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0日下午，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和南京大学紫金传媒学院承办的“第一届新闻史青年学术论坛”开放论坛在信义大厦召开，论坛由向芬副研究员主持，学者们就新闻史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路径展开了热烈讨论。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教授以自己的研究经验为例，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观点。第一是问题意识，历史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因此我们总归能发现问题，我们既可以通过旧历新说，也可以通过挖掘新史料的方式去阐释问题。她建议青年学子们，先“照着说”，即照着问题阐释问题；再“接着说”，在已有问题的基础上再发掘问题；最后“自己说”，在以上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第二是史料开掘。在史料开掘上，应尽可能地去开掘本体，这一定是优于表面文本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应从史料出发发现问题，再回归史料，回归后再提出“新闻传播史自己的问题”；第三是方法问题。她相信好的方法才可以解决好的问题，因此对方法的选择也尤为重要。
对提出“新闻传播史自己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唐小兵副教授在发言中予以回应，他认为好问题具有共通性，问题并不需要必须有新闻传播属性，不去自我设限，或许有更多的历史洞见。他还针对此次青年论坛的论文提出以下几点：1.如何进入学术和历史的双重脉络。有些论文对于史料的运用过于单一,没有充分呈现历史的复杂面向。2. 理论与方法问题。无论是新闻理论还是历史理论都应该作为后台，运用这些理论的方式应该是将其打碎还原成思想，化理论为德性、方法，提供洞见，而不是把理论端在前台。有些论文理论、内容两张皮，需要有更多的理论洞见、视角，发掘史料中隐藏的东西。历史学只有深浅，没有新旧。3. 个案与普遍的问题。把大纲构建好后去研究个案很容易就驾轻就熟，但对学术创造上构不成挑战，所以他认为个案在怎样的意义上能够突破范式，对学术传统造成增量，对自身的学术路数有突破，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4. 资料获取与阐释问题。大数据时代资料获取越来越容易，未来研究比的是资料处理、解释的能力，因此要求研究者拥有更深厚的学术脉络与理论资源。5.有很多研究都是从政治、社会的角度出发，但是“人”消失了，如果把“人”的变量带入到研究中，研究者才会更加审慎，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进而注意历史的问题不是独断的，而是和历史的对话。6.不要自我设限，设限会限制你对于历史的洞察，以致丧失很多学术的想象力，要勇敢面对其他学科，开放自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高莹莹博士谈到历史学重视在脉络里理解问题，过往的新闻史研究看上去是没有技术内涵的历史陈述，但现在的新闻史研究已不再是简单陈述。新闻产生源远流长，舆论作为战争工具，在甲午战争中就使用过。一战中舆论战达到一定高度，但不像二战那么成熟。二战中的宣传不仅影响战争，也影响了社会、生活、国际关系等。任何一种舆论的出现不是单纯的，总是代表一定势力的。研究新闻史，一定要关注政治势力的博弈，政府、报人的互动。同时，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思考科技发展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也会提供新闻史研究的新面向。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云泽副教授认为史料派值得尊敬，是新闻传播学科的基础，是事实基础，为观点得出奠定基础。但关键是能不能发现新史料、新东西？史料也不一定非要扣理论的帽子。当然，理论派也很好，新闻史的研究要各方面的营养都要汲取，能给人启发才是最关键的。在崇尚西学的潮流下，新闻史往传播学的方向靠拢也没错，这些做法都值得尊敬。另外，现在新闻史研究要在视角上、方法上多一些启发。方法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要打破局限，以研究问题为目标，多一些视角。黄有光说，创新不能只在一条路子里局限，而是以兴趣取向为导向。他赞成有聚焦的研究问题，还要有开阔的视野，这样的深度才有意义。
南京大学周海燕副教授做了题为“新闻史的陌生化阅读与研究想象力”的发言，她认为应回到“人”的角度研究新闻史，要把他们放到社会网络中去，因为他们是制度的起点，譬如丁玲如何从标杆成为影响制度的人。另外，应带着问题读史料。这不是先入为主的，而是往往贯穿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问题意识。新闻史区别于社会学的是要讲清楚问题缘起、兴趣是什么。她从三个层次来谈对新闻史的具体看法：第一层次：发现新史料。不断将以往较少被我们视为新闻史研究资料的史料纳入到研究中的过程，例如通讯员制度；第二层次：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研究新闻史。例如新文字运动、新年画运动怎么影响底层民众的；第三层次：回到新闻传播学，找到新闻史中能够和传播学对话的内容。另外，也许还能提出一些有中国特点，但是又有一定普世价值的理论，而这需要新闻史的维度。比如，读报小组的意义如何在社会网络中生成？不识字的农民如何理解“苏修”这样的词汇？这和今天的学习小组有没有脉络传承？
《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副主编朱鸿军副研究员提出新闻史研究应该做一些突破的尝试：1.学科的突破。多视角研究才有新意，边界的东西具有创新点，跨学科或许能够帮助新闻传播。2.将新闻史放在大历史当中。比如周海燕老师的大型田野调查在新闻史研究中很少见，故而能够出成果。3.从文章的风格上，目前有一些“有规范无思想”的情况，他认为一些有争议、有思想、有碰撞、有观点的文章对人文学科会更意义，这才是研究的价值所在。不能光是四平八稳，不能只有严谨格式，没有理论创新。
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天根教授则认为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要有历史学的根基，否则文章就会大打折扣。他还提到宁树藩先生曾经说过新闻史研究比历史学还困难，因为既要有历史学的规范，还要有新闻传播的特点。他认为新闻史不能忽略政治史，否则就成了史料陈述，要回到历史现场。
在场青年学者刘宪阁、唐海江、俞凡、齐辉、朱至刚等在自由讨论环节，分别从不同角度回应了上述发言人的问题和观点。刘宪阁同意王润泽老师所说的“问题导向”，但他认为只要是问题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划分是哪个学科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能对新闻史有帮助就可以。唐海江认为研究是一定有当代性的，新闻史与传播学不要分开，只是换个角度去提问而已。他建议研究者要从传播的角度提中国问题，与历史对话，并想办法如何动起来。俞凡则说新闻史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新闻史指新闻事业如何发展，还有工具是如何增大的，而广义的新闻史是新闻事业与新闻人与社会互动的历史，人与社会的活动是勾连的，历史上既有因人成报也有因报成人，因报成人往往是与社会勾连的。而我们现在是在用狭义的角度去解释广义，让我们看不到背后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