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公共政治领域，通俗文化在微观政治而非宏观政治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它影响大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与最终的政治行为。本文关注的是大众参与的网络集体话语实践及其背后的通俗文化特征，探讨通俗文化中是否融入了抗争政治的主动行为和利益诉求的特征元素，以及这些通俗文化特征出现的深层原因。本文选择了“河北大学撞车案”、“台北市士林区文林苑都市更新案”、“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遭阻挠”三个网络热点事件作为案例。从 “既得利益阶层破坏社会公平”、“公权力侵害私权利”、“西方主流媒体丑化中国形象”三个文本层面的框架，分析了微观抗争的存在。集体话语实践层面，本文结合蒂利的交易解释理论，阐释了身份认同、社会边界、共享故事三个因素的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微观抗争作为当下通俗文化的重要特征，既有其摆脱政治冷漠，面向现实利益诉求，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的进步意义，也有其模仿现实中的权力等级制度在网络语境下压迫“既得利益阶层”，缺乏协商意识、宽恕心态、尊重他人等公民素养的消极意义。

　　一、引言

　　通俗文化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出发，它属于社会一方。在公共政治领域，通俗文化并非以宏观政治层面的具体行为出现，而是通过在微观政治层面主导人民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进而影响政治行为。如果将个体的政治行为比作一条鱼，那么通俗文化则是鱼池中的水。通过对通俗文化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而生动地分析其对公众政治素养的塑造价值。

　　当下，网络文化是通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技术改写了权力关系的传递结构，保障了网络话语内生机制的独特生态。近年来，网民改编视频、图片和文字等形式的既有文化产品，并生产出新的文本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本文将这种行为统称为“网络文本再生产”。依据呈现方式，网络再生产的文本主要有三类：

　　1、改编影视歌曲。该类文本对既有的电影、歌曲等文化产品进行改编，通过重新配音、填词、加新闻图片或动漫画面等，完成视频文本的再生产。例如，以经典老歌《我为祖国献石油》为蓝本的《我为祖国喝茅台》，其改编背景是某大企业领导用公款买茅台；以流行歌曲《中国话》为蓝本的《360大战腾讯》，其背景是这两家互联网公司由于商业纠纷而逼迫用户必须在两种软件中二选一；以网络歌曲《爱情买卖》为蓝本的《有房买不起》，其背景是持续攀升的房价。

　　2、合成新闻图片。该类文本通过图片处理技术将新闻图片的现场或人物单独剪裁下来，拼贴入其他的现场或人物并与之合成，完成图片文本的再生产。例如2011年四川省会理县政府网站上发布的一篇名为《会理县高标准建设通乡公路》的新闻，三位县领导被合成在一张照片上，被称为“悬浮视察照”。此后，这三位县领导出现在洪涝灾害的现场、月球表面、恐龙时代、美国白宫、2006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与马特拉齐的争执现场、“郭美美”玛莎拉蒂的车顶等。类似的合成图片对象还有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照片。

　　3、模仿经典语句。网友通过模仿日常商业活动的服务用语、新闻当事人的发言、电影电视剧的经典台词、名人发布的微博等文本中遣词造句的风格，完成文字文本的再生产。网络造句由于参与门槛相对前两种低，传播影响更加显著，案例也数不胜数——淘宝体、咆哮体、陆川体、高铁体、蓝精灵体、TVB体、王家卫体、休闲生活体……

　　“网络文本再生产”是网络话语的表达方式之一，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这种话语实践呈现怎样的特征？通过怎样的方式传播？该特征与之前的通俗文化特征有什么区别？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如何？

　　二、文献综述

　　费斯克认为，文化不等于文化产品，“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只存在于其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只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而不是存在于静止、自足的文本中”。 人民(People)不同于大众，大众是文化工业中的被动接收者，而人民则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有所思考，带有社会阶层的属性。

　　人民通过“游击战术”，对文化产品及代表的制度进行利用、改造、抵制，创造自己的意义空间，改变统治者既定的模式，从而最终实现政治权力的微观分配。费斯克指出，“同时包含宰制性力量和抵抗因素的文本才能成为通俗文化。”

　　费斯克将消费者的自由分为“闪躲”和“创造”两种方式，前者强调人民通过具体语境下的解读，回避文化产品中暗含的意识形态控制，消解处于社会阶层顶端的，后者强调人民自主地将手头的文本资源加以合成，通过符号的拼贴，“创造”新的意义空间。而在过往的通俗文化中，“创造”的意图倾向于“抵制”，它强调人民的感官快感，代表着“逃避”的享乐，其背后的政治意义偏于消极。

　　将通俗文化置于互联网的媒介环境下审视，网络文化主要由网络事件中的文本来体现，如网络歌曲、恶搞图片、“造句”与“热词”等。这方面的研究颇多。蔡骐 认为，网络文化产品的再生产是一种仪式狂欢，并且会受到资本和市场的收编和利用。鲍海波、王蓓蓓 将网民的抵制方式总结为：拼贴(collage)、戏仿(parody)、反讽(irony)三种，并将其文化心理归结为对父辈文化仪式性的抵抗和巴赫金式的娱乐化的狂欢。邹琴 认为视觉文化时代下感官文本的视觉刺激，和受众主体的游牧性和流动性是主要原因，网民以游击式的戏谑改编，颠覆主流文化以获得窃喜的体验。

　　这些观点可以归到后现代文化观的范畴内。后现代文化是一种借用文化，一种“互文性”文化，其生产过程是从其他文化生产中拼凑出来的文化生产，它是一种充斥着“扁平感或者无深度感，一种最普通意义上的新式浅薄” 。这种观点强调的是消极娱乐，探讨落入道德、法律、经济领域，却不曾进入对个体政治行为有何影响的探索。

　　除此以外，网络文化除了上述研究分析得出的“抵制”属性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属性？“网络文本再生产”虽然同样强调元素的拼贴和感官快乐，带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戏谑，但网民的自发参与，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集体话语实践，即网络上的集体行动。那么融入了集体行为机制的通俗文化将出现怎样的新属性？

　　将“网络文本再生产”看作网络上的集体行动，那么可以引入社会运动理论来分析。赵鼎新认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没有绝对界限，可以相互转换，都属于蒂利所言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范畴。 抗争政治是指，政治上构建起来的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包括政府代理人提出公共的、集体的诉求。 它是抗争行为、集体行动和公共政治的交集。抗争政治既包括直接的集会等行为，也包含表达抗争话语的过程。并非只有像“占领华尔街”这样体现于现实世界的行为才有重要意义，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由民众自发参与的、小规模的集体行为和话语实践是抗争政治更为常见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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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网络文本再生产”中的视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本研究是为了揭示通俗文化中“抗争”属性的存在，因此在案例选择时，“出场人物”需包含蒂利政体模型中的“政体成员”和“挑战者”两类角色。有了这组结构性存在的对立关系，集体行为的“抗争”属性更可能被发现和观察。出于上述考量，本文选择了3个案例作为分析对象：

　　1、改编歌曲——《痛批醉驾肇事官二代——我爸叫李刚》。 该视频的创作背景是河北大学撞车案。该视频借用了流行歌曲《我叫小沈阳》的曲调和电影《头文字D》、《金刚》的画面。

　　2010年10月，一男子开着轿车在河北大学新校区内超速行驶，造成该校学生一死一伤。根据网络流言，该男子在被学生和保安拦下后高喊：“我爸是李刚”。经证实，肇事者李一帆的父亲确实是保定市公安局某分局副局长， 该起事件迅速引发网友的声讨。

　　2、改编电影——《希特勒带你搞懂“文林苑都更”争议》。 该视频的创作背景是台北市士林区文林苑都市更新案。该视频借用了电影《帝国的毁灭》的画面和声音，事件主人公王广树被赋予电影中希特勒的角色。

　　2007年，乐杨建设公司兴建“文林苑”住宅小区，取得拆迁范围内36户住户同意，但王广树一家由于自清代以来世居此地，不愿搬迁。2012年3月，台北市政府在法院终审后派遣警察强行拆迁，并驱赶现场抗议群众。 该都更案历时三年，其间有教授、大学生、导演、社会团体等各界人士前往现场声援王广树。

　　3、改编新闻——《BBC中国北京特派员James Reynolds脑袋长了等于白长了！》 该视频的创作背景是海外华人不满英国广播公司(BBC)对中国的偏见报道。该视频包含了BBC、中央电视台、腾讯网、四川新闻网的报道。

　　2008年4月，北京奥运火炬在伦敦进行接力活动时，遭到一批手持雪山狮子旗的藏独分子的阻挠。之前对拉萨“3•14”事件有过不实报道的BBC，指责中国大陆的主流媒体不报道该事件是一种“愚民”行为，是一种“鸵鸟”行径。海外华人迅速对此做出反应，控诉英国广播公司BBC驻京记者James Reynolds缺失基本职业道德。

　　本文使用框架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思路出发，框架分析是一种关于人们怎样裁剪与选择现实中的人和事，怎样采用特殊的意义体系对其诠释的分析方法。其核心概念是基调(the Key），“就是一些特定的常规，通过它们，在初始框架中有意义的某活动被转换成为以它为蓝本但为参与者看作另外的活动”。

　　在微观层面，分析网络视频再生产本身的框架，包括视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内容方面又分为三个层次：主题、叙事、措辞。主题指“主框架”，从众多表象框架中抽象而来。叙事即事件发生的情节，人物关系与脚本细节等。措辞，即语言特点和修辞手法。

　　框架有三个层面的作用：标注、归因和表意。标注即下定义，强调和突出某种社会状况的严重性和不公正程度。归因分为诊断式(diagnostic)归因和预见式(prognostic)归因，前者是指辨认出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后者是指提出改善问题的思路和实施方案。而表意是指整理出解码和包装现实碎片的标记，并且将其他的、没有明确表述过的事件和经历富有意义地关联起来。

　　在宏观层面，分析集体话语实践的行动框架，即网民再生产视频的传播扩散过程。这其中，网友的转发、评论、模仿进行再生产构成了再生产视频的集体话语实践。

　　有学者认为，在公共协商中，框架定义了话题边界，建构了参与者解读文本的规则，将行动者、行动类型和行动方式分类。而这些被共享的规则具有社会意义上的聚集的功能和作为集体行动基础的作用。

　　在这一层面，本文使用蒂利的交易解释理论作为指导，探讨关系、边界、共享故事和身份这四个要素在网络视频再生产过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交易解释理论又称为关系机制理论，社会关系其实是整套理论的核心概念，而边界、身份和共享故事围绕着关系而展开探讨。

　　四、研究发现

　　（一）网络再生产视频的文本框架

　　《痛批醉驾肇事官二代——我爸叫李刚》位列2010年度新浪原创DV十大视频短片的第四位，截至目前的播放量是1,932,572次。这首改编歌曲的视频上传于2010年10月20日，在河北大学撞车案发生四天之后 。

　　1、主题与“标注”功能

　　该歌曲的主题在于草民的女儿的可怜与局长儿子的嚣张，“既得利益阶层破坏社会公平”是该主题意欲“标注”的意义。

　　“撞人后的那个鲜血呦，红个艳艳个鲜”这句来自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本来是一首曲调明亮，描述述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场景的歌曲。但被作者“借用”在此处，形成文化元素的“拼贴”效果，以视觉刺激的方式表现了现场的惨烈。最为彰显肇事者嚣张的语句是“撞死人我不用慌，这是为什么呢”。歌词改编自《我是小沈阳》，原初的俏皮话用来凸显有恃无恐的神态。歌词指出事件的严重性——女学生无辜被撞而死亡，也点出不公平的程度——肇事者态度傲慢，因其过失可受到官员父亲的庇护。

　　2、叙事与“归因”功能

　　歌词“肇事还跑一趟，众怒围不慌”叙述了肇事者撞人以后去了自己女朋友的宿舍，然后又从原路返回，遭到现场其他学生和学校保安的拦截的过程。通过如此叙事，网民将李一帆的举动“诊断式归因”为官员子女的有恃无恐。

　　在画面中，作者使用了电影《头文字D》飚车画面、肇事现场的新闻图片、肇事者李一帆的照片。这些图片为观看者描述了肇事者高速行驶、带有鲜血的事发地点、河北大学女生被紧急抬上救护车、肇事者被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堵在车里不敢下车的情景。这些画面共同形成了一组交通案件的完整叙事。基于如此富有现场感和细节的呈现，观看者很容易置身其中，从而认同歌曲作者的主张，要求执法部门惩处肇事者。

　　3、措辞与“表意”功能

　　局长的儿子撞死人不用慌张，这样的歌词使用了反语的手法，意图激起观看者的愤慨。歌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是“霸道、小霸王、猖狂、嚣张”等，这些定义性的语词给肇事者打上了傲慢官员子弟的标签。通过简单归类，促使视频观看者启动对所谓“官二代”、“富二代”的认知基模。

　　歌词提到“李是李世民的李啊，刚是金刚的刚”，李世民是皇帝，而作为保定市某区公安局副局长的李刚显然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种现实与措辞的夸大与张力，凸显了网民的刻板印象——官员子女闯祸后确信父母有能力大事化小。网民对于现场情节的描述有猜测成分，比如“只是可惜车撞坏，哪管民女死与伤”一句完全是猜测，通过与现实经历相联系，并夸大对官员子弟“标签”的想象，完成了“表意”的功能。

　　在歌曲画面中，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上幼儿园模样的小朋友对老师和其他同学说道，我爸是局长，我就是小局长，神态颇为趾高气扬。这切中了作者要表达的主旨：既得利益阶层与草根阶层之间的等级隔阂逐渐固化。“天塌下来有人扛”、“只手遮天的大树，还有神秘的力量”这些歌词显然是对隐秘的官场关系的夸大。但这种神话式话语基于社会基础而生发——司法部门的办公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对于体制之外的人而言，无异于暗箱。而这正是他们出于不安全感而夸大想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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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集体话语实践的行动框架

　　网络再生产的视频成为网络集体话语实践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由生产、口碑传播到“病毒式扩散”的过程。

　　谁是网络文本再生产的生产者？在“传播、免费、共享”的互联网精神的引导下，产生了一批与过往通俗文化的生产主体特征迥异的“厌倦工作群体”(Bored at Work Network, BWN)。 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多媒体技术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规范，创作传播自己的作品。

　　“厌倦工作群体”是一种“技术阶层”，他们有一定的闲暇时间，而且其工作和生活环境离不开网络技术。字幕组就是这样一群人，相对于普通网民而言，他们具有更高的语言水平和视频编辑技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对影视字幕的翻译和发布有着更大的热情和动力。

　　在修改、再发布既有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厌倦工作群体”作为信息传递过程的中介物，成为一种新的意义生产机制。看到自己的作品在网络上近乎病毒式的流行，使他们充分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因此，创作者会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实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普遍性的社会情绪给予更多表达。

　　在生产环节之后，再生产的网络视频得以流行的过程可以通过共享故事、社会边界、身份认同三方面来阐释。

　　《痛批醉驾肇事官二代——我爸叫李刚》这首改编歌曲引起网民热捧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事件能够引起草根集体的心理共振、线上与线下互动不断提升该事件关注度、歌曲话语策略匹配网民口味。

　　1、共享故事

　　撞车案发生后，先是网友爆料，然后媒体迅速跟进，王克勤、于建嵘、笑蜀，死者陈晓凤家属代理律师张凯等作为意见领袖即时发布微博，与网友共享最新进展，河北大学的学生也在校方要求集体封口之前通过网络补充了背景信息。

　　通过线下的互动，网友了解到更多案发前后的细节。例如肇事者李一帆详细的家庭背景，陈晓凤的哥哥曾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陈家最终撤诉，代理律师张凯北京遇袭等等。这诸多情节发展与案发现场相连贯，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时，线上的声浪逐渐高涨，也吸引更多大众媒体参与到这起事件的报道。

　　在网友的记忆中，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撞人并不陌生。2009年5月杭州青年胡斌超速驾驶一辆三菱跑车，撞飞了正在过马路的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致其死亡。而当时杭州警方向媒体通报事故时认定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每小时70码左右”。 “70码”车速能否造成将人撞飞的情况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并对警方是否公正执法掀起质疑热潮。

　　基于这样的“共享故事”，网友对既得利益阶层子弟的刻板印象很容易被再次激活。每当碰到类似事件时，直接“贴标签”将其作为新鲜攻击对象，启动一系列对应程序：排山倒海的痛斥，甚至人肉搜索其家族成员的姓名、职务、财产、过往行为等诸多个人隐私，大有置其死地而后快之势，即便有理性分析的声音也很容易被一片“喊杀”所掩埋。

　　而且，这种张口就来的“天理难容”、“禽兽不如”、“死不足惜”也演变为网友的在对待类似事件和人物时的“共享脚本”。网友的集体参演，完成了一张转嫁焦虑、宣泄郁闷的狂欢。

　　2、社会边界

　　在“河北大学”撞车案之后，有多首改编歌曲视频被“厌倦网络工作群体”再生产出来，而唯有《我爸叫李刚》这首的人气最高，播放量和评论数都遥遥领先。

　　“草民音乐坊”再生产的《官二代撞人之歌》改编自《北京欢迎您》。它与《我爸叫李刚》在主题上是相同的，两者的不同在于叙事层面和措辞层面。叙事上，这首歌的歌词并没有清楚交待案发现场的情节，而是直接在措辞上，通过想象夸大“官二代”的蛮横态度，刻意贬低草根百姓的弱势地位达到反讽目的。这样的叙事方式，忽略了对事发现场的真实再现，对于关注并熟知细节的网友来说，并不能博取他们的欣赏和赞同。

　　网络文本被再生产出来之后，主要通过网民之间的口碑效应借助社会化媒体进行传播。普通网友一般经由所在人际圈中的“活跃分子”推荐而浏览该视频。而“活跃分子”信息通达，掌握各大论坛的实时热贴和传统媒体的最新报道。因此，翔实叙述细节的文本更符合“活跃分子”作为“内行”的心理预期，可以起到认可他们为搜集细节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的作用。他们转发这类的文本以凸显自我满足感。

　　再比如，《我爸叫李刚》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视频版本。该版本的音乐和歌词与原版本一致，但是画面全部选自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因为该版本只注重搞笑，没有原版本的动员情绪、发泄愤怒的功能，也在传播过程中遭到冷遇。

　　在再生产文本的扩散阶段，草根网民中的“意见领袖”选择了能够代表其立场和品位的文本，而普通网民则跟进转发或评论，使该文本获得病毒式的扩散。这个过程划分了普通网民与“意见领袖”之间的边界，同时也完成了网络传播这个权力场域的等级划分。

　　3、身份认同

　　从蒂利的政体模型出发，在这起事件中，肇事者及其局长父亲代表了政体成员，而死者及其父母位于现有政治体制之外的挑战者的位置上。挑战者身份居多的网民群体在现实世界中缺乏安全感，他们担心自己在面对同样事件时，权益得不到保障，因而集体发出呼声，谴责肇事者的行为，其实他们想保护的人还是自己和家人。大众之所以接受改编歌曲案例表达的框架，说明他们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阶层的正在变得固化的可能性。如果这样一种已经露出苗头的社会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显然是普通百姓所不愿意看到的。

　　从这种心理出发，网民结成松散的“利益共同体”，并认为自己的话语实践就是为世间的不正之风敲响警钟。改编这首歌曲的“歪歌公社”有自己的口号，叫做“专门歪唱热点新闻，唱尽天下不平事，我们一起努力。” 这个口号对于网民具有相当强烈的吸引力，为天下不平鼓与呼赋予他们责任感和认同感。

　　但是，网友在构建自己“公正卫士”的身份时，预设了这样的前提——他们的做法出于公平正义，理应坚决贯彻下去。然而，这里的公平只是他们自己视野里的“公正”，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公正”。在理性交往过程中，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才更可能接近公平。网民在陶醉于自己虚拟身份的光环时，被攻击对象几乎没有言论表达权可言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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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与探讨

　　通过上述阐释，本文认为，当下的网络话语作为通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前政治文化中主动行为和集体诉求的重要元素。而前文中提到的“抵制”与“抗争”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一种虚无主义的重新解释，力求消解抗争对象的传播意图，是试图逃避压迫的意义解读过程；而抗争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直接指出不满之处并表达利益诉求，是要求解除压迫的话语实践过程。换言之，前者的重点在于人民在面对向自己输入的文本时，如何逃避，如何转移其中的语符意义；而后者的重点在于人民如何主动地借用和改编业已存在的文本输出语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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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微观抗争这一通俗文化新属性做出如下意义探讨：

　　1、微观抗争的积极意义

　　集体话语实践背后的行为框架复杂多元，这与当下混杂的文化心理有关。有的网民通过戏谑和恶搞转移现实中的负面情绪，但他们的关注点也随着解构权威的快感而逃离了现实问题，有的网民通过反语、归谬、类比等方法指出现实中官员、企业行为的逻辑错误之处，表达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诉求，并寻求他们心目中的社会“公正”。前者这种恶搞行为属于费斯克所说的文化抵制，而后者这种行为属于本文提出的文化抗争。当然，在上述两种行为特征方面，很多网友兼而有之。

　　戏谑文化在我国的通俗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大话西游》、《水煮三国》，到以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一场血案》为代表的网络恶搞视频，戏谑风潮一直连绵不绝。时至今日，戏谑依然火热，例如，创作了“不给力啊”、“我勒个擦”等口头禅式短语的《搞笑漫画日和》的中文配音团队，其语录风靡大学生和白领群体。

　　微观政治是宏观政治必要的前提，“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为宏观政治的种子保留了土壤，没有这片土壤，宏观政治无法发展壮大”。 但是，犬儒主义的戏谑，对于宏观政治却不能算是肥沃的土壤。对于人民而言，戏谑的作用在于转移现实中的负面情绪，但他们的关注点也随着解构权威的快感而逃离了现实问题

　　这是因为犬儒主义背后的价值观是“虚无主义，它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 徐贲认为，犬儒主义是由对现有秩序的不满所转化成的一种不抗争的“清醒”，其背后的逻辑是尽管现实可笑却不必抗争，因为世上不可笑之物并不存在。戏谑表达的是一种嘲讽，嘲讽背后是无奈，没有权力制约，嘲讽的疯狂反衬出的权力的嚣张。犬儒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的泛滥带来了漠视当权者权力滥用的习以为常，这种恶性循环亟需一种饱含政治参与感的文化趋势来拯救。

　　微观抗争所表达的社会情绪，其基调从自嘲、揶揄转向更多的不满和愤怒，并且这种表达方式融合了文字、音乐和视觉等多种符号形式，形成了目前中国社会通俗文化又一重要特征。基于利益诉求而起的微观抗争，针对现场层面的社会问题，比之于戏谑和恶搞，更具备公民社会的性质，即能够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采取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

　　从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在中国社会转型中，而草根阶层开始借助网络媒介，自发地对既有文化产品再生产并进行传播，通过这种方式有意识地批评社会中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将目光投射于政府运行、商业竞争、司法公正等领域。

　　网络上的微观抗争可以看作挖掘社会真相的过程，该过程需要线上和线下的共同配合，需要新闻事件的目击者、参与者提供第一手的信息，需要有擅长逻辑者的严谨分析，需要各行各业人士提供专业知识进行解读。微观政治层面的抗争意识与抗争行为对于中国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独立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动力之一。

　　理论方面，费斯克通俗文化理论的批评者认为，通俗文化是在现有体制下为了商业利益而进行的商业活动，不过是在“通过使用文化商品获取感官满足，而不是有意识的抵抗。”

　　然而在网络媒介环境下的文化产品创作者和传播者，天然具有“传播、免费、共享”的互联网精神，这保证了文化产品在网络上的传播相对较少地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蚀。同时，网络一对多、多向性的传播渠道特性使得“病毒式”传播成为可能，这种流行带来的广泛认可成为创作者获取心理满足的主要来源，这导致创作者更加重视阅读者的心理感受，表达出更多共同的而非个体的态度。因此，网络环境解放了大众在微观政治层面的主动性，个体之间的联系和心理认同更加紧密，使得抗争行为成为可能，这对于费斯克的通俗文化理论而言是一种丰富和深化。

　　2、微观抗争的消极意义

　　网民集体话语实践存在复杂的机制，微观抗争的确存在，但它只是多元网民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微观抗争并非如本文在研究问题部分认为的那样乐观，它对于政治民主的作用可能不全是正面的，甚至是相反的。

　　微观抗争的话语表达，其实质是网民利用自己的优势——闲暇时间和海量人数以共同制造和堆砌网络热点议题。如果这样的议题能够得到门户网站的推荐和传统媒体的关注，则进入了现实世界的政治体制沟通渠道。正是为了博得更多关注，赢得同情和支持，微观抗争夹杂了表演的成分。

　　本来，一个事件能否吸引广泛关注主要与该事件本身的性质有关。当某个事件涉及到普世价值，与多数人的现实利益相关联或者能够唤起多数人的情感共鸣时，社会边界的隔阂作用得以消弭，从而产生大众的心理共振。

　　情感关联与利益关联两者并不彼此依存，也不互相排斥。一般而言，利益关联造成的集体行动相较情感关联在剧烈程度上更加外显和激进。这也是本文给抗争下定义时，强调利益诉求而非情感诉求的原因——情感唤起是无处不在的，难以与其他因素剥离，而利益诉求可以看作抗争行为的肇始动机。

　　但是，抗争者可能受到利益的驱动，利用并加工事件所能提供的意义内涵，制造出轰动效应。在他们看来，一起社会事件可以看作一个资料库，如果其中能带来感官刺激的元素越鲜明，是非曲直的颠倒越明显，出场人物的个性越突出，那么煽动围观者的材料也就足够充足。这使得微观抗争变成一个通过言说者自身努力去实现利益目标的过程。

　　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中心到传播边缘存在多层等级，而在每个横向的层级中，存在着“活跃分子”或“知道分子”，他们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筛选包含完整“共享故事”的文本转发，即在事件叙事与社会背景上具备更丰富信息的文本有可能更大范围的扩散。他们筛选措辞激烈、观点激进的文本分享，即故事主角容易被贴上“对立阶层”标签成为攻击靶子，适宜作为愤恨与压抑情感宣泄对象的文本有可能更大规模的传播。

　　传播等级背后是流行文本的筛选机制，即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决定了另一部分人观看的主要内容。这其实与现实世界中的权力等级类似，一部分人在一套权力体系下压制另一部分人，只不过现实中社会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网络中的话语暴力的施害者。

　　与纯粹的戏谑和恶搞中采用的揶揄、嘲弄引人发笑不同，微观抗争不是诉求于颠覆，而是让文本的消费者在发笑之后心里不太舒服——忧伤或者愤怒，是激发其他公众的心理共鸣。在这个过程中，网民开始尝试摆事实讲道理，其核心词汇是“争辩”。

　　然而遗憾的是，网民的“争辩”显得急躁而冒进，缺乏协商意识，即不给批判对象反驳的机会，哪怕有相反的声音也不能轻易改变其刻板印象。

　　当现实事件发生后，抗争者迅速地将其分类，急躁地给其中人物贴上“奸商”、“贪官”、“官二代”、“富二代”等标签。中国目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二元结构体制和城乡差别，底层的弱势群体在司法公正、官员贪污腐败、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上受到排挤和压制。抗争者看待问题的第一步就是判断人物类别：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官员还是老百姓，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换言之，这是一种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尽管这种情形的造成离不开客观环境的影响，但抗争者本身的政治素养和公民意识却离民主政治要求的“公民自治”状态相去甚远。

　　在急于定义，简单归类的行动之后，抗争者进一步绑架“弱势地位”，以之为筹码，一边推卸自己群体的责任，一边向其“对立阶层”提要求，讲条件。他们的话语策略是值得反思的：夸大自己受到的损害以激发利益攸关者的同情和愤慨；散布谣言以逼迫既得利益阶层证明目前情况没有损害到弱势群体的利益，却不惜打击整个社会的信心；将“对立阶层”的错误泛化至其他领域，从而展现自己在日常生活各方面受到的宰制，然而这种做法传递社会焦虑的同时无助于看清问题根源。这些同样反映出通俗文化中的微观抗争者缺乏理性、深刻地看待问题、交流问题的能力。可见，微观抗争者的“公民性”之不足。

　　仇视富人、憎恶精英的视角来源于“民粹主义”的文化心理，这种观念可以逞一时之快，却难以根本性解决社会不公。既得利益阶层做出的社会成果分配不“公正”，那么底层民众做出的决定就一定“公正”吗？其实，在这套行为逻辑之下，底层抗争者的公正吁求变成了为自己争夺和扩大利益的工具，这与他们抗争对象的思路没有什么不同。

　　如此一来，微观抗争的破坏性有可能大于建设性。因为它的效应聚合机制和传统权力等级的思维是相同的，即它是现实权力模式的倒转。在这个场域中，抗争者通过集体话语实践形成话语暴力，形成对被压制对象的宰制。

　　综合以上分析，微观抗争是当前中国通俗文化的重要特征，既有其摆脱政治冷漠，面向现实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也有其缺乏协商意识与宽恕思维，模仿权力等级反向压迫其“仇视阶层”的消极意义。当下中国的通俗文化依然存在着从戏谑文化和犬儒主义出发的微观抵制，也同时存在着由公民意识和民粹主义共同作用的微观抗争。这两种特征在有些文本中是交融一处，难以区隔的。对于社会中层组织薄弱、社会成员公民意识尚未成型的中国政治环境而言，只有当民众开始强调主体意识，维护自我权利，寻求符号系统的主动生产，而不仅仅停留在以消极心态逃避和抑制世俗权力符号系统的意义输出上，通俗文化的这一转变才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媒体时代媒介产品传播方式的变革——以电视转型为基点的实证研究》（课题号：09BXW016）成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原文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二期，本文有删节)

　　注释：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转引自陶东风，《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学术交流，1998年06期，93页

　　同上，95页

　　蔡骐，《对网络恶搞的文化反思》，<国际新闻界>，2007年1期，55页

　　鲍海波、王蓓蓓，《媒介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恶搞及其双向归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7月，第39卷第4期，78页

　　邹琴，《以费斯克生产性受众观解读网络恶搞文化》，<飞天>，2009年18期，104页

　　[英]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徐德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2页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页

　　[美]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陈周旺、李辉、熊易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3页

　　该改编歌曲的网址：http://video.sina.com.cn/v/b/40182562-1071510382.html

　　《扬子晚报》对该事件的报道链接：http://epaper.yangtse.com/yzwb/2010-10/19/content_211092.htm?div=1

　　该改编电影的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rVLfBAvcXGc&feature=player_embedded

　　东森新闻对该事件的报道链接：http://n.yam.com/ebcnews/society/201203/20120328471088.html

　　该改编新闻的网址：http://xiyou.cntv.cn/v-338a0626-a535-11df-bdae-001e4f1f5c05.html

　　人民网对此事件的报道链接：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7104702.html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pp. 43–44

　　[美]莫里斯、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55页

　　Zhongdang Pan and Gerald. M. Kosicki, Framing as a Strategic Action in Public Deliberation，In Stephen D. Reese，Oscar H. Gandy Jr., August E. Grant (Eds),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1,p42

　　需要澄清的是，肇事者李一帆在事发现场所说原话是“赶紧打120，跟他们说我爸是李刚，叫他们快点！”，而网民则断章取义，“我爸叫李刚”这句话也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这也说明，网络流言往往并不真实，但网络流言的广泛流传并引发之后的网络热潮，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R. Miller & C. Bruenger，<The Compressive Effects of Technology o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转引自《欧美传播与非欧美传播中心的建立》，赵晶晶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02页

　　网易网上的相关报道链接：http://news.163.com/09/0514/11/5996GPQT00011SM9.html

　　声琴相拥（曾祥奎）简介：http://baike.baidu.com/view/3374348.htm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226页

　　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6月，83页

　　石开斌，《费斯克的微观政治思想解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8月，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