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众所周知，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大陆最早介绍传播学的院校，您认为复旦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有哪些特色？您又是如何评价这些年复旦的传播学研究？
张：要讲复旦传播学研究的特色，首先是起步最早、影响深远。她的贡献和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起始时间相关联。传播学的引入分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可惜很快就中断了；近期引入是在70年代末，当时在复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研究》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薄薄的小册子，影响很大。其次，复旦师资力量比较强，因为有一批人，代表人物就是郑北渭教授。他于50年代特意从海外回到祖国，可是一直没能充分发挥专长，到70年代末，才有机会做了一些工作。后来年龄大了，就到美国安度晚年了。他和另外一些老师像陈韵昭教授等，在引入传播学方面所做的贡献，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再次，复旦培养了一批传播学人才，如居延安、俞旭、祝建华、赵心树、陈怀林等。
不过，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复旦传播学研究有一个低谷，包括培养的人和被培养的人很多都出国了，即所谓人才流失，相当严重。当时复旦把很多年轻人送到国外去学习，希望他们回来发挥更大作用，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多数人不再回来，并且大多改行，另谋出路了。
在1992年市场经济确立以后，局面逐步改观。一方面，教师的待遇多少有些提高；另一方面，毕竟总有一些人认为做这个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坚守岗位，所以这支队伍又陆陆续续增加了新生力量，重新壮大起来。
记：目前，复旦的传播学研究正着力做哪些工作？
张：由于复旦最初是有明显优势的，这种优势后来受到很大削弱，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建优势，这不单是指恢复到当年水准──事实上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而是指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应大大超过当年，努力向亚洲、世界先进水准的目标前进。重建优势的关键还是在于人，所以我们现在大力抓青年教师的培养。比如，请专家集中开讲座，强化研究方法的训练；以科研项目为纽带，把青年教师、研究生乃至本科生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边干边学；分期分批地把青年教师派遣到国内新闻单位和海外新闻院校去学习、实践、锻炼，等等。
记：据我了解，您涉足传播学与留学日本有很大关系，是这样吗？
张：有一点关系吧。1979年，日本新闻学界权威、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当时也是“无心插柳”，既然来中国，总要讲点东西，于是在复旦大学介绍了传播学在日本的一些情况，成为最早到中国介绍传播学的外国人之一。施拉姆大家比较熟悉，内川芳美知道的人比较少。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听了他的讲座，初次接触传播学，觉得很新鲜。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日本学习，在出国表格上我就填了刚刚听说的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作为我希望去进修的机构。1981年初我到了日本，但当时对传播学的了解还比较肤浅，主要是过语言关，只能说对传播学有了一个基础性了解。但第一次去日本，不管怎么说，引起了我对传播学的兴趣，也引起了我对日本传播事业的兴趣。后来我就朝这个方向努力，读研究生，做《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到1991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论文接着也就出版了。
记：您自从与日本的传播学研究结缘以后，与日本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越来越频繁，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日本的传播学研究？他们有哪些地方可资借鉴？
张：我跟日本的传播学界关系确实比较密切，曾去过多次，也有一些朋友。当然，这无所谓绝对的好坏，因为要讲好的一面，是对日本了解比较多一点，但正因为和日本合作多了，对美国、欧洲的关注就少了，这可以说是不好的一面。下一步，我想更多地注意美国，因为美国毕竟是传播学的大本营。这一点在内川芳美来讲学时，我还不明确，觉得日本也是发达国家，传播学也应该不错，但去了以后才知道，如果要学传播学，最好还是去美国。但既然已经去了日本，除了充分利用它的“文化桥梁”的长处（日本确实尽最大努力翻译、介绍了各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包括传播学文献在内）之外，我就把更大精力放到了对日本新闻事业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形势的适应。这样说来，结合某一特定发达国家的传播事业，用传播学的视野和思路，去研究它的历史，大概也可以算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特色。
但深入研究之后，我就发现从传播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来讲，日本不是说没有一点贡献，但贡献不多。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信息化社会理论上，因为日本信息化比较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有一些特色。
日本人研究的特点是很细，他们调查做得很多也很深入，经常从一些细微的地方入手，比如同样研究电视暴力节目，他们会研究美国和日本有什么不同，观众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要说日本对我们的传播学有什么启发，我认为日本学者的认真细致可以借鉴。实际上，这里边就有创造了。
记：您最近又在做哪些有关日本方面的课题研究？
张：最近我在比较研究中国和日本受众有什么差异，信息消费方式有什么差别，结果发现不大一样。比如日本人看电视的平均时间量从60年代到今天一直保持在三个多小时，而中国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小时多一点发展到现在的两个小时，在这个水平上维持了好几年，90年代以来一直如此。具体来讲，比如上海一直维持在一个半小时，没有到过两个小时，这是什么原因呢，值得探讨。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日本的家庭主妇比较多，家庭主妇看电视的时间比较长，但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大家印象里一般认为日本人很喜欢读书，报纸也非常普及，但实际上他们读报的时间量与中国人尤其是上海人相比少得多。上海大概是三刻钟，日本是一刻钟。不光是时间量少，覆盖面也小，他们只有40%的成年人读报，而我们是70%。这种现象到底是一种阶段性变化，就是说我们以后也会朝那个方向发展，还是不存在阶段性差别，只是因为各个国家的条件不同，从而造成了接触媒介的方式不同？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记：您对大陆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是如何认识的？
张：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大处着眼，无非是三个阶段：学习，应用，创造。我们从70年代末至今差不多度过了20年，这20年应该说主要是学习和应用阶段，创造是很少的，因为创造不容易啊！从学习来讲，我们对传播学原典及新进展的介绍还很不够，很不完整。我们可以和台湾做一个比较，台湾有好几套传播学译丛，翻译国外传播学经典名著，比如“远流”，一家出版社就出了四十几种，如果把其他出版社加起来至少要翻一倍。而大陆呢，零零碎碎加起来，大概只翻译了一、二十本，所以我们对原版经典的了解还不全面，介绍还不到位。
如果讲传播学的应用，最早大概是在1979年，复旦刚开始介绍传播学，就尝试了一种探索性的应用。当时77级的一批敏锐的学生，用刚刚习得的传播学方法开展现在传播学很时兴的“受众研究”，即受众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江青林彪集团受审的，当时正好有这样一个重大新闻。调查的规模很小，但因为比较早，带了一个头，大规模的调查则是在1982年，在北京。总之，应用做了一些，但应用的质，应用的量，都有待提高，可以说现在是学习和应用并行。我们还得好好学习，多多应用，然后呢，努力创造。我们的创造是在艰难摸索，但也不能说一点没有成效。从某种意义上说，应用也是一种创造，或者说创造性地把国外的一些原理、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这多多少少会构成一些特色，不一定是理论框架上的突破，或方法上的创新，这是很难的，但是在应用或思考过程中对前人观点如果有一点修正、补充、质疑，那么也应称之为创造性劳动吧。
记：传播学对传播业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您认为应该如何合理评价这种影响？
张：传播学对于我国传播实务界的影响，大家讲过很多，我也讲过。确实应该充分估计她的积极影响，但恐怕也不宜过分夸大。过分夸大，如果不符合实际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我们或许会自满，好像我们的传播学已经发生很大影响了。其实这个“很大”到底有多大，是很暧昧的，每个人头脑里想像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宜把传播学的影响说得过大。包括信息观念、受众观念，包括“大众媒介”这些词的流行，都不应仅仅归结于传播学的影响，因为同时有信息革命的影响，有“三论”的影响，有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有市场经济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92年的再次思想解放，传播学的命运将会如何？都很难预料。所以我的意思是，要结合实际，继续发挥传播学对实务界的影响，这种影响其实还是很不够的。据我所知，有不少记者编辑对传播学有兴趣，但恐怕更多的人还不知道，或者说没有多少兴趣，觉得没什么用。
换一种说法，影响可能比较多地体现在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大学生身上，他们在校期间学了一些，有了一些知识准备，到单位以后，会不知不觉地发挥一些间接影响。但对媒介的影响不应当仅限于通过对学生的教育，教育的作用是一方面，另一个至少不亚于教育的方面是研究，就是说，学者的研究也应对实务界发生作用。这种作用不是没有，但还很不够。这牵涉到研究者的队伍、水平，社会的重视程度，有关政府部门、企业支持的力度，都还不够。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在美国，据统计单是考察儿童和电视关系的论文就有2000多篇；有一个关于电视暴力的研究政府就资助了100万美元，这种支持力度非常大。现在我们的一个项目能有5万元经费就不得了，这就制约了研究。
记：您对目前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发展有哪些见解？
张：1997年传播学被正式列入我国的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新闻与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这种学科的升格是一大进步，应给予高度评价。这说明高层有关人士思想解放，能跟上国际潮流，也说明大家已形成一种共识，对传播学这个学科的将来抱有厚望。像美国，3000多所大专院校有700多所设立传播学专业，约占到1/4。我国现在约1000所大学里只有100多所设立，只占到1/10，这说明我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支持力度不够，投入太少，问题还很多。比如刚才说到的研究者的队伍小，人数少，水平不高，这些都是要化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记：您认为我们以往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有哪 些需改进之处？
张：原则上讲，前人已有的理论成果和方法都可以借鉴、运用，但我觉得，特别要给予重视的是效果研究，大家都知道这一块非常重要，但偏偏实际上做得很少。
我们都知道新闻学实务性强，理论性弱，而传播学理论性强，实务性弱。这里的实务性，是指新闻学非常重视的具体新闻业务，在教学当中比例也最大。至于传播学，我们有时也说她的操作性强，那是指包括调查、实验这些具体研究方法的大量应用，但这些研究方法的目的还是要给出理论答案。所以，说传播学的理论性强，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传播学对效果的研究给予了最大的关心。从传播学诞生到现在，从来都是把效果研究作为最重要的领域，至少从传统的实证学派来讲是这样。其实，批判学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效果来展开批判，比如“文化霸权”，仍然脱离不了效果。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认识上知道效果重要，但真正有分量的研究很少。比如受众调查，无论从数量、水准和实际作用来看，多数调查还是浮在面上，不深入。这方面北京做得比较好，也比较多，但这个多呢，是相对而言的，从中国传播学界的总体来讲，还是很少很少。另外，有一些调查是针对特定媒介的，这也需要，但从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来讲，更需要加强宏观的、深入的效果研究。
1979年复旦就曾有一些同学尝试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开展调查，20年过去了，这种在理论框架指导下开展的效果调查和研究做得还是不多。很多调查可以给媒介一些启示，比如受众对哪个节目不满意，对哪个版面有看法，但调查结果对已有的理论而言，是证实了，还是修正了，是否定了，还是突破了，没有一个理论说法。所以这方面一定要加强。调查方法固然还需要改进，有很多具体方法还没有运用，内容分析方法还不成气候，控制实验方法几乎还没有开始。前人的经验表明，这些方法如果能配合使用，就比较理想。国外早就提出了“议题设置”和“培养分析”等理论，我们至今还没有人做类似的实证性研究。
记：今后您打算做哪些深入研究呢？
张：我在去年申报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的科研课题时，设计了一个中国传播效果研究的框架，大概能有10万元的研究经费。我想用三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土地上检验西方传播学的三个重要理论:“议题设置”、“培养分析”和“信息沟”，有条件的话，再加一个“沉默螺旋”。初步设想在全国选择若干省市，用科学的方法测定中国主要媒体的传播效果。
记：您认为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在方法上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张：我认为定性、定量方法都需要，急需的是定量方法。因为只有在定量研究扎实的基础上，定性研究的科学化才有希望。我不否定有些大师级的思辩很敏锐，这是需要的。但毕竟大师级人物可遇不可求，而且大师还要有合适的、肥沃的土壤，就是说，这个领域一定要有很多成果的积累，大师面对积累，突发灵感，才能有一些突破。这种积累在国内太贫弱了，所以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定量研究上，放在实证材料的积累上。
技术本身对传播学的诞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不妨想像，如果没有大众传播的蓬勃发展，会不会有传播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传播学诞生以后，技术的更新仍然对她有重大影响。比如有电视的时代跟没有电视的时代，就大不一样，对此研究者多数能达成共识，电视出现以后，以往的报纸、广播媒介确实不可与其同日而语。所以有人把传播效果由弱到强，与电视的出现联系起来。现在又冒出了互联网络，大家也都知道一定要高度关注，关键是要把这种关注化为实实在在的研究，而且重点应该是定量研究，不然就很空，找几个例子，就出观点了，这种观点是不可靠的。
记：请您结合复旦大学的情况，谈一谈对目前的传播学教育的看法？
张：我们现在的传播学课程普遍开设得太少、太浅。这类课程还处于未分化状态，一般只开一门概论课，五个W都没有分开。这跟前面讲的有联系，一方面我们介绍不够，我们本身知道的还不多，就没有太多东西跟学生讲，另一方面我们研究还不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东西也还很少，当然，并不是说少到连新课也开不出，不到这个程度，其实还是能开的。所以我们最近也在考虑，要增加传播学的课程，比如传播学研究方法这门课就应该增加，再比如媒介和文化、媒介和社会的关系等，因为传播学的分流、分化，现在已经有条件（当然也非常有必要）在教育中体现出来。其实在复旦大学，以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为内容的公共课已经开设了两个学期，由于没有现成教材，我们最近正在讲义的基础上着手编一本公共教材，采用一种媒介社会学的架构，着重讲媒介跟社会的关系。
记：据我所知，您现在主持一个有关传播学的国家级社科重点项目，您可以把有关的情况介绍一下吗？
张：这个课题是1996年复旦新闻系第一次申报成功的国家级社科重点项目，可能也是迄今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获得的第一个最高级别的资助项目，我想，这首先应该归因于国家对传播学的空前重视。当时我报的题目是，总结20世纪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想必有关人士觉得这个课题有价值，所以就批下来了。我对总体框架的设计，是按照五个W写五本书。不管怎么说，五个W是对传播过程和效果的一种完整、简明的概括，尽管你也可以批评它没有涉及社会文化背景等，但我们还是可以依据五个W来展开，把传播环境包括政策、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放到五个W里去讲。所以，五个W化为五本书，就找了五位40岁上下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包括李彬、张咏华、黄旦、郭庆光，还有我共同来完成。
另有一本翻译著作，就是由于感到目前国内译介不够，所以在五本专著之外加了一本译著。因为从课题经费来讲，不可能承担一套完整的翻译著作，几十本或者十几本不可能，几本也很吃力，所以就换一种做法，把20世纪以来传播学理论的精华汇集在一起，编成一本《20世纪传播学经典举要》。这本译著容量约50万字，已经编得差不多，估计明年上半年可以面市。
记：您认为传播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关系如何？
张：传播学有三大分支：人际、组织、大众，跟新闻学关系最近的是大众传播学，因此，我们这些原来的新闻研究者，自然最关心大众传播学，这在中外都一样。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传播学本身是在大众传播学兴起后形成的，就是说，从新闻学到大众传播学再到传播学，这是言之成理的，也是现在占主流的看法。不过，另有人认为，传播学的形成不应从拉斯威尔五个W开始，而应从更早的芝加哥学派算起，库里、帕克、米德等对传播学早有一些理论构想了。但很多人认为，这充其量表明传播学从社会学那里得到了一些启示，或者说社会学是传播学的学科背景之一。因为要讲对传播的关心，当然也不是从芝加哥学派开始，亚里士多德更早，所以传播学跟大众传播学的关系还是比较清楚的。
在美国三个分支都很发达，在我国呢，人际传播学的研究比较薄弱，虽然市面上有关人际传播的小册子很多，但就高层次的研究而言，是比较薄弱的；组织传播学由于更多地结合到管理学里，有关组织中怎样进行有效沟通的研究，还算是兴旺的，在管理学里传播就叫沟通，在英语里都是COMMUNICATION。只是研究管理学的人，恐怕未必都有明确的传播学意识。
1999.9
（原载《传播学在中国》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