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拨乱反正是当代中国由文化大革命向改革开放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此阶段中，新闻界一方面积极推进全国工作的发展，另一方面逐渐摆脱左倾思潮束缚，开始自身的拨乱反正。本文从对“四人帮”新闻专制主义的批判、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推动和向新闻工作本位的复归三个方面，客观论述了新闻界在拨乱反正中的作用。这一研究对于当前的新闻改革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四人帮” 新闻界 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被粉碎。肆虐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余烈已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然而，此时仍然是非颠倒、冤狱遍地、全民思想僵化、左倾妖雾弥漫。中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拨乱反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过程，大致经历了“揭发批判四人帮”（1976年10月至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至1979年1月）、“全国工作重心转移”（1979年1月至1981年6月）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新闻界参与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实现全国工作重点转移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因应社会发展需要，新闻界也开始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一 新闻界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从1976年11月起，全国开始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各新闻单位发表了大量的消息、评论或文章，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罪行。与此同时，新闻界也联系本行业实际，揭发批判了“四人帮”所推行的新闻专制主义。这种批判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批判“四人帮”篡夺新闻事业的领导权并利用新闻宣传工具造谣撒谎的伎俩。和林彪集团一样，“四人帮”也是一个以攫取最高权力为目标的阴谋集团。他们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1他们鼓吹，“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笔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2文化大革命伊始，陈伯达等人就大造舆论，煽动造反派向包括新闻单位在内各个部门夺权。受其蛊惑，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首先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实行夺权。从此，新闻事业成了林彪、“四人帮”集团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造谣诬陷、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工具。由于心中无真理、手中无事实、周围无群众，他们不得不依靠新闻宣传工具造谣撒谎。德国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话要说得越大越好”，“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3“四人帮”作为戈培尔的信徒，“深悟此道，奉为信条，身体力行。”4于是，他们利用新闻宣传工具树立了一个又一个假典型，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假经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不可战胜，随着历史的进步，他们造谣惑众的伎俩终于暴露无遗。
第二，批判“四人帮“伪造毛泽东“临终遗嘱”的阴谋。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姚文元立即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遗嘱”，并抢先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他宣称，“要用这六个字覆盖报刊的版面。”5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三个目的：其一，“诬陷和打击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因为华国锋曾两次戳穿了他们的谎言；其二，“彻底打倒邓小平”，因为“按既定方针办”，必须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三，“为他们一旦上台‘镇反’制造舆论”，因为他们一贯与人民为敌，一直存在着极端恐惧的心理，时刻担心“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6，于是急忙抛出所谓“临终遗嘱”，为他们“一旦上台后‘镇反’和‘杀人’制造反革命舆论”。7
第三，批判“四人帮”压制人民悼念周恩来的罪行。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举国悲痛，“四人帮”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压制悼念活动。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关于周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不要出去采访，不要拍照”，“总理不要突出，标题要缩小”8。1月14日，上百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不但没有出现周恩来的名字，反而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标题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道。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完全颠倒黑白。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社编辑了一辑悼念周恩来的内部专刊，结果遭到“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严厉追查。“这种追查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垮台前夕的几小时”9。
第四，批判“四人帮”制造假典型、迫害群众的罪行。“四人帮”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利用新闻媒介制造了大批假典型。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有“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小学生黄帅、“河南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等。这些假典型有些是利用人们追逐名利的自私心理引诱出来的（如“白卷英雄”张铁生）10，有些是利用人们的幼稚无知越俎代庖制作出来的（如“反潮流”的小学生黄帅）11，有些是借事生非捏造出来的（如“河南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12。通过制造这些事端，“四人帮”形成了一个以姚文元为首，以他们的死党及其在各大新闻单位的代理人为骨干，包括当事人及其亲属参加的造假系统。这些假典型自然了他们“砸人的石头”，灾难深重的中国雪上加霜，那些身受其害的人们更是大难临头。“四人帮”控制下的新闻事业，名副其实地变成了他们策划阴谋的道具和推行法西斯统治的“刑具”。
第五，批判“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制造反动舆论的罪行。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便于推行极左路线，中央和各省市甚至各大单位都成立了“革命大批判组”。其中有些直接为“四人帮”所控制，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御用写作班子。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组成的“梁效”13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据新华社记者揭发，“它既是帮喉舌，为‘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又是‘四人帮’大搞阴谋活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14这个写作班子是由江清策划、由谢静宜和迟群直接组建的。在三年多时间内，它先后炮制了219篇文章，公开发表了181篇，其中“四人帮”亲自点题授意的就有36篇，整理和编印了100多种材料。这些文章和材料绝大部分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服务的，有些是影射和攻击周恩来的。“四人帮”每策划一个反革命步骤，都由“梁效”首先抛出文章，鸣锣开道。另外，作为“四人帮”的一个联络据点，“梁效”与‘四人帮’在上海和辽宁的死党相互勾结，南北呼应，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对“四人帮”新闻专制主义的批判，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发展，对于促进新闻界的拨乱反正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潮影响，上述批判仍然笼罩在左倾迷雾之中。其表现为：“四人帮”一些带纲领性的文章，例如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以及陈伯达和姚文元组织“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没有展开批判；对于长期肆虐的极左路线缺乏认识，普遍认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右倾修正主义路线或者是“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常常把“四人帮”和彭德怀、刘少奇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刘少奇的忠实信徒”，“肉麻地讴歌彭德怀”15；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偶有涉及即被严厉制止。16显然，按照这种思维定势是无法深入揭批“四人帮”和真正实现拨乱反正的。
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原因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继续维护和推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按照华国锋的旨意，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17。以后，他又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对“四人帮”流毒很广的文章层层设禁、不准批判，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继续加以肯定。18形势发展表明，要彻底批判“四人帮”就必须冲破“两个凡是”束缚，开展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 新闻界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虽然仍以僵化的形式出现，但它却以清新的内容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社论提出，要“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19。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指出思想解放的突破口是真理标准问题。文章认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预示着一场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将兴起。
在此基础上，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正式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认为，“只有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任何理论包括毛泽东思想不仅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9家报纸全文转载。到5月底，全国共有30家报纸转载。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也纷纷发表文章或谈话，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大讨论虽然也受到了左倾思潮的干扰，但由于有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支持和组织，整个讨论蓬勃兴起，势如破竹。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根据人民的强烈要求，中共中央从1978年底开始进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表示“落实干部政策只能根据事实，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那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同日，新华社播发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重大新闻。次日，全国各大新闻机构均予转载。
为配合这一宣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专门发表文章披露“四人帮”利用新闻工具镇压人民反抗运动的罪行。据揭发，“四人帮”早就将人民悼念周恩来的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伺机镇压20。4月1日至6日，他们指挥人民日报社记者采访、编发了十多期关于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情况汇编》。这些《情况汇报》捏造情报、污蔑群众、陷害忠良，“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对导致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21在此基础上，4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人民的抗议成了“反革命暴动”，群众成了杀人放火的“暴徒”，邓小平成了“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报道发表后，一位读者来信表示：“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22
新闻事业既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冤假错案的工具，也是深受其害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就是从批判新闻界的所谓“三家村”开始的。23为了进一步迫害广大的新闻工作者，1968年9月，姚文元组织撰写和发表了“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的新闻事业，认为新闻界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反革命独立王国”，报纸都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广大的新闻工作者都是“旧人员”24。这就是所谓“新闻黑线专政”论。此论一出，大批报刊被迫关闭，数以千计的新闻工作者受到排斥和打击，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因此，呼吁为自身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成了新闻界平反冤假错案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1978年4月，《南方日报》专门发表长篇文章最先起来批判“新闻黑线专政”论。文章指出，《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林彪、“四人帮”集团“摧残党的新闻事业、篡夺舆论阵地、控制宣传工具，向党进攻的反革命武器。”他们之所以首先向《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滥施淫威、判处死刑，是因为《羊城晚报》刊登了“赞扬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夫人杨开慧烈士”的《韶山的节日》一文。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新闻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25半年以后，1978年底刚刚复刊的《新闻战线》发表《新闻战线上的革命和反革命》的评论员文章，再次对“四人帮”的诬陷予以批驳。文章指出，“解放后十七年新闻战线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我们的新闻队伍，是党的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26这样就初步推翻了“四人帮”强加于新闻界的污蔑不实之词，为新闻界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了通道。从此以后，新闻界才开始为范长江、邓拓等屈死的新闻工作者平反昭雪。
在宣传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新闻界也开始从理论上肃清“四人帮”对新闻事业的危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有一个突出的新闻观点叫做“事实服从路线需要”（或“事实为政治服务”）。对此，《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新闻的基础，新闻报道决不能任意篡改客观事实。“‘四人帮’的‘事实服从路线需要’，就是根据他们反革命的主观意图，任意捏造事实”。27“四人帮”除捏造事实外，还利用新闻报道对事实的选择来造谣生非。“凡是他们不需要的事实即使大量存在，也舍而不取。反之，凡是他们需要的，即使个别的、不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也要大肆宣传。”“四人帮”把造谣说成是“路线的需要”和“阶级的需要”，只能说明他们是没落阶级及其反动路线的代表，“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28
不过，在肃清“四人帮”法西斯新闻理论方面，新闻界的反映是迟缓的、被动的、零散的和不彻底的。其主要表现是对姚文元组织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缺乏正式的、系统的和有力的批判。这篇文章在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的新闻事业的同时还提出了许多荒谬的新闻观点。例如：将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庸俗化，鼓吹新闻事业“统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强调新闻事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必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片面强调“报纸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最神圣的职责”，“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新闻报道的一切方面”。这些谬论在实际中危害惨烈，在理论上破绽百出。但是，深受祸害的新闻界竟只有广东省的《南方日报》发表过一篇批判文章，其他新闻媒介均缄口不言。直到1978年底，刚刚复刊的《新闻战线》才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仅对“四人帮”的诬陷作了机械性的辩驳。即使这样一篇单薄文章，除《南方日报》外，全国新闻界均未转载。近20年后，曾任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吴冷西仍深感痛惜：“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哪篇论文系统批驳姚文元这刀笔。”29
新闻界失去了一次彻底清算“四人帮”法西斯新闻观点的良机，其主要原因是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和批准发表的30。这说明“两个凡是”影响依然根深蒂固，新闻界仍然深受其害。正如当时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指出的那样，“‘四人帮’在新闻界散布的大量流毒，尚待肃清……虽然许多同志从这种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了，但余毒仍在，余悸犹存”31。这种状况直到1979年秋季才有所改变。当时，社会上一度出现左倾回潮，有人以“四个坚持”为借口，发出种种责难，认为“思想解放过头了”、“路线政策偏了”、“农村改革乱套了”，思想解放是“缺德” 32。一时间，报刊上带有左倾色彩的社论、评论、讲话、讲座连篇累牍，形式呆板，枯燥乏味，令人生厌。有鉴如此，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新闻界广泛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补课”的宣传。这是既是前期“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维护和贯彻，关键是要不要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此时，新闻界已经解除思想束缚，他们利用为张志新烈士33、彭德怀、陶铸和刘少奇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的血的事实，向左倾思潮主动出击，而且互相支持，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合力。这时，新闻界才真正开始从理论上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走出历史的迷雾。
三 新闻工作本位的复归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新闻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基本趋势是，新闻媒介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宣传工具逐渐向新闻本位复归。具体来说，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新闻报道的比例不断增大，新闻媒介开始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此处有删节）
第二，文风的改进。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新闻信息贫乏，大块批判文章充斥新闻媒介，结果造成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千报一面，千篇一律，“假、大、空”盛行的可悲局面。粉碎“四人帮”后，新闻界曾力图改变这种状况。1977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和“编者按”，要求肃清“帮八股，改进文风”。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状况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1978年5月，《人民日报》仍然严重地存在“四多三少”的现象34。直到1978年底，新闻界真正开始重视文风问题，复刊后的《新闻战线》开辟“提倡短新闻”专栏进行讨论。从根本上说，文风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和方法问题。从认识上来看，文风问题上贯穿着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四人帮”“完全置客观事实于不顾，什么都可以伪造。反正有用就是真理，需要什么典型就捏造出什么典型需要什么事实就捏造出什么事实，无可以生有，有可以变无。”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35从立场上来看，立足于“官本位”自然眼睛向“上”、喜长喜空喜旧，站在读者的立场，势必眼睛向“下”、求实求短求新。“那种‘首长观念’，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实际上认为首长是重要的，而群众则是可有可无的。”36从方法上来看，假、大、空的文风之所以盛行，主要是因为新闻工作者“怕”和“懒”。他们“怕不讲那些套话空话，就是态度问题，就会挨棍子，戴帽子。……他们不认真看书，又不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善于分析问题，拿不出动人的货色，而说空话最省劲，可以不费力气。”37这说明他们“甘愿被因袭下来的各种规定束缚住。……心中的余悸没有消除”38。基于这种认识，从1979年起各新闻媒介的短新闻日益增多，新闻信息量明显增加。新华总社还专门发出通报，“要求从现在起，每个分社每月至少要向总社发一至二篇主题和内容重要、写作上精益求精的短新闻。”39。1981年8月，《人民日报》应读者要求重新发表胡乔木1946年的文章《短些，再短些》。该报为此发表《通力合作，刹住长风》的短评指出：“刹长风，兴短文，本报有志于此久矣。抓一阵，好一点；稍不注意，长文章又多起来了。”短评表示，愿意接受读者监督，“和作者通力合作，用改进文风的实际行动，对读者的呼‘短’之声做出回答。”40自此，新闻界的文风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
第三，新闻批评的恢复和发展。新闻批评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但这一传统长期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破坏。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客观形势要求恢复和发扬新闻批评。大致说来，1978年10月起新闻批评开始恢复，1980年夏季形成高潮。1980年4至8月，《人民日报》共发表批评报道122篇（含社论、评论28篇），平均每天接近1篇，每3天即有1篇批评报道的社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关于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的报道、关于“商业部长吃饭不付钱”的报道，关于“渤海2号沉船事故”的报道。这一时期新闻批评开展得声光夺目，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得益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支持。鉴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党内民主、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沉痛教训，1980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要求共产党员“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地向党反映情况”，切忌“报喜不报忧”。同时要求“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41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一些领导人带头支持报纸批评42。这些规定和举措极大地鼓舞了新闻界开展批评的勇气。其次，得益于新闻界积极主动和创造性的工作。这一时期的新闻批评不仅量多面广，而且形式多、质量高、效果好。从信息来源看，既有来自上层的被动的批评，又有来自下层的和自我发掘的主动的批评；从所涉及的内容看，既有政治思想的，又有社会经济和生活的；从批评的对象看，既有上层的，又有中下层的；从批评形式看，既有消息、通讯、记者调查、记者述评，又有社论和短评，既有一次性批评，又有往复式连续报道，既有批评又有反批评和新闻媒介的自我批评；从批评态度看，既有严肃的指斥，又有亲和的说理，绝无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的“文革”遗风；从批评效果看，既有领导机关和舆论的支持，又有被批评者承认和改正错误的诚意。这些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新闻批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再次，得益于新闻界及时进行理论总结。在新闻批评过程中，新闻界发表了大量的社论、短评、编者按和论文，对新闻批评的必要性、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论述。针对一部分人对新闻批评的误解和责难，新闻界指出，“报纸开展批评，是很得人心的。它不但没有降低党的威信，恰恰相反，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43透过新闻批评，“一个有作为，能为人民做大好事的党中央，出现在全国人民的眼前，给人带来了‘多难兴邦’的征兆。”44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正是人民群众实行民主监督的一种极其方便灵活，极其有效的方式”，是克服官僚主义最有效的方法。45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因此它害怕群众监督，尤其害怕群众在报纸上进行批评。“因为一登报，把问题提到千千万万读者面前，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舆论，具有很大的威力。”46所以，作为引导舆论的工具，报纸应该自觉地开展新闻批评。“没有批评的报纸得不到群众的信任，报社不光彩，党委也不光彩。”47报纸要敢于批评和善于批评，就必须掌握原则、端正态度、讲究方法。所谓掌握原则，就是掌握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定要把事实搞确实，认真反复进行核对。……不仅大的方面不能错，细节也不能错。”48“事实准确，这是决定批评成败的关键。”49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批评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是攻击谁，打倒谁，不是要给谁难看，而是要解决问题，促进大家思想一致，然后达到新的团结。”50如果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错了，“就是一个失败的批评，不是成功的批评。”51所谓讲究方法，就是要正确处理党委、群众和党报的关系。对于重大的批评，“解决全局的问题，要靠党委来下决心，报纸不能离开党委来下决心。”52这是新闻批评成功的根本保证。在批评中，如果“报纸的批评真的错了，就应当欢迎别人进行解释，进行反批评，报纸本身则应当作出自我批评。”“报纸要做自我批评的模范”。53无论是批评或自我批评，都应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新闻批评的力量所在，也是对新闻界的有力监督。
第四，经济报道特别是农业报道的加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适应这一历史性转变，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部署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胡耀邦在会上指出，工作重点转移后，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54根据这一指示，各新闻单位立即将宣传报道的重点投注到经济报道上来。上述《人民日报》1977—1979年第一版抽样统计表明，1978年10月以前该报第一版基本上没有刊载经济新闻，此后经济新闻逐渐由2条增加到4条、6条。这种趋势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新闻界表现得尤为明显。1979年1月初至9月中旬，《南方日报》围绕“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主题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宣传。该报在第一版开辟的讨论农业问题的专栏共发表各类文章90多篇。在此期间，该报还在显要版位大量刊发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消息、通讯、人物专访、群众来信和社论。在这场大规模的宣传中，该报紧紧抓住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中心，从平反冤假错案入手，对思想观念的转变、干群关系的调整、农民群众政治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保障、农业经营管理体制及其方式的转换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具体、生动活泼和创造性的报道。实践证明，这场宣传对于推动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工作重点转移经济建设上来，农业是经济建设的重头戏，而农业历来是广东经济建设的薄弱环节，因此集中精力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是广东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而新闻宣传恰恰适应和推动了这种需要。其次，在农业报道中，新闻界注意发现、总结和推广新经验，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工商业和外贸业的改革和发展，从而找到了一条农村经济商品化55、经营管理企业化、农工商贸一体化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对于广东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具有示范和推动作用。再次，经济报道的加强要求记者更加深入实际、更加实事求是、更加思想解放，由此全面锻炼和提高新闻记者的素质，进而也推动了新闻界本身的改革。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特殊的生活、思维和语言，从而塑造出各个时代特定的人物。然而，时间会改变这一切，旧时代必然结束，新时代一定来临。时代变化之速往往令人目不暇顾、神不暇思，新旧参差、鱼龙混杂乃为必然现象。
第二，在历史转折关头，新闻媒介充当着重要角色。它是时代的记录者、表述者和推进者。它宣传新生事物，批判陈腐观念，鼓励人们解放思想，自我革新，推动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羁绊，它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得步履蹒跚。
第三，拨乱反正时期的中国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中国新闻界充当了这样一个关键的角色。在此过程中，中国新闻界积极参与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实现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新闻界也开始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步入正常发展轨道。但是，应该看到，思想解放运动本身不甚彻底，新闻界在思想观念方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并未完成。这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的新闻改革更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作者蔡铭泽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
注释：
1、《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8期。
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8期。
3、4、文庆：《戈培尔的门徒》，载《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0日。
5、《覆灭之前的狂吠——批判姚文元利用一九七六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载《红旗》杂志1977年第10期。
6、转引自：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7、《捣乱、失败、灭亡的记录——批判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载《红旗》杂志1977年第3期。
8、9、《八亿人民的爱，八亿人民的恨》，载《人民日报》1977年1月9日。
10、据《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披露，在1973年6月的高校招生考试中，张铁生根本没有交白卷，而是成绩太差，向上写信“完全是乞求上大学，向上爬。”
11、《究竟谁在搞复辟——戳穿“四人帮”制造“王卓亚事件”的阴谋》，载《人民日报》1977年3月25日。
12、《河南重新处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载《人民日报》1976年12月9日。
13、关于梁效，当时社会上有种种猜测。据参与其事的周一良教授记载，“梁效”纪律森严，是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的。但是，说梁效驻地有江清进行审讯之地，墙上血迹斑斑，每个成员都是“四人帮”的死党，则言过其实。“江清曾几次来驻地与梁效成员见面……她口口声声说主席如何，因而给人感觉她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认为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她只是执行者而已。”参阅：周一良著《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73页。
14、《“四人帮”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揭批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罪行》，载《人民日报》1977年7月13日。
15、《人民广播的政治方向不容篡改》，载《人民日报》1977年1月14日。
16、参阅：余焕春《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载《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6月版。
17、“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参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载《红旗》杂志1977年第3期。
18、《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41页。
19、《光明的中国》，载《人民日报》1978年1月1日。
20、参阅：《一场反革命的舆论围剿》，载《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
21、22、《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1、22日。
23、1966年5月，《红旗》杂志年第7期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和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6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24、《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
25、《坚决推倒“四人帮“炮制的”新闻黑线专政“论》，载《南方日报》1978年4月21日。
26、《新闻战线上的革命和反革命——批判林彪、“四人帮”篡夺新闻舆论大权的黑纲领》，载《新闻战线》1978年第1期。
27、28、徐占焜：《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
29、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154页。
30、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535页。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送审的文章上批示：“此文可用”，“并宜接触当前政治斗争”。《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
31、魏克明：《悼念长江同志》，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1日。
32、参阅：《高兴与扫兴》，载《南方日报》1979年6月6日；《绝不能让极左路线借尸还魂》，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1日。
33、张志新烈士生前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因不满对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判，1975年4月被“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残酷杀害。1979年4月5日，《辽宁日报》刊登了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公开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消息。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全国各个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了张志新烈士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集团殊死斗争的事迹。其中，《光明日报》从6月5日至9月12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共发表通讯、文章、来信、诗歌、图片等近90篇（幅），约15个整版，14万余字。参阅：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2版，第479页。
34、“四多三少”系指会议公报多，领袖长篇讲话多，领袖照片多，追悼怀念文章多；新闻信息少，自己的声音少，读者反馈少。
35、邵华泽：《文风和认识路线》，载《人民日报》1979年1月9日。
36、38、碧空：《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也要解放一点》，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9日。
37、《禁止一切空话》，载《解放军报》1977年11月13日。
39、新华社《关于多发新闻短新闻的通报》，载《新闻战线》1978年第1期。
40、《通力合作，刹住长风》，载《人民日报》1981年8月18日。
4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423页、第432页。
42、1978年11月8日《南方日报》刊登《麦子灿同志给习仲勋同志的信》。信中批评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习仲勋认为，“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
43、44、45、46、47、49、53、《来信述评》，载《人民日报》1980年11月6日。
48、50、51、52、胡绩伟：《把报纸批评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载《新闻战线》1980年第12期。
54、参阅：《人民日报》1979年1月16日。
55、“在本报宣传的推动下，南粤农村的商品生产蓬勃发展，至1986年，全省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已从1979年的40.6%上升到61.6%，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额占全国近一成，比1978年增长八成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报宣传报道大事记》，载《南方日报》1998年12月29日。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