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科技已成为21世纪传媒产业的关键词之一，它正重塑媒体行业的运作环境，带来媒介全球化，大汇流，产业协同等重大变革。
产业与教育息息相关，传统传播教育强调精细分工，电视新闻专业与报刊新闻专业有着明显的分工壁垒；然而在新技术的辐射下，这些由传统技术局限下的专业操作界限已不再适应媒体汇流的趋势，快速变化环境中的传播教育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教学的核心内容与方式都处于重组与更新的阶段，各地高校不得不反思传播教育的定位，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同时，借鉴业界与各地同行的经验与思路，制订更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 由林护基金会支持﹐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举办的“数码时代的传播教育”专题研讨会，邀请了多位业界专家和国际知名学者，包括香港政府工商及科技局的张国财先生、TOM集团有限公司的王兟先生、香港有线电视（Cable TV）的赵应春先生、Electronic Arts公司的米克麦克比(Mr. Mike McCabe)、英国学者约翰赫拔教授(Professor John Herbert)、南洋理工大学的汪炳华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张宝芳教授、侯志钦教授及关尚仁教授、北京大学的李琨教授、以及博而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的玛利亚威廉斯鹤健斯教授(Professor Maria Williams-Hawkins)等资深人士聚首一堂，就媒体产业发展现状和世界各地传播教育的应对策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媒体汇流：趋势与冲击
TOM集团行政总裁王兟先生认为媒体汇流是大势所趋。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大型门户网站已透过互联网和无线服务，构建出科技、信息、媒体三方的汇流平台。互联网、无线市场、宽带及网上游戏的快速发展，亦从各方面延展了媒体汇流的步伐和触角。
Electronic Arts (EA)的米克麦克比则介绍到，近年来很多的好莱坞电影都被改编成为电子游戏。从前人们只能到电影院看电影，如今则可以透过不同的媒体形式将诸如《侏罗纪公园》《李小龙传》等电影带回家，按照自己的喜好扮演各种角色、亲身参与到故事情节中去。这些游戏还融合了流行音乐和潮流时尚的各种元素，延伸了观众的感官历程，既是媒体汇流的产物，其本身也构建了一种媒体使用经验的汇流。
数码技术和媒体汇流亦为新闻业界带来不少机遇。有线电视副总裁赵应春认为，数码技术赋予新闻运作更大的灵活性和的延伸性，观众可以透过宽带在网上收看实时新闻，亦可以手提电话接收影像化的新闻信息；新闻工作者则可以因应不同播放平台的需要，灵活地编辑不同的内容版本，例如适合机舱内播放的国际版本或铁路车厢内的本地版本，大大拓宽了汇流的规模与辐射范围。
除了业界的积极拓展外，香港政府政策也以建构数码经济体系为方向，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和法规建设。香港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张国财先生在会上介绍道，香港已引入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及宽带网络，数码地面广播也将于2007年开始推行；政府以造就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前提，针对媒体拥有权、现行电信条例和广播条例的兼容或统一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商榷。他承认，法律法规往往赶不上科技的发展，美国明尼苏达州公用事业委员会(Minnesota Utilities Commission)对网络电话服务供货商Vonage的诉讼案便说明了这种现象。张先生把媒体汇流理解为一个环环相扣的连锁过程，科技、市场、消费品和法律条例等多个层面皆在其上有所表现。因而政府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有效的使用珍贵资源、保障受众、扩阔频宽、放宽媒体拥有权的限制以及促进业界在媒体汇聚环境中的协同效应等因素。
媒体汇流对业界带来的冲击有目共睹，而科技和内容孰先孰后的争论亦被与会者一再提上议程。资深传播学者赫拔教授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出发，多次强调科技是极其重要的；当代传媒产业与新闻教育皆应“科技先行”，实现传播方式上的数码化（digitalization），改变固有的习惯和常存的理念，拆毁报刊、广播、音像、图书出版和线上作业等传播模式的围囿，以科技推动传媒教育的改革。
但他同时也认为，科技并非主导，信息内容才是核心所在，媒体产业和传播教育千万不能让科技牵着鼻子走。
王兟先生从市场的角度提出“部分价值大于整体”（part value is bigger than the whole）的论断，认为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未必有时间完整地欣赏一部电影或者一盘专辑，要的可能只是片断而已。因此，内容的筛选和整合才是致胜关键。数码时代“信息太多、时间太少”，新科技之所以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仅在于它能够延伸人类感官功能，优化生活体验。消费者关心的是使用经验的改善，而不是科技的更新。
赵应春先生也提到，科技主导的观念让媒体操作过分依赖于服务供应商，更因而提高了投资风险；科技不能改变新闻操作的原则，作为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基本理念，而这也正是新闻教育的重点所在。赵先生和麦克比先生都认为，媒体工作者的国际视野和批判思考能力远比科技职能来得重要。
新新闻主义：超越科技的传播教育
针对媒体汇流，来自中台星港四地的传播学教育者也有自己的理解。正如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汪琪教授所说：“传媒业的变化，深刻地冲击着传统的传媒教育定势，但也让我们有机会反思现状，改革课程，以利培养新一代的传播人才……这些也是大变革对我们的召唤。”
面对势不可挡的潮流和冲击，高校传播教育当何去何从？应追逐科技，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在数码时代，如何积极反思、周全应策，便成为在座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议题。
汪琪教授环顾今日传播工业的环境，观察到两个层面的媒体汇流。首先，现今大部分媒体公司都同时拥有传统媒体版本和在线版本，它们可以通过收购、合并及各种形式的联盟，组建成大型的综合媒体(conglomerate)。媒体也可以定位为内容提供商，把自己生产的资讯重新包装后置于其它终端渠道播放或者售卖给服务提供商（service provider）。这种做法，模糊了传统媒体的精细分工，实现了商业操作层面上的汇流。此外，从前新闻的采访工作通常是团队形式的，有人负责采访，有人负责拍摄，而随着电子产品的轻便化，即使是电视新闻，一个记者已可兼采兼拍，这就是在专业操作层面上的汇流。
在汪琪教授看来，媒体汇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她注意到当下的教育潮流并不是要培育学生从事某一专业，而是要为他们的人生事业(life career)打下坚实的基础。有鉴于此，汪教授认为新闻传播学的教育不可太注重技巧训练，而应当尽量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修养和社会科学知识水平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汪炳华教授则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观察到新加坡的情况比较有趣。学报纸新闻的毕业生会去电视台工作，而学电视新闻的也会去报社工作。他们还兼做网络记者，到头来才发现压力太大，专注某一媒介的工作才是明智的。现在大家都说媒体汇流的时代已经到来，大学要培养能同时从事各种媒体工作的记者，但实践证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各项媒体，只能专注其一。即使有些大学能把学生培养成能熟练驾驭网络、广播和报纸等媒体的多面手，但这是一种理想状况，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很难面面俱到。汪炳华教授说道，电视新闻记者与报社记者有不同的思考模式，前者较为关注图像，后者则较为关注文字，新闻报道的紧迫性让他们不能很好地同时兼顾图像与文字。因而，他认为媒体并未真正汇流，学生也许只应该专长于某种媒体技能的学习。
面对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汪炳华教授指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一方面强化国际链接（international links），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传媒教育加紧合作；另一方面利用策略链接（strategic links），寻求策略顾问，例如如亚洲媒体信息与传播中心等专业团体的协助，力求保持在媒体研究与教育等各方面的地位。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李琨教授指出了媒体汇流在中国大陆的特殊情况，即所谓媒体汇流更多的是报纸与网络媒体、广播电视与网络媒体之间的结合，报纸与电视则很少会连手。几乎所有的报纸或者电视都有自己的在线版本，而这也正是他们需要人才的地方。在线版本的新闻基本上出自报纸或电视上的内容，只是设计（design）和编排（layout）有所改变。
李教授主张传播教育培养的应该是未来的信息使用者（information users），或信息学者（information literates），他们必须掌握各种能力去使用信息，而不是被信息所利用。她介绍道，北大新闻传播学院本着“宽口径”的原则，本科生直到大学第三年（内地大学为四年制）才确定专业。第一、第二年必修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课程，以求为学生打下一个广泛的知识基础，从而应对日新月异的人才需求变化。另外，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一般会选择同时修读一个经济或法律的专业（major），毕业的时候就能拿到双学士学位，大大提高了竞争力。该学院每年大概有50%的毕业生会从事公关、广告、媒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在新闻媒体之外的很多行业发挥作用。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的张宝芳教授认为，在网络社会，传播教育的重心正过渡到“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教育。 她解释道，“所谓新新闻主义”不再专注于某一特定的媒体，而是从一个较高的层次入手，教导学生如何观察世界、衡量事物、收集材料和包装信息。她强调，在信息时代，每一片信息都可以根据时间、地点等要素进行重组；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组织信息（information package）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她认为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迎接数字时代的到来，传播教育必须实现数字化并超越数字化，把更多精力投放在传播内容的构想与创新之上。
张教授随之介绍了台湾政大传播学院的经验。政大传播学院开设了三个不同的专业方向（tracks），学生可以修读其中两个。此外，台湾的远程教育很受学生欢迎。虽然它尚且未能取代本土课堂，但能为学生提供浅尝国外学习氛围的环境。如果合作方是痲省理工、斯坦福等等的名校，学生会更乐意参加。现阶段，国立政治大学和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合办了联校学位（joint degree）项目，上课以远程学习为主，有半年或者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到美国的学校修课。
会上还介绍了因故未能赴会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对大陆当前新闻传播教育的报告。喻国明指出﹐国内新闻传播教育近年来发展急速﹐但问题也不少﹐主要有 (1) 老院系教学体系陈旧、转型迟缓；新院系缺少起码的专业师资，桃代李僵；( 2)闭门造车，脱离实际，缺少来自实践一线的传媒业者充实教学队伍； ( 3) 当前“重基础、宽口径”的培养方式也使一些学生毕业后严重缺乏实际的专业操作能力。
国际媒体网络（Global Media Network）：传播教育的变革实践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在是次研讨会中所作的“国际媒体网络”(Global Media Network，简称GMN) 教学演示，正实践了大学培育新一代传播人才的理念。GMN建基于地球村的信念，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的生活哲学和思维模式，学会与不同国家的伙伴沟通合作，反思自己在全球化中的定位和角色，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小小的摄像头突破了时空限制，通过GMN，星港两地的学生就“文化与行为”的题目作实时的互动讨论，气氛热烈。
GMN在美国和台湾的高校已经开始实行。美国博而州立大学电子传播系副教授Maria Williams-Hawkins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关尚仁与大家分享了两校通过GMN联合办课程的经历与体验。 Williams-Hawkins博士介绍说，GMN是一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学习系统，教师和学生可以透过这个系统与多个国家的伙伴面对面沟通，一起研习。关博士认为GMN的好处在于这种实时的互动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他人的文化和哲学，从而更好地为自己在这个文化融合的世界中定位。比如东方的学生在开始时常常较为拘谨，而美国的学生则比较轻松。这种模拟真实的沟通行为让同学在和国外的伙伴倾谈的过程中学会与他人合作。另外，GMN区别于传统课堂的特点在于其整合性。GMN融合了声像和录像，并且有真人现身说法的元素，因此，学生的探求和经验往往超越了传统的课堂教学。通过多媒体实时互动的教学方法，国际媒体网络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身临其境的体验异文化的机会。
科技的先进性亦可以给平淡的课堂平添几分趣味。Williams Hawkins教授介绍说她2003年开始第一次用GMN时﹐对方是韩国学生﹐因此她的美国学生十分雀跃和期待。由于时差的关系﹐上课时间是美国的下午六时﹐而韩国则是早上七点或八点﹐因而韩国学生迟了一点进来。美国学生十分紧张的说﹕“他们呢﹖他们呢﹖” 开始的时候﹐学生们想通过镜头看到对方﹐但又感觉很害羞﹐因此常常低下头。但当课程进行到第三周时﹐在班级中常常会出现一个领袖。他往往想谈一些与课堂无关的话题﹐或者指着对方说：“你们在那里干什么？”又或是与彼岸的朋友挥手。而到第六周时，学生一般会有强烈的谈话的欲望。这时，老师甚至要专门在课堂上留出一些时间来供他们交谈。
但GMN的使用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和资源的差异亦要求合作双方的高度协调。Williams Hawkins以学者Hofstede的文化容忍含糊的情况加以说明，提到在使用GMN的过程中必须要了解合作双方的立场和目标。例如对方到底是期望本交流项目要达到国际交流的目的还是只想办一个课程而已？教师需要使用什么工具？工程人员对学生的期待是否足够了解？这些问题都需要合作双方良好的沟通才能得以解决。关尚仁博士则指出对东方学生而言﹐语言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倾向于坐着听而不说话。因此，GMN对研究生来说可能效果更好﹐因为研究生的英语水平较高。
经过时间与人力的磨合，GMN课程取得了让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效果。学生从羞于言谈到提出深入大胆的问题显示了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信﹐提升人际沟通技巧。以台湾学生为例，他们最后都可以突破语言的障碍从而和小组成员充分合作；学生们甚至可以独具匠心的自行编辑他们的商业短片。
这次研讨会提供了一个反思传媒教育的良机，各方业界精英﹐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少深刻见解，值得同仁根据当地情况，吸取参考。
[作者简介]李妍敏，香港浸会大学研究生；黄煜，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博士
Media Conflux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hought and Operation to Media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Orientation in Digital Era
Li Yanmin Huang Yu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Supported by Meng Linhu foundation,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as held the symposium on the topic of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Digital Era. The participants have made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industry and the relevant strategy of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round world. The topics concerned media conflux, trend and impulsion, new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beyond technology, Global Media Network and the revolution and operation to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Keywords: Digital Era,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Media Conflux, Global Media Network
——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