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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机传播社会含意的多重理解

作者: 胡春阳 姚玉河  发布时间:2010-09-12 17:39:00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
  最近40年来,传播技术发展狂飙突进,技术的使用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信息社会”这个流行的概念有力地表达了信息和传播技术革命的社会效果。但是信息社会的理论并没有洞察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社会含意和建构力,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一种狭隘的信息观(Stephen Lax,2001,P3);“媒介即讯息”也固然说明信息与技术革命使信息的流量海量增长,但更重要的是改变、建构和重构了我们接近信息、接近他人、接近社会组织、接近服务和技术本身的方式和过程以及建构和重构了满足因素与满足主体。

  90年代,人类传播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互联网广泛的社会渗透力,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相对廉价的移动通讯的大量散播——“手机变成了人类生活复杂的激动人心的东西”(Paul Levinson,2004,Pxiii);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手机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S.Venkatraman,2006,P32),并很快成为一种重构日常生活、年轻人互动、青少年社会化、与他人获得并保持联系、愉悦以及商业活动、社会行动、爱与战争乃至政治生活的有力力量(Paul Levinson,2004;Sandra Sieber .etc.,2003, Bartos Theater,2005);而无处不在的手机广告(各种大众传媒、各种运动会场馆、运动员衣服、户外广告牌、灯箱中充当时尚女郎项链的手机画报等等)也在诉说着它的能量、智慧和文化冲击力,大众出版物充满手机使用的信息,关于手机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有许多轶事式的评价。

  因此,探索这场技术革命的本质和程度以及手机传播和社会互动的深刻关系正当其时。大量研究文献、各种有关手机传播的国际会议[i]的召开以及手机研究中心[ii]的建立就是人们热情探讨问题的明证。研究的问题可谓林林种种:流行文化如何对新玩意、小发明和媒介起作用?手机技术如何改变/未改变我们在场、缺席的观念?手机技术如何改变/未改变我们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手机技术如何创造、破坏、强化不同的传播实践?我们能够发展哪些概念框架去理解手机传播技术和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技术的角色?“假如要确信自己是这个世纪的人,这是你必须拥有的物件” (Mizuko Ito,2006) ,为何是必须拥有的?等等。

  尽管如此,社会还是“忽视了作为社会性主要特征的移动性”(Jim McGuigan ,2005,P45),尤其是人的移动性。本文要对这些问题作作概要式梳理并作进一步探讨。

  一、手机技术的逻辑:从政治、市场到个性利用
 

  电话、无线电和因特网起源于军事研究机构,随后转移到学术圈并快速进入市场,都代表了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的逻辑。手机虽然并非源于军事研究机构,但却完美地体现了这个逻辑——从1G(模拟蜂房——Analog Cellular)发展到2G(多元数字系统——Multiple Digital Systems)再到3G(GSM革命);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有声音的传播到90年代短消息、数据交换和声音兼容再到目前高速数据通信、无线上网、高清晰录像、收看电视等新功能的开发。手机生产、服务商无不关注手机发展的最新趋势,因为他们需要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全球手机市场上抓住机会,迅速拓展业务。

  美国使手机传播成为可能,而手机带来的社会冲击力以及由此形成特有的手机文化则是北欧州(主要是瑞典和芬兰)的发明,而非美国。为何?“只有当蜂房概念被北欧意识到,由于政治因素,系统才得以蔓延”(Jon Agar ,2005,P44),瑞典的“社会民主制和国际主义”以及“技术热情”使然。现代手机诞生于1982,NMT[iii](Nordic Mobile Telephone Group——NMT)设置的参数成为了欧洲标准。

  1987年,手机通讯全球系统(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建立,并在1991年启动。GSM的特殊性在于:1.减少不同国家的标准差异,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泛欧洲手机传播,使“欧洲”从技术统一需要最终发展为政治统一(Jon Agar ,2005,P60);2.也“提供了一个可怕的全球市场领导者”,这使欧洲增长了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挑战。使世界各种组织机构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都不得不考虑欧洲(Jon Agar ,2005,P61);3.使漫游得以松绑和便宜(美国与此相反)。1995年,GSM标准覆盖全欧洲;1996年,该标准在欧洲之外被采纳,GSM电话在103个国家出现(从澳洲到俄国,从南非到美国)。至今,GSM也保持着最为成功的地位,有140个国家使用这个参数标准。

  于是,在欧洲、美洲和亚洲,手机成为诺基亚、摩托罗拉和其他大公司检验技术聚集的实验室。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移动电话订户很轻易地就超过了互联网的使用者,并且,在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网络正很快地超越固定电话。目前,全球有20亿人使用手机,占了世界人口的1/3;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普及率达到乃至超过100%;即便是在非洲,2000-2002.5,移动电话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3000万,和固定电话一样普遍(温卡塔拉曼,2006);而在中国,到2005年6月,我国近25%的国民拥有移动电话。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市场利润的驱动力。

  除了手机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产业部门,它还开发和带动了诸多产业的发展。譬如:短信写作行业以及短信收入成为服务商盈利摇钱树。2002年9月,在美国大选期间,超过10亿短消息被发出。2003年新年前夕,意大利1.5亿短消息被发出,英国也有1亿文本问候;手机时尚和个性代言的需求,引起民间艺术创意屋工业;响铃工业一年有50亿美元的市场(James Karz,in Bartos Theater,2005),这是手机普及带来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一种副工业产品。

  除了一些小工业瞄准移动游戏等适应手机的视频内容,当前一个最大的动向是巨型手机营运商试图成为手机媒介内容的主要供应者。比如:摩托罗拉的愿景是整合移动多媒体内容到人民的日常习惯中去,它发展了独一无二的iPod,并已经获得iTunes,预计到2008年,发展iTunes中国手机用户500百万(Jing Wang,in Bartos Theater,2005)。

  随着3G手机发展和制度安排的变化,手机市场将成为更具有丰厚回报的行业,乃至社会支柱性行业。

  如今,在市场逻辑建构手机技术的同时,人们也在不断创造手机的使用功能。二者共同建构着未来手机技术发展。著有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禧年总结》等著作的美国著名网络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提出“讯息即媒介”的概念就是为了说明人们对技术的建构力。例如音乐手机这个媒介就是按照年轻人的口味专门定制的。

  这种创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背离和倒转了政治和资本控制的逻辑,但比之启蒙时代技术革新被看作是为了满足具体需要和目的“阑尾切除术”(Appendectomy)来说,当代包括手机在内的技术革新使人们陷入了“毒品上瘾”(Drug addiction)的困境;如果说过去的技术是有着既定轨道和有可预知的未来的“胚胎”(Embryo),而手机却是古怪的漫无目的的“任意漫步者”(a random walk);如果说过去的技术是需要特殊的条件才能够生存、发展的“小生境居民”(Niche-dweller),手机则成为“杂草”(weed),可以随处丛生(James Katz&Mark Aakhus,,2002)。

  二、手机的社会含意:研究的多元面向

 
  作为“多目的装置”(Hulme, M.,2001)的手机有一系列社会内涵:是传播工具,也是通过游戏的娱乐装置;是定位装置和信息工具,也是警报钟;是一个议程设置,也是宁静的照相机和电邮系统;是商业节点,也是假谈(人们假装在手机上说话,以抗拒孤独和恐惧);它的异质使用还被看作适合用来确定人们的社会身份(James Katz,in Bartos Theater,2005)。

  如同人们对所有电子传播技术都曾经提出过种种二元问题一样,手机传播的广泛社会意义也面临同样的追问?——手机刺激了还是削弱了社会资本?手机导致社会互动的割据还是新形式的联合?对公共领域殖民还是重建公共领域?促进了人类交流还是使交流更无奈?更民主还是更专制?问题出现二元论的分裂似乎有些命定——矛盾早就内含于手机(Cellphone)的词源含义。cell:1.细胞:具有细胞般的生殖能力——无论走到哪里,能生成新的社会、可能性和新关系;2.蜂窝:壅塞在密密麻麻的蜂房里,忙忙碌碌地喧嚷,丧失一切独立生存空间;3.牢房:联络功能超过了人类一切其他技术手段,可以随时随地呼叫,但也随时随地被呼叫,牢牢锁在无处藏身随时待命的牢笼里(Paul Levinson,2004)。

  (一)民主、分权与手机技术

  民主、分权、技术三者的兼容性这个问题的设置肇始于麦克鲁汉,他设想的“电子乌托邦”是:“如果假以时日,将自然而然地形成和谐的人道主义模式”,“技术为计算机创造了普天下相互理解与团结的圣灵降临般的环境”(James.W.Carey,2005,P89)。这种思路影响了许多技术乌托邦者,而且一些文化批判学者也殊途同归指向了这个方向——如哈贝马斯和本雅明赋予了技术一定程度的解放潜能和平等对话的动力。

  而阿多诺把传播技术与战争并提,认为传播技术具有“去人性化”的特征,鲍德里亚认为媒介瓦解了现代社会的自律主体,利奥塔认为技术本身与现代叙事是完全同盟的[(Mark.Poster,2000,P13-50)。与这种思路异曲同工的是,手机“已被质疑为一种问题技术”(Mizuko Ito,P6)并正在成为“社会焦虑的场所”(James Harkin,2003,P26)。也就是说,手机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监控。“GSM标准提供了鉴别装置的选择,意味着SIM卡能够告知谁在通话”,“储存在SIM卡中的个人数据变成侦探工具和法庭证据”(Jon Agar,2005,P138)。因此,“移动技术并非不可避免地反对集权……,移动性强化了中央等级制的皇权”(Jon Agar,2005,P139),它可能和同一水平线的社会网络之间有一个合意的联盟(Jon Agar,2005,P162);3G技术使社会情景和个人行动的双路视频呈现更为清晰可辨并可提供更多及时证据,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手机传播中会把许多人带入事件,成为目击者。人们对隐私、自由和安全的担忧加剧。

  手机允许更多更方便的监控也许更印证了在传播史上几乎没有发言权的福珂的看法。他提出了“全景敞视”的观点,告诫人们注意到了权力集团因为在新媒介中的可视性和可接近性而有可能底气不足时,不要遗漏了技术被用来监督不那么有权势的人的行为的那一面,被全景敞视的往往只是那些缺乏权势的人。

  与此同时,休闲、时空和人的感官进一步成为商业和控制的场所。凯瑞说“电话是时间和空间难以抵抗的入侵者”(James.W.Carey,2005,P332)。日常生活和休闲是被商业行为侵蚀的一个公共领域。手机延续、扩大了这种侵蚀。由于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情形中都可能被铃声唤起工作,人们程序化工作时间延长;家庭生活被手机持续接触所替代,家庭就成了公务的殖民地(Jon Agar,2005,P139);新技术后面的强大经济力量找到了把自己的需要嵌入我们的意识、行为的更好方式,并成为年轻人的训练工具;文笔简练且不加修饰的篇幅使表情表意成为一种商品!

  与此相关的是人的审美趣味和传播技术不断紧密联接,使手机传播成为文化和社会等级制产生过程的一部分(katz&sugiyama ,2005),手机及其时尚化也是权力和地位的指示器——“没有手机意味着社会剥夺”(Jon Agar,2005,P134),没有时尚的手机意味着失去个性和品位。

  (二)口语传播传统的复兴与民主社会

  在众多研究者那里,口语和声音一直被赋予了政治和社会民主的含义。巴赫金认为“巴黎吆喝”式的口头性的和响亮的广告、通知、命令、决议等有着全民欢聚于“世界盛宴”的乌托邦的音调。

  哈贝马斯认为,十九世纪之前的资本主义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个旨在进行批判的公共领域,主要表现为各种论辩式的沙龙。要改变十九世纪以来公共领域殖民化的状况就必须重建具有批评性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是把“论辩式的沙龙”这种参与者亲身在场、充满口头讨论的形式与较为理想的公共领域形式等同。

  英尼斯也赋予了口语传统对对话的价值,认为口语传统的力量在于不会轻易被垄断和控制,民主生活需要公共领域、口语文化以及与印刷品相抗衡的公共话语传统。麦克鲁汉认为口头媒介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整体和谐,他所钟情的口头媒介乃是电话,它“消除了时间和空间,使人重温一种整体和原始的知觉”(Marshall Mcluhan,2005,P195)。但麦克鲁汉还是认为电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一种拼死的、自杀性的自我截除”(Marshall Mcluhan,2005,P76),这意味着什么?——对电话技术的不满意?因为它截除、弱化了视觉,还是没有预计到有一天会出现多感觉延伸的传播技术?如果麦克鲁汉看到手机的普世,他又会怎么想?

  媒介理论家约翰.卡尔金和莱文森对手机的论述打消了在麦克鲁汉那里若隐若现的技术悲观色彩。他们强调手机技术的温馨。并对家园(hearth)作了一个拆字游戏:“hearth”就是hear,heart,ear,earth的组合,是调动了声音、耳朵、心灵的技术(3G手机问世,还得加上eye的视觉性)。因此,要用耳朵、心灵(乃至全部感官——笔者补)去聆听地球母亲的呼唤,才能够销售这个温馨家园(Paul Levinson,2004)。

  照此说来,手机似乎正是恢复口头传统的理想的技术——除了肉体不在场,随时随地和任何人讨论任何事。如果考虑到民主政治的原型就是在一个共享的公共场所集体自由讨论公共问题,似乎手机有可能提供这样一个相对不受限制的场所。手机在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协调方面发挥作用的典型例子似乎已经在证明这一点。虽然这些协调行为大部分以文本(短信)的方式进行,但短信文本本身就具有日常生活口语化特征,不过就是口语的转化形式。

  但是,口语传统恰好就是德里达批评的“语音中心主义”。

  (三)自由传播、社会协调和公共安全

  手机的移动性、便捷性、即时性、对固定的解除等特征处处表明自己的自由个性。而正是这种行而无疆的传播方式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社会协调”的观念。

  当BBC问一个喀麦隆市民:正在“袭击”这个国家的“手机狂潮”意味着什么时?回答是它具有两面性,是实用的,但实用之外,还是最接近体现“改变环境”精神的东西(Mizuko Ito,2006)。也就是说,“手机导致都市生活组织的改变,……具有调整行动的能力。……提高协调能力”(Rich Ling,2004,P18)。短信被用来动员一群陌生人在预先安排好的公开场合集中,其所发挥的社会协调能力在世界各国出现的典型的案例中得到证明。

  1999年,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的组织,西雅图爆发反WTO抗议集会,2001年1月20日,菲律宾总统Joseph Estrada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把权力丢失在“a smart mob”的人,超过一百万的马尼拉市民被手机短信的洪流动员和协调起来,聚集在1986年“人民权力”和平展示遗址(正是在那一年在那里,人民推翻了马克斯政权);手机还被用来动员政治事业的支持者——在帮助乌克兰橙色革命时,它建立了信誉;在中国,早在2003年SARS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的大量信息已经引发一些群体恐慌,研究表明,有10.4%的北京人获取非典信息的渠道之一是通过手机获得的(喻国明等,2004);手机短信在反日游行号召中、超级女声与好男选秀中发挥的社会动员和调动能力也令人震撼。2005年4、5月间,我国各地的针对“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示威游行中,活动集聚之迅速、人数之多、主题之明确、组织机构之隐秘,出人意料,在很大程度上是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固然,手机在动员社会小群体中发挥作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2003年8月,60人组成的小队伍集中在香港考思威湾的麦当劳的出口,把麦当劳的餐巾纸顶在头上跳舞,他们快聚快散了。“但是以社会组织的紧急事件形式出现就远远不是微不足道的现象了”,意味着“他们依靠社会组织的形式来活动,而社会团体又是靠媒体交流来相互联系的”(S.Venkatraman,2005,P40)。

  手机在发挥社会动员和协调能力的同时,也被用来散布社会骚乱信息、恐怖信息,可能作为恐怖袭击装置和魔鬼装置(James Katz&Mark Aakhus,2002,P61)。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手机的社会协调能力,而是社会行动与协调能力健康发展的限度及其方向以及设置限度的法权基础。

  (四)手机:关系失落还是加强?

  手机已经成为建立和保持从宗教到爱等领域的关系的中心(Heather Horst and Daniel Miller,2006)。对于手机对人类关系产生的影响力,人们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关系失落或加强

  1.关系加强:从地域限制中解放

  (1)手机传播加强了社会关系和家庭纽带

  一些研究认为网络世界以新的电子关系的形式提高或补充现有的面对面式的互动,CMC有时甚至比面对面传播更为友好和社会性,导致关系和社会有益的发展;书写文本可以减少面对面的恐惧感、罪恶感、愤怒和自我意识及其摩擦,从而使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得以宣泄,更有助于人们之间产生亲近感;而社会线索和社会情感内容的缺乏也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语符和图释来弥补(Markus, M.L.,1987;Rheingold, H,1993;Lea, M., & Spears, R,1995)。

  同样,实证研究发现:个人能够用手机交朋友和发展关系,形成彼此印象,获得人际知识;手机关系会扩大、丰富人们的社会网络,是人际关系建立的新方式;手机就是移动的社会关系网络;手机与日常生活天衣无缝的结合,加强了亲密朋友和家庭的纽带。因此,手机本身不会引起新的社会动力,但可以强化、巩固现有的社会动力(Mizuko Ito ,2006;Utz,S.Social,2000)。

  (2)模拟“花园篱笆”:压力和疏离的理想解毒剂

  研究表明:手机由于模拟了传统人际传播的“花园篱笆”式情景而成为现代人际疏离的一种解毒剂,帮助我们重新创造前工业时代的最为自然和人性的传播。在小的、稳定的社区,和紧密联系的社会网络享受频繁的“修饰性谈话”(grooming talk)——Gossip是极为普通和自然的,也是人类社会的、心理的、身体的康乐的根本。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社会生活日益分离化和片断化,和我们的社会网络进行传播的质与量都受到严重局限,人们不能够再享受花园篱笆的gossip。怎么办?需要寻找并促进治疗性的Gossip的新方式。于是,手机Gossip重新安置了联系和社区感,提供了现代生活对于压力和疏离一种有效的、重要的、新的解毒剂,是新的花园篱笆——在一个竞争和不友好的工作环境里,呈现原野村庄的绿意,花园篱笆的温馨与亲近(Kate Fox,2001)。

  2.关系失落:亲密的陌生人

  一般认为,CMC是肤浅的、非人的甚至是敌意的,是“失去个性”,社区感只是幻觉。电子茧(telecocoon)和“地域机器”(“territory machines”)等概念就描述了手机能够重新定义空间的概念并把它改装为一个人的自我居所和个人天堂,手机总是处于无限封闭的状态,“一个亲密地带,在其中人们和他们相遇的他人保持关系”,“社会身份的生产通过小的孤立的社会组织”(James Katz&Mark Aakhus ,2002)。

  手机传播还缺乏面对面人际传播的许多方面——物理存在,社会的、非语言的和语境线索,而这些东西是确定交流者个人特征及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它如同CMC传播一样,不会发展有意义的、持久的关系。它比传统交流更容易产生曲解、混乱和辱骂,会强化社会隔离和原子化,使人际接触减少,导致功利的而不是关系的意义(Stoll,C,1986)。

  媒介丰富理论认为cmc为穷媒介模型,对人际传播不是好渠道,而更适合任务导向的行为(Nardi,etc. B. A.2000)。照此推论,手机“作为因特网某个无意识结果,是我们固定的补救性媒介”(Paul Levinson,2004,P 9),也应属于穷媒体,也只会使人际关系失落。由此,Mizuko Ito等人提出了亲密的陌生人(intimate stranger)的观念,认为手机允许和在真实空间中素未平生的人建立联系并能够分享无实质亲近的栩栩如生的经验,而这种无实质亲近跟随他们走遍世界(Mizuko Ito ,2006))。

  手机传播可能强化人们社会孤立状态,但也没有证据证明媒介的使用是造成社会接触普遍衰弱的直接原因(Denis McQuail,2002,P339)。也许失落或加强的区分过于二元化,关键还是要探求:手机如何影响关系的建立以及人们在一种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传播?是否为朋友、亲子关系以及各种亲密关系保持联系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且,考虑到手机传播在日益增长的使用人口那里的可能的情感和认知含义,某些人口群(比如大学生,青少年)可能比别的人口群更容易受影响,它对青少年身份建构和自我实现具有很强的工具性[iv]。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五)哲学的视野:交流的敞开还是悬搁?

  尽管哲学家与手机开发竞争商差异极大,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都不仅关心日常传播,更关心传播乌托邦。这两种话语都认为现代乌托邦是关于理想传播的。

  但是,移动的理想是把“传播对应于最直接、最迅疾的回应最可能的路线表征”(George Myerson,2001,P43),手机的发明是基于“短缺原则”(George Myerson,P25)——对移动的追求。手机实现了自动化,但是,什么正被自动化:是老式电话?传播本身?还是人?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与移动理想分道扬镳。按照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观念,我们可以推论:手机弥补了移动的“短缺”的同时,却加重了“交流的短缺”。

  为何如此?对于海德格尔,传播是话语解释自身;是理解的清晰颂出;是人们分享、鼓励他们这样的感觉的过程——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他们的经验是可以成为有意义(George Myerson,P57);哈贝马斯认为“传播意味着使你的欲望被理解,而不是追求他们的直接实施”(George Myerson,P27),“好的传播”必须有一个辩论的要素或者辩论的潜能。因此,“哲学家认为传播是逐步的,通过探究理解而变得有份量”(George Myerson,P50)。

  而移动理想恰好缺乏这一点。传播日益被金钱度量,变得表面化;传播变为时间测量;信息“交换”替换了对话、意义和见识,指令代替了一致同意;甩掉了通达理解的过程;失去对对话所提供的真实性的检查。既如此,信用卡交换也可以等同为一场对话?传播观念和商业概念又有何区别呢?(George Myerson,P60-65)。

  于是,在哲学家看来,“一个安排自己事务靠每小时交换20-30条讯息的社会很快忘记有关于一个有意义的表达——能说多少,应该说多少,这样的社会是病态的”(Myerson,P42),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功能性参与和地理上的分散无法解决政府、工厂和学校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些机构是组织性的,而不是机械的”(James.W.Carey.,2005,P110)。

  移动技术显然不会关闭,它会在各种新方向中发展。那么,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留给我们的问题有可能就是:这种技术是否应该包裹在传播的移动概念中?我们能否不自动化而拥有移动物体?

  (六) 出席与缺席共在:手机传播的时间、空间学

  手机被一些研究者看作是“后现代的关键装置”。它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挑战了时间的线性概念和空间的实体性概念。

  电子传播前,空间的地理距离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花费的时间成正比例,空间的变换意味着时间的流淌,时间的流动意味着“移步换景”。但包括手机传播在内的电子传播使“距离死亡”,时空分裂,时间压缩,同时性代替了延迟,创造了“无时间的时间”、“瞬间时间”和“全球当下”,未来溶解为一个延伸了的当下(Ruth M. Rettie ,2005,P16-34)。

  手机传播对时间和空间压缩延伸了缺席在场的领域,“以微妙的方式促进了缺席和存在的新联合”(James Katz&Mark Aakhus,2002,P239);没有物理位置在场也会出现人们在一起——在“手机”这个空间上。它提高了人们的时间管理,使“到场有效性“(presence-availability)”得到增长。而且,一旦和大众传媒结合为一个多元传播体系,这种“始终有效”影响了任务的先后顺序、工作周期、休闲和家庭生活乃至对情景和事实的定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社会含义,手机成为关键事件的见证物,使日常生活和非常事件融合,使真实和叙述同步,使个体同时看到生前与死后。时间和地点在这一瞬间压缩为一个凝固的点。

  当然,存在又同时缺席也被人们严厉批判:持续接触不过是幻觉,日常生活成为危险的语音联音,扩展了水平关系,而削弱了垂直关系那种需要专注注意、努力、义务和牺牲;使面对面社区的腐蚀,自我道德方向、关系深度遭到腐蚀,意义从物质语境中连根拔起等等(Jon Agar,2005,P147)。

    

  三、多种研究方法下的典型发现

  

  人们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对手机传播进行了多样性研究,比如: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批判,对话、话语和文本分析方法,民族志、人种学研究方法以及统计抽样的实证方法。

  (一)民族志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包括焦点组、深度访谈和人种志。这些方法催生的阐释分析是想获得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们在使用手机的具体过程和状况以及他们的差异,而不是要得出年龄、性别和种族使用情况的百分比。它强调将研究选取的焦点组语境化,而不是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

  关于手机用途与使用行为的主题研究:研究者把手机置于日常生活中,或者选取各种职业的人们乃至失业的单身母亲作为观察个案,或者采用了焦点组进行谈论,或者面对面访谈,进行国际比较研究(Heather Horst and Daniel Miller,2006;Hinds, P. and Kiesler ,1995)。以便观察公共场所手机行为;揭示人们各自如何在手机协助下处理家庭关系、处理与客户的关系以及处理同事关系;阐明手机的积极社会作用以及消极影响;发现手机技术的意义及其我们对技术的意义的理解的改变。比如,水管工人经常关机,因为他不缺少工作,不想在工作时被打扰,但又不愿转用可以避免被打扰的3G手机,因为这会向他的顾客暗示他很富有,他们就会和他过多的讨价还价。这种轶闻趣事式的研究看来散漫,但他们确实揭示了手机使用的世俗特性;再比如:手机最显著的使用在东京,在白沙瓦手机使用主要限于精英份子,最普遍在北欧国家,年轻人使用率在英国非常高。

  关于手机的社会心理意义——闲聊与花园篱笆的主题研究:BT Cellnet委托Social Issues Research Centre (SIRC)首次作了手机Gossip的研究,通过手机使用者代表性样本焦点组并辅以全国抽样调查、访谈和观察,探索手机作为Gossip媒介的程度与Gossip的不同类型,理解手机对于Gossip类型的效果与在参与者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Gossip的社会心理功能等相关议题。发现:2/3的人类会话是Gossip,手机Gossip有助于释放压力,助推免疫,男性和女性在手机上的Gossip几率几乎均等(Kate Fox,2001)。

  关于手机使用者及其行为类型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认为,“在手机上”状态本身就是仪式行为——一些人不回呼叫,走出去或是做点别的事么,这样做使他们自己从即刻的社会情景中消除;另一些人接听后使他们正在联系的人处于等待中;另一种是同时接听和呼叫,传播互动保持共在;研究者又区分了“传统方向”、“内在方向”、“外在方向”的使用者。“传统方向”的人可能对在公共场所使用手机感到反感,这种人害怕依赖;“内在方向”使用者用手机尽量客气和符合传统价值中社会情境的恰当性,这种人害怕犯罪;“外在方向”把会话与共在情景整合,采取灵活的手机使用方式与生活方式,这种人害怕孤立;男女使用行为差异也得到说明:男人对电话较为炫耀,因为男人间有某种竞争性;女人较为放松,在公共场所的单身女性倾向于展示和使用手机作为一种保护性装置;年轻人无论男或女偏重关心手机的时尚价值;还有用鸟和动物类比区分典型使用模式,比如:管理隐私的“刺猬类”,快速谈话的鸟,孤独的猫头鹰,平静的鸽子,喋喋不休的麻雀,鸹躁的八哥,浮躁的孔雀等等(Crabtree, J.etc.,2003)。

  (二)批评性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或者焦点组调查等方法对手机的文化内涵、手机广告的修辞含义、手机时尚与权力、地位和控制以及手机的现代性特征进行批评性研究,揭示手机传播破坏对话、分化社会关系、破坏社会结构的方面(George Myerson ,2001; Mizuko Ito,2006; katz&sugiyama ,2005; Rich Ling,2004; R. Harper,2005)。

  (三)实证研究

  采取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是手机传播主要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理论模型有创新扩散理论、使用满足理论、社会渗透理论等。

  1.手机使用行为研究

  一些研究发现了手机传播在公共和私人空间使用的状况,短信的使用情况以及与其他文本信息的差异,以及手机关键的革新性的角色(如在低收入的牙买加)(Heather Horst etc.,2006; Peter Glotz.etc. ,2005)。

  西门子在亚洲区域进行了一项手机生活方式的调查,发现手机传播菲律宾青年人不仅用手机通过声音和短消息保持联系,也开玩笑(89%)或者考试作弊(17%)(Sandra Sieber.etc.,2003);英国超过82%的14-16岁的年轻人拥有一部手机,认为是时尚代言,随时改变话筒表面和铃声(Ananova ,2001);根据麻省理工2004调查,手机居于人们最恨但又无之不行的发明的排行榜榜首;根据2005年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学院调查,83%的被调查者认为手机使生活更容易,网络居于第二(76%);Sprint公司用户调查在2006年早些时候发布:47%的海湾地区被调查者表示与手机不可分离;Telephia(手机工业跟踪者)研究表明:美国人使用手机一个月平均13个小时,18-24岁的年轻人更是高达22小时;2005年BBDO Worldwide(广告代理商)作了一项样本为3000人的国际调查,75%的美国人说在他们醒着的时间里手机开机并在可接触的范围里,15%的美国人中断性生活去接手机,59%的人不愿借手机给朋友哪怕就一天,26%认为手机比钱包重要;2005年12月,ABC新闻民意测验表明:87%的被调查者说他们观察到的最坏的行为是人们制造扰人的手机呼叫;Let's Talk(手机零售和调查公司)认为2119人的38%说在浴室里使用手机很好,低于2003年的62%和2000年的39%”(Ryan Kim,2006)。

  2.手机采纳过程研究

  2001年前,手机社会采纳的经验研究较少。2002年后,手机的创新扩散研究得到发展。研究(Taylor, A.S.etc.,2002)发现新技术采纳周期的几个步骤:现象,占有,客体化,合并和转化;基于罗杰斯和Markus创新扩散理论框架,也有一些个案研究(LOUIS LEUNG,1999)。比如:对香港834个样本作电话调查,发现:拥有新的电子传播技术方面有两极分化现象,对采纳手机的动机的相关影响因素的等级显示年龄和社会差异远远重要于技术差异,认为对于手机和电子邮件这样的互动媒介,罗杰斯的s曲线解释不够,必须用J曲线解释采纳过程;互动媒介导致互惠的相互依赖,早期采纳者被晚期或非采纳者影响,反之亦然。

  3.手机使用行为与亲密度关系研究

  亲密度是衡量社会关系深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人们探讨了手机的使用数量和朋友间可感知的亲密度的关系。结果发现:手机传播提高了亲密而不是阻碍,频繁的会话实际上鼓励了人们面对面的愿望(Hu, Y., Fowler Wood,etc.2004)。

  4.使用满足研究

  手机和其他新媒介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对这些新选择与使用者追求满足的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刚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研究发现(LOUIS LEUNG .etc.,1999):手机不仅提供显然的移动性增强满足,也有六个额外的满足:时尚、地位,感情、社交性,放松娱乐,即刻访问,工具性,放心和安全装置;另一项研究表明(Thomas F. Stafford.etc.,2004):不同于因特网技术使用满足研究,发现内容使用动机、媒介使用动机和技术使用的社会动机在手机研究中有三个清楚的区别,人们用手机很少认为是实际接收信息,缺乏基于内容的动机,主要是基于社会性的关系动机;有研究(Sandra Sieber, etc. 2004)选择西班牙加太罗尼亚的有代表性的学校和大型购物中心、巴赛罗拉首府和周边少数工业区进行抽样调查,探讨技术知识与年轻人在进行手机声音、短消息、游戏等使用方式的关系。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

  

  3G手机与其他无线媒介正在融合与聚合的势头有可能促使和加强移动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以及社会组织中的中心地位,手机正在以我们还难以看清楚的方式重构接近权和生活世界。我们应该看到:手机在提供接近权方面的确做出了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分权与民主出现了正相关;手机传播成为社会协调新动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它有可能促进公共领域的展开与建设;手机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人的交流和人类关系提供了解毒剂。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如同所有技术一样,手机也具有某种有限性。比如:对社会伦理和文化规范的挑战,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动乱因素等等。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手机发展的社会政治影响的宏观研究。如果民主的理想还需要维护的话,就需要重新考虑为公共领域的未来起着方向指引的技术图景所蕴含的意义。麦克卢汉、英尼斯、波斯特、阿什迪的技术范式告诉我们:民主与公共领域除了与传播内容高度关联,还需要与技术建立一种更为本质的联系,媒介技术既提供民主又限制民主。亦即,手机传播还是得回到政治框架的领域里来思考——体制力量既可以按照自己利益需要来规束它的发展方向、使用方式以及意义建构模式,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法权构造来保障人们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利益。

  另一方面,一些具体的细化研究必须得到加强和深化:1.进一步认识手机对人际传播和人类关系构成的影响;2.手机与多元化传播媒介一体化对社会事件的制造与建构的影响以及对新闻传播模式的影响要重点考察;3.在一个全球性事件多发的年代里,我们尤其要注意新形式的社会协调方式的发展方向与控制策略;4.手机传播的社会文化规范如何建构?我们如何解决无处不在的诈骗信息、扰人广告,以及因为被偷听、偷看和偷拍以及恶意扩散等带来的隐私侵犯问题?还有,由于铃声对公共领域的扰乱以及手机使用的场所等问题也挑战了社会情景的礼貌,建构何种合适的规范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也有必要采用一个跨国的、比较的视角去进一步理解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和人种亚文化如何影响手机的扩散和冲击。比如: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化联系被限制的沙特阿拉伯,手机频频用来进行社会互动;而在欧洲,文本讯息经常被用作政治目的,动员支持者时又破坏对手;在瑞典,朋客亚文化喜欢巨大沉闷金属声音的电话,这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谁的一种表达;在比利时,文本讯息比声音呼唤普遍,而美国人却少用文本讯息;日本人对手机的偏向高于个人pc机,许多邮件通过手机而非计算机发送,日本人通过手机和朋友,家庭,爱人和同事待在一起,手机的性别化使用(Mizuko Ito,etc.,2006).;文本讯息与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

  [作者简介] 胡春阳(1970-),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理论传播学。姚玉河(1971-),男,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发展与管理。

  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人际传播的演进与特征”(05JJD860173)。

  

  参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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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ripl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Implication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Hu Chun-yang Yao Yu-he

  (Journalism School,Graduate School,Fudan University,Shanghai,China)

  Abstract: Since 1990, no technique is better than cellular in permeating most deeply widely and spreading most swift in the society. The center position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is enhanced continuously in our living world and the society activit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actors of daily lives, cultures, economies and politic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mobile communication. The magic growth and the great impact on society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are stimulating people to explore questions such as Right of Access ,new power of social coordination ,new human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and so on .This text makes further excavation and exploration to these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mobile communication, Right of Access, social implication,re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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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2003年5月26日,人际传播协会举办了传播与技术分化的Panel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短消息的使用类型和意义,参与者来自美国、韩国和香港等知名大学.

  [ii] James Katz于2004年在Rutgers大学建立手机传播研究中心.

  [iii] 1967年,瑞典电信公司的首席工程师Carl-Gosta Asdal“建议一个自动化的手机遍布和内存分页网络应该建立”;1969年,包括来自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的工程师组成的北欧手机组织建立了NMT并随后取得了巨大成功.

  [iv] 有研究表明,手机短信使用成为大学生活的完整部分,不仅是学习——Jones, S. et al ,“The Internet goes to college: How students are living in the future with today's technology”,2002, [EB/OL] http://www.pewinternet.org/pdfs/PIP_College_Report.pdf.

  (纸媒文本见《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7年第3期)