犯。教育机构、大众传媒、学生家长不应在缺乏理性思考观看诱因和动机的前提下,以个体演绎总体,一味斥责并通过各种非正常手段妨碍大学生接触网络色情内容。观看网络色情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个体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如果对网络色情的沉溺影响了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导致他做出明显有害的行为,应当厘清诱因,“对症下药”。

  不应忽视大学生正常的性需求。大学生大多已走出青春期,身体发育成熟,在有了性需求而又没有性伴侣的情况下通过观看网络色情排解性压抑应当受到正视,得到尊重。如果这种排解性压抑的方式被外力强行禁止,那么后果反倒是不可预料的。

  不应忽视对大学生普及性知识。网络色情中呈现的内容毕竟不是科学的,由它担当性知识的布道者并不合适。专业的教育队伍应当走入大学生中间,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图表、影像来引导大学生对性问题进行科学的认识。

  政府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专项行动”清理与屏蔽网络色情内容收效甚微,表明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大学生观看网络色情内容,因为“专项行动”不能满足他们的观看动机。“专项行动”是一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行为,它不仅难以保证未成年人与网络色情的完全隔离,还剥夺了成年人自由获取网络色情内容的权利。“专项行动”的症结在于它缺乏对网民的网络色情观看情况进行研究,从而谨慎地回答网络色情给未成年人带来哪些明确的危害,而后据此提出保障大多数人自由访问互联网的方案。

  不过,“专项行动”之所以能够在如此条件下一轮又一轮地上演,原因可能并不完全归咎于缺乏逻辑推理的行政指令。世界各国对网络色情内容的态度不尽相同,其原因即是背后的跨文化因素作祟。龚文庠、张向英(2008)在对比美国和新加坡的网络色情管制时就提到,美国尽管对网络色情给未成年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形成了科学上的共识,但因此而采取的对策性立法都因为侵犯了成年人自由获取、传递信息的权利而被判定违宪;新加坡虽然认同个人在信息获取、传播上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能颠覆传统社会价值观,不能对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造成破坏,不能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是历史沉淀的结果。本研究的数据和研究者对社会的感知都显示,中国社会对待网络色情的态度正处在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夹击之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对不确定性规避的摇摆等等价值观维度(萨默瓦、波特,闵惠泉、王纬、徐培喜, 2004)上的挪移和反复,给这一时期下的中国如何面对网络色情提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不过,无论“专项行动”是出于何种目的造成了对公民自由观看网络色情内容之权利的侵犯,行动的组织者都有义务向上述被影响的公民进行说明,否则建立在薄弱民意基础上的行动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互联网过滤评论》(Internet Filter Review)(2006)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球色情产业收入当中,中国的贡献最大,达到274亿元。对比起来,“专项行动”的存在是如此的吊诡。

  观看网络色情内容、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对性态度的影响不是很大,因此,网络色情观看能够使一个人的性态度走向扭曲的观点应当休矣。态度的变化不等同于行为的变化,行为的动机不能完全由态度解释。一个沉溺于呈现另类性行为内容之网络色情的大学生可能对群体性行为持非常同意的态度,但是他并不一定会参与群体性行为活动。一个没有看过网络色情的男大学生,却有可能会在性行为中对他的女友施虐。因此,本研究再次强调,面对给社会带来明显危害的个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相当必要的,不应用无逻辑、想当然的结论将网络色情观看对性态度的影响扩大化,并与行为改变挂钩,以此侵犯大学生观看网络色情的权利。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同一问题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对于网络色情的观看态度可能从保守-道德主义理论向自由主义理论转化。本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即处在这样的转化时期。所谓的传统价值观、传统文化与涉性问题的伦理道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上述事物也会上演“适者生存”,不是得到加强就是走向消亡。如同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改革开放伊始甚至会以卖淫嫖娼论处,但现如今,本研究的受访者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就与数十年前大相径庭了。因此,对性态度的变化应当在理性、宽容的前提下进行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

  5.3研究不足与拓展方案

  在本研究提出的两个回归模型中,作为因变量的网络色情观看频率未被解释的方差为44.9%;作为因变量的性态度,未被解释的方差为74.0%。除此之外,某些未被纳入本研究的变量虽然不能显著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但会潜藏在诸如院校属地这样的因素背后导致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出现差异。这表明,今后的研究应当结合国内外研究动态,不断寻找能够显著预测网络色情观看频率和性态度的因素,以期完善现有的回归模型,更全面地解释网络色情的观看诱因和性态度的影响因素。

  以院校属地这一因素为例,类似地域文化这样难以量化的因素也可能导致网络色情观看频率、性态度在个体之间出现差异。对于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本研究只统计了大学生在不同活动中的频率,个体的完整互动过程没能得到描述。后续研究应当运用定性的传播学研究方法,继续在大学生(特别是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对难以量化的因素做出探究,对大学生从事互动性网络色情活动的完整过程进行描述。

  考虑到问卷中的部分问题可能涉及到受访者的个人隐私,影响受访者答卷的积极性,本研究在开始前便决定不对受访者对强暴迷思的态度、性行为状况等因素进行测量。也就是说,本研究在态度改变层面只研究了性态度,而在行为改变层面则未有涉及。对于网络色情的观看动机,本研究也没有在问卷中予以整合。后续研究应当对大学生网络色情观看的动机进行调查,并对观看和行为、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尽可能全面的阐释。

  (以上为原文的摘录版,非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