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清末厦门一些旧报刊，如1902年创办的的《鹭江报》和1904年连横在厦门创办的《福建日日新闻》、1908年创办的《厦门日报》上勾沉发微、取证举例，说明两岸文化交流包括新闻交流，从不曾隔绝，即使在日踞台湾时期这一基本情况也是这样。
唐宋以降，中原汉族人口大量南下，福建泉州港兴起，福建居民频频向台湾迁徙。明清两代是大陆向台湾移民的高潮时期，乾嘉以后，大批泉州、漳州人和客家人、福州人移居台湾。以福建居民为主的移民前往台湾，带去了家乡的方言、风俗和民间信仰等。从宋朝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到1885年台湾归属于福建省管辖，1885年台湾独立建省时，就叫“福建台湾省”。每年福建都要慷慨解囊，拨发44万两白银，其间的手足之情，不言而喻。到了清代后期，台湾地区无论在民众语言、崇敬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教育科技、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形成了与闽奥区域基本相同的文化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又把中华文化与传播推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不可否认，台湾文化是和中华文化有着广泛一致性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分支。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日本，美国和西方文化的强力灌输，使得现在台湾文化与大陆东南区域文化 ，也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性。但这并不能改变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这一基本内核。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是构建大陆与台湾联系的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海峡两岸传播历来有很大的共通意义空间，这就是地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传播学认为，交流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才会传而能通；而通过不断的传播交流，这个共通的意义空间将不断扩大，从而可以促进交流双方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 当前祖国两岸关系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新闻工作者应当携起手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个主题，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这就必须大力推进两岸的新闻交流，迅速扩大两岸共通的意义空间，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与理解，使两岸民众感情更加融洽，合作更进一步升华。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史上两岸的报刊从来都是注重报道对方的新闻的，两岸文化交流从不曾隔绝。下面我想着重从闽南一些旧报刊上，钩沉发微，举例取证，说明两岸的文化交流包括新闻交流即使是日踞台湾时期也从不间断。
一、《鹭江报》
晚清在闽南的报刊出版的时间都不长。但都在闽南和东南亚、台湾、日本等地销售。比较而言，创办时间较长、影响最大的是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鹭江报》。
《鹭江报》1902年4月28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创刊，地点在厦门海后滩德招洋行后面（今厦门邮电局人和路），创办人为英国传教士山雅格[ ]（Rev Jas Sadler）。据福州《闽报》1902年11月19日报道，《鹭江报》馆9月遭火灾所有机器尽成灰烬，遂迁到鼓浪屿的鹿耳礁。1903年11月17日迁到自建于太史巷的新馆（今大同路西段吴在添饮食店斜对面小巷）。该报有自己的报馆和印刷设备。
山雅格1867年到厦门来传教，他在闽南、闽西乃至福建的传教士中有广泛的影响。他敦请各地教堂的牧师、传教士协力合办《鹭江报》，但实际上该报背后有三个颇有势力的支持者：一个英国派驻厦门领事满思礼；一个是英国垄断中国海关的秘密行政组织总务司派来的厦门海关税务司司长辛盛；一个是英国政府派驻厦门领事馆的领事请来当陪衬的清政府福建省兴泉水道派驻厦门的道观察延年。该报编辑部成员开始是9人，后陆续增加到13人。其中，山雅格任总主笔和总经理，其余12人均为中国人。而日常办报的编辑记者只有7人，其余5人为出资集股的闽南名士，相当于该报的董事会董事。上述《闽报》1902年11月19日的报道中说，《鹭江报》9月遭火灾后，“该地绅士鸠资集股重为整顿，延台南连君雅堂（引者注：即连战祖父连横）侯官林君砥中二人主笔。”
《鹭江报》为旬刊，连史纸，竖排，铅字印刷，装制成册，每期25页，3万多字。后来该报扩大篇幅，每期30多页，4万多字。该报言论、新闻报道，副刊文字、广告等近代报刊的四大配件都齐全，设有论谈、上谕恭录、紧要奏折、中国纪事、外国纪事、专件、文苑、诗界搜罗集、路透电音、闽嶠近闻等多个栏目。
《鹭江报》第一期的三篇论说，阐述了该报的办刊宗旨。第一篇为山雅格写的《叙》。他自称是中国的好朋友，所以他办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鹭江报》上传下达，沟通内外，参与中国的内政，让国人仿外洋之成规，革除中国的弊政。
第二篇为主笔冯葆瑛写的《鹭江报出报序》。他着重强调《鹭江报》是为了帮助读者增见识，广见闻，开民智，增补史乘，表明该报主张维变法，重视新学、新政。
第三篇是翻译雷崇真写的《鹭江报序》。该文内容是上面两篇论说的补充。文章说：“厦门为东南一都会，商舶之往来，华洋之共处，虽不若上海、香港之繁盛，抑岂无新机独辟，善政堪传，足以开民智而治国闻所未必采哉？”接着他强调东南亚各国“以及台南、台北等处，尤必有商务工艺诸良法，得藉集思而广忠益者，正未可量也。”这一补充，揭示了该报对促进闽南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文章还对上面山雅各文中所提到的“有见辄书，有闻必录”进行补充阐发，指出：“即使通例有闻必录，亦必择其有益于人心而能裨补于政俗者，然后矜慎出之，庶可以开民智而佐维新，治国闻而供采纳，非可苟焉也已也。”这反映出当时国人比较先进的新闻思想。[ ]
《鹭江报》虽然十天才出一期，但是对新闻报道极为重视。该报每期都刊登80条上下的新闻报道，占全部篇幅的80%左右。
除了上谕恭录、紧要奏折和路透新电外，新闻报道刊于中国纪事（第一年栏名为“中国时务”）、外国纪事（第一年栏名为“外国时务”）和闽嶠近闻（开始栏名为“漳泉近闻”，下分厦门、泉州、石码、金门等小栏目。《鹭江报》的新闻报道，大都写得很精炼，每则新闻只有几十个字，长的也不过一、二百字。
就新闻报道的内容来看，国际、国内新闻大多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主，本地新闻也大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情况。郭稼先生曾以第6期的“闽峤近闻“为例进行统计。该期50条地方新闻可分为社会治安、税收走私、疫情防疫、社会奇事趣闻、育才选才、文化教育、市场经济、封建迷信、政府文件、外事活动等十类，其中头三类新闻合计占60%。这种新闻内容的选择和安排符合当时本地社会动乱、苛捐杂税、瘟疫横行、民不聊生的基本情况，迎合了当地读者和关心家乡的台湾同胞、海外华侨的阅读需求。其他各期该栏新闻内容大多与此类似。该报还报道了一些当地公用事业和民办工业的建设及当地群众求知识、增见闻的活动，这些是当时当地出现的新事物。这类当时有价值的社会效应好的新闻。成了今天颇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史料。[3]
诚然作为一家时事政治性报刊，《鹭江报》重视议论自不待言。但该报新闻报道占80%左右的篇幅跟总负责人山雅格的新闻思想有关。
有学者认为《鹭江报》报上诗文绝大多数都署名，而连横只在1904年4月10日出版的第61期上发表了他在1902年写的《惜别吟诗集序》一文。因而对连横曾在该报主持笔政的说法存疑。其实连横此前已在《台湾日日新报》当编辑。山雅格重视新闻报道的作用，因此《鹭江报》请连横负责新闻编辑，主持编务也是可能的，新闻报道在《鹭江报》上是不署名的，更不必署编辑的名字。上述《闽报》也明确报道《鹭江报》请连横和林砥中当主笔，而且连横在《鹭江报》第78期起发表了从史学角度撰写的长篇专论《满州最近外交史》，连载了十多期，为读者提供了清政府卖国外交的历史档案。可见他与该报的关系非同一般。
《鹭江报》每期卷首都有《论说》专栏，每期2、3篇至4、5篇不等，其中政论占有95%以上。而这些政论文章中山雅格写的几占40%，中国编辑所写的只占35%。其余25%为社外作者、读者的投稿。
显然由于国际风云变幻起伏，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加上作者的身份和所属阶层不同，《鹭江报》上的政论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山雅格不断在《论说》里发表文章，他的文章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列强的立场上，赤膊上阵为外国的侵略活动涂脂抹粉，明目张胆为外国侵略者辩护。如把英国强占香港、日本强割台湾公然说成是什么友爱之事。在《论中西合办一切事宜实为交益道》一文中，他说：“英人与中国军旅之事，是为商务而已”，“英人之必与中国力争者，非觊觎中国之土地也。所得者，香港而已。此则欲与中国合办事宜之萌芽也”。在《论日本助华》一文中，他说什么：“日本常以赞助华人为已任。甲午之战，日本所以警中国也，以为中国遭此挫折，必豁然醒悟……必然奋起以西法之可师……”。“日人治理全台，业已就绪。华人但能以实心相与，体其惠爱，与之合办，与之共襄，则利益甚大，非益日人也，华人自受甚益，而日人亦在受益之中耳。”
综观山雅格在《鹭江报》上的政论，他始终自觉地站在英国的立场上说话。开始他极力为英日联盟唱赞歌，日俄之战，他著文说中国只能让英日侵占，对全欧洲各国才有好处。战后日本远东势力大增，威胁到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他便把英日联盟抛弃，大谈美国的所谓民主事迹。当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事实击败了他先前所谓的“友爱”、“合办”论调后，他转而专门议论传经播道，企图以宗教麻醉中国人民，让中国人忍让，安于现状。
虽然《鹭江报》上为外国侵略者辩护的文章连篇累牍，但必竟13个编辑人中有12位为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写的文章中不乏爱国自强的议论。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日俄战争后的残酷现实，促使他们或先或后发生思想转变，发表了一系列反帝爱国的文章。如主笔冯葆瑛发表了《论中国索还满州之大关键》一文，揭示了日俄战争的实质，主张清朝出兵，自己收复满州。后来另一位主笔林砥中也发表了《生中国乎？死中国乎》、《中国人之中国》和《论中国当保全铁路之权利》等文章。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在当时虽不大现实，但爱国热情溢于言表。如林砥中在1903年3月19日出版的第25期发表的《论力》一文中说：“冀吾四百五十兆同胞能出其脑力心力抵制列强之力，以振此垂危之局也。”“窃愿吾国政府国民其敬听吾言，上去其压力，下结其爱力、群力，完固团力，以求自强，勿为印度、波兰、犹太、菲律宾、土耳其之续也。”言词激烈，正义凛然。连横在1904年3月第61期发表的《惜别吟诗集序》一文中，大声疾呼“呜呼！中原板荡，国权丧失，欲求国国之平等，先求君民之平等，欲求君民之平等，先求男女之平等。酒笔书此，以告景商（林辂存），并以质天下之有心人也。”上述连横写连载十几期的长篇专论《满州最近外交史》一文，从史学的角度，揭露了清政府卖国以苟延残喘的罪恶事实，充满反帝爱国的情怀，表现出革命的思想倾向。
《鹭江报》的《论说》栏里也登载了一些读者投稿。这些读者写来的评论，不时发出进步的呼声，表现了奋发自强的爱国思想。如一篇署名“忧时子”的读者写的《秋声读报说》，更是义正辞严，有力痛斥：“日俄之战，不战于其国，独战于吾帮，震荡于吾国民，蹂躏我土地。”公开呼吁中国人民要做个“血眦摧裂，振臂奋呼，戴天立地之国民。”这类读者论说的刊出，反映了中国人的正义呼声，也表明了《鹭江报》中国籍编辑的思想转变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鹭江报》采取各种方法吸引读者订阅，并建立庞大的发行网，不断扩大发行量。该报一开始便制订优惠的代销价格，以促进该报的销售发行。该报规定代销者“每份抽出二成，以作酬谢。”外地读者订购全年，“外埠加邮费5角，外洋加邮费1元5角。”这样外地的代销者，可净得20%的代销费。当时市场上其他商品的批零差价大约在10%左右，而该报的代销费竟高出一倍，于是很快地扩大了发行网。
《鹭江报》的发行渠道有4条：一是教会系统的礼拜堂、福音堂、圣教会等基层单位；二是各地药房、布庄、书店等商号；三是各地报业同行；四是各地知名人士。如第25期公布的在台湾发行的代派处是“台北港边后街李春生翁”。李春生是住在台北的厦门人，是当时台湾文人。1900年9月孙中山在台湾设立惠州起义指挥中心时就住在李春生的洋楼里。
通过这四条渠道，该报先后在福州、宁德连江、泉州、惠安、同安、金门、漳州、龙溪以及广东、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32个代派处或发行所。
闽南和整个福建省华侨众多，这些华侨多数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居住，他们热爱祖国，关心家乡的情况。因此《鹭江报》利用这个有利因素，通过上述四个渠道努力向东南亚扩大发行，先后在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安南、缅甸、日本等国和香港、台湾等地区建立了16个代派处或发行所。该报经常在杂志上公布各地代派处的地址，彰显其发行范围之广的特点，以扩大发行。
1905年前后《鹭江报》编辑部里原先的思想分歧已开始发展到组织分裂，人员流失的地步。此前，连横于1904年9月10日已离开编辑部与黄乃棠创办了《福建日日新闻》。原先支持《鹭江报》的厦门富商林景商（辂存）和编辑部成员周之桢（即鼓浪屿牧师周寿卿），他们不但不再支持《鹭江报》，反而支持《福建日日新闻》。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我国报刊活动的主角，引发革命派和维新派报刊之间的大论战，形成了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国内外国传教士办的报刊大多已没有什么市场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鹭江报》要按照创刊时的办报宗旨就再也办不下去了，终于在1905年的上半年自动停刊了。
二、连横在厦门的办报活动
在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政府两方面的压力下，国人在厦门办报处境十分困难，举步维艰，很少有长命的。但是，这些国人创办的报刊反映了长期在封建主义压迫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和精神状态。 在强敌压境，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各种矛盾中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这些报刊以《福建日日新闻》和《厦门日报》及后来同盟会的其他报刊为代表，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自觉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奏响了具有强烈民主主义色彩、反帝反封建的新乐章。
连横（1878年---1936年）名充斌，谱名重送，字雅堂。1897年至上海学习俄文，有强烈的爱国救亡思想。此后他便改名连横。1898年起先后在台湾的《台澎日报》、《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台南新闻》任职。章太炎在戊戍政变失败后逃到达台北，当了半年多的编辑和记者。这时连横接受了章太炎光复旧物，排满兴汉思想的影响。1904年9月10日连横和黄乃裳在厦门太史巷创办了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外国侵略为宗旨每天出版两大张的《福建日日新闻》。辛亥革命后，连横曾到吉林市参与创办了《新吉林报》，因其思想激进，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13年8月12日该报被袁世凯下令查封。接着他又参与创办了《边声报》，但该报不久后又被查封。
连横著有《台湾通史》、《台语辞源》、《台湾语典》、《雅堂笔记》、《剑花室诗集》、《剑花室文集》、《台湾诗乘》、《大陆游记》等，还校订有关台湾著作三十八种缉为《雅堂丛刊》，为保存台湾文献，作出贡献。他在两岸新闻界享有一定的声望，晚年定居祖国大陆，1936年病逝于上海。
《福建日日新闻》创办于1904年9月10日，社址设在今大同路上段附近的太史巷。
1904年9月10日《鹭江报》第76册上报道：“连雅堂近邀同志在厦门太史巷创设福建日日新闻，每日出版一大张，全年报费5元，定于八月初一日发行。”该年10月4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八期也登载了与此类同的简讯。这一年农历八月初一，正是公历9月10日。
《福建日日新闻》是一张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外国侵略为宗旨的报刊。由连横（即连雅堂）和爱国华侨黄乃裳创办。该报立场与这两位创办人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连横1902年底受聘为《鹭江报》的编辑。翌年7月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暴发。《苏报》被查封一个月后，章士钊等革命派便在1903年8月7日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连横毅然受聘主持该报的副刊《黑暗世界》，攻击腐败官僚。他曾刊发长篇连载小说《南渡录演义》，借宋人抗金的历史故事，做反满宣传，唤起读者的民族意识。
《国民日日报》是在《苏报》被封32天后在上海创办的，上距沈荩的被酷刑处死，只有七天。《国民日日报》被称为“苏报第二”。两江总督魏光焘在报纸创刊不久，就下禁报令。咒骂该报“妄肆蜚语，昌言无忌 ，实属执迷不悟，可恨已极，”要所属府州县厅，严禁寄售和“买看”。连横在这种情况下毅然受聘主持《黑暗世界》，表现出不畏淫威的革命气概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连横这一系列表现又同此前章太炎的影响有关。章太炎在戊戍政变失败后，曾以在《时务报》工作过的关系，恐受株连，经日本友人山根虎雄介绍，逃往台湾，于1898年12月4日到达台北，在台北《台湾日日新报》当了半年多的编辑和记者。此前，章太炎已经在祖国大陆担任过好几家报纸的主笔，所以被台湾报界誉为“千言立成的大文章家”。他到台湾后立即受到当地新闻界和文化界的热烈欢迎。虽然这时章太炎还是一个主张改良的人，但思想上有民族主义的成分，有光复旧物排满兴汉的意识，同康、梁等人的死心塌地尊清保皇有所不同。而这时连横正好是《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部的编辑。洪桂已在李瞻主编的《中国新闻史》[ ]中的《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一文中说：“台湾治绩志说明治卅一、二年之交，有中国著名学者章炳麟受聘为同社汉文记者，时常刊载诗文。章氏在台任职期间，因多数日人学者能了解中文，且报社有中文部之设置，故不时应和酬唱。据曾任台湾日日新报主笔的魏清德说：‘章氏在台湾交的日籍朋友有馆森鸿（袖海），台籍友人有李越涛，连横等。馆森鸿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大文豪，李越涛也受章氏影响，在台湾日日新报中文栏连载山地姑娘的恋爱故事，曾风靡一时。连横后来写了《台湾通史》。’”可见连横此前在《鹭江报》上的文字表现出革命的思想倾向，同章太炎的影响不无关联。“苏报案”章太炎被判入狱和他主持《黑暗世界》的实践，使他明显具有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此时的连横，正如冯自由所说，已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人了。1924年2月创刊的《台湾诗荟》月刊，编辑兼发行人连雅棠，台北黄涂活版所印刷，1925年10月出至第22号。该刊第13号（1925年1月）录章太炎诗12首，连雅棠跋曰：“太炎先生当代大儒，少读其文，心怀私淑。而诗绝少，为录十有二首，以饷读者。皆元音也。曩游燕京，曾谒先生于旅邸。时袁氏专国，惎间正人，幽诸龙树寺中，复移钱粮胡同。不佞每往请益，先生据案高谈，如瓶泻水，滔滔不竭。其后将归，乃以幅素求书，先生则书其诗曰：蓑墙葺屋小于巢，胡地平居渐二毛。松柏岂容生部娄，年年重九不登高。呜呼，中原俶扰，大道晦冥。愿先生善保玉体，俾寿而康，以发扬文运，此则不佞之所祷也。”可见他们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连横的思想曾直接受到章太炎的影响。
而黄乃裳，1894年中举人，早期具有鲜明的维新变法思想。他于1896年4月28日在福州创办了中国人在福建创办的第一张报纸《福报》，在报纸上针贬时弊，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政治主张。戊戍政变失败后，他于1900年率家乡弟子数百人，远涉重洋，到沙捞越垦荒，创建了新福州垦场，为马来西亚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时期他在女婿林文庆的引见下，在新加坡四次拜访了孙中山，深受孙中山的思想影响，决心追随孙中山。他毅然回国，同连横一起创办了《福建日日新闻》。1905年初，他被厦门同文书院聘为教师，在学校里对学生讲了大量的革命道理。所以有人说：“厦门革命种子之散播，实乃由黄乃裳先生主教同文书院始。”
因此，由连横和黄乃裳主持的《福建日日新闻》始终坚持反对封建专制和外国侵略的立场。
从郑喜夫《连雅堂先生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连横创办这家报纸受到好几位朋友的资金和报务支持。在这些人中黄廷元是社会贤达，身兼多种职务，曾出资捐助厦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秘密印发邹容写的《革命军》，在厦门散发，宣传革命。住在厦门的台湾爱国诗人林鹤年之子林景商（即怡园主人林辂存）时任福建咨议局议员，福建暨南局总理，连横与他过从甚密，。施范是连横同乡，时任厦门台湾银行买办和台湾公会会长，以及和连横关系密切的周寿卿牧师等人 黄乃裳邀请郑权（字仲劲）、蔡怡宣、陈与荣、黄治基等共襄笔政，加强革命思想的宣传。经黄乃裳介绍，郑权参加中国同盟会，后来成为中国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
可见《福建日日新闻》实力雄厚。该报每天出版两大张，辟有言论、国政、史传、电报、国内新闻、外国新闻、商况、杂著等8个专栏.。
1905年由于美国胁迫清政府签订的排斥和虐待华工的禁约期满，旅美华侨十余万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改约，美国政府悍然拒绝，激起中国各界人民的反美爱国运动。全国20几个大中城市实行抵制美货。厦门成立了“拒美约会”，连横被推选为副主理。他在《福建日日新闻》上刊登了禁用美货、抵制禁约的报道。这年4月23日该报登载《阅筹拒美禁华工公启系之以论》一文，强调说：“中国今日国势既不能以理争，又不能以力抗，所持者民间之团结力。”号召中国民众团结一致，爱国保种。对一些照样贩卖美国货的商人，该报文章指责他们“顾一已之私，为全国之公敌，”是“无血性没脑筋之土苴（类草）木偶”。同年6月14日，广东南海人冯夏威为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虐待华工限制华人入境的政策，在上海美领事署前自杀。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上海、广州等地掀起了抵制美货的高潮。厦门华商会社为冯夏威烈士开追悼会，连横率先上台演说，激昂慷慨，以动众听。在厦门的士商举行的“演说拒美大会”，连横都积极参加。连横参加的这些活动，中文《台湾日日新报》上都做了具体报道。《福建日日新闻》号召人们起来斗争，使厦门成为福建抵制美货最坚决的城市之一。
在反对美国政府歧视华人政策的斗争中，《福建日日新闻》还翻印了上海寄来的抵制美货传单，广为散发，对运动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
1905年8月底，厦门又爆发了一起“打番关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从清政府手中夺走了管理海关的权力，使中国海关一分为二，即中国政府管的“常关”与列强管的“洋关”。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后，“常关”又被“洋关”接管，并入“洋关”。当时厦门人称洋人为“番子”，称“洋关”为“番关”。8月30日，厦门关税司对接管后的厦门“常关”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出许多苛罚条例，引起商民的不满。厦门及附近六府的商人对被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提出抗议。是日，商民冲击海关，拆毁理船厅、毁坏总巡公事房、捣碎海关舢板多只。税务司下令开枪，打死商民5人，击伤数人。其后，厦门人民以罢海罢市开展斗争，持续了5天。
事件发生后，《福建日日新闻》及时报道厦门商民反抗“洋关”苛例的新闻，著文抨击“洋关”调集港内英舰派兵登陆，枪杀厦门商民的暴行，刊载揭露“洋关”十大罪行的文章。
《福建日日新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引起了海关税务司嘉兰贝的忌恨，他勾结美国领事联合向清政府加压力，迫使《福建日日新闻》停刊。
厦门海关档案室存有当时“打番关”的有关档案。其中钞字第62号、第74号、第76号、第78号和税字第5号是迫使连横离厦和《福建日日新闻》停刊的罪证。这些档案为两岸仅存，弥足珍贵。兹录二件原文档案于下：
钞字第62号
致兴泉永道玉贵
敬启者，近日因厦地罢市罢港，谣言四起，报纸纷传。查本月初三日《福建日日新闻》第二十六号内载，请斩虐民、病商之邓书昆，又同属中人之急看者二条。实属坏人声名，逼人毁抢。该报馆所为甚于土匪之造谣生事。兹将报纸送烦贵道查阅，即行中饬该报馆。
钞字第76号
致厦防分府黄遵楷
敬启者，《福建日日新闻》报社一事，兹会商美国领事官，拟定办法四条，另开送览，如该报馆一切遵照，即可准其再行开设也。专此布达，即希贵分府查明办理为荷。顺颂升安。
一、该报馆原名《福建日日新闻》报社，现应将福建二字删改；二、该报馆之主笔人连雅堂应行辞退，不得再在该报馆办事；三、该报馆之黄乃裳、周少卿（注：少字疑笔误，应是寿字）。应具保单银五百元，呈缴厦防厅收存并抄录二纸，一送美国领事署，一送税务司关署存案。如该报将来再有损害美领事署及海关、邮政局人等名誉或妨碍地方治安之事，即将此项银元提出由美领事、税务司会商厦防厅，拨充厦门善举之用；四、该报馆应缮函呈送美领事、税务司，声明前此登报有碍布辉林、邓书昆名誉，特为认错谢罪并照登报上，以后不得再犯。
嘉兰贝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从这二件档案可以看出，当年连横的文笔着实刺痛了一些当权的洋人，他们威逼清朝官府，必欲除之而后快。美驻厦领事要福建总督松寿惩办《福建日日新闻》和黄乃裳。松寿令兴泉永道饧厦门厅查办，引起闽、粤两省各界的关注。各地报纸支持《福建日日新闻》的爱国行动。如1905年在汉口地区出版的《楚报》是武汉地区最早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该报针对这一事件发表了隐刺当局的文章，说：“疾雨渡春江，狂风入秋海，辛苦本为君，可怜君不解。狂歌当哭，浇酒千杯，黄乃裳处此，其亦可以橐笔以修乎,谁叫你掬一腔热血于本国之同胞也!”
迫于舆论的压力，清朝当局不敢过分镇压，但又惧于美国领事的压力，对《福建日日新闻》不得不处理。遂课以1000元的罚款，但报馆这时不名一文，又改判停刊一周，更名出版。
于是1905年10月，《福建日日新闻》更名为《福建日报》继续出版。1906年5月，《福建日报》揭发福建水陆提督马金钗贪赃枉法。马金钗派员弁前往报社无理取闹。当时该报适因资金缺乏，经营困难，就趁机发表停刊声明，终止出报。据说马金钗看了该报停刊声明时，怕影响他的名誉，曾托人找黄乃裳，劝说复刊，并愿出资相助，但遭到拒绝。北京、上海的一些报纸为此发表评论，讥讽马提督一介武夫，专横跋扈。马金钗后悔莫及。
三、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厦门日报》
《厦门日报》创办于1908年2月2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拥有资金8000元，其中3000元是福建铁路公司的捐款。该报每天发行约一千份，社址初在厦门番仔街，后迁海后磁街路头。
据《厦门报界变迁概述》云,《厦门日报》是从上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被迫停刊的《福建日报》蜕变而来。其宗旨为“说明国家宪政国民义务并招徕海外华侨向内之心”。该报虽然是一张民办的商业报刊，但在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历史情况下，却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色彩，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1909年初，日本侵略者觊觎我国大东沙岛。三至四月，《厦门日报》就连载论说，从7个方面论证大东沙岛为中国领土，大声疾呼：“惟愿我政府坚持此据，以与力争，勿销退让，庶几终保领土，无失主权。不然思启封疆者将竞起而获日本之故智，我政府何以善其后也。”
对于日俄协约占领中国东北，德国侵略山东，英兵入侵西藏,《厦门日报》或发表评论,或进行报道，表现出鲜明的爱国立场。日本吞并朝鲜，《厦门日报》论说的题目是《论各国宜鉴于韩之急于猛省》，并连续报道朝鲜及中国东北的情况，如《韩亡之哀音片片》，《哀哉，朝鲜之近情》，《唇亡齿寒之满洲》等，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列强侵略，特别是日本侵略的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地处闽南侨乡的《厦门日报》服务于闽南读者需要，不时报道海外侨胞动态。1909年2月，该报就华侨问题，刊载论说4篇：《论国民对侨民之观念》、《哀华侨》、《论厦门宜急筹对待荷属迫华侨入籍》、《论荷国强迫华侨入其国籍事敬告政府》等。还经常报道侨胞动态。可见该报对海外侨胞特别关注。
中国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侵略势力明显地伸展到厦门及周边地区。日本大阪轮船公司和日本三井轮船公司的轮船不间断地在厦门港里停泊。这些轮船公司开辟了由台湾基隆、打狗、淡水等地到厦门的航线，都有定期的航班，日本人和台湾籍商人涌进闽南经办商行的人数不断增加。《厦门日报》对此常有报道。1909年3月3日《邓巡官涵请台湾公会禁堵》报道：“东局巡官邓笠航君，以东局不日开办，近查悉段内日商洋行有捷信（即瑞泰）、隆记、裕茂（即致祥）及振源、源昌各洋行内均有赌场，殊碍地方治安。昨特禀请督办照会领事外，并涵致台湾公会，托先劝道各洋行，即日自行收歇，以重法令云。”3月1日和3月3日在《厦门日报》连续报道了在厦日本台湾银行买办施氏兄弟，亏空该行三十余万元后逃匿，日本领事赴道署拜会商议缉拿办法，及台湾银行悬赏七千元捉拿逃犯的新闻。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台湾流行的传统戏曲中，京剧是相当时髦的剧种，称正音。据台湾徐亚湘《日治时期中国戏班在台湾》一书提供的资料，从1899年到1937年，大陆入台演出戏班共74班次，其中京班占44班次，徽班占6班次。1911年后去台湾演出的主要是京班和闽剧班等，据统计，从1923年到1937年，曾有8个闽剧班到台湾演出。 台湾吕诉上介绍：“民国十二年前后，大陆来台公演的京剧班和闽剧班带来了平面画的软布景，三国志及连台戏的陈靖姑、狸猫换太子、济公传等剧”[8]。1920年代，大陆来的京班、闽剧班、南管白字戏、潮州白字戏以及台湾歌仔戏班逐渐进入商业剧场。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台湾吕诉上《台湾电影戏剧》介绍：1928年，台湾“三乐轩”歌仔戏到漳州白礁寻根谒祖，在厦门水仙宫演出，此为歌仔戏首传闽南的时间。 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两岸报刊时有报道。如《厦门日报》1909年3月1日题为《剧谈》的报道云：“由台湾回沪之詠霓裳戏班，路经本埠。前日假青莲阁开演戏艺，以武角所演白水滩一出，为厦各班所不及。后金牡丹演三不顾，更有声有色。灵芝草之月华缘亦非俗手所能，有周郎癖者盍往观乎？”可见两岸经济、文化往来，就是在日据时期也是难于割断的。
《厦门日报》为4开6版，有时只有4版。头版为广告。二版有“宫门抄”、“上谕”、“论说”、“要电汇录”、“中外要闻”、“各省新闻”等。三版为“闽闻”、“本埠新闻”等。其余各版为广告、“来函照登”、“杂俎”、“要件”、“小说”、“本埠商情”等。
《厦门日报》也每天在报头下登《本报价表》，从价表上读者可以知道订半年可以比订一个月省4角，而订一年可省一元。这种价格策略鼓励人们订阅全年。该报根据邮寄费的情况，在价表上把“中国境内、日本、台湾”归为一类，“外国、南洋、吕宋、香港”归为一类。可以看出，该报除了在本地和国内各地发行外，还注重在南洋、香港和日本、台湾发行。
福建省图书馆藏书有1909年2月5日至1911年4月14日的《厦门日报》，具体终刊时间不详，据说是1911年10月，因经费无着而自行停刊。
9陈耕：《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6-77页、第176页。
10吕诉上：《台湾电影戏剧》，台湾银华出版部1961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