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步陶（1879—1962），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少有的集新闻实践、新闻教育、新闻理论研究三者于一身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理论家。他先后在《申报》、《新闻报》、《星岛日报》等报刊任职；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学院（香港）等处担任教授；他的《编辑与评论》、《时事评论作法》更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编辑学、评论学的开创性著作。但他在中国新闻领域的贡献却一直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应有的评价，除了单波先生对其新闻评论思想稍事梳理外，其他有关新闻史学研究文献仅仅只言片语地提及而已。有鉴于此，本文在考稽、蒐集、排比郭步陶新闻实践史料的基础上，对其新闻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
郭步陶先生虽然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即蜚声于中国现代新闻界，但学界对他的生平履历与新闻实践一直所知甚尠，一些常见的新闻学工具书如《简明新闻学词典》、《新闻学大辞典》、《中国报刊词典》等，均未收入郭步陶词条。这一方面固然是郭步陶的新闻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新闻学范畴，在建国后自然被打入另册，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留下来的个人资料非常少”（单波，2001，95），学界无由窥其全貌。《民国人物大辞典》、《民国新闻人物小传》、《上海新闻志》收有“郭步陶”小传。三处内容互有参差，错桀之处不少。郭步陶“沉默朴实，不苟言笑，勤苦勉学，不稍间断”（张蕴和，1938），为人处事低调，不事张扬，是他生平行止不为时人所知的重要原因。
郭步陶原名成爽，后改名惜，字景庐，祖籍四川隆昌云顶寨。在沪发表文章长期署名步陶，因以为号。郭步陶1879年生于河南祥符县，其祖上是明洪武四年从麻城、孝感乡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隆昌郭氏笫十九世孙郭书池，光绪年间举人，曾主持湖广总督张之洞垦务，被张之洞视为干才，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又在隆昌开办了知耻中学。郭书池的长子郭蔚华在求学日本时结识孙中山、黄兴加入同盟会，是近代著名刊物《鹃声》的编办者之一，为辛亥革命之中坚。郭步陶20岁从河南返乡的时候，“族叔书池召余往谈，余乃得略观其藏书，如《读史方舆记要》、《史记菁华录》等，均经余借得而手抄之。又于堂叔伯安岁进士处，获得《史略》一部，亦耗数月精力以全抄之。”（郭步陶，1926）郭步陶一生始终追求民主进步，与受到郭书池、郭蔚华等人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郭步陶出身虽为清王朝世家宦室，其家庭却积蓄无多。少时祖父为之延师课读四书、五经，常于深夜督其学，“自束发受书，即喜读史记文章。”（郭步陶，1926）15岁时随父宦游旅居河南颍川，师从潘冠曹先生习文章写作。潘以诵读古文词相勉：“谆谆讲授，并课以精读。稍有懈惰，则严词诘责，不稍假借。”（郭步陶，1926）1901年郭步陶回乡参加小考，中秀才。后参加叙府科考和成都省试，均未录。1903年“入隆昌知耻中学，接触科学知识，方悟过去所习八股策略文章与时代相悖”（四川省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1995）。翌年，毅然向亲友告贷路费，只身去沪，入南洋中学。父病逝后，靠典卖衣物维持学业。
在南洋求学之际，其间两件小事使郭步陶独对《新闻报》心生好感：一是当时他的同学朱鸳福，边求学，边在《新闻报》兼职：“夜营报务，而昼攻书业。颇似近日之持工读主义者。余思本报之主持馆事者，能体念寒士而曲成学人之志愿如此。余苟读书有成，定当从事报业。此为余动念新闻事业之起点。”（郭步陶，1922）二是1909年秋，中国利用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郭步陶的同班同学杨锡仁在考试中获得冠军。“上海各报之得此消息最先者，厥为本报之北京专电。余于此时，乃知本报消息最为灵通。于是向往之心又加一倍。”（郭步陶，1922）1909年郭步陶从南洋中学毕业，经王培孙推荐，于1910年入上海《通信晚报》作助理编辑。
上海《通信晚报》于1910年11月由沪宁车站附近的进行社创办，宗旨为“捷便确实，补各日报所不及，亦并以集各日报之精萃。可省时节力，可作茶前酒后之谈笑资。”（方汉奇，2000，558）郭步陶在《通信晚报》上常发表评论时局文章，引起新闻界注意。1912年，经陈冷先生介绍，郭步陶被《申报》聘为编辑。在《申报》工作期间，与主笔张蕴和同桌对面而坐。在工作中郭步陶很快表现出了高超的新闻处理能力：“对于新闻之选择判断，则又动中綮要，人情世态，洞若观火，绝不为环境所蒙囿。至其解决疑难，尤如老吏断狱。余即心异之，识其将来必成新闻界之伟器。”（张蕴和，1938）郭步陶注意从工作中归纳和研究新闻学理：“其时余之志愿，仍以学习办报为唯一目的。”（郭步陶，1922）时时留意有关新闻学的研究动态，与自己的工作实践参稽互证。1916年前后，郭步陶一度萌发了“想要联合十几个同志，起来作改革报纸的运动”（郭步陶，1931）的念头，并曾与曾慕韩、张梦九、周太玄三人具体规划：“那时曾、张二人，方从事于救国日报，周君则从张一苇君游，亦正有事于新闻事业，都颇不以我言为大谬。其后三君以次西渡，因所学各有不同，回国后，所事也就不尽涉于新闻；而我一人能力薄弱，物色同志又十分为难；所以弄到如今，还不能把所谈的，见诸事实，这是我半生来一大恨事。”（郭步陶，1931）虽然这一计划后来胎死腹中，但也可以想见郭步陶的新闻抱负。
在《申报》工作期间，郭步陶有一天偶然见到《新闻报》副刊中有弹词小说刊登，心甚好之。旋亦自学为一二。经过同学李柳溪的介绍，获登于该报副刊《快活林》中。“余于是闭目自思：中国报纸，除党报外，组织较善，销数较多者，本报与《申报》殆可首屈一指矣。《申报》余既获学习六年，本报余亦必觅一机会以入学习。此念一动，事实随之。”（郭步陶，1922）1917年郭步陶患病，他顺势从《申报》辞职，不久进入《新闻报》，“于是十年来心向往之本报，乃得躬入而从事研究焉。”（郭步陶，1922）在《新闻报》内，他司编辑主任、主笔之职，侧重评论时局。
在这期间郭步陶加入了“南社”，曾与宋教仁、于右任、柳亚子、姚羽平、苏曼殊、周瘦鹃等常聚集沟通见解，讨论国事。当时军阀混战初平，而外侮相继发生，郭步陶写出《三韩亡国演义》、《苦女儿》弹词等宣传爱国思想的作品，发表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文章。凡反帝内容的稿件，均竭力见报。“五卅”惨案后，郭沫若抨击倭寇罪行的稿件，语言锐利，上海各报畏之，郭步陶毅然发刊于《新闻报》，引起各界人士强烈反响。他还与郭沫若、漆南薰、何鲁等发起成立“旅沪四川同乡会”，沟通声气，撰写爱国文章。“九•一八”事变后，郭步陶每天为《新闻报》撰写一篇“伸张民意，急呼御侮”的社论，后整理收入《不受侵略论》、《不受侵略论文集续编》、《不为奴隶论》、《不为奴隶歌》等四部评论文集之中。
1928年夏，秦中酷旱，酿成大灾。1929年9月，“政府赈灾委员会约业新闻者同往视察，为播布之资。”（李浩然，1932）《新闻报》馆推举郭步陶参与其役，同行的新闻界人士还有王安之、马半痴、田杰生等。9月20日，他们由上海动身，经南京、徐州、开封、洛阳、潼关、西安、咸阳、兴平、扶风、晋祠、大同，然后折返北京，于11月7日返回上海。在途49日，往返途程近万里，郭步陶除了给报社发回很多旅途通讯外，1932年又以编次纪年的方式连缀旅行途中的见闻、诗歌，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西北旅行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30年起，郭步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担任《评论练习》教授。1937年12月“淞沪之战”后，上海沦陷，租界当局通知各华文报纸一律接受日军新闻检查，《新闻报》屈从日人继续出版，郭步陶愤而辞职，后在同事掩护下，离沪去香港，到港后被《申报》香港版和《星岛日报》聘为主笔，兼任岭南大学新闻系教授。胡文虎1938年8月13日创刊了《星岛晚报》，又聘郭步陶担任主编。1939年4月，在香港爱国人士支持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创办了中国新闻学院，郭步陶任院长，金仲华任副院长，由当时从沪、粤、桂来港的进步新闻记者如刘思慕、恽逸群、乔冠华、郑森禹、楼适夷、许君远、吴景菘等任讲师。这是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培养新型记者的专业新闻学校，学员们除了一边学习新闻理论、业务并分别在《星岛日报》、《大公报》等实习之外，每个学习小组还规定每周编印一两期以新四军的《拂晓报》为蓝本的油印报。该校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方才停办。1942年香港沦陷，郭步陶被香港当局限期离境，遂偕妻子回江西永兴县投奔岳父。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局通知他回上海恢复《新闻报》，同时任教于复旦大学、新中国学院。数年之间，他感愤于政治腐败，1949年断然辞职回隆昌寄居云顶寨亲友家中，深居简出。隆昌解放，郭步陶1950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隆昌各界人民代表会一至四届会议，被推举为政协隆昌县委员会委员，后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史馆员。因爱人贺珍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遂迁居鞍山，复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聘为文史馆员。1962年10月5日，郭步陶病逝于鞍山，享年83岁。
二
郭步陶在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深感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1935年11月27日，赵超构在南京《朝报》发表了《请从速开放新闻》的评论，主张改善现行之统制新闻方法，“我们不希望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我们也承认应该保守自己的秘密，但我们有理由可以要求对于对方的活动情形，阴谋，步骤，应该尽可能的容许报纸登载。”（赵超构，1935）郭步陶就此发表了《统制新闻方法有改善之必要》一文予以配合。他认为现行新闻政策，不惟于新闻事业有至大影响，且于国家前途，亦甚多不利。报纸之天职，为记载真确新闻，作人民的耳目与喉舌。报纸是民意的代表，可作政府施政的坚强后盾。郭步陶指出：当下国人对于报纸之信任，一年不如一年，原因就在于现在的中国报纸，全在重重封锁之中。“以新闻学原理言，以国家实在利益言，五全大会所议决之‘改善宣传案’，在现在中国生死关头中，实有立即实行之必要。”（郭步陶，1936，117）在他看来，扩大新闻自由已经成为斯时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不二选择。
但国民党并没有俯顺舆论开放新闻自由，这引起了全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极大愤慨。1936年1月11日，郭步陶与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陆诒、卜少夫等71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9期发表了《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剥夺，认为报纸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提出两点主张：“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邹韬奋，1995，582）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新闻领域出现了新闻托拉斯的端倪。《申报》老板史量才1927年购买了在上海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后，又于1929年初斥资收购当时惟一能与《申报》相抗衡的《新闻报》。有的报纸赫然以“史量才欲垄断报业，并吞新闻报统一望平街”（方汉奇，1996，447）做新闻标题报道，由此引发了新闻理论界对报纸“营业化”发展方向开展了讨论。戈公振、谢六逸、陶良鹤等人肯定报纸的企业化经营是新闻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报纸之商业化，我们可以不必怀疑，也只有商业化是中国报纸的出路。”（戈公振，1932）虽然当时胡政之已经指出“报纸过于商业化，从销数上讲，一味企图多卖，不免要迎合群众心理，求所以引人注意之法，对社会忽视了忠实的责任，等于欺诈，取财一样。”（胡政之，1932）但他还是承认报纸“营业化”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而郭步陶则力排众议，对报纸“营业化”的发展方向给予了猛烈的批判。
郭步陶直指“营业化”是造成中国报业暮气沉沉、奄奄待毙现状的罪魁祸首：“我们所说的中国报界制命伤，究竟是甚么？我敢抖胆一句：就是风靡一时，现在还没有人起来否认的‘报纸营业化’五个字。”（郭步陶，1931，84）他的意思是说报纸若抛掉了它的天职，凡事都听命于营业，那便失却灵魂，不能成其为报纸了。他也承认，“营业”二字，本来并未含有甚么不好意思，要是办得好，还可以经济独立。办报而能经济独立，报馆可以不致被人收买。但是“办报而归化于营业，就是于商人地位自居，就是以报纸为商标，有馆中电报新闻，以及纸张印具等等，都是店中的货物，馆中任何部分的职员，都是店中的伙计。我们想想，负绝大的使命，要给全国人民的新闻记者，仅仅像店铺的一个小伙计。凡在报纸上说一句话，登一件新闻，都要听店里老板或掌柜的命令，这宗木头人戏，和留声机器似的空名记者，怎样能尽办报的天职？”（郭步陶，1931，85）郭步陶对报纸“营业化”的发展方向深恶痛绝，是他亲身经历、痛苦经验的总结。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申报》、《新闻报》闹出的“诚言”风波，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事例。报纸负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使命，“营业化”的方向并不是报纸健康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
新闻与评论分开是西方客观报道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现代新闻理论诞生伊始，徐宝璜即高举这面大旗：“新闻栏中，专登新闻，社论栏中，始发意见，彼此毫不相混。”（徐宝璜，1994，56）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到《史记》、《聊斋志异》和一些笔记文叙述传统的影响，从事新闻写作往往习惯性地在叙述事情时加上作者的直接评议，这与现代新闻报道尤其是客观报道的要求有着较大的形态距离。因此，徐宝璜所倡导的新闻与评论分开的客观报道理念，虽然甚为先进，却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普及，聊斋式的新闻消息仍大量出现在媒体上。郭步陶受徐宝璜的新闻思想影响很深，这在他的《编辑与评论》中有很充分、清晰的表现。郭步陶强调：“必有事实，才能算做新闻，这是人人所知道的，故凡空论，或虚拟的事件，都不能算作新闻。”（郭步陶，1938，11）将来稿中非事实成分从稿件中剔除出去，郭步陶将之归结为编辑者应尽的职责。他曾举一件来稿示例：
某甲素行不端，常喜议论人长短，一向和某乙同住，不时常有争论。昨天某乙家忽被法警查抄，并把某乙拿去。道路相传，将治某乙以反革命嫌疑罪，又据人说：这事是某甲诬告的，将来保不定要反坐的。
郭步陶借此解析道：“这访稿中‘将治’，‘将来’，‘保不定’等字，都是猜想的话。‘道路相传’，‘据人说’等字，也是笼统含糊的话。究竟何人所说？访员自己还不能指实，如何可作为根据？所以这稿中，一定有多少不实不尽的情节。编辑者绝对不能将他当作正确新闻看待。”（郭步陶，1938，12）这样的具体分析，简洁明了，对后学者把握新闻报道的特性与写作技巧，确有金针度人的功效。
郭步陶主张走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他分析当时中国新闻媒体的评论锋芒钝化、媒介精神萎缩的原因：“看去似甚繁难，说来却也简单。千错万错，都是枝叶，第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把报馆当作终南捷径，没有真正了解报馆的使命应当怎么。”（郭步陶，1933，208）虽然以新闻作为从政阶梯而成功的人并不很多，但这些人的行为对新闻工作者队伍的腐蚀性很大。“大多数人的事业，往往因少数人的误解，或偶入歧途，而竟得意外奇获，于是大多数人为之意夺，不免亦入于彷徨莫主的途径。”他认为报纸的天职是要代表舆论，“甚么是舆论？就是群众所要讲的话和国家政治，社会事业的改进，都有绝大的关系。群众已觉到的，报纸要作他们的代表，群众应说而还没有觉得的，报纸领导他们，使他们晓得。”（郭步陶，1933，210）新闻工作非常容易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种种诱惑，郭步陶甚至已经意识到诱使新闻工作者从政，是社会势力对新闻传播进行控制的一种隐蔽方式。因此，如何培养新闻工作者抵抗社会诱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郭步陶对新闻教育极为重视，他认为当时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从新闻界的内部来说是才、财两缺：“须要有财者出其财，有才者出其才，合并起来，大家站在一条线上，以共同奋斗，庶几中国报纸，可以根本改革。”（郭步陶，1931）解决新闻人才缺乏的因应之道在于新闻教育。郭步陶对新闻教育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在这死气沉沉，万无聊奈的当儿，却有一线生机，从别一方面发动。生机是甚么？便是新闻教育。”（郭步陶，1931）郭步陶力主新闻教育要与新闻实践需要相匹配，理论符合实际，主张新闻院系与媒体互相支持：“新闻事业，须要有新闻人才，才能有向上的希望。新闻人才，也须要有新闻机关，为之作育，为之培养，支配到适当用处，才不至于辜负了它们的美质。”（郭步陶，1935，7）一部分新闻教师应从有新闻实践经验的人中选任，并加大学生实习的比重；新闻机关要热心接纳新闻专业的学生，以充实、更新自己的新闻队伍。“学校的新闻课程，和报馆的新闻工作，须要冶成一炉，才能相得益彰。”（郭步陶，1935，9）他认为只有双方的互相支持，精诚合作，中国的新闻事业才有兴旺发达、成功繁荣的未来。
三
郭步陶1933年9月出版的《编辑与评论》是对我国数十年来报纸编辑工作第一次比较全面的理论总结，有学者认为“是我国报纸编辑与评论方面的第一本专著”（ 丁淦林，2002，299）。在此之前，新闻学著作虽然也出了不少，但编辑部分大多未能独立成篇。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本土的新闻编辑学开始走向理论自觉。1922年6月4日，北京《晨报》“新闻纸问题号”专版发表了《编辑新闻之我见》，是我国较早的新闻编辑学专论。徐宝璜的《新闻学》影响很大，不过其中仅设有“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题目”两章内容。邵飘萍曾有撰写《新闻编辑法》的计划，可惜尚未完成即惨遭军阀杀害，壮志未酬。1926年，周孝庵出版了《如何编辑新闻》，1928年张九如、周翥青出版了《新闻编辑法》，但都比较简略。郭步陶的《编辑与评论》以其内容的系统性和体系的完备性而后来居上。
郭步陶撰写该书时已具备了二十多年的编辑工作经验，“冶学理与经验于一炉”（张蕴和，1933），使得该书不仅具有理论创新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谢六逸盛赞这部书非寻常空泛的理论可比，“全书一字一句都是著者服务报馆的体现，就是我国新闻记者用自己的经验学识写出来的第一部杰作”（谢六逸，1933）。这部书的出版，使我国的新闻编辑理论研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标志着我国的报纸编辑工作由自发阶段迈入了自觉阶段。
郭步陶在《编辑与评论》中首先探讨了编辑的品格、知能等素质结构问题。他认为编辑新闻是一种特别工作，决非仅有天才，便能济事，必须有种种繁复的准备，才能养成他的资格和技能。“编辑者处在这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地位，所以人世上，种种利欲的引诱，奸伪的暗伺，以及一切为害于人群的恶魔，都环绕于编辑者的身旁。一个不当心，便造成无形的罪恶。”（郭步陶，1938，2）在新闻编辑的素质结构中，道德修养和品格培育是编辑养成的第一要素。“只能有大公无我的陈述，这才是编辑新闻的唯一态度。”（郭步陶，1938，3）倾心利禄，趋炎附势，沽名钓誉，都与编辑的职业操守格格不入。在编辑的知能方面，郭步陶要求编辑必须具有时、人、事、地四大观念，要能据此对新闻价值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衡估。编辑还要有较高的文字表现能力，能够把千头万绪的社会问题分析得使人一目了然。他建议编辑时常多多浏览、揣摩一些名记者如黄远生的新闻通讯，“并随时自作日记，每日把各报细细对看，同是一件重要案件，究竟那一报叙得较为清楚？那一报编得较为好看？”（郭步陶，1938，12）时间长了，编辑的写作能力自然会有所提高。
郭步陶特别强调编辑要有“驾驭访员应有的能力”。郭步陶从编辑工作实践中深切地体察到编辑与记者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萌生了与西方“编辑中心制”相类似的观念。他认为编辑不能仅对来稿负责，还要有指导、调度记者进行采访的能力，要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新闻采访的需要，对记者随时指导、随时督促。“凡有临时发生的特别事件，编辑者都应该立时派遣访员，从各方面搜求详尽的访稿，不能够随便说一句没有稿子，便算卸去编辑者的责任。因为要紧时候的访稿，全靠编辑者指挥的得法，和特派专员访问的努力。且此类专员，须要编辑者平时预备，并随时加以训练，到临用时，才能指挥如意。”（郭步陶，1938，6）编辑在报馆中处于中枢位置，就是新闻采访的总指挥，要随时发出采访的各种指令。新闻编辑、记者互相配合，这样，报馆方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高效运转的新闻生产机构。
在“编辑的方法”一章中，郭步陶除了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各种通行的编辑方法外，还对“综合的新闻”的编辑方法给予了专门性探讨。作者将之分为“一事而有数稿的合编法”、“同类新闻的合编法”和“打破旧编制度合全报材料而汇编的方法”三种类型，对每种类型的新闻如何具体处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将它与简单的繁琐的编辑方法作比较，“著者的理论已经促进上海各报的改善，影响甚大。”（谢六逸，1933）此后，所谓“综合编辑”或“精编”的方法得到提倡，如凡属同一类新闻，不管是外地的或本市的，都集中在一起发表，或者干脆改编成一条综合新闻发表；对于其他来稿，也开始善为支配，如重要新闻，刊布不厌其详，一般无关宏旨者，则尽量压缩无用字句，只保留它的精华；有的性质相同的新闻，汇列一处，冠以总题。这样，编辑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和体现。
1937年5月郭步陶又出版了《时事评论作法》一书。该书在《编辑与评论》的基础上，将新闻评论独立加以论述，使我国新闻评论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谢六逸为该书作序说：“指导评论写作，以前没有专著，有之，从郭步陶先生的《编辑与评论》（商务印书馆）始。”（谢六逸，1937）著名新闻评论家潘公弼评价道：“是书于评论作分类之说明，赅备之剖析，于作法尤多启示。步陶先生将以此作为习作评论者入门之工具，是犹以舆图授之他乡来客，指针在握而身历其境，裨益习作，盖可胜言哉。”（潘公弼，1937）虽然此前张友渔也发表过《何谓社论》、《新闻评论之起源》等文章，对新闻评论多有研究和论述，郭步陶在对新闻评论的有些论述上，并未超出张友渔的基本看法，但他的《时事评论作法》一书从规模和体例上看，确实是“大大推进了新闻评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单波，2001，96），尤其是他将新闻评论的论说建立在对中国新闻评论的历史考察基础之上，“成为总结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的第一人。”（单波，2001，97）
郭步陶对新闻评论在报纸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报纸之所以被称为社会舆论的代表，社会的导师，全是因为有报纸评论的存在。“报纸的精神，报纸的灵魂，完全寄托在评论中了。反过来说，就是没有评论，便不成为其报了。”（郭步陶，1938，83）《时事评论作法》对评论的本质、种类、作法、撰评者的修养分别进行了专题性论述。他非常注意在文体的比较中展开对评论的认识和剖析，以此来把握和阐释新闻评论的特殊性：“散文的论说，只要理由说得对，证据拿得出，文辞不至有不能达意的地方，便就算及格的文字了。报纸的评论，那就不是这样简单。除上述散文必具的条件以外，还要顾到命题的时宜，和词意不背于一般社会的正当心理，才能算是相当。”（郭步陶，1937，1）郭步陶在社会舆论形成的过程和宏观背景中考察评论的功用，对由于报纸商业化的价值取向发展而造成社会经济势力对媒介的控制，导致舆论天平的倾覆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和批判。
郭步陶归纳新闻评论有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解释新闻、提供问题四种功能，这在前人的著作中已经有所阐发，他的贡献是将这些原本分散的论述汇集一体，使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更加系统全面。例如，他对评论“创造舆论”功能的阐释，就使人们对媒介如何“创造舆论”的线路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本来，徐宝璜此前在《新闻学》中就已经提出媒介具有“创造舆论”功能的观点：“新闻纸不仅应代表舆论也，亦应善用其势力，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焉。”（徐宝璜，1994，6）徐宝璜解释媒介“创造舆论”的具体方法之一是发表社论以唤起正常之舆论：“编辑本自己之学识与热忱，细心研究各种应兴革之事，常著切实之论说，说明其理由与办法，以提倡之。初或无甚反应，然历时稍久，必能使社会觉悟，因发生正当之舆论，使应兴之事果兴，应革之事果革。”（徐宝璜，1994，7）徐宝璜的解说有把代表舆论和创造舆论混为一谈的倾向。而郭步陶对评论“创造舆论”功能的阐释相对地就更为显豁：“报纸是民众的导师，在这种地方，应该有深一层的观察。民众还没有见到是利的，替他们把利之所在，指点出来；民众还没有见到是害的，替他们把害的实情，明白揭出。民众看了，觉得你说的真正是为他们造福免祸的，自然从而跟了上来，久之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威权。这就是创造舆论的意义，也就是报纸上评论一栏原有的‘指导社会’的专责”。（郭步陶，1937，10）这样的解释思维线路清晰明白，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领会和把握评论该种功能的精髓。
《时事评论作法》的底本源于作者为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讲义，郭步陶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讲授新闻评论时，又在此基础上多有删削、增益。作为中国新闻评论史上的第一本著作，郭步陶写作该书没有一个可供仿效的蓝本，设计该书框架的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学术创新性。特别令人称道的是他在写作该书时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教材意识，将自己写作评论的经验以及当时各家著名报纸所刊布的评论置放一处，相互参证，既增强理论观点的说服力量，又使读者得以对评论写作快速地窥其堂奥。大量的评论实例和精当的专家点评，互相支撑，互为说明。特别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消化书中的观点，作者在每一章节之后设置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思考题，启发读者对有关内容进行回顾性的再思考，学、思结合，从而促使学生真正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
当然，作为一个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郭步陶的新闻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在今天看来是不合时宜甚至是糟粕的内容，如他在论述编辑知能的时候，将“对付手民应有的能力”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虽然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将捡字排版工人与编辑人员置放在对立的关系之中，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一种鄙视工人的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优越感；他建议编辑在“驾驭访员”时要采取“赏罚严明，恩威并用”八个大字，也多少透露出庸俗市侩的气息，难免给人一种缺少厚道、精于算计的感觉或印象。这些是我们在总结郭步陶有关新闻理论贡献的时候需要加以剔除的。
作者简介：胡正强，（1965—），男，江苏睢宁县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新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媒介批评。
Exploration Preliminary on Guo BuTao Journalism Practice and Thought
Hu Zhengqi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Guo Bu Tao in the 20th century, two or three decades that is renowned in China's modern media, he officed in the "shenbao", "xinwenbao" as editors and comments, and teach at Fudan University's journalism department, etc.He strongly opposed to censorship, criticized the tendency of news commercial development, promote news media take the professional road, advocate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news media, co-operation. In "Edit and comments" and "comment on the fact that the practice" ,he summaried comprehensively the theory of the newspaper’s edits work , discoursed systematically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edit and comment character on the communication, discussed the editor’s knowledge and ability in detail.
Keywords:Guo butao Journalism practice Edit Comments.
——载于《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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